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宗师马约翰
[ 2002年第5期 体坛宗师马约翰 作者：尹大川 ]
中国需要体育
1883年，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四周都是大海的自然条件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游泳、跑步、投掷成了他的日常爱好。
1900年，马约翰到上海读书，先在明强中学读了4年，后又考入圣约翰大学整整读了7年（预科2年，本科5年）。在这所以学风优良、管理严格著称的学府里，马约翰学的是理科，最后一年学了医科，对文科也有所涉猎，英语更是重要的必修课。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从事体育教学与体育训练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在校读书期间他仍然爱好体育运动，并且运动成绩突出：1905年，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田径运动会上，他获得了一英里跑的第一名；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他获得了880码跑的第二名。在当时尚无专业运动员的情况下，他的中距离跑的成绩实际上也就是全国纪录或接近全国纪录了。
1911年，马约翰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他一面担任一家美国商行的译员，一面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一所夜校任教。
1914年，马约翰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从此他就一直留在清华，献身于清华的体育教育事业长达53年，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其间虽有几次波折，都未能改变其服务清华体育教学的崇高旨趣：一次是学校无端将他降职降薪；一次是国民党政府意欲高薪聘请他出任体专校长；再一次是临近解放时有人劝他离开北平南下。一个普通的体育教师，既不为名利所诱惑，又不怕歧视和挫折，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马约翰到清华学堂任教初始，并不教体育而是教化学。但他特别关心学校的体育教学，还主动向校长周诒春建议应该积极发展学校体育教育。当时他的想法也很简单：清华每年要送100名学生去美国学习，被送的学生在身体方面也应该像样一点，总不能把帝国主义蔑视中国人的所谓“东亚病夫”送去吧。马约翰的建议受到了学校当局的重视，在体育设施方面很快就有了很大的改进。例如清华的体育馆1919年就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建设起来了。马约翰本人也受聘为学校的“体育帮教”，从此开始了他的体育生涯。当时，马约翰动员学生重视体育的目的，还仍然停留在朴素的爱国主义层面。他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儿什么，你们也要能玩儿什么；不要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外国念书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棒，身体也要棒。”
1919年，马约翰利用公假到美国春田大学去进修，是专门去考察和学习美国体育教育的，历时一年，并且完成了一篇题为《体育历程十四年》的毕业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对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认识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层的忧虑：“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国家的伟大幸存者，它的面积3913560平方英里，人口大约为四万万，全体人口都是羸弱或多病的，而且经历着不卫生不健康的生活条件。这是一块人民生命不断遭到疾病折磨的土地。啊，中国需要体育，就像一个结核病患者需要治疗一样。”虽然这其中的个别提法或有不准确之处，但其总体的忧患意识仍是爱国主义的深情流露，这无疑也是受了“教育救国”思潮的某种影响。
体育的迁移价值
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接受过系统的理科和医科教育，后来又两次赴美国专门进修体育并著有重要学术论文。这样的学历不仅在旧中国有限的体育人才中极为鲜见，就是在新中国庞大的体育队伍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因此，他对于发展体育教育和开展体育运动的高度重视，并不仅仅是停留在爱国主义这一抽象的精神层面上，而是包括了许多具体的科学内涵。他之所以成为一位著名的体育家和体育教育家，首先是因为他把体育作为一门科学，把体育教育事业当着一项科学事业来看待，并且在实践中努力贯彻始终。他曾强调指出：“体育是在各种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育是用来对付一个人的身体发展，要使体育能达到目的，必须精通熟悉许多的科学理论与知识。”他又说：体育是增强人民体质的科学，是使人身达到健全的科学。体育是使人获得健康的重要手段，它涉及到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人体机动学、社会学等等。
1920年2月，马约翰在美国进修时写的《体育历程十四年》中，首先批评了当时流行于中国学校教育中轻视体育的一些观念，认为整个社会还没有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把学校体育活动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游戏娱乐活动。他根据自己执教清华体育的经验，初步总结了学校体育教学在激励学生的活动热情、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运动成绩可以扩大学校的知名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926年，他第二次赴美进修时所写的硕士论文《体育的迁移价值》，更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价值。他再次批评了认为“体育仅仅是孩子们的游戏”，“体育可有可无，无足经重”等轻视学校体育的错误观点，正面阐述了体育对于“培养人的性格——勇气、坚持、自信心、进取心和决心”，“培养人的社会品质——公正、忠实、自由、合作”以及获得健壮的体魄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的《向导》专刊上发表文章，更明确地概括了学校体育的目的有两条，即：1，使学生身体健壮成长；2，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围绕“品德教育”，他还具体提出在清华大学的体育活动中要发扬五种精神，即：1，奋斗到底绝不退缩；2，高尚的道德品格；3，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和牺牲；4，互助友爱团结合作；5，永葆清华精神。他认为，教育和培养学生发扬这五种精神可以为中华民族锻造新一代的栋梁之材。这是一种真正的远见卓识！清华在其90多年的历程中确实为中华民族教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栋梁之材，而马约翰为清华体育教育服务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实在是功莫大焉！
解放后，马约翰又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对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的目的和任务进行了更具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总结，并在报刊上发表了《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健康与体育运动》、《和青年谈体育锻炼》等一系列文章进行全面论述。由于这时马约翰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体育教授，又先后担任了多项全国性的体育机构的领导职务，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副主席、主席等，其影响力就更深远，对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就更大了。
最高的荣誉
荣高棠在纪念马约翰诞辰115周年时的题词是“体坛师表”。这一题词不仅概括了马约翰毕生献身于体育事业的卓著功绩，而且突出了他在体坛的崇高地位和大师风范。在中国体坛日益商业化的今天，尤其值得人们深深品味。
马约翰是一位真正的严师。众所周知，清华自开办起就是一所顶尖的学校，学生都是经过严格考试从全国挑选来的学习尖子。入学后在专业学习上的要求也很高很严。但它同时也受到中国传统儒学影响，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只重视读书而忽视甚至是轻视体育的倾向，大多数人不仅没有进行体育活动的良好习惯，就是正式的体育课也不大愿意参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学校当局曾不得不采取某些强制锻炼措施，例如规定每天下午4点到5点，所有学生都必须到室外进行体育活动，并且将图书馆、教室、宿舍统统锁上，不让他们留在室内。但就是这样规定也仍然有不少人虽然离开了教室和宿舍，却躲到树林或是其他一些僻静的所在去看书或休息。这时候，马约翰便到处去搜寻学生，动员他们去跑、去跳、去打拳、练剑等等。在马约翰和各有关人士的支持下，学校还规定学生必须在体育方面达到一定标准才能毕业，才能出国留学。这一规定对于清华体育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马约翰不仅主持制定了学生体育的“五项测验”及格标准，并且亲自主持测验，严格把关。著名学者兼作家梁实秋是清华1923年毕业生，他在毕业前的体育测验中，田径项目虽“勉强及格”，但“游泳一关最难过”，第一次未能及格，规定一个月后补考，在这一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游完了规定全程，这才获得了主持补考的马约翰的首肯：“好啦，算你及格了。”清华出身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吴宓，当时也曾因为跳远一项未能及格而被马约翰整整“扣了半年”时间，而后才获准出国留学。
令人钦佩的是，马约翰在他所主持的体育活动中，对于运动员在思想品质和道德作风方面，也有很严格的要求。由于清华体育教育开展得好，清华的竞技体育也就有了较高水平。20年代初，学校就成立有棒球、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运动队，经常代表学校到校外参加比赛，其成绩不仅在华北地区颇为突出，就是在全国也属一流。上述各项运动队当时就只有马约翰一人担任指导，包括平时训练和赛场指挥，都由他负责。他对这些运动队的成绩固然很重视，因为他也非常重视清华的荣誉。但他对运动员的思想作风也极为关注，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他经常对队员们说：“球可输，运动道德不能输”，“不许踢人、压人、打人”。清华足球队当时有一名姓翟的中锋，球踢得好，速度快，传球准，不仅在校内，在华北也很有名气。他的作风本来也不错，但在一次暑假期间他去上海踢球时，学了不少坏毛病，什么勾人，压人之类，回到学校后就在球场上暴露出来了。马约翰看到了非常生气，当场就把他换下来，狠狠地批评他，并严肃告诫他：你不改掉这些坏毛病，球队就开除你。这位中锋接受批评，后来果然改好了。马约翰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强调一定要重视体育道德教育，他说：“从事运动者，道德为重……否则虽力大如牛，将如无羁之马，奔放逐斗，无往而非害事之母，如此影响其将来一生事业，实非浅鲜，故体育部极为注意于此。”从1920年起马约翰就担任清华体育部（解放后改称体育教研室）主任一职直到1966年逝世为止。他的这种“教书育人”思想始终贯彻如一，为清华体育创造了良好的传统。
“体坛师表”这一极高的荣誉，马约翰是当之无愧的。他毕生献身于体育事业，不仅在清华，而且在全国体育界也都具有很高的声望。1914年，他就被选为北京体育协会的评议员；1919年他以评议员身份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第4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1921年和1927年又两度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5届和第8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担任了第8届田径委员会的主席；1930年，他担任了中国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国选手总教练。1936年，他又以中国田径总教练的身份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12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解放后，他作为体育界元老级的代表人物更是获得了诸多荣誉，担任了更高的职务，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等等。然而这位堪称一代体坛宗师的马约翰，不论在怎样的条件下都始终坚持在基层的体育教育岗位，从未脱离具体的教学业务。在他的精神境界里，具体的体育事业和基层教学岗位始终是第一位重要的，而别的都可忽略不予计较。前面提到，他曾一度被降职降薪使用。那是1928年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大学时，新任校长罗家伦居然也轻视体育，认为体育教学无须设教授一职，就下令将马约翰改称为训练员，并与此相应降低他的薪资。当时许多清华同事都为马约翰鸣不平，有人劝他离开清华另谋高就。事实上以他的能力与声望到别的地方去担任教授也完全不成问题，当时就有外校想把他从清华挖走。但马约翰本人却放不下清华体育部这个由他参与创建的教育岗位，根本不计较名利而坚持留在清华工作。直到一年后，罗家伦纠正自己的偏见，才恢复了马约翰的原职原薪。1942年，马约翰在西南联大工作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家里有时竟连菜都买不起，只能吃白饭。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四川江津成立了一所体育专科学校，很想借重马约翰的声望，用高薪聘他担任校长。但他不为名利心动，婉拒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好意，继续在昆明过着清苦的教员生活，这在当时的教育界和体育界都被传为佳话。
马约翰的人品和道德风范是中国体育界永远学习的楷模。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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