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随想
[ 2002年第3期 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随想 作者：钟沛璋 ]
说到民主，人们总是想起半个多世纪前，被誉为“窑洞对”的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的对话。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民主新路，正是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盼望实现的道路。毛泽东观点鲜明的回答，再加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极大地鼓舞了黄炎培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对话，也被人们与传诵千古的《隆中对》相比拟，被称为“窑洞对”。
民主新路的艰难历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民主新路究竟走得怎么样呢？
新中国建国之初，在政权建设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很想走民主新路的。中央人民政府除毛泽东主席外，6位副主席中，民主人士占了一半，56位委员中民主人士占27位。那时毛泽东认认真真地与民主人士反复讨论，制定了新中国施政的《共同纲领》，庄严宣布《共同纲领》“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当时有人问，在《共同纲领》中为什么没提及中国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昌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十分尊重民意，重视在人民监督下决定大政方针。
但是，相隔不到四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宣布从建国开始我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随之，全国范围内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蜂拥而起。当时我国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信给毛泽东，对过早提出工商业改造表示很不理解，但是毛没有听取这样善意的批评。195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北京市完成了三大改造的喜报，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957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毛泽东也曾号召党外人士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恳求大家对中共与新政权实施民主监督，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惜，对于“大鸣大放”中出现的问题，又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于是，错误地把“鸣放”作诱饵，搞“引蛇出洞”，并称不是“阴谋”是“阳谋”。结果在全国范围内错误地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将55万干部和知识分子划为人民的敌人。从此，大家尤其是党外人士再不敢奢言民主与监督了。
对大政方针决策的监督无力，黄炎培所担心的“个人功业欲”就必然迅速膨胀。反右派取得“辉煌胜利”后，1958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一时间，“大炼钢铁”、“亩产放卫星”、全国“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中国经济的大倒退。
严重的后果深刻地教育了人们，毛泽东也曾考虑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但是，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中肯的批评，却触犯了当局者的尊严，会议主题转成批“右”，直至挖出了所谓“反党军事俱乐部”。赤胆忠心、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继而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把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更多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此，党内许多同志也不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了。国家又一次刮起了“左”倾风，国家遭到更惨重损失。
回顾走过的坎坷经历，使人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窑洞对”达成的共识——民主和监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多么的重要。
黄炎培大概不曾想到，即使是他的家庭成员，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在美国学水利，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献身祖国水利事业。1957年，国家决定兴修黄河三门峡水库时，黄万里力陈建坝拦河之害，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他的意见没人理睬。三门峡水库被作为一项伟大工程建成，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附近的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碱化，威胁逼近西安。这时只好急忙降低水位，拆除大容量发电机，重新打通排水洞，耗资不下百亿。三门峡水库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力陈正确意见的黄万里先是挨批，后被罚做清洁工、下放务农。黄万里说：“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他们没有听我一个字，我白学一场，我真痛心！”而毛泽东对黄万里却一直不满。1959年批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
坚持走民主新路为什么这么难呢？纵观历史，任何叱咤风云于一时的英雄人物，都是很难与孕育生长他的土地、民族传统割裂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农民造反，推翻专制的王朝，但是造反有理的农民领袖取得胜利后，又重建封建专制的新王朝。20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广大农民为主体力量的人民民主革命，是不能同历史上的多次农民造反运动同日而语的，但是要摆脱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和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确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历程。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生日那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我们将要成立的新中国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文章解释了“人民”这一概念，在讲对敌人实行专政，实行独裁的同时，明确阐明：“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这就是说，建国后人民赋予自己选出的政府具有“民主”和“专政”的两个职能。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民主建设任务步履维艰，专政职能的实施则出现了重大失误。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敌我矛盾，“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至提出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专政。
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查查《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再查马恩其他著作，马克思只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渡，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由于战争和严重饥荒，造成法制废弛，秩序混乱，出现抢劫，怠工，于是成立了名为肃清反革命的契卡。后来斯大林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专政工具克格勃。由于肃反扩大化，不仅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而且使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包括党的中央委员、苏维埃军事委员和政委、人民委员会委员等）惨遭杀害。
苏联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对于国家通向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保证公民的自由发展，是何等的重要！
恩格斯晚年，曾有记者问他：你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什么？恩格斯回答：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大权不可没有民主监督
权力是好东西，但不能没有民主监督。邓小平总结新中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说过一段非常痛切的话：“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呢？1979年，我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家代表团的成员，到美国访问考察，还带回一本美国的宪法，却没有搞得很明白。但是有一点，我当时的印象是很深的，就是感到美国的总统不好当，不像苏联的领导人那样“一言九鼎”，可以一个人说了算。
最近翻阅美国这本两百多年前就制定的宪法，感到的确不简单。合众国宪法实行以来的两百多年，尽管美国发生过许多大事，打过四年的南北战争，还与多个国家发生过战争，但美国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不论联邦总统，还是国会议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按照宪法的规定，按部就班进行他们的权力交替。宪法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国也有宪法，但在我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有段时间并不那么至高无上。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宪法既保护不了普通的老百姓，甚至连按照宪法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保护不了。
美国宪法成功的奥秘在哪里?这是当今世界政治学的一门学术研究课题，吸引着许多学者、专家的研究。我对此不学无术，但是我感到主要有两点：
一是“主权在民”。这是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船移民到新大陆的人们代代相传的思想。美国的宪法基本原则就是保障每个个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自由和平等。制定宪法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全民福利，让民众自己能安享自由幸福。而人民民主的权利，又必须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二是“大权不可独揽”。1787年5至9月，从全美13个州到费城参加制宪会议大约是55名代表，其中既有驰骋疆场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又有许多饱读法律政治百科全书的律师和法官，还有许多有丰富行政和社会经验的议员、州长、商人和农场主。他们代表着大小不同州的各自利益，他们都是些十分精明干练、善于盘算和讨价还价、又懂得适可而止的人。在紧张、激烈讨论中，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最大担心，就是害怕大权被独揽。他们反复讨论了规定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和平衡问题，制定并通过了美国宪案。为防止政府权力自我膨胀，到了1789年，首届国会又通过了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十条宪法修正法，即权利法案，作为合众国宪法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美国的宪法主要是用来规范政府的行为的。
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各不相同，我们当然不应该去照抄外国的宪法。但是有一点是应该借鉴的，就是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和平衡。
还要继续努力学会民主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经济，以及文化艺术的某些方面，已逐渐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在政治领域方面，我想我们还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拓宽自己的思路。
应该明确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来的（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思想也是从西方来的。西方国家自从文艺复兴之后，越来越重视人的权利、人的解放，发展了民主制度，使科学技术蓬勃发展起来。我们中国像沉睡的东方巨人，直到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到了头上，才醒过来，感到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了。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学习西方，倡导共和。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民主的第一份伟大成果。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唤起冲破封建专制制度，求得人的解放的伟大启蒙运动。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伟大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40年，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纲领，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伟大成果。1945年9月，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要领和界说如何”时，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它（编者注：指自由民主的中国政府）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作者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民主强国的合作。”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但主张要学习200年前(林肯时期)美国的民主成果，还主张学习20世纪(罗斯福时期)美国的民主成果。人类社会在不断向前，中国要与时代同步，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不断吸取人类社会的新的成果。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美国式民主只是为其本国各种不同利益和冲突建立缓冲的调节机制，而在世界范围，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却在民主、人权、主权等方面推行双重标准，在国际关系中搞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此，各国人民当然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十分的警惕。
（责任编辑 洛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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