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居百年之变
[ 2002年第5期 中华民居百年之变 作者：闵 杰 ]
20世纪是中国建筑形式变化最剧烈的时期，特别是城市的居民住宅。在这100年里中国建筑完成了从传统住宅到现代居室的转变，它的主要特点是集约式住宅取代了独门独户，高楼取代了平房，舒适的配套设施取代了简陋的居住条件。这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1901—1911年 传统为主的清末时期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刚刚逝去的20世纪的百年是个极不寻常的时期。它开端的10年（1901—1911），就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琳琅满目的外国新器物，从汽车、电车、飞机、电话，到手帕、香皂、雪花膏等生活日用品，甚至问世不久的最新科技产品录音机，都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大都市的人们只要到街上走走，触目所见，尽是新奇东西。
相对而言，人们的住宅依然是老式的，居住方式是一种文化，变化缓慢而沉重。在20世纪初，传统的住宅依然占主导地位，但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呈现变化的端倪。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材为基本结构，柱上架梁，梁上迭梁。周朝时期产生了瓦，战国时代又出现了砖，木结构加上青砖的墙壁、青瓦的屋顶，构成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形式，历经几千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19世纪中晚期，外国人到中国居住，带来了钢筋水泥这种全新的建筑形式，建筑风格上引入了欧洲古典式、文艺复兴式等，20世纪初又出现了结构简单的5至7层的高楼，民国时期进化为钢架结构的摩天大楼。西方的建筑技术每有进步，各种建筑材料和艺术风格很快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这一切，都主要发生在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和帝国之都的北京。时至1911年，除紫禁城巍然高耸的皇家居所点缀着金色琉璃瓦和红色宫墙外，城乡尽是白墙（或灰墙）黑瓦的低矮平房和暗淡色调。不过，中国国土广袤千里，民族众多，东、西、南、北、中，风土人情各异，住宅形式随之不同。
在华北地区，大多数人仍然住在四合院里。中国传统的住宅形式多为院落布局，四合院是中国人最理想的住宅形式。四合院四方四正，暗含一个“井”字格局。“井”字分割后可以产生一个“中”字，“中”是对称、稳定、严肃之意，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四合院按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住房对称，正房朝南，东西两侧是厢房，另有耳房和小院。院中铺地砖，两旁可种树木花草，形成一个舒适宁静的居住环境。北京的四合院是这类住宅的典型。人们把四世同堂看成是一种福气，一个四合院不够十几口甚至几十口人住，所以大户人家的四合院常有两进或几进的院落，进门有照壁，用水磨砖或雕砖砌成，隔开外人视线。院内有游廊回绕，古诗“庭院深深深几许”，反映了四合院式住宅的幽深清静。四合院虽然是华北地区的住宅，但是它平面上一正两厢的结构对各地的汉族住宅影响很大。
在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水乡的江苏、浙江、安徽，气候温和多雨，住宅往往高大，门窗南北敞开，以利通风；屋顶出檐较深，以遮挡阳光直晒和雨水。因为气候温和，墙壁的作用仅求别内外，避风雨，所以不如北方的厚，屋顶也仅仅铺薄瓦，全部构架和用材趋向于轻简。因为不需要太多阳光，窗户面积小，正房与厢房相连，庭院因而狭小，称为天井。因为地湿，楼居之风盛行。浙江、江西的山区，不少民居是以石头砌成的，不同于各地主体风格的砖木结构。江南富贵人家，住宅四周围以高墙，宅内设有花园。江南水乡河网密布，许多住宅沿河而建。河岸每隔一段距离筑一码头，砌有台阶，既可停泊小船，又供居家汲水、洗涤。小桥流水、住宅码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水乡风景画。
往南走又是另一番景象。广东、广西、福建的山区地带，是客家人的集中居住地。典型的客家住宅是3层或4层的高大的圆形土楼，最高的有5层，土楼的外侧墙壁厚度可达1米以上。土楼有些是圆形，有些是方形，下面的2至3层对外不开窗，处于封闭状态，每层楼都有居室、厨房、库房。此外，广东的沿海地区为防范台风，常常将房屋的高度降低，以减少受风面积，并将住宅建成联立式，以增加房屋的力度。20世纪初，随着华侨的归国或对家乡的投资，在广东、福建出现了一批华侨住宅。这种住宅的外观多为中西合璧式，有大平台及外廊。
在偏僻的西南地区，高山峻岭阻隔了交通，20世纪初欧风美雨很少吹到这里，住宅形式几乎没有变化。这里少数民族众多，风格与中原地区大相异趣。因地形复杂，空气湿度大，住宅对通风要求很高，人们用竹子或木料作为支柱，搭成“吊脚楼”式住宅，楼上住人，底层贮藏物品或圈养牲畜。采用这种住宅方式的主要有苗族、侗族、布依族、壮族、傣族、崩龙族、景颇族、佧佤族、爱尼族。此外，云南部分地区常刮大风，当地人用厚土坯砌墙，小院自成一统，四四方方像一颗印章，这就是有名的云南“一颗印”式住宅，是华北四合院在西南地区的变种。
除以上主要地区外，还有一些民居也很有特色。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的西部，遍布窑洞式住宅。这一带是黄土地，土质良好，石材丰富，风沙很大，人们依山势或土坡走向，挖掘出一个洞，进深6米，外面砌上土坯或石头，形成封闭式的窑洞住宅。窑洞常常北靠山崖以避严寒风沙，南面开大窗户以充分采光。在青藏高原，藏民的居住一般都很分散，往往沿着山泉或河流两岸分布，有的筑于山腰和小山顶的险要处，出于自卫的需要，房屋建成碉堡式。房屋多为3层，底层圈养牲畜，作饲料房；第二层住人，起居室、卧室、厨房都在一处；顶层是经堂，这就是著名的碉房。中国地域广大，气候不同，建筑风格各异，即使在一个地区，气候条件也有很大差异，所谓地域建筑特色只是大体的区分而已，比如“吊脚楼”在东南地区的福建也有，藏民的碉房式建筑在云南、四川也不难见到。
所有上述建筑都是中国固有的，为20世纪初汉族和各民族的主要居住形式。这些传统民居的被打破，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的里弄式住宅。上海自从成为通商口岸城市后，人口迅速增长，地皮价格昂贵。从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地产商人便仿照欧洲联排式住宅的形式，建造了一批成本很低的木板房屋，卖给涌入上海的外地人居住，形成上海最初的里弄式住房，也是中国近代最初的集中居住形式。到了19世纪70年代，又将木板房改进为砖木结构，设计了上海独有的石库门里弄民居。石库门大多成排建筑在井然有序的里弄，为砖木结构的毗连式房屋；弄门纵向深入，过道两旁即为相互毗连的石库门民居。老式石库门为三间带两厢，总体布局采用欧洲联排式，单体平面结构脱胎于传统的四合院，早期四世同堂的家庭多采用这种建筑格局。20世纪2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将三间两厢的老式石库门房屋，改变为单间与双间一厢，以适合大家庭的解体和人口进一步增长的社会变化。里弄式住宅这种群体集居的居住方式，不仅是上海近百年民居的主要形式，许多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为解决人口问题和减少住宅投资，也都如法炮制，天津在1949年以前，里弄式住宅一直是这个城市近代民居的主要形式。里弄式住宅节省空间和投资，但是与传统民居相比，绿地减少了，天空变得狭窄，弊病也是十分的突出。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穆木天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住里弄的感觉这样写道：“如果有人向您问：‘弄堂’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您得怎样回答呢？您可以说：‘弄堂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一层楼的，二层楼的，三层楼的，还有四层楼的单间或双间房子，构成了好多好多的小胡同子。不管您住的前楼还是亭子间还是什么名目的房间，您总会觉得这回是进了牢笼了。四处都是房子，除了仰头到45度的角度以上才看得见的天空，再不会瞅得见其他任何的自然。’”
在公共建筑方面，清末时期的变化是高楼大厦的初现。1900年后，美、英、法、俄、日等国家先后在北京修建使馆区，建筑风格都为欧洲、日本式。同时为了方便来北京的外国人的生活，开始建造六国饭店（今华风宾馆），作为外国人和中国高层人士（包括官员和富人）的住宿、宴请和娱乐场所。六国饭店高7层，红色墙面，以壁柱分隔，上有欧洲古典装饰，是当时中国最高的住宅建筑，至今还是北京一家很有规格的宾馆。
变化不尽发生在大城市。新疆虽然地处边陲，因为与俄罗斯等国接壤，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许多住宅吸收了相邻国家的建筑布局，室内装修采用欧洲传入的石膏花饰，大玻璃门窗和木板顶的天棚。在许多商人的住宅，过去传统的功能是以居室为主，这时已经变成以客房附以餐厅作为住宅的基本单元。
1912一1949年 西式建筑争奇斗艳
1912一1949年的民国时期，大都市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式建筑，最突出的是高层建筑的出现，高层建筑最集中的城市是上海。
在1911年以前，上海的最高建筑是6层。1915年、1920年、1923年，分别建起了7层、8层、9层的大楼。1928年修建的沙逊大厦（今南京路外滩和平饭店北楼）是一幢10层（部分为13层）的钢架结构大楼，整座楼用花岗石砌筑，外型简洁明朗，明显受到19世纪末出现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建筑风格的影响；外部不重雕琢，内部装饰得豪华无比，各层设有不同国家风格的住房，包括德国式、印度式、西班牙式、法国式、意大利式、英国式、中国式、美国式，汇集了9个国家不同风格的装饰和家具。在外滩众多的高楼中，沙逊大厦是最高的，遥遥望去，墨绿色的金字塔型的楼顶，仿佛巍巍群楼的冠冕。沙逊大厦是上海第一座10层以上的大楼，在以后的短短几年间，奇迹般地涌现了28座这样的建筑。高层建筑是当时西方的时尚，中国各大都市都竞相效仿。1937年落成的广州爱群大厦由华侨投资、中国工程师设计建造，高65.27米，共15层；立面糅合了美国摩天大楼的垂直线条风格和岭南的骑楼底座，内部采用钢架结构，在建材和施工方面都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是华南第一高楼。民国时期高层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34年建成的上海国际饭店，由希腊工程师设计，共24层，高82米，是中国近代最高的建筑，号称“远东第一楼”，楼顶有望台，全上海景观尽收眼底，有快速电梯3部直达顶层，是美国摩天大楼的翻版。
在20—30年代，出现了近代住宅的另一种形式——公寓式住宅。它通常层数比较高，大多数是4至5层的楼房，以不同间数的单元组成各式标准层，大部分是从一室户到四室户。内部布局虽然不同，但必须具备起居室、厨房、浴室、车库，有自来水、电器和卫生设备，建筑标准比较高，居住条件很舒适。大多数建成后用于出租给高级职员。天津、上海都有不少这种公寓。
民居也由平房向空中发展，从20年代起，上海、天津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民宅中出现了一种二三层的楼房，因为修建在里弄里，称为新式里弄住宅。与过去上海的里弄住房相比，新式里弄住宅对房屋的使用功能作了明确的划分，将起居室、卧室、浴室等分开，有些厨房里还有煤气灶。宅前留有绿化园地，里弄的宽度可容车辆的进出。生活在这里的主要是中等收入的人士，如机关和公司职员、教师等。较富裕的人家，住花园式里弄住宅，它是从新式里弄住宅演变而来的。住宅前面有庭院，绿地面积超过住宅面积，有的达三倍以上，环境幽静。居室内有壁橱，铺硬木地板，钢架大玻璃窗，外观多为西班牙式和近代立体式。
更豪华的西式住宅是别墅，特别是花园式别墅。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些最富有的人已经仿效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修建了花园别墅，但为数甚少。从20年代起，在军阀混战中发了大财的军阀、政界的显要、工商业的富翁以及清朝的遗老争相攀比，抢占大城市的黄金地段，修建独院式高级住宅。房屋不高，大多是平房或2层的小楼，有壁炉、卫生设备、大小卧室、健身房、汽车间，在居住的周围环境上，特别讲究庭院绿化，有草坪，甚至大理石的喷水池，因此称为花园别墅。
民国时期，大体而言，里弄住的是中产阶级，花园别墅属于富人；与中上层社会人士相比，下层人民的居住状况十分恶劣。不少人住在竹架支起的草棚里，门檐低矮，只能钻进钻出。在上海，人称这种住户为“滚地龙”，将这种成片的住宅区称为棚户区。
1950—1965年 新村建设
全国一解放，国家就设立了建筑工程部，任命陈正人为第一任部长、万里为副部长。在热火朝天的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内，一举建成住宅9454万平方米，缓解了饱受战乱之苦的黎民百姓的居住条件。“二五”期间再接再厉，又建成1.1亿平方米。这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4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窗户却很小，这种建筑主要是借鉴了当时苏联的住宅模式，一如1949年以前主要借鉴的是西方国家的建筑风格。
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村，住户是普通职工。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为执行毛泽东的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当年，第一批住宅1002户完工，以当时的家庭成员平均每户5人计算，可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这个住宅小区修建于上海西郊的曹杨路一带，取名“曹杨新村”，占地200亩，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风景优美，处处花草林木，小桥流水。一时间，“曹杨新村”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代名词，很长时间内是广大无房缺房职工梦想中的天堂。
在这一时期，新建住宅小区除了职工新村外，另一种形式是华侨新村。为满足华侨和港澳同胞的需要，50年代广州在东北郊区建立了华侨新村，占地20公顷，都是独立式小楼，有现代化的设施，楼外有绿化庭院。1962年初上海的华侨新村，共6幢白墙红窗棂的小楼，排列在绿草地中。每幢4层，每层两套住房，生活设施配套完善，有起居室、餐厅、贮藏室、浴室、厨房、卫生间，并有冷暖气设备；建筑质量很高，房门用水曲柳木料，浴室、厕所铺马赛克。
在建国初期，尽管国家关心住宅问题，但是拿不出多少钱来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也是事实。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住房投资44亿元，从政府角度说投资不算少，但到1956年底，全国仍有250万职工要求解决住房困难。以后因为大跃进、自然灾害等原因，更无暇顾及改善住房条件，“文革”发生后，更恶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不过中国的房租低廉，据1956年的职工家庭收入调查，职工每月房租2.1元，占家庭收入的2.4%。这种低房租一直维持到80年代。1982年城镇居民房租平均每平方米租金0.1一0.15元。房租占家庭收入3%以上的有天津、广州等9个城市，占2%以下的有兰州、贵阳等4个城市。可以说，房租低廉而居住局促是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市民的住房特点。
1966一1976年 “四世同堂”
1966—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惨痛的“十年浩劫”时期，中国人的居住条件有退无进。“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建筑工程部就被解散，大批设计图纸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遭销毁；宝贵的建筑材料包括高质量的钢筋水泥、大理石，被用来建造领袖像、“忠字碑”、“万岁馆”，如此暴殄天物，何能顾及民宅。从1966一1970年的“三五”时期内，全国住宅竣工面积仅5400万平方米，仅为“一五”期间的一半多一点，不及改革开放后一年的住宅建设数量。
“文革”时期不仅住宅建设面积少，所建住房的质量也相当低劣，许多民宅是用“干打垒”的方式建成的。“干打垒”起源于“文革”开始前1966年2月1日国家建委批转建筑工程部一份《关于住宅、宿舍建筑标准的意见》的报告，其中强调：非生产性建设，要发扬延安作风，贯彻“干打垒”精神，适当降低民用建筑标准。“干打垒”本是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精神的体现，表明宁可身居陋室，也要为国家多出石油的志气。但“文革”开始后，全国学大庆，将它应用于民居的建设，各地建起一批建筑标准很低的简易住宅楼，其特点是居住面积小，空间局促，屋顶矮，墙壁薄。
由于十年动乱，加上50—60年代有一段时间对民宅建设不重视，延续到70年代末，苦难就十分突出了。这时新中国成立已经30年，全国3400个城镇新建住宅的建筑面积仅4.93亿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面积仅3.6平方米。大多数家庭，父母与子女住在一间屋子里，三代人同居一室是常见现象，四世同堂也不罕见。现在的50岁左右的中年人，对此感受尤深，如果问他的感受，大多数人会回答：婚后无房，与父母同住；当年的流行语是：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
住房的困难既然难以解决，老百姓不得不自己动手，于是产生了“大杂院”这种人人熟悉见怪不怪的住宅形式。70年代末，全国城镇住宅建筑总面积约40亿平方米，其中，属于解放后新建的仅占百分之十几，全国城市绝大部分人住的是解放前的房子，陈旧不堪。更兼50年代盲目鼓励生育，到70年代进入了生育高峰时期，子女多了住不下，于是在院子里搭出个坯间，或者盖间小厨房，腾出原来的厨房住人，能想的法子都想到了。迫于人口与住房的矛盾，大杂院出现了，原来的庭院空地都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这种特殊的居住形式是对传统居住环境不得已的破坏，是畸形政治产生的居住怪胎。经过“文革”十年，无论华北的四合院、江南水乡的秀丽庭院，传统民居能保持原貌的不多了，大部分成了大杂院。
1977—2000年 步入小康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渴望安居乐业，要求吃得好一点，住得宽敞一些，是人之常情，生活的基本需求，不会再受到无谓的批判。1978年9月，建国以来第一次城市住宅建设会议召开。在那次会上，政府保证，到1985年，将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3.6平方米，提高到5平方米，并且集中力量在两年内解决无房户和特困户。8年之后，到了1986年12月，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结果表明，在28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普查范围内，共有房屋建筑面积46.76亿平方米，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6.36平方米。首战告捷，超额实现了目标。
这一时期，居住条件的改善，就社会阶层而言首先是知识分子；就地区而言当属新兴城市深圳。1979年国务院拨专款1亿元，为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卫生部系统知识分子建设住宅；1980年续拨3000万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文联高级知识分子建住宅。80年代全国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数深圳这座新兴城市最优越。深圳新建住宅每套平均建筑面积83平方米，比全国平均数高60%，甚至比香港居屋计划还高52%，即使与亚洲一流的日本相比也各有千秋。
中国80年代的住宅建设成绩世界瞩目，世界银行认为，80年代中国住房建设成就，即使从国际标准来看，也是创纪录的。但是历史的包袱太重，到80年代末期，全国城市中仍然有30%家庭是住房困难户。其特点是：居民的住房面积小，而且危、破、挤、乱，绝大多数无上水，无下水，无暖气、煤气，无厨房、卫生间、阳台、壁橱、自行车棚、绿地，属“十无”房屋。上海与北京是国家花最大力气解决住房的两个城市。到1989年，上海累计投资住房145.6亿元，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仍有32.7万户，其中2.5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有4万多户，仅危房面积就有14.6万平方米。北京住房投资180亿元，全市仍有30多万居住困难户，还有1000多万平方米的危旧住房亟待改造。
与城市相比，农村住宅面貌一新。中国的经济改革农村先行一步，农村的住宅是农民自建，不需要国家投资。统计资料表明：1949—1978年的29年间，全国农村平均每年新建、改建住房1亿平方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1985年，全国农村仅新建住房就达41亿平方米，平均每年6亿平方米。6∶1的比率来自于农民生活的日趋富裕，“家家备料，村村动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建房热潮。住宅质量也与前迥异，有道是：“50年代盖草房，60年代建瓦房，70年代加走廊，80年代砌楼房。”
进入90年代，离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的目标还剩下10年。当时，中国人盼小康，最盼的是住房。改革开放的前10年带给人民的好处体现在吃、穿、用上，后10年谁都希望能够住上一套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环境幽雅的住宅。改革开放之初定下的住房小康标准是：2000年达到人均8平方米居住面积（12平方米使用面积），人人都有一个盼望在前头。但刚进入90年代，国家体改委主任、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组长陈锦华就说了一句骇世惊俗然而实事求是的话：要达到小康水平，难度最大的是住房。陈又说：要达到小康水平，90年代需建住宅16.5亿平方米，国家须投资4950亿元。人们未免失望，但现实的确严峻。建国以来全国城镇新建住宅竣工面积最多的年份数1985年，共1.15亿平方米，1991年稍少，也有1.1亿平方米。盼房人很奇怪，住宅年年盖，为什么房子分不到。建设部城镇住宅研究所专家给出了回答：1989年中国城镇人口达2亿，平均增长速度为每年3.5%，即700万人，每年新增家庭233万个。按新建住房标准每套67平方米计，1.15亿平方米只合172万套。就是说，无论国家怎样努力，一年的住宅建设赶不上人口增长。
于是，1988年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1998年许多大城市停止实物分房，推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一时间，房改、买房成为老百姓最关切的问题。不管老百姓想得通想不通，以下一组对比数据表明这项制度不能不实行：截止1989年，建国40年来，国家用于住房的投资3254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1989年以后，每年投资住宅建设400亿元，相当于4个深圳的建设投资（1979—1987年国家对深圳的投资总额为97.67亿元）。
经过90年代的10年努力，20世纪末的一项调查显示，199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9.2平方米，超过了8平方米的小康目标。不仅如此，“居住面积”是按照卧室面积计算的，90年代的住房，加大了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的面积，较高档次的住宅还有餐厅、书房、储藏室，卧室以外的居住空间大大扩展。权威人士说，以实在的居住面积算，目前城镇人均住房已达十几平方米。仍以北京为例。2001年2月2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公报：2000年底，北京城镇居民住房已经达到人均16.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28.9平方米。就全国而言，许多中小城市由于土地面积较多，地价便宜，居民住房改善情况超过北京。
当20世纪初集约式住宅在中国出现之际，电灯是当时最先进的照明工具，电话是最先进的通讯手段，也同时出现在中国人的居室内，不过仅属于最富裕的社会阶层，对广大市民是难以企及的一个梦。于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为20世纪中国老百姓一句口头禅，八个字浓缩了中国人对现代化家居的追求，在20世纪末，中国人圆了这个梦。
（责任编辑江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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