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
[ 2002年第1期 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 作者：曾宪新 ]
对我来说，廖盖隆是一位为人耿直，为学勤勉的师长。
无论在思想理论界和政界，廖盖隆都是一位名人，但我从未看到他有什么名人的架子。与他一起从延安过来的同辈亲切地叫他老盖；而我们这些后生者则尊敬地称他为盖公、盖老。
我认识盖公是1975年下半年。那年我从河南罗山干校回京，被派到厂桥中办招待所，参加毛选第五卷的注释工作。编辑毛选五卷的班子当时是保密的，对外称中办材料组。共分三摊，一摊整理正文，住在中南海里；一摊搞注释，还有一摊搞外文翻译，这两摊都住在厂桥中办招待所——现金台饭店的前身。注释组的组长是刘大年，副组长是王子野和盖公。
我到那里时，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开展一段时间了。盖公对这个运动很反感，用他当时所能用的办法进行了抵制。“批邓”就要开会，开会时盖公也到会，但每次都带两三本大参考，在会上边听别人发言，边读他的参考，而且还圈圈点点，几次会下来，没听到他发过一次言。好在主持会的党组织领导是个好人，从未为难过盖公。盖公为人随和没有架子，可是有一次却摆起了架子。那时组里一位热心批邓的人，要搞什么批邓语录，他去动员盖公参加，盖公对他说：“你们下边人搞的活动我不一定都参加，组里还有不少事要办呢！”居高临下地把那人挡了回去。中办政治部通知大家去北京大学看批邓大字报，通知到盖公时，他说：“我最近身体有点不得劲，请个假行吗？”党组织领导又没难为他，只是说我该通知的都通知了，谁有事或者身体不适的，自己安排。就是这样，一次次“批邓”的差事都让盖公给磨掉了。毛选五卷出版时，还在“继续批邓”，外语大学的一位熟人邀我去他们那儿给部分教职工讲讲五卷的内容。如何讲呢？我有点犯难，去向盖公请教，他说：“书里（指五卷）多处提到小平同志，且是肯定和赞扬的语气，可以讲讲这些么！”我明白这是鼓励我“顶风”。我照他说的讲了，效果不错，得到喝彩。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满是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诗词，人民多年积蕴的愤懑一下子怒喷出来。盖公这时虽然还背着被审查的枷锁，但他情绪十公高涨，毫无顾忌地向我们几个知心者“传播”他记下的或背诵下来的诗词。他对“扬眉剑出鞘”句子特欣赏，为我们边背诵边比划，样子非常生动。事后盖公夫人蓬茵大姐说到那段时间的盖公时，戏称他回到了童年，像小孩子过年那样的高兴。盖隆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和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完全融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雀跃，盖公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材料组组织的游行。带队的给每人发了一个小纸旗，旗上写着各种欢庆的口号。我们拿着小旗谁也没注意旗上写的是什么，盖公却注意了，他拿的小旗上写着“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很严肃地把小旗还给带队的，说：“我不能举这个旗！”这句话真切地点破了盖公在整个批邓过程中的政治态度，真切地表明了盖公这位正直的共产党人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潮流的可贵的政治品格。
盖公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路线，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拥护。他时时都在关注着这条正确路线的贯彻落实，对于与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相违背的言行，他不仅识别快，而且能勇敢地与之斗争。这期间盖公有一个大的动作，他对两位权威人士的许多言论、主张持不同看法，认为他们是在推行一些“左”的主张，于是他向党中央写信反映自己意见，批评这两位权威人士的错误。盖公是守纪律的，他从没有对我谈过他的信的内容，我是从别处听说这件事的。我向他问及此事时，他表示是那么回事。他告我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找他谈过话，习表示要向中央反映他的意见。他说，这就行了，要改变一个人的看法，不是件容易事儿，不过不能放弃斗争。据我所知，盖公与这两位权威人士过去在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上都不错，可是在事关方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盖公却能义无反顾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批评错误的东西。他这种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我很受感动。
（责任编辑 舒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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