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科学知识社会学虽然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但这个题目在国内可能还很陌生。与其他相关学科相比，这一领域的引进算是比较慢的。这个现象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一般来说，其他学科在10年左右就会传到中国来，但科学知识社会学比这要晚了20年。虽然在90年代国内有一些零星的介绍，但整体上还属于空白。从新世纪开始，这一学科开始被大规模的引进来。我今天讲的内容只是对这一学科进行介绍性概述，其中也提出几个问题，但由于时间有限，在这里不可能做非常详细的回答。

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跟科学社会学的关系，简单说二者是个包含关系。科学社会学中包含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传统的科学社会学，也叫美国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它在70、80年代处于正统地位，其首领人物默顿曾经得过美国总统科学奖，当年戈尔给他发过奖章。但目前起源于英国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已经取而代之，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在90年代这种现象非常明显。关于这一学科最近的进展，南开大学刘军军博士写了一本综述性著作，这本书全面的介绍了SSK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文献非常齐全。另外这本书是一个三阶的研究，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这本书的目的是"我看SSK如何看科学"。目前国内正在对这一学科做大规模的引进。

下面我开始讲SSK的起源。这里讲的是非常粗线条的，也未必正确。SSK的前身很复杂，根据Bloor和Barnes讲，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德国的图宾根学派有一个"教会编史学"，认为应该把正统的思想与非正统的思想都给予中肯的对待。SSK的倡导者认为这对他们有启发，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他们后来找出来的，也就是他们在提出自己的学科以后又回到前人那里寻找佐证。第二个前身是旧知识社会学。我们知道知识社会学哲学味比较浓，而且有观念论的色彩，属于欧洲哲学跟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但它在19世纪20、30年代发展起来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接下去是美国默顿学派的统计性、宏观的对社会运行的科学占了主导地位。SSK是继承了旧知识社会学的一些东西，而反对美国的那套东西。还有一个渊源是1962年科学哲学家Kuhn写的一本小册子，就是《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小册子在美国卖了上百万册，一本哲学著作能卖到这个册数，是一个很令人吃惊的现象。现在什么人都引用Kuhn的理论，以至于Kuhn都急了，说人们经常误解他的意思。Kuhn在8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特别批评了SSK，说我的观点跟你们的理解根本是两回事。再一个渊源是Wittgenstein后期的哲学。Wittgenstein自己创造了两套哲学体系，一个是逻辑原子论，另一个是他后来的哲学研究。SSK自称是受到了Wittgenstein的一些启发，但也有人说他们曲解了Wittgenstein的观点。但无论是正解还是曲解，至少它对SSK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尤其是Bloor受其影响比较大。最后一个渊源是反对传统的科学哲学。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SSK认为这些正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描述都给了人错误的印象，是过分理想化的描述，是有问题的。

SSK真正的发展是起源于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我们知道休谟是爱丁堡的，SSK在某种程度上也继承了休谟的传统。我最近看了一个材料，上面说SSK的起源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当时斯诺讨论两种文化之争，最后的结果是跟英国首相合作，对科学本身进行研究，找了一批有自然科学背景的人物，包括Barnes、Bloor等。当时起了一个题目就叫"Science Study"。非常有趣的是，30年过去以后，他这一套思想又回到了起点。这里三个重要的人物可以简称BBC，就是Barnes、Bloor和Coollins。其中Barnes和Bloor属于创始性人物，Coollins则是巴斯学派的首领人物。现在SSK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就是Collins。他写的论文最多，影响也最大。还有一个代表人物是Mulkay，他跟后现代也有一定关系。英国SSK起源以后，马上影响到法国。法国有个重要人物，就是巴黎高等矿业大学的Latour。Latour当时是一个年轻的哲学工作者，他受到SSK的启发，70年代到美国做了一项关于人类学的调查工作。他到了美国西海岸圣地亚哥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所。他在那里做了2年多的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把科学家当动物一样进行观察，观察结果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实验室生活》，这本书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一部名著，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Latour本人英语不太好，他是跟英国一个学者合作写成这本书的。

上面是SSK在欧洲的起源。但任何一个学科不太可能只在欧洲搞成气候，还需要借助于美国这个"放大器"的力量。20世纪三大学术运动，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维也纳学派和SSK，实际上都是在欧洲产生以后，扩散到美国才取得巨大影响的。SSK在美国成为正统，有几个主要的代表性学者。西海岸的领军人物是UCSD的Shapin，他是从英国来到美国的。第二个是美国中部UTUC的Pickering，他是先在英国拿了一个理论物理学的博士学位，然后又到爱丁堡大学拿了一个"Science Study"博士学位。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建构夸克》。第三个是美国东部Cornell的Pinch。这里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其他有影响的人物还有很多。

上面只是SSK产生与发展的一个线索，而这一学科兴起的一个总的背景是20世纪的科学由小变大，成为一种"大科学"。当科学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时，就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没有这个背景SSK是不可能产生的。

那么SSK与默顿学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曾经问皮克林，英国爱丁堡学派与美国哥伦比亚的默顿学派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后者对英国的SSK有什么影响？他回答的非常干脆利落，说双方是一种相互轻蔑的关系。英国SSK认为，美国人搞的科学社会学完全是为科学家服务的，属于一种科学家的社会学，而不是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学，因而错过了所有有趣的和重要的方面。而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则认为，英国SSK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如果科学知识可以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至少是"发疯"的，并且可能是"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从而会导致一种反科学。

关于SSK的一些重要著作我大致列了一下，这些书霍桂桓老师已经译成中文了。首先是Bloor的《知识及其社会意象》，这是SSK的经典之经典，如果你想了解SSK这是第一本需要读的。SSK的强纲领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来的。第二本书是Barnes写的小册子《库恩与社会科学》。另外还有几本书，包括刚才提到的Latour的著作《Laboratory Life》等等（具体书名见演讲者的Powerpoint）。（照片展示）这个照片是我拍的，其中有一个象征含义。站着的那位是现在SSK影响最大的柯林斯，坐着的人是传统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弗兰克林，他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在美国一次大的会议上，这两个人在主席台上争论起来，然后都去抢话筒，抢的结果是话筒落在了站着的柯林斯手中。从这张照片看，柯林斯控制了话语权，而实际情况也恰好如此。在若干年以前，SSK想发表论文是很难的，因为审稿人都是传统学派的人物。但现在形势大变，SSK掌握了几乎所有学术刊物的审稿权和主编权，传统学派想发表文章非常困难，包括默顿的大弟子科尔，他想发表一篇文章人家都不理他。所以现在确实是河东河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柯林斯掌握了话语权，也得到了普遍承认。他得到过两个大奖，一个是贝尔纳奖，这是社会学界最重要的一个大奖。最近7、8年贝尔纳奖几乎全都给了SSK。另外一个奖是默顿奖，这很令人惊讶，因为他恰恰是反对默顿学派的。这也说明了国外之间的学派争论归争论，授奖还是很客观的、很有宽容精神的。这种情况在国内是不可能的。柯林斯最有名的一本书是他的一部文集，叫《改变秩序》。他获奖的另一本书是"The Gloem"，这本书中文翻译的不好。"Gloem"是柯林斯自己构造的一个词，它用了一种隐喻的方法，形容现代科学就象Gloem神话中传说的怪物一样，体格非常强大，很有力量，但很笨，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和想干什么。另外从英国爱丁堡去美国的皮克林编了一本文集，叫"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2年在芝加哥出版。这本书很有价值。在这本书里他认为，如果科学只是讲知识就是老一套的了，知识是固定的，而他讲的科学是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1995年他自己又出版了一本书，叫The Mangle of Practice"。他自己很欣赏这本书，但我感觉一般，没有什么东西。此外，Shapin有一本成名作《利维坦与气泵》，是对历史的案例研究。这本书写的很不错。另外诺尔—塞廷尔写了一本可以跟Latour的《实验室生活》并驾齐驱的书，叫做《知识的制造》。此外Mulkay写了大量关于科学社会学的文章。其他代表性著作还有Hess写的《新时代科学》、《科学元勘》等等。

下面谈一下SSK的认识论特征。很多人都指出，SSK在认识论上有相对主义的倾向，因为它把科学与宗教、迷信、巫术等等其他的文化都看成一种信念系统，所以这些东西都差不多，没有哪个正确之分。虽然SSK只是哲学史中诸多相对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个，但它的相对主义有一定的新意，这体现在它的"对手"是谁上。人们都认为相对主义的对手当然就是理性主义，但SSK主要反对的是绝对主义。也就是说它反对绝对的划界。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SSK的相对主义除了认识论意义以外，还有超出认识论的一些人文、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意味着平权，认为科学与其他文化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而不是说科学高高在上，科学对一切事物都有绝对的解释权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SSK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实际上是"逼上梁山"。一开始人们都认为它有相对主义，而SSK对此没有什么明确的反应，后来它被逼的无路可走，反而加强了自己的相对主义倾向。比如Barnes和Bloor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阐述他们的相对主义是什么意思。柯林斯把自己的相对主义定义为一种"经验论的相对主义"。实际上SSK自身内部对相对主义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批评SSK的人对它的相对主义做了一种最坏的理解，就是将之引到最容易攻击的一个角度，然后去进行批判。这也是学术争论采取的一种最有效的、最方便的伎俩。但这样把别人引到庸俗的程度然后把它打倒，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认为SSK的相对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值得做一、两篇硕士甚至博士论文。在这里我想到了美国的约翰·霍根评论费阿本德时曾经有一段话。费阿本德一般被认为是反对方法，属于后现代的人物之一，但霍根虽然是一个记者，却真正理解了费阿本德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费阿本德抨击科学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科学，恰恰相反，他抨击科学是因为他认识到科学太强大了，在当前的社会中有可能使人类的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受到损害，从而引起了人文学者的恐惧。所以费阿本德的反科学与科学哲学家不是站在同一个层次上说话，他是站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视野来看问题的，应当属于人本主义者。我引用的第二句话是，费阿本德和库恩一样，不承认自己是反科学，他说"我反对的仅仅是科学至上的一种极端的科学主义的观点，因为不是每个事件都能用科学来处理的，如此而已，我没有说更多的东西"。我认为对SSK的相对主义也应该做相似的理解，因为它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讲话，而不是在字面的意义上讲话。

另外一个问题是方法论问题。这方面争论更多。早期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讲到SSK在方法论上有一种经验论的色彩，当时这方面谈的不多。写出来以后马上就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这反倒促使我更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之后就发现它确实有经验论的色彩，我当初的感觉是对的。只要一做案例研究、一做人类学的观察，它这种经验论的色彩是非常浓的。大家可以按哲学上各种各样经验论的定义来检验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而且SSK考察科学大多不是从规范出发，不是说科学应当如何如何，而是研究实际上的科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它跟传统的科学哲学不一样。它认为科学是不是理性的我不管，我先看看实际中的科学是不是代表了理性。关键看科学界实际在做什么、在怎么做，科学家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他们在基金的资助申请中、在实验室中、在写论文过程中、在宣传成果上面，是不是都严格按照理性、客观的标准去做了，有没有弄虚作假、搞各种伎俩等等。它认为实际的情况非常复杂，什么样的都有，它关心的就是这种实际中的科学。比如柯林斯就关心科学中的"不轨行为"。以前都认为不轨行为不属于行为，科学就是真理，等同于正确的东西，凡是有问题的东西都看做科学的外部问题。但在SSK看来完全不是这样，它认为所有的现象都是科学中的正常现象。实际上在科学家当中在大量搞科学的同时，也在大量搞伪科学。在SSK看来，科学家做的东西都是科学，其中什么都有，这就把外部问题转化成内部问题了。

对SSK的批评非常多。一个是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家们对它非常不满，比如科尔写了很多东西批判它，例如他的《科学的制造》。其他人还包括卡桑德拉（劳丹的女博士）、劳丹、霍尔顿、牛顿、绍拉特和弗兰克等。实际上在国内也是一样，只要我发表了关于SSK的文章，不管是大文章还是小文章，都有很多人批评。但现在有个大的趋势，就是对SSK认可的人越来越多。更有意思的是美国的《科学哲学》杂志，上面连续出现了几篇文章，说早期的逻辑经验主义就有知识社会学的想法。它的用意无非就是说现在的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需要打通了，它们不可能象以前那样独立发展。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首先就是SSK经过30年的发展，它的观点到底有多激进？他们自己声称很激进，因为他们想有一个区别性的战略。正如有人讲的，SSK要想获得生存，就要标榜自己与其他人多么不同。但是回头来看，目前科学界对它的一个反应，给我一个印象就是SSK的观点一点都不激进。我有四个方面的证据。一个是1989年美国的"2061计划"出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做《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已经成为美国人思想教育的标本。这本书中关于科学的本性、科学在社会中的运作的观点，跟SSK的观点几乎没有差别。第二个证据是1995年，美国的科学院、工程院和卫生研究院这三大院出了一个报告，报告属于科学界内部的一个行为规则，其中有一章专门讲科学的社会基础和科学的社会机制，说社学知识可科学成果必须要被社会认可才能算。这个观点我认为跟SSK几乎是一样的，但它得到了美国三大院的高度认可。第三个证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在布达佩斯开了一个"世界科学大会"，大会有一个重要宣言，叫做"科学以及对科学知识的利用"，这份报告有两个附件，其中大量提到了科学的建筑可科学知识的社会属性、科学家的外部行为规范等，这跟SSK也非常相近。第四个证据是英国上议院2000年签署过一个叫做《科学与社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为了响应1985年英国皇家协会颁布的一个报告，叫《公众理解科学》，这里也吸收了大量SSK的观点。这些就使我想到，尽管SSK声称自己多么激进，但科学界已经把它很好的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了，它在科学界内部并没有引起什么冲突性的反应。但是，为什么SSK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却遭到了科学家的激烈批判？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SSK在经过近30年的奋斗以后，是否达到自己的目标了？30年中SSK的观点变化象走马灯一样，但中间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我个人认为，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现在SSK几乎没有什么新的逻辑空间了，其各种观点的逻辑可能性已经穷尽了。如果要再发展可能就需要找一些新的突破口了。所以我认为它基本上已经达到了目标。而从上面四个报告也可以看出，它客观上也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但它不变的又是什么东西呢？是它70年代初建立爱丁堡学派小组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对科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Science Study"译成中文是"科学研究"，但这太容易引起误解了。在汉语中"科学研究"只是指科学家的研究，实际上SSK是"对科学家的研究的研究"，属于二阶的东西。所以中文译名似乎应该改一下，比如译成"科学元勘"等等。

第三个问题是，SSK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它对中国有什么启示？为什么它推迟了大约20年才被引入中国？这使我考虑到胡适在20世纪初的时候提出过一个观点，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反科学的观点，胡适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说中国根本没有资格来玩反科学的游戏，因为在中国举目一看，到处连科学家的影子都没有；中国人要学科学上百年都学不完，现在如何谈反科学呢？胡适的话在当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在100年之后的现在来看，他的语境已经发生变化了，社会形势也发生变化了。中国的科学现在已经是比较强大了，至少有一个庞大的体系，而科学的世界观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主流文化，至少在中央文献中是这么写的。现在几乎任何东西前面都要加上"科学的"三个字，不管与科学有关还是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SSK对我们今天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当然这不完全是在反科学的意义上这样讲的，而是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科学的本性是什么。

另外要强调的是SSK主要进行的是案例研究。它虽然有大量的哲学和观点，但那些东西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做论证的，它真正做的工作是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有几个方面的好处，我认为它是会持久存在下去的。首先它能把事情深化。实际上的科学史中有大量案例，要比我们的科学史教科书中讲的复杂得多。案例研究是一种经验性的扎扎实实的工作，能深化对事情的认识。第二个好处是持久。理论可能变化无常，但案例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即使把理论去掉它还有用。第三个好处是综合。就是它能把科学史的、科学哲学的、科学社会学的、科学文化的研究都集中在一起，来研究案例，放弃了门户之见。我们中国人要借鉴SSK，必须要跟做案例结合在一起。

此外，SSK对我们还有更大的启示，就是它认为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有的人一生不学科学，在这个社会中也能活下去，而且挣的钱可能更多。这是从个体角度说的。从整个国家来说，如果所有中国人都不学科学，那么中国可能就要被灭掉了，因此科学是竞争中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但是，SSK又使我们能够看待科学时多了一个外在的、旁观者的、中立的、客观的视角，以一种平常心来看一种世俗化的科学。这是一点。第二点是，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是象我们平时理解的那样，都是真正的科学，都是一些代表真理的东西，远远不是这样。甚至在科学中没有一件东西达到了逻辑上完全正确的程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科学的概念扩大一点，宽容一点：凡是声称的科学都可以叫做科学。这样就把外部的划界转化成内部的划界。再说的过分一点，可以说伪科学也是一种科学。很多伪科学实际上都是科学家搞的。非科学家搞的伪科学很容易识辨，但科学家搞的伪科学不容易分清，因为他既搞科学又搞伪科学。比如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约圣森，他因为研究超导隧道效应而著名，但同时他也在大量搞伪科学，现在他在英国的剑桥领导了一个叫"心物统一"的项目，写了一些论文乌七八糟的，跟他原来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他既是大科学家，又是大伪科学家。再有一个例子是华莱士，他是跟达尔文同时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但同时他非常相信灵学。按照以前的观点这些是不可理解的，一个人的理性和非理性怎么会结合成这样？实际上现实中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把科学可伪科学做绝对的划界，这是对历史的一个错误的重构，而SSK则有助于揭示这个东西。

最后我列一下我们非常容易找到的关于SSK的中文读物。一套是霍桂桓他们译的"科学与社会"丛书，东方出版社出版。关于一些代表人物的贡献，我个人的网页上有一些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另外张安理这本书我觉得是目前国内最好的一本介绍SSK的书，值得一看。

讨论：

张曙光：刘华杰博士上面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做了一个介绍，也介绍了很多文献，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领域很有帮助。先请两位评议人评论。

霍桂桓：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工作。我觉得今天讲的内容非常全，包括资料的引证、观点的评价、总体的背景和理论发展动态，都很全面。应该说他掌握的资料是非常详细的。我最早研究SSK是96年在社会学所开始的，但是国内很少有人做。这个学科名字叫"科学知识社会学"，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刚才华杰讲的有关SSK的经验主义色彩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社会学研究90%以上就是经验研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主义是SSK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点，刚才华杰讲宏观背景的时候，主要强调了科学在当代的巨大影响力。我想做一点补充，就是同时由以后现代主义为突出特点的、对宏大趋势的消解，也同样是SSK宏观背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SSK专家能直接和后现代主义挂钩的，并不是特别明显，但我认为就西方的现代背景来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唯理性主义就开始兴起并逐渐成气候了，这肇始于新康德学派对科学方法的大讨论。20世纪初以来西方的所有大思想家几乎都有反理性主义的倾向。我个人认为，这一宏观背景能够跟刚才华杰所说的SSK的相对主义直接挂起钩来。其实后现代主义说白了就是两条，第一在生活当中追求平权，第二在理智上追求平面化，消去深度、消去趋势。它骨子里就是相对主义。这接下去讲可能就跟华杰今天的论题稍微远一点了，就是说到底怎么看相对主义、怎么看绝对主义？我个人认为相对主义也罢、绝对主义也罢，其实都是一个"Symbol"。为什么SSK要提出已经在英美国家作为法律法规已经能够确认下来的东西，它还要在科学家那里提出来，而且而科学家那里引起了极其强烈的抵制、反抗、抨击、批判？其实这说穿了很简单，就是科学家把科学本身神圣化了，或者说它认为科学就是一个Symbol。上帝"死"了以后依靠什么？依靠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也罢，科学结论也罢，科学研究过程也罢，包括科学家本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社会声誉，给大家、尤其是给平民百姓留下的印象，就是"Symbol"。我认为这是SSK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它认为这种"Symbol"同样是不存在的。它把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全都呈现出来，对在人们心目当中作为绝对、普遍、有效真理而存在的科学知识、科学结论究竟是怎么出来的呈现给大家。虽然在不同人、不同著作那里，这种呈现方式各不相同，但它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下面又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上来了，就是怎么看相对主义、怎么看绝对主义？我个人认为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大概能跟研究者的两个点挂上钩。第一个点是，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跟本人的社会地位感和社会声望感是挂钩的。如果你处在一个很高的社会地位上，比方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那你肯定要反对相对主义。我就是权威，我不能容忍相对主义存在。而如果你只是个小人物，正在拼命往上爬，那我肯定要想方设法证明你这个权威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符合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第二个点恐怕要结合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进行考虑，就是说知识如果从社会、文化的维度上看，是不是确实意味着权力和支配？在我看来，SSK对科学家建构知识过程的抨击和揭示，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科学家激烈的反对，就是跟这一点有关系的。这同样是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考察。最后可以再说一句，就是究竟是相对主义还是绝对主义，在学理上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更多的情况下是用来贴标签用的。标签往往就是打屁股、打板子的前奏，我想尤其是经过文革的老同志们可能会更有感觉，至于它们真正有多大意义，恐怕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曾国屏：华杰对SSK的发展做了一个很翔实、也很有启发性的回顾和述评。下面我跳出SSK再补充几个问题。大家知道，在马克思主义以后，格申写了一篇牛顿力学的最后原理"，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轰动，并推动了贝尔纳、摩登等人出现。贝尔纳在科学、社会等方面都做了一些研究工作。马凯、摩登等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录音效果不清）这涉及到我们国家学科划分上的一些问题。原来管理学下面有一个科学学二级学科，后来给撤掉了；另外中国原来还有一个自然辩证法，现在有十多个博士点，比社会学一级学科的博士点还要多一倍，虽然它只是哲学里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在这一点上，首先是格申，然后是贝尔纳、摩登等，后来逐渐演变出了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这是从学问的路线上讲的。从体制的路线上讲，"Science Study"作为一个口号是1971年提出来的，后来出现了对科技与社会进行反思的运动，这之后又出现了"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一家是"STS"，一家是"S&TS"，这两家如何区分？到80年代末，STS基本上停滞不前了，S&TS战胜了STS。从体制化的层次上看，S&TS在英、美某些大学里都有专门的系，而这些系的简写又回到了STS，这有点把STS给变相吃掉了的味道。讲到这里，我觉得华杰提出把"Science Study"翻译成"科学元勘"，还是非常准确的，但在大学里面这无法叫做"科学元勘系"，因此从体制化来讲好象又放大了一点。我们国家在以前主要是引进了科学哲学，现在这一主流逐渐被腐蚀，对科学从哲学方面研究逐渐转向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对科学的研究从一个层面变成了若干个层面。有人讲体制化的东西没有意思，是可以乱造的，我认为这走到了强SSK的纲领上面了。成立一个体制性的东西实际上和社会是有关系的。比方说科技哲学，在全世界来讲没有单个的"科技哲学系"，只有"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系"。在美国有一个"科技哲学中心"，这反映了社会需要量，但从政策角度、组织角度、文化角度、历史角度等研究科学的人就可以呆在那里了，所以成立一个系也不是谁想成立就能成立的，还要看社会需要。今天讲的是SSK，从SSK我联想到最先贝尔纳从政策的、组织的、文化的等几个角度对科学的研究，中间科学社会学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引人注目，后来知识社会学逐渐兴起，而现在又回到了"Science Study"，甚至又回到了"S&TS"，换句话说，就是由仅仅对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发展到对政策、社会、文化等多角度的研究，因此相应的体制化的情况就出现了。

李晓宁：我5年前跟刘华杰谈了一次，今天是第二次见面。华杰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关注的问题也很重要。SSK其实源于欧洲大陆科学和英国科学的这两个路子。英国皇家学会走的是商业化、实践的路子，而法国科学院走的是体系化、定义化的路子。此外还有其他的模式。为什么SSK在这个地方发生，而没有在另外的地方发生？提出问题的缘由是什么？世界是变化的，不是演绎逻辑所能规定的。西方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形式逻辑，他们在破形式逻辑之困、得形式逻辑之利。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对主义，现在美国强调变化、复杂性的研究，也是跟SSK一脉相承的。我比较佩服的20世纪的大师，一个是布伦代尔，一个是马克斯·韦伯。别看他们研究的都是些很细微的东西，关键是我们认为是"锁定点"的东西对世界往往有放大效应。我认为这也是SSK所想做的，而不要想给SSK下一个规定性的定义。它只是一种探索，是对"现代经验哲学"的一种背叛。我就说这么多。

盛洪：感谢刚才刘教授用非常短的时间给我们上了一个速成班。其实经济学与SSK有许多相通之处。你讲到对理性主义的看法，其实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就是对所谓的"唯理主义"的一种警惕、一种谨慎的态度。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也持这种态度，这是因为中国人非常深刻的吸收了计划经济的教训，计划经济的知识论背景就是唯理主义。实际上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通过人的理智设定一个非常完美的社会。这背后又有很深的政治含义，就是所谓利益分配问题。刚才有人也谈到了，很多科学家反对SSK的原因是，你贬低他的地位也就等于贬低他的利益。还有一个政治含义，就是"科学"或"真理"这样的词有时我都不敢用，因为它们有时会走向政治，被某些政治集团利用，从而带来暴政。就是说我掌握"科学"、掌握"真理"，你就得听我的，我可以不惜用暴力让你来听我的。这一点也是非常可怕的。其实经济自由主义一开始从魁奈和亚当·斯密起源，就是遵循自然秩序哲学。自然秩序哲学就是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只能遵从自然秩序，而不能设计社会。后来到了哈耶克等人，这一点就非常清楚了。反对唯理主义是哈耶克非常坚定不移的观点。从这一点来说，经济学与SSK非常相通，只是稍微有一点不同，就在于我们警惕的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唯理主义，这种唯理主义我们确实受够了。但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唯理主义我们确实没有太多认识。刘教授刚才讲到，其实在这一领域仍然有对科学本身价值夸大的唯理主义倾向问题。这加强了我们原来的看法，就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之外，仍然要警惕唯理主义。

另外你讲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我认为还应该有一种科学知识经济学的方法。就是说在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活动的同时，进一步关注它是怎么活动的？按照什么规则活动的？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看法，科学就是一个制度问题，所谓制度就是说不是一个人在做科学，现代科学的含义就是一群人、在一定规则和制度下互动，形成了比个别科学活动更大的结果。我认为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一点来讲，经济学是把科学放在了一个大的制度背景下看待的。当然经济学可能更强调一些东西，比如讲近代经济的发展时更侧重于分工、合作和竞争。实际上近代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而近代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本身的分工及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也是相关的。我原来有一个说法，科学实际上就是把人的大脑联合起来的一种制度。 另外一点，刚才讲到相对主义和对科学活动的宽容态度，我认为从制度上来讲这种态度恰恰是有利于科学的。假如对科学定义进行限制，把一部分定义为科学，鼓励发展，把其他定义为伪科学，严格禁止，这实际上是阻碍科学发展的。这是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根本没法事先认定哪些活动是真科学、哪些活动是伪科学。这就跟一个产品在市场中有没有价值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做事先认定。可能有1个产品是成功的，有成千上万个产品是失败的，而失败的产品肯定是成功产品的必然代价。这就跟伪科学是科学的必然代价一样。假如你不允许市场中有不成功的产品出现，也不可能有成功的产品。所以恰恰就是这种宽容，导致了科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理解SSK一点不困难。恰恰应该这样，否则科学产生不出来。

最后还有一点，把科学活动限定的非常窄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科学是最大限度设定理性所能发生正面作用的范围之内。而我们知道人类精神活动是存在"理性不及"领域的，这也是经济学经常谈到的问题。比如你没法证明人死以后有没有灵魂。所以存在超越理性的精神活动，而这类精神活动在人类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它与科学和理性活动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活动，并形成了今天的社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什么西方的科学主义受到了限制，是因为有一块这里没有太强调。实际上在美国可以看到，教堂比大学要多的多。所以你不能简单的讲西方社会只是在科学方面非常强大，其实他的宗教也是非常强大的。恰恰是这两者之间有一种互补和互相抗衡的关系。反过来再看中国，刚才提到了胡适的命题，他说当时举目一望，没有一个科学家，但同时那个时候我们举目一望，也没有一个教堂，我们的儒家被彻底打倒了。因此中国的情况实际上非常独特，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唯理主义达到了顶峰，张口闭口都是科学。而中国科学没有别人发达，同时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没有。因此SSK在中国的意义，就是使我们认识到在科学之外，还有很多别的精神活动。

我就讲这些，谢谢。

蔡德诚：我跟刘华杰有过文交，面交这是第一次。7、8年前我们《科技导报》登过他的关于分形理论的文章。我也看过他的一些关于SSK的文章，但是没有太深的了解，所以今天的演讲对我也是一个系统的认识过程。今天听了演讲之后，我想到一个大的世界格局问题，这个大的世界格局同科学、科学界以及科学界以外的情况是非常紧密的联系着的。现在全球化的趋势出现了，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反全球化的运动。而在科学领域里头，也出现了SSK这样的思潮。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关联的。你刚才讲到，SSK倡导的一个核心是主张相对主义，但又不是绝对的否定科学，不是要推翻科学的结论，而是认为不能把科学推向极致。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市场公平竞争的机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这个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国家、地区、民族之间一种实质性的不平等格局。而科学本身就是相对的，科学没有绝对真理，它是无止境的探讨，每一个科学结论和科学成果都可能隐含某种错误，这种错误被后人发现以后就会推动科学的发展。因此科学本身没有最后的绝对结论和最后的绝对真理。现在所建立的理论架构都是相对的。但这种相对的发展过程，却形成了现在这样一种比较僵化、刚性的社会结构。科学界以外的人很难介入进来，甚至科学界内部的人也很难突破这个格局，很难取得新的研究突破。这个问题跟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市场经济最后形成某种垄断，我觉得非常相似。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目前也出现了，很多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对权威的观点有不同看法，但得不到机会发表和争论，更谈不上平权的争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SSK所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市场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形成了垄断与不可侵犯的权威；另外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社会层面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自己有怀疑的权力、有平等的权力、有介入的权力。正是由于这个矛盾，随着人们经济地位的解放、文化程度的提高、思想解放程度的扩大，他们就要反过来对科学发现本身进行质疑。所以我觉得SSK的兴起非常有意义，它反映了社会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认识到了自己的主权，并且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我觉得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

黎鸣：19世纪尼采说过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人们就要制造上帝。实际上人类已经制造了两个上帝，一个是精神领域的上帝，就是科学。科学的至高无上已经构成了对人类本身的威胁。所以我认为SSK现在的确是应时而出。另外一个是生活领域、政治领域的上帝，就是美国。为什么要讲社会学？社会学实际上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的一种研究。从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到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一直到现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其实都是对社会学的发展。从社会学的推进也可以看到，西方人正在寻找一种出路，试图把科学这个上帝拉下来。因为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在威胁着人类本身的存在，所以社会学的推进显然有着重大意义。

另外一点，中国人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脑袋看待新的事物。现在创造一种新的学科好象都是西方人的权利。SSK这样一门学科引入中国之所以推迟了好多年，一个说明我们对它不敏感，另外一个也说明了我们有意不让他到中国来。有些科学家就认为这不符合他的口味，因为它要把科学从上帝的地位上拉下来。科学本身也是在对错误的不断克服当中发展起来的，它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并不是全部。如果仅仅有科学，人类可能根本无法存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人类屠杀自己的过程中发展的，比如原子能物理、控制论等等，都是在生产武器的过程中前进的。刚才提到胡适的话，说中国人没资格批评科学，因为中国人本身还没有科学。其实他这句话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就不适用了。中国人应该有资格去谈论一切问题。现在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中国人应该有勇气去创造自己的理论，这是21世纪加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学科的建立不仅在于引进，更重要的还在于自己创造。

张祥平：刘华杰刚才讲到SSK的背景是科学的作用越来越大，我认为还应该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科学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也就是说，科学虽然已经显现出了很大的作用，但20世纪经过爱因斯坦，包括杨振宁他们的发展之后，科学的作用就不如原来那么大了。要检验一个科学理论，周期拉的越来越长，这样它的边际效用就越来越小了。如果反映到技术上，就是很多技术的成果已经跨过了它们的最优效用阶段。由于边际效用越来越小，实验周期越来越长，所以那些理论就开始不断起作用了，各种各样的模型都提出来了。SSK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里头也涉及到今后的发展方向。我宁可把这个边际效用递减的科学叫做"简单科学"，简单科学由于作用越来越小，所以它的一整套方法开始受到人们怀疑了。这套方法就是寻找基本因子、建立模型。这需要通过实验来检验模型对不对，而周期拉长以后，科学研究本身就会对社会产生负作用。而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是走向一个类似于后现代的道路，但走这条道路会变成"不能结果的花"。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从简单科学走向复杂科学。这条道路是把科学变成"可以结果的花"。SSK已经走到了这个路子上来了，但它没有认识到这个路子还可以产生更大的果实。这样就反过来谈到中国有没有科学的问题。胡适说中国没有科学，这是只从简单科学来看的，中国的复杂科学远远领先于世界。所以我认为这里头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怎样从"不结果的花"走向"能结果的花"的问题。

听众1：我认为刚才讲到伪科学也是科学的一种这个思想特别重要。同时关于胡适的提法，我认为到现在也没有过时。中国的科学目前仍很落后。在这方面我认为刚才提到的案例研究非常有意义。另外现在讨论起来用的名词太多，应该规范一下。

听众2：我认为之所以出现SSK，一个是科学技术给人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没有科学技术，人类的欲望不会象现在这样膨胀。第二点是自然科学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录音不清）

李晓宁：我感觉大家还是喜欢用演绎逻辑的看法来评价刘华杰博士讲的SSK，这一点上大家可能对国外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了解比较少。每个人在运用演绎逻辑时前提不一样，但发生的事件是可以通约的。所以为什么SSK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习惯于给一个新建立的学科下一个标准定义，但SSK虽然没有这样一个定义，但它是在说了很多东西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边界大致建立起来的。关于为什么SSK引入中国推迟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学习西方的时候，都喜欢引入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才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样理解SSK可能更好。

听众3：SSK是研究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科学可以看作由政府资助的一项公共产品，无论科学家怎样进行实验，都要借助于一些在市场中逐渐形成的规范。正是因为科学家是在市场当中，所以任何人提出来的学说都是经过了市场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是一些理性工具。这些理性工具就可以理解为公共产品。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这些理性工具和巫师、伪科学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不管什么科学，只要存在需求，就会有人买单。所以我们应该把科学放到市场上去理解。

蔡德诚：刚才黎鸣讲到上帝死了所以人们要把科学当作新的上帝，对这句话我有不同的理解。实际上现在是有人假科学之名来使人自身成为上帝，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科学本身永远在向前发展，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真正想成为上帝的是人。

张曙光：他里面有一个地方讲到英国和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相互之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从社会学来说，美国的社会学和欧洲的社会学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这个学科的发展方面起了什么作用？

刘华杰：实际上我说的英美两个学派互相瞧不起，是有一个先后顺序。默顿学派在前，SSK在后。象皮克林自认为是代表英国，而不代表美国。从思维方式上说，英美是差不多的。但德国和法国不太一样，在那里观念论和唯心论传统非常强。英美人更加强调经验和实用主义。另外需要强调的是，SSK特别强调局部合理。如果是全局合理的东西，就会有霸权主义倾向了。科学讲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追求整体上的合理。但SSK认为很多东西局部合理就可以了。所以它也是反全球化的，反对用一套统一的标准来约束每个国家和地区，而强调保持世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从这一角度看，这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这个思想是高于科学的。所以SSK超越了就科学谈科学的层次，因而才触怒了科学家。

关于为什么SSK在我们中国引入的比较晚，我认为除了我们科学家不欢迎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政府不欢迎。"科教兴国"是我们的一个国策，科学当然也就是一个口号、旗帜和标签。在中国打着科学名义的事情太多了，即使与科学无关的事情也要以科学的名义来做。所以你看任何文件在前面都要加"科学的"三个字。最近这种情况也非常明显，就是一些大的工程项目的上马，都是以科学的名义、以院士的名义论证的，实际上并不见得是院士本人的想法，而往往是有些领导为了上这个项目而找院士、科学家出来说话。科学家也是有利益倾向的。SSK就揭示了"知识的利益载荷"和利益的"渗透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现在来看培根的话，科学是一种力量，实际上这里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种是好的力量，另一种则是"Golem"那种力量，就是它很傻，谁都可以利用。

张曙光：今天讲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我觉得对我们今后的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科学家之间的互相交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SSK本身也是一个边缘学科，就是用社会学的方法和视角来看科学家的工作。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过去的学科分工太严格，知识过于片面，这对于整个科学研究的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天则所之所以经常请经济学之外的学者来做讨论，就是想打破这种界限。当然个人还要有自己的专长，但分工与合作交流是一起发展的。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分的也不够。比如经济学中就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大家都愿意研究大问题、讨论大趋势。另一方面，它又分的很细，知识非常片面。所以我觉得大家互相之间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感谢刘华杰，也感谢大家的讨论。

（李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