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率船回归记
[ 2002年第2期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率船回归记 作者：刘 力 ]
当前，我国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历史，民族资产阶级为创建新中国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解放前夕，我国航运业巨头、私营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千方百计率领其沿海船队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胜利回归新中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童少生淞沪巧护船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攻克南京，直逼上海。这时上海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随时准备出海外逃。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指令各轮船公司在沪船只，凡能出海的均要开往台湾，不准把船只留给共产党，并随时准备破坏不能出海的轮船和相关设施。5月12日，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知照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轮船业公会招商局、航政局等单位，“即日起各该海江轮应即实施军事管理”，并指定停泊码头，向每艘轮船派驻联络军官一名、士兵半个班(江轮)或一个班(海轮)。民生公司当即有“怒江”、“龙江”、“渠江”等6艘近海轮船被强征待命；接着，刚刚修好的“民本”轮和正好回到上海的“民丰”轮亦被强行征用。
与6艘轮船被征用的同时，航行于上海至宁波之间的“民俗”轮也在1949年5月13日被宁波当地国民党军扣留。消息传到上海，留驻在上海的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焦急万分，寝食不安。恰在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派人秘密通知童少生: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船只，不要害怕，不要转移，不要破坏，共产党是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这给了困境之中的童少生以极大的鼓舞。
于是，童少生立即派遣上海区公司业务部经理王化行于5月18日前往宁波交涉发还“民俗”轮事宜，并让他抵宁波后直接向总经理卢作孚汇报请示；同时，童少生还加紧部署保护尚在上海修理的几艘主力轮船和泊沪的一批驳船，他通知厂家:还在墩上的“民权”轮不要下水，尚未装机的“民众”轮暂不装机。此外，他还在每条船上准备了几百元银洋，以随时给前来炸船的国民党兵“塞红包”。5月23日国民党下了最后命令:黄浦江口内所有船只一律自行凿沉，否则将用炮击毁。
当童少生在他下榻的上海环龙路金城银行招待所内，苦苦思索着怎样保全留沪船只的时候，民生公司一位搞机务的职员韩开弟，主动到招待所找到了他。韩开弟献策说:“童总，国民党既然叫我们‘自行凿沉’，我们就在这四个字上做文章：每条船的底部都有海底凡尔(阀门)，我们悄悄把它打开，让船舱进水，待船沉到一半而又不淹没轮机时，再把凡尔关闭；这样从岸上看过去,船就好像已经沉底搁浅了，检查人员一般也不会下底舱去潜水检查的。一待时局变化，只要泵出积水，船体就会上浮，那时再稍加整修，船舶立即就可启航。”“好!这办法太好了!”童少生感谢韩开弟送来了良策。旋即，他命令这位机务人员立即秘密通知各船:照此办理，严格保密。这样，民生公司滞留在黄浦江内的船舶，在职工们机智勇敢的护卫下，终于全部保住了。
王化行东海救六轮
民生公司上海区公司业务部经理王化行，奉童少生之命于1949年5月18日赴宁波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放还“民俗”轮之事，不料“民俗”轮已被武力胁迫开往定海。于是王化行立即赶到定海相机行事。
定海与宁波水上相距约50公里。此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已迁到这里，整个岛上挤满了国民党残兵败将。
王化行到定海一看，果见“民俗”轮与“民本”、“渠江”、“怒江”、“龙江”等共五只轮船都被封锁在定海海面上，互相只能以船上电台相互联系；船上数百名船员处于一无钱、二无粮、三无淡水的绝境。王化行当即将上述情况用密码向已到广州的总经理卢作孚作了汇报，卢作孚对情况之严重甚为吃惊。他以密码回电王化行，要王对被困在定海的五只轮船全权负责，一定要保证轮船和船员的安全，尽力设法摆脱目前被控局面，把船带出定海，开到安全地带去。
根据卢总经理的指示，王化行同“民本”轮船长何志全和“民俗”轮船长海礼士(中籍加拿大人)，一起商讨如何首先解决几百名船员的生活问题。当时的定海，由于人冗如蚁，物价涨得吓人，粮食根本买不到，淡水已卖到三块银元一吨。经商定，由王化行出面以卢作孚的名义去找卢的好友——国民党联勤总部高级顾问陈地球，请他帮忙为民生公司的船员弄点口粮。几经周折之后，国民党当局总算同意将民生公司五艘轮船的船员登记造册，每人每月配给25斤口粮，淡水问题则由船员们共同凑钱购买而得以解决。
接着，王化行开始实施卢先生制定的“脱险”计划。他手持卢先生的电报，去找与卢先生有旧谊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周，电文曰：“民本”、“民俗”是两艘只能走内河的江轮，不能出海，敬请周主席代为交涉，望予放行。周阅后很客气地对王化行说：“卢先生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即便如此，办起来仍不容易。王化行上下奔走交涉了一个多月，官方才同意“民本”、“民俗”两轮离开定海，但只准直开台湾，不准旁驶。王化行立即发电请示已回重庆的卢作孚，回电曰:同意这样办。因为当务之急是让船只离开定海，摆脱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下一步可到台湾后再做打算。
江轮要航海，面临着极大的危险:第一，船上没有航海罗盘，甚至连海图也没有一张，极易在海上迷失方向；第二，江轮船帮低且开口处多，在风大浪高的海上航行，极易被海水灌进舱内而沉没；第三，何志全、海礼士虽是长江上经验丰富的船长，但却缺乏航海经验。然而为了脱离“虎口”，再困难也得干。于是船员们立即动手封堵船帮开口、甲板舱口并加固轮船，然后雇了两名渔船“老大”担任领航，启锚离开定海，紧贴海岸线往南驶去。两轮先到福州，然后冒险驶过风浪很大的台湾海峡，安抵基隆，受到民生公司基隆分公司经理韩时俊的迎接。
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台湾海峡及附近海面封锁得更紧，没有签证，任何船只都不准离开台湾。遵照卢作孚电示，王化行和韩时俊仍以“民本”、“民俗”是江轮，无法在海上服役为由，向国民党当局反复交涉，请予放行。经过极大努力，在联勤总部高级顾问陈地球的帮助下，在基隆船厂修理后的“民本”、“民俗”两轮，最终拿到了离台签证，于1949年9月平安航抵香港。
1949年10月初，王化行奉卢总之命由台湾重返定海，去营救“渠江”、“怒江”、“龙江”三艘轮船。但这一次就办不通了。因为这时新中国已经诞生，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封锁，加之这三轮乃是民生公司购买美军退役小型登陆艇改建的，国民党当局认为可作军用，坚持不放，他们还扬言要把一再前去交涉的王化行扣押起来。无奈，王化行只得返回台湾发电请示卢总。卢作孚立即拟了一份给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和高级顾问陈地球的电文，称这三艘船太小，不适于航海，仍请他们帮助放行。最后，何世谊采纳了陈地球的建议，由联勤总部另派一艘大型登陆艇赴定海，将“渠江”、“怒江”、“龙江”三轮换回台湾。三轮在横渡台湾海峡途中遭遇飓风，“龙江”号被刮上大树岛触礁搁浅，只得救出船员，将船放弃。
“渠江”、“怒江”二轮抵台后，王化行坚持二轮非要大修后才可供军用，二轮遂进入基隆船厂修理。该厂厂长周茂柏抗战时曾任民生船厂厂长，与二轮轮机长和部分船员很熟，也十分同情二轮船员的处境。于是，周茂柏佯称台湾没有修理二轮所需的美制配件，船厂无法承修，建议前往香港修理。陈地球这时也暗中相助，终于使二轮于1949年11月初获准开往香港修理。
这时，王化行又接到卢作孚的密电，要他设法将原来行驶于上海—台北航线，因上海解放而被迫滞留台湾的“民众”轮弄出台湾。王化行立即找“民众”轮船长万竞吾密商后，以开辟台北—香港航线创收为由提出申请；又由万竞吾找旧日海军学校同学马纪壮(台湾海军司令)、刘广凯(台海联勤司令)从中帮忙，再由民生公司找了金城银行等三家铺保，担保“民众”轮抵香港下客卸货后立即返台。这样，“民众”轮才于1950年元月驶达香港。圆满完成救船任务的王化行，也随“民众”轮一同抵港后转回重庆。
在民生公司被困于定海、台湾的“民本”、“民众”、“民俗”、“渠江”、“怒江”等5艘主力船，全部安全集结香港的同时，被国民党当局扣往黄海、东海执行军运任务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也先后设法摆脱了敌人的控制，平安开抵香港，加上由加拿大新造驶回的“荆门”、“夔门”、“雁门”等七艘“门”字轮，集结于香港的民生公司轮船已达18只。
卢作孚在香港运筹帷幄
民生公司的轮船齐集香港，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但那时香港还在英国统治之下，国民党残余部队尚盘踞着海上的一些岛屿，如何把所有轮船安全运回祖国大陆，仍然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这时已到了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先已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的卢作孚先生被邀请抵达北京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民生公司制定了周密的把所有轮船从香港运回祖国的计划。计划内容是：民生公司在香港的船只均以承接日本或韩国运输任务的名义，驶离香港，待绕过台湾海峡脱离危险区后，再向西驶往上海；为了保密，不发电报，不打电话，每艘船开出后均由香港民生公司经理杨成质直接派人到上海与上海民生公司副经理宗之琥联系，然后宗之琥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汇报并准备迎接。
1950年6月7日和9日，“怀远”轮和“宁远”轮分别在船长黎明和汤镇瀛的率领下，趁国民党未摸清民生公司船舶动向之时，佯称装货去韩国仁川而驾船离港，到东海时突然转向，分别于6月12日和15日胜利抵达上海。
6月13日，“民众”轮在万竞吾船长率领下，也以开往韩国釜山为名，冒着恶劣的气候，勇敢地夜闯台湾海峡。行进中突然有探照灯扫射过来，情况异常紧张，这时万船长机智地将船靠向台湾岛驶去，造成敌人的错觉。拂晓，台湾岛早已消失在身后，“民众”轮立即快车向长江口前进。他们绕过国民党残军盘踞的岛屿，又通过水雷封锁区，在迷雾初散的6月18日清晨驶入长江口。当大家刚刚兴奋地挂上五星红旗时，前面又遇一艘军舰拦路。大家都以为是国民党军舰，于是在万竞吾船长带领下，大家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坚持既定航向，全速猛冲过去。抵近之后，才发觉对方是艘英国驱逐舰。对方这时也看清了“民众”轮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们也不敢再做什么，把舵往左边一打，从“民众”轮右侧擦舷而过。看着灰溜溜远去的英国驱逐舰，“民众”轮上顿时爆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这些船员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做一个五星红旗护卫下的中国人的尊严!
正当在上海接应的宗之琥盼望第4艘船的消息时，忽然接到上海市军管会负责人于眉的电话，命其速与香港联系:若第4艘船还没启航就不要开出了。因为此时港、台报纸已刊出“怀远”、“宁远”等轮回到上海的消息，国民党军舰已加强了对长江出海口的封锁，民生公司回归船只再走上海已不安全了。但这时，第4艘船“太湖”号已于6月21日晚开出。不幸的事果然发生了，“太湖”轮刚进入公海便被两艘国民党军舰劫持，押往台湾高雄。后来才知道，船上的三副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他利用协助办理结关出港手续之便，获悉了船只启航时间，并密报了台湾当局。面对敌人，“太湖”号船长周曾怡大义凛然地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判刑13年，关押于火烧岛(刑满后，周船长流落台湾街头，受尽屈辱；1990年终于由台回沪，受到上海市政协和统战部热烈欢迎，并与家人团聚，后逝于上海)，其余船员则被国民党军队押至汕头海域放逐，后由我沿海军民救回。
就是在这个多事的1950年6月，接着又发生了泊在香港油麻地的民营庆华公司“华福”轮船员夜间上岸，被国民党特务劫往台湾的事件。卢作孚得知“太湖事件”和“华福事件”后，非常着急，当即商议决定:回归船只一律不再驶往上海，改为驶回广州。
这时，民生公司尚有“渠江”、“怒江”两轮停泊在香港油麻地。为了把二轮送回广州，香港民生公司经理杨成质、襄理王德润，会同“石门”轮船长王明德、轮机长王崇让秘密商定:由王明德、王崇让牵头，挑选驾驶船员、轮机船员各5名，组建送船小组，先率修船队对二轮进行检修并暗中补足燃料，然后以试航为名将二轮驶离油麻地，回航时却悄悄移泊于偏僻的荃湾锚地。
1950年7月31日清晨，王明德和王崇让各率精兵5名，携带轻武器悄然登上“怒江”轮后，马上关闭驾驶台和轮机舱门，并持枪守卫，不准他人进入，然后立即启航向广州进发。当行至我大铲边防站时，他们立即挂上五星红旗，交出武器，接受检查，随后在胜利回归的欢呼声中开往广州。到达广州南石头锚地时，他们受到华南海员工会及有关部门领导和民生公司广州分公司职工的热烈欢迎，华南海员工会还向他们赠送了锦旗，祝贺他们胜利回归。
稍晚些日子，王崇让等人又以同样方式把“渠江”轮送回广州。
随后，“民俗”、“民本”二轮也于1950年8月27日和10月12日，由“祁门”轮船长周有彤领航开回广州。稍后，“黄海”轮在船长祁沧帆率领下也驶回广州。
这时，仅剩下7艘“门”字轮尚未回到祖国的怀抱。这7艘“门”字轮是民生公司向加拿大三家商业银行贷款1275万加元建造的。为还贷问题，民生公司与加拿大的谈判破裂。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加方秉承美国旨意，企图通过港英当局扣留这7艘轮船。
卢作孚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下达了反扣船指令，要求利用7艘轮船尚在运营的有利条件，采取相关措施，巧妙地回归祖国。 当时，7艘“门”字轮共以四种方式在港、澳、粤之间航行:“石门”、“剑门”在港粤间每日对开；“虎门”、“祁门”在港澳间每日对开；“龙门”在港、澳、粤三角线上穿梭，“雁门”、“玉门”则不定期行驶于港粤线。
1951年10月底，7艘“门”字轮的回归行动开始了。为了不暴露回归目的，这一天，首先由行驶港澳线的“虎门”、“祁门”从香港载客驶澳门；同时，不定期开港粤线的“雁门”、“玉门”装货运往广州。当“雁门”、“玉门”在广州卸货时，“虎门”、“祁门”已由澳门载客向广州驶来；这时，“龙门”、“剑门”已由香港直发广州，而原与“剑门”对开的“石门”，依然同时由广州向香港驶出。待“石门”轮行至广东虎门附近时，预先安排的一艘大陆海关巡逻艇追了上来，声称船上有走私物品，将船押回广州检查；此时，“龙门”、“祁门”、“虎门”、“剑门”诸轮均已进入中国水域。待7艘“门”字轮全部集结广州后，香港民生公司为抗议加拿大政府背信弃义、恶意刁难、置中方数千船员和家属的生计于不顾的全员总罢航行动在广州展开了。
恰在此时，加拿大政府请港英当局代为扣押民生公司船舶的起诉书传到了香港，但由于船员在广州罢航，香港根本没有民生公司的船舶，使港英当局扑了个空。这样，7艘“门”字轮终于无一缺损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之中。
不久，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民生公司提供了1600亿元(旧人民币，相当于现在1600万元)的贷款，使其不仅还清了外债，也发展了生产。后来，“绥远”、“定远”两艘租给丹麦宝隆公司的轮船，于1953年9月解除租约后也分别回到了海口和广州。
至此，民生公司于解放前夕被迫滞留海上的20只轮船，除“民丰”轮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扣作军用、“太湖”轮回归途中被国民党海军劫往台湾、“南海”和“渤海”二轮因太旧而在海外标的拍卖外，其余16艘轮船全都回归人民怀抱，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就连被飓风刮上大树岛的“龙江”轮，也由民生公司将其完好的主、副机打捞起来，运回上海江南造船厂，于1954年建造了一艘长80余米的新“民众”轮，成为长江上最大的客货轮。 卢作孚先生和民生公司职工为护船归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等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曾说过有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责任编辑 林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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