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纸云烟记翰林
[ 2002年第5期 满纸云烟记翰林 作者：刘建业 ]
状元独领风骚
“状元”是封建科举考试进士科的第一名。由于状元是由皇帝亲自在“殿试”中选取的，所以又称“殿元”，其荣誉是无比高尚的。清代260余年，共开科116次，选中的状元只有114名，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两年半才出一位状元，其尊贵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问，既然清代共开科116次，应该产生116位状元才对呀，为什么只有114名呢？这是因为清代的116科考试中有两次特殊情况，即康熙十八年（1679）和乾隆元年（1736）开了两次博学鸿词科，这两科考试的参加者都是各省举荐的学问渊博的奇异之才，考试后只授官职，并不排名次，所以这两科没有状元。
长期以来，有一个误会，就是不少抨击科举制度的文章都说过“自古状元无真才”，有人甚至说“没有看到过一个有大作为的状元郎”。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抛开自唐至明代科举选取的状元不提，仅看清代的114位状元，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尽管科举制度曾经埋没了不少人才，但能从县试开始，连闯六道严格的考试，取得“状元”头衔的知识分子总还是要有点真才实学的。我们翻开清代状元的名录，可以找出不少地位显赫、业绩辉煌、学识渊博的人来。清代第一科状元傅以渐，以非凡的才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为开拓清初政绩、巩固新王朝作出过重大贡献。他还亲自担任《明史》和《清太宗实录》的纂修官，出任太宗“圣训”的总裁，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顺治九年（1652）状元麻勒吉是满族人，在会试中就高居榜首，殿试又获第一名，后来以办事干练升迁到两江总督。虽然曾有一段被罢免，但仍不失为一位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韩，也是从会试到殿试都取得第一名，后来官居礼部尚书，不但在治理国家上有一套，而且还留下了一部很有名的著作《有怀堂集》。乾隆二年（1737）状元于敏中，是辅佐乾隆皇帝开创盛世的重臣，官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文学家，著有《素余堂集》。乾隆十年（1745）状元钱惟城则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画家，他书法有苏轼神韵，绘画更是花卉、山水、人物样样精通，乾隆以他为当时的书苑领袖。乾隆二十五年（1760）状元毕沅更是一位全才人物，他居官数十年，官至湖广总督，且贯通文史，著作甚丰，同时又是一位学识精湛的文物鉴赏家，对金石书画的研究有独到之处，可称清代无与伦比的大收藏家。其他如嘉庆朝的姚文田，官至礼部尚书，是清中期著名的声韵古文字学家，其著作《说文声系》、《古音谐》都是有价值的古文字专著。道光朝的龙启瑞，在官居江西布政使期间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同时又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他的《尔雅经注集证》至今还是研究古文的重要参考资料。咸丰朝的翁同，学贯古今，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还是戊戌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同治朝的洪钧先后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是著名外交家，同时又是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和元史专家。我曾把清代状元的业绩排列过一张表格，其中政治家28人（如傅以渐、梁国治、王杰、吴其、张之万、翁同），文学家21人（如徐元文、严思我、汪绎、钱、龙启瑞），书画家19人（如彭启丰、王式琛、毕沅、钱惟城、刘春霖），教育家17人（如李蟠、庄有恭、林如棠、曹鸿勋、吴鸿章、王寿彭），外交家3人（如洪钧），实业家5人（如张之万、张謇）。而只做过五品以下小官的仅有10余人，可见状元里面确是人才济济。
清代文人集中于江南，江南又集中于江苏，江苏又集中于苏州。114位状元中，江苏独占49名，而苏州一城竟先后出过24名状元，可谓状元之乡了。在这114名状元中，有两位最显赫，倒不是他们的官职显赫，而是他们在科场中的成绩显赫。乾隆四十六年（1780）状元钱，嘉庆二十五年（1820）状元陈继昌，是清代出现的两位“连中三元”的状元。所谓连中三元，就是在省级考试（乡试）夺得第一名（称解元）、京城会试又得第一名（称会员）、殿试仍夺第一名的状元郎。这种殊荣可称百年难逢其一，从唐代开始科举考试以来，直到清末一千余年间，中国仅出了13位连中三元的状元，清代的两位“三元状元”都是江南人，人说“才华独秀于江南”，看来不是夸张。
一个家族，如果出过一位状元，那么这个家族就要被人钦羡，而清代的状元偏偏有时会集中到一个家族，如康熙乙丑科（1685年）状元陆肯堂和他的玄孙、同治甲戌科状元陆润庠，嘉庆壬戌科（1802年）状元吴廷琛和他的侄子、道光壬辰科（1832年）状元吴钟骏，咸丰丙辰科（1856年）状元翁同与他的胞侄、同治癸亥科（1863年）状元翁增源，康熙丙辰科（1676年）状元彭定求和他的长孙、雍正丁未科（1727年）状元彭启丰。这些一门两状元的盛事曾被文人墨客编成戏剧予以表彰，也是为人们无限景仰的佳话。
状元既然是殿试之首，自然会受到格外的荣宠。清代的状元只要金榜题名，立刻就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显赫官职，由于他们接近皇帝和内阁重臣的机会多，所以一般升擢很快。人们对他们的敬仰之情也就随着他们地位的提高而变得不可仰望了。
清代状元几乎人人都写得一笔好字，而且文思敏捷，出口成章。当时的人能得到一张状元的墨迹常常引以为荣，视为珍宝，因而收藏状元的墨宝就成为当时文人的一件大雅之事。从清中期开始就有人以毕生精力追寻状元手迹。在这些收藏家中，大画家吴湖帆可算佼佼者，他经过数十年的寻求，曾收有72位清代状元的扇面、书画，可称蔚为大观。但由于岁月积累，许多状元的墨迹现在已经很少见了。1996年拙作《状元墨宝——清代进士墨迹藏珍》一书展示出来的15位状元墨迹，最早的是乾隆初的梁国治，最晚的一副是末代状元刘春霖，从其不同的文辞和不同的书法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志趣。每于展卷凝思之时，常常会引起一种怀古的幽思，这也算一种享受吧！
榜眼探花有华章
按照清代科举规制，参加殿试的考生，在交卷之后即由皇帝亲自主持，把录取的人分为三等，即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仅取3名，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榜眼、探花在清代260年间也仅各出了114位，所以其显赫程度并不比状元差多少。
如果就才华来说，榜眼、探花虽不是榜首，但学识和韬略并不一定比状元低。这是因为清代科举考试，在确定三鼎甲的名次时，皇帝往往亲自出面干预，有时甚至亲自确定名次，这就使状元的当选有了极大的偶然性。比如顺治十二年（1655），殿试后阅卷大臣们选定的状元名叫王揆，但在皇帝亲点时听到王揆的名字，无意中想起了戏剧中“王魁负桂英”的故事，就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是那个负心的王魁吗”？这一问吓坏了主考官，立刻把王揆降到了三甲，仓促间新提上来的状元虽然侥幸，但其才华是否在榜眼、探花之上就难说了。再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殿试后主考官们一致推荐大文学家赵翼为状元，但乾隆皇帝在决断时认为以前数科选取的状元以江南人居多，赵翼又是江南人，有些不妥，而北方中状元的人实在太少，当时西北部的稳定是清政府的一件大事，于是临时决定，把原列第三的陕西韩城人王杰提到第一，而文章才华远胜于王杰的赵翼只好降为第三了。这个改动虽属偶然，但也算歪打正着，王杰没有辜负乾隆的提拔，入仕后展示了惊人的治国才干，被连续提升，最后做到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他与和同朝为官20余年，在抵制和误国上起了很大作用。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刘墉（刘罗锅）斗和的故事，其实刘墉入阁很晚，在地位上与和相差悬殊，根本没有与和抗衡的条件，真正与和抗衡、坚持正义的军机大臣应该是王杰。乾隆死后，嘉庆推倒和，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担任审判官，还是已经退休的王杰被请回来清查和的罪行。
状元夺魁带有偶然性，还可以从一个传说中看出来。据说光绪朝的状元王寿彭本来不够状元资格，但开科那年正逢慈禧太后60大寿，善于奉迎的主考官们就从名单中找到了王寿彭这个代表长寿的名字，以讨好慈禧。其实这个传说并不符合事实，因为王寿彭是光绪癸卯科（1903）的状元，而慈禧60大寿应是乙未年（1895年），早在王寿彭夺魁8年之前。但这个传说也证明民间对中状元的偶然性也是十分清楚的。清代榜眼、探花中也出了不少名人，他们在促进清朝政治、文化发展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乾隆庚辰科（1760）探花王文治是清中期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与刘墉并称，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雅称。嘉庆巳未（1799年）探花王引之官至工部尚书，除治国有方外，他还是一个学识精深的训诂学专家，他留下的《经文述闻》、《经传释词》等著作，对后世影响极大。非常有趣的是王引之的祖父王安国是雍正甲辰科（1742年）的榜眼，他的父亲王念孙则是乾隆乙未科（1775年）的翰林，祖孙三代同登翰苑，实在是一段佳话。道光庚子科（1840）榜眼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学生，他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又是力主实业兴国的大臣，他的思想对后来的洋务运动有很大影响。咸丰壬子科（1852）探花张之洞更是一位有民族气节、在抵抗外国侵略中功勋卓著的人。中法战争时，他力主起用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一战中大败法军。榜眼探花中的文学家、书法家如群星璀璨，光耀文坛、名播一时的大文学家孙星衍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榜眼，受人瞩目的大书法家黄自元是同治七年（1868）的榜眼。其他如顺治榜眼熊伯龙，康熙榜眼王鸿绪、顾河图，康熙探花姜宸英、徐乾学，光绪探花商衍鎏等都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
历来的收藏家对于三鼎甲的遗墨都是一视同仁。但我在与许多书画收藏界朋友们交往的过程中，却发现他们的藏品中，状元墨迹竟比榜眼、探花的还要多，因而出现了台湾一位收藏家竟用两副王寿彭的对联换回一件张之洞书法中堂的佳话。由于状元名声大于榜眼、探花，使不少有很高艺术水平的榜眼、探花墨迹因不受重视而湮没了，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曾在一次收藏家的聚会上提出，请收藏家们注意榜眼、探花遗墨的收藏。如有可能，征集榜眼、探花的手迹，办一次专题展览，一定可以引起人们极大的重视。
（责任编辑庄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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