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将军”的真相徐庆全
1990年，张学良移居美国后，把定居地点选在了夏威夷与珍珠港相毗邻的希尔顿大酒店15H单元楼。从居处凭窗远眺，珍珠港尽收眼底。张学良每每凭窗远眺时，心中想必会浮想联翩。
1941年的12月7日，这个被美国人称为“黑色的星期五”的日子，日本在几个小时之间，将这个美丽的港湾变成了一片火海。一艘艘战舰和一架架飞机顿时化为灰烬，那些无辜的美国士兵也永远沉冤海底。面对着日本的暴行，美国人愤怒了，当年的总统罗斯福也愤怒了。12月8日6时30 分，罗斯福向全世界宣布：美国人将不惜一切代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入侵。
珍珠港现在的美丽与安祥，与当年历史上的这一幕的反差如此巨大，自然会令张学良长叹不已。他记得日本偷袭珍珠港！他也永远不会忘记，在早于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10年，在他的家乡，在他的辖区，在中国东北美丽的黑土地上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那悲愤的一幕。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
每当此时，这支凄切、哀婉、悲壮苍凉和令人心碎的歌，就会拨动他的心弦。“可以说我自己的一生是被日本人毁灭了。我父亲被杀，我的家庭整个被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
“日本军人疯狂到那样，不但对中国人，对他们本国的元老都敢杀。我在想，日本这个国家在经历了那次世界大战后，能像现在这样的存在，这是日本的幸运。”
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仍对日本人发出了上述愤怒的谴责。这表明，“九一八”依然是他心中挥不去的痛！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31岁，1990年，他90 岁，世纪之交的2001年，他百岁华诞。“不抵抗将军”的名声，依然是他心中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张学良并不在东北，而是由两位女士陪同，坐在北平的中和戏院观看他的朋友梅兰芳演出的拿手好戏《宇宙锋》。
张学良是在1931年的5月离开东北的。张学良之所以在此时离开东北，还要从1930年9月18日发布的“巧电”谈起。
如果说1931年的“九一八”是张学良愤怒的日子的话，而此前一年的“九一八”，则是张学良名声鹊起登上中国政坛的开始。
1930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混战——中原大战。冯、阎、桂三派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纠集60万大军，讨伐蒋介石。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率50万大军与冯、阎军厮杀于豫、鲁、皖，战火燃遍了整个中原，双方打了四个多月，互有胜负，难分高低。在僵持之中，他们共同把目光转向了拥兵关外、保持“中立”的张学良。在当时的局势下，交战双方任何一方，如果能取得张学良的支持，则立刻会打破僵局，成为胜者。
张学良成了这场战争的一枚关键的棋子。拿到这枚棋子，就成了交战双方共同的心愿。一时，北宁线上，党政要人奔走如梭，少帅府邸更是说客盈门。双方封官许愿，一再加码。年轻的少帅在这令人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外交攻势下，几经选择，终于，从“统一国家”、“维护中央”的立场出发，决定支持蒋介石。
9月18日，这天的电报韵目是“巧”字，张学良发表了震动全国的巧电，表态“拥护中央”、“呼吁和平”，随即发兵入关，反蒋联军顿时乱作一团，阎锡山退避三舍，望风而逃，一下退回山西，使东北军一枪未发，轻而易举地接收了北平、天津；冯玉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部下纷纷倒戈投蒋。10月5日，阎、冯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10月15日，阎、冯联袂下野。至此，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以蒋氏胜利而告结束。
1928年张学良的“易帜”，促成了蒋介石的全国统一，而这次的出兵，又一次为蒋介石的政治生涯铺平了道路。蒋介石当然也有感恩戴德的表示，战后，张学良得到了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头衔，而总司令则是蒋介石。张学良成为国民政府内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政治明星。
蒋介石给了张学良超乎寻常的礼遇。11月12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赴南京，蒋介石特派张群、贺耀祖到济南迎接。到了南京后，蒋又多次与他谈话，慰勉有加。在一次谈话中，蒋介石说：“北方冯、阎等人脑筋都太陈旧，你是青年，有朝气。我们二人合作，就一定能把国家弄好。”其推心置腹的口气，想来在蒋的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此外，蒋并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刚加入国民党后，张学良就直接走进国民党中枢，出席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和列席“四大”。从当年留下的张学良此时在南京活动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每次拍照，蒋介石都和张学良并立前排中央，以向世人昭示“二人合作”的局势。
至此，蒋介石依然觉得，他心中对张的感激之情表达的还不够酣畅淋漓，所以，1931年1月1日，由蒋签署的褒奖张学良的国民政府令发出。这还不够，在将于5月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的会场上，蒋介石又特意给张学良留下了一个醒目的位置。
张学良就是为了去坐这一位置，而在5月离开东北的。这一离开，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一直到百岁诞辰。
与1930年到南京相比，张学良的此次之行所受到的礼遇，国民政府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张学良一行由浦口过江时，江中的军舰和狮子山的炮台上，礼炮齐鸣，向他表示敬意；船到下关码头，这里早已麇集国民政府的各路大员，欢呼声不断；驱车上路，目光所及，满城都张贴了“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的巨幅标语。
在国民党四中全会上，张学良成为国民会议的9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两次主持了会议。四中全会的所有摄影报道，蒋与张的位置永远没有改变：两人或者是并坐或者是并立在前排中央。会终人散之时，蒋介石不惜屈尊，亲自将他送到了机场。
张学良在陶醉之余，更加相信了蒋介石。他根本不知道，他所拥护和支持的蒋介石，在列强环伺之间，只醉心于权力，只醉心于以武力统一中国，而对于在他的家乡东北磨刀霍霍的日本人，则只幻想于列强的干预，根本不做实际有效的防范。
认识到蒋介石的这一点，张学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使他在一年之间，由耀眼的政治明星跌落为国人唾骂的对象。
9月18日夜，沈阳公署参谋长荣臻把电话打到了北平。张学良立即中断了看戏，返回协和医院与荣通电话。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
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但是，他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而是对着话筒说出了这样一番话：“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
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不要抵抗！”这是张学良根据蒋介石半年来的多次训示而作出的选择。
对于日本人蓄意出兵东北，作为东北的总司令张学良当然知道，而张学良所信赖的中央——在南京的蒋介石当然也知道。但是，蒋介石正忙于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围剿”，正忙于对付国民党内部反对他的派系，总以为，有《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牵制，日本如出兵东北，列强定会据以出面干预。而对张学良来说，既然东北归附中央，那么，在关乎外交的问题上，当然一切要听命于中央。所以，在东北形势日趋紧张之际，病中的张学良曾多次向蒋介石请问对策。
7月1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东北日军情势，蒋介石回电说：“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张学良接电后，随即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面对日本人的挑衅，“无论日方态度如何，我方只能据理以争”。同时，要求政务委员会制止民众的反日运动。
7月23日，在东北局势已经一触即发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武力统一政策。张学良又派王树翰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示。蒋让王转告张学良说：告诉汉卿不必惊慌。他的理由是，有《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因为寄希望于《九国公约》或国际联盟，所以，蒋介石认为，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
蒋介石深知张学良年轻气盛的特点，很担心他自作主张。所以，在8月16日，又给张学良发出了著名的“铣电”，训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言之恳切，足见蒋对张学良的不放心。
即使如此，蒋介石还是担心张学良会自行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前6天，即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火车站停留时，密电张学良前来会晤。谈话中，蒋介石明确告诉张学良：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要马上动手。谈及对策，蒋介石还是要不抵抗：“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再次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
即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他还特意让宋子文派人监视张学良的行动，以免少帅“逞一时之愤”，还击日本。直到宋子文报告说：“张副司令已命令我方军队将枪械藏于兵库，切勿还枪报复矣”，他才放心。
事实上，蒋介石的担心是多余的。年轻气盛的少帅，这次是严格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的。在收到“铣电”后，他随即转告东北各军长官，要他们一体遵守。在距“九一八”事变前12天，即9月6日，张学良仍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发电，电文说：“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由于全军的统帅蒋介石和东北的统帅张学良对日本人的“不抵抗”对策，所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出现了令国人至今仍为之扼腕的局面：
作为全军统帅的蒋介石，正乘军舰由南京抵九江，部署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国民党中枢的铁腕人物也均到江西、湖南指挥内战。南京中枢仅有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及吴稚晖、邵元冲、朱家骅、王正廷等这般人物空守石头城。作为东北的主帅的张学良在观看《宇宙锋》，而留守东北的将帅们也大都不在军中：东北代理司令官张作相在老家为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则正在为父祝寿；驻沈阳的主力部队第七旅驻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也不在营内。
毫无疑问，从统帅到主帅到各级军官的懈怠，纵容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一日之内，日军占领了沈阳、海城、大石桥、公主岭、四平、开原、昌图、长春、凤凰城及营口、抚顺等要地。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连同大批军火、260架飞机，一夜之间，全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之手；紧接着，在以后的一周内，日军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个城市。同年11月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次年1月，占领了辽西通往关内的重要通道锦州。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呻吟于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在此期间，东北当局要员荣臻等11人成了日本的俘虏，王以哲率残部由沈阳向南撤退。
历史之所以让人感兴趣，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历史真相是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能显现的。从前面我们简略地梳理的历史材料来看，张学良之所以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是由于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指示。但是，在当年及其后的若干年，历史的真相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晰，张学良自然要成为国人责骂的对象。——当然，人们也并没有放过身居全国统帅高位的蒋介石。
直到张学良宣布下野出国后，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还登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
赞助革命丢爸爸，拥护统一失老家。
巴黎风光多和丽，将军走马看茶花。
当年，张学良要洗清自己，有两条途径，一是重整旗鼓，率师迎战日寇，收复失地。他也的确这样做了。九一八事变后，他支持东北人民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敌政权；支持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抗日斗争，马占山英勇抗击日本和锦州保卫战，张学良都是直接的指挥者。1933年元旦，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当时，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得知日军行动后，未向南京政府请示，立即作了抗战部署。但是，由于得不到南京政府的任何支持，轰动一时的热河抗战也失败了。
东北弃师于前，热河再败于后，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对“不抵抗政策”的愤慨。张学良所遭受的谴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陷入遭人唾骂的尴尬境地。
要减轻责骂，张学良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在适当时机公布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拍给他的电报，向国人说明事实真相。但是，张学良受固有的“忠君”意识的支配，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悄悄吞下了这个苦果。蒋介石恰恰利用了张学良的这一点，迫不及待地把丧失国土的责任转嫁到了他的身上。
1933年3月，蒋介石以亲临前线视察、筹划反攻大计的名义来到石家庄，并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谈话中，蒋介石暗示张学良下野。他对张学良说：“现在中国大局危险万状，你我两人好比共乘一只漏船，必须先下去一人，才能挽救船沉，你看谁先下去好？”
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张学良当然明白，蒋是要让他来当“替罪羊”了。在无可奈何中，张学良还是答应了这样的要求。但是，他同时向蒋提出了要求：“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并再次请蒋考虑，动员全国的力量与日本作战的问题。
与蒋分手，张学良回到自己的专车后，曾伏枕大哭，痛心疾首。当时在他身边的外籍顾问端纳曾好心劝慰，让他“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但是，对于一个有一腔报国之情而又无法施展的军人来说，不抵抗就是最大的羞辱，他如何又能坚强得起来？
三年后，张学良在西安与刘鼎谈到了当时的心情：看到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他很兴奋。可是，“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百戏（即把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车厢，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嚎啕大哭，瞬息间，我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对在面前的人说：‘我吓你们的。’唉，真是啼笑皆非！”
可惜，这是张学良三年后的认识！
3月10日，张学良返回北平。他的情绪依然很低沉。他沉痛地说：“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大家说我不抵抗，我不想辩白，但下野之后，这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他也曾对王卓然等知己的人发牢骚说：“天知道，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个人担负，就算是我一个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国人皆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致抵抗才是！”
张学良实在是不甘心，但他又相信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他让王卓然将林肯曾经说过的三句话抄录给他。这三句话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叱咤风云的少帅无法靠武器来洗刷自己，只好让这样的警句来给一点未来的信心了。
但是，牢骚归牢骚，既然已经答应了蒋介石，张学良还得背上这一罪名。3月11日，张学良就下野出国一事通电全国：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助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十九年秋季奉命入关，拥护中央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必可主张公道，洎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者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余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十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力加援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而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生，而余本身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计也。
细读电文，不难看出，张学良是颇有微辞的。但是，即使“欲说还休”，也只能就此打住了。
当天晚上，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与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话别。这样一个场面，这样的一个时刻，熟知内情的东北将领自然要为张学良鸣不平。或许张学良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讲话中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人家催得急，甚至连出洋的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怎能不走？不过，大家也不要误解，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现在，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子，由孝候（于学忠）负责，一定要全力以赴，守住我们的防线。”
众将领自然理解总司令的一片苦心。他们一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将领们的表态，多少给张学良带来一些安慰。但是，想起前尘种种，后事难料，年轻的少帅竟对泪把盏。
3月12日，张学良前往上海，他以极大的毅力，戒除了毒瘾。4月10日，他便由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意大利一艘名为“康脱罗素”号的邮轮，出国考察。
临行前，张学良再一次致信东北军将领和东北名流，鼓励他们要患难与共，要精诚团结，要准备为将来收复东北尽最大的责任，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但是，在他历经8个月的考察返回时，蒋介石却把他的军队调到了围剿红军的前线。
张学良下野后，蒋介石也并未改变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为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忙于策划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而长城抗战的失败和屈辱的《塘沽协定》的签订，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的抗日浪潮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11月20日，被蒋介石派往福建去打红军的十九路军不愿再打内战，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主持下，通电反蒋，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又一次发生了危机。
在国外的张学良，虽然远离祖国，但是对国内的局势十分关注，也始终不忘国难与家仇。他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说：“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向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乡患，三曰家仇。”但是，国内传来的消息却是，国难日趋严重。
《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外后，张学良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一个本应奔赴战场的军人，却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浪迹海外，不能报效祖国，他是不甘心的。这年7月，宋子文出席国联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时途径意大利，张学良与之相见，向他提出了回国抗日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这种想法早有预感，早已向宋子文表明了态度。因此，宋子文对张学良说：“蒋先生希望您多在国外考察一段时间，现在没有适当的职位，可以给你。你应当安心下去，以待机会。尤其必须得到蒋先生的召唤，才可成行，这是特别要紧的。”
但是，当张学良得知“福建事变”发生后，他就将宋子文的叮嘱置于脑后，决定启程回国。1934年1月9日，张学良抵达了上海。
张学良的主动回国，引起了蒋介石的严重不安。虽然此时福建事变已在他的镇压下，形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国内反对他的势力依然存在，如果张学良拉上东北军加入这股势力，对他的政治地位依然会构成威胁，因此，蒋介石要继续控制住张学良。
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张学良。他并未对张学良擅自归国提出批评，而是与他商谈归国后的任职问题。
以张学良此时的想法，他很愿意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其目的是，“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帅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其结果，事与愿违。”因为蒋介石自然不会同意，而是希望他继续统帅东北军参加打红军的内战。
对于蒋介石置外患于不顾而继续打内战的做法，张学良此时是反感的。但是，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蒋介石来领导。他在回国时途经香港时，与胡汉民见面。胡认为蒋“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张学良认为胡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但是，他反问胡：“环顾当前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
抱着这一想法，他认为，要抗日就必须与蒋介石合作，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他曾无可奈何地对王卓然说：“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呆不下去的。我张学良绝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决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
张学良依然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虽然在后来的围剿红军的失败中以及亲身感受到红军的抗日行动，他认识到了红军的力量，但此时此刻，他根本认识不到。所以，虽然他对蒋介石要他担任的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职务一再推辞，但最终还是走马上任。
接受了任命就要服从蒋介石的调遣。但当他真正指挥部队同红军打起仗来时，却屡遭失败，而军中将士也多怨言。将士们普遍的态度是，打内战而死，死得冤枉，不如打日本而死，死得光荣。特别是当东北军在湖北麻城一带遭到徐海东的红25军的打击后，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开始对自己的命运思考了。
首先对张学良提出忠告的，是他张家的“两世老臣”、抗日名将马占山。马在武昌见到张学良后，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犯了三大错误：一是1928年不该“易帜”；二是“九一八”事变不该听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替蒋背上卖国罪名；三是回国后不该宣传法西斯能够救中国，拥蒋并参加围剿红军。马占山毫不客气地说：“剿共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就先消耗光了，拥蒋打共产党是死路一条。”
马占山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东北军将领的心态，张学良并不是不知道。现实逼迫张学良去思考和探索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东北军的出路。
有一天，张学良忽然对自己的机要秘书张慎修说：“小张，我向你提个问题，好吗？”
“好！”张慎修以为他是询问工作上的问题，满口答应了。
不料，张学良却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那天，他一改过去总爱说笑的习惯，忽然压低声音，严肃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说：“小张，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不知道张学良的真实用意，不敢正面谈，因为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这样问法是会使人大吃一惊的。“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张慎修只有这样回答。
张学良知道张慎修是个进步青年，对共产党不会没有看法，现在之所以推托，显然主要还是有顾虑，所以他也不勉强，自己略微想了想，坦然地说：“只是拼命地去打，那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
既然承认共产主义不可能消灭，那只能与共产党联合共存了。从这个小小的事例不难看出，张学良开始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了。
要现实地对待红军，对待共产党，首先就必须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张学良责成机要组长黎天才（原为中共党员）组织人力，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与此同时，在黎天才和潘郁文（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张学良从了解和研究共产主义的目的出发，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想来，张学良后来逐步走向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在此刻就已埋下了伏线。
在此期间，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张学良极为心痛。
日本侵略者逐步将势力进入到了华北，而蒋介石仍采取妥协政策，先是《何梅协定》，继之又来了个《秦土协定》，把华北拱手让予日本侵略者。河北是张学良东北军的驻扎地和抗日前沿，一直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现在，蒋介石迫于日本的压力，却让他们掉转枪口打红军，深深的刺激，让张学良终于看到了妥协退让的严重后果，终于省悟过来了。
“‘九一八’事变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及其他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帮助。现在这一切梦都可以醒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拚命。”他痛心疾首地说：“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一人承担，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国人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起抵抗才是。”
但是，全国的统帅蒋介石却不这样看，在得知红军要北上打通与苏联的交通联络的意图后，蒋介石立即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对于这一次任命，张学良并没有推辞，带着对共产党的认识，带着对抗日形势的认识，来到了西安。从此，张学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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