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张光年的忘年交
[ 2002年第5期 闻一多与张光年的忘年交 作者：闻黎明 ]
今年1月28日，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度假，第二天，接到内弟风风火火的电话，告诉张光年先生逝世的噩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一下子使我坠入痛苦之中。
张光年是我的长辈，按理我应当叫他爷爷。可是，由于他的夫人黄叶绿比我父亲小的缘故，所以我一直把他当作伯伯。“文革”前，张光年一家住在北京站对面方巾巷的东总布胡同把口的一个小院，我跟着奶奶住在方巾巷的象鼻子中坑，我们两家相隔很近，他的两个儿子还和我同在外交部街中学上学。不过，我那时还很少见到他。
记不得是哪一天，张伯伯和伯母黄叶绿突然来到我家，和奶奶谈了很长时间。事后，奶奶告诉我，说张伯伯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因为怕连累别人，谁家也不敢去，自然也不敢到我家来。现在，他解放了，第一个探望的就是奶奶。从那以后，我们两家走动的特别勤，我也到他住的那个小院去过数次。后来，他搬到崇文门新盖的一座楼，环境比东总布的小院强多了。1986至1989年间，我为编写《闻一多年谱长编》，到那儿访问过数次。为了我的采访，张光年做了认真准备，还特意把我父亲叫来一起听他的回忆。就这样，他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所知道的往事，完完整整地诉说给我。《长编》完成后，我把他熟悉的几章复印出来，送给他审阅。他看后给我很高评价，还写了长篇序言，说他读了我这本书的一部分书稿，“感到它不仅是沉甸甸的，而且是火辣辣的”，因为它包涵着“那一段历史内容的分量”。整个序言，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闻一多的爱戴，充满着对我们一代年轻人的期待和鼓励。也正是在这些拜访和采访中，我渐渐了解到张光年与家祖的交往，了解到他和我们全家的密切关系。
1944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月光透过宽大的窗棂，洒进昆明小西门外昆华中学西南角的一间小屋。
一张单人床上，祖父半躺着假寐，坐在他旁边的，是比他小十多岁的张光年。祖父与这位《五月的鲜花》的词作者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但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用张光年的话讲，他们已是忘年之交了。
“今夜月光这么好，我们不开灯了，就在月光下漫谈如何？”祖父操着一口湖北腔道。诗人的气质到哪儿也改不了，而用家乡话交谈，更使他们亲近。
“当然太好了！”张光年高兴地也用湖北老河口的话回答。
祖父与张光年相识，有些偶然。1943年，张光年奉命到缅甸去开展工作，路经昆明时，日本占领了东南亚。由于交通被断绝，张光年只好在昆明暂住下来。在昆明，他没有正式工作，而且除了李公朴外，也不大认识其他人，于是就长居在李公朴开办的北门书屋。北门书屋虽然不很大，但二楼可以容纳十几人开会，它实际上已经是进步人士特别是民盟云南省支部成立初期经常集会的一个场所。祖父参加民主运动后，常来这里，一来二去，便与住在这儿的张光年相识了。
在抗战大后方，能听到家乡的口音本身就很是快慰了，况且祖父是个家乡观念很重的人。他在课堂讲学说的是国语，可一回家就改成浠水方言了。有人不解，他却乐呵呵道：“不爱自己家乡的人，又怎能爱他的国家呢？”所以，他一听张光年的湖北腔，就大有他乡遇知音的意味。
祖父很清楚张光年是个共产党（那时，许多人把共产党员都叫做共产党），张光年对此也不回避，因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在1938年便公开了。那时，在武汉的国民党军委会总政治部第三厅里有两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一个是冯乃超，另一个就是张光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许多人都很害怕与共产党沾边，可祖父非但不怕眼前这个共产党，反因为张光年是共产党而对他更加信任。
“光年，谈谈延安吧。”
“从哪儿说起呢？”
“就说说窑洞如何？”祖父很想了解延安，在华岗提议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里，他就和大家一起阅读过解放区的一些著作，也听华岗介绍过“那边”的情况（当时，大家习惯把解放区叫做“那边”）。但是，这毕竟是耳闻，还不是目睹。祖父早就想亲自去延安走走，看看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想到这儿，祖父突然从床上起身。“我想去延安看看，你能帮助我吗？”显然，刚才他们谈到延安的窑洞，拨动了他埋在心底的这个愿望。
有这个想法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祖父特别想到那个神秘的地方去一下，尤其是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这个愿望更强烈了。现在，面前的这位既然是共产党，当然会有办法让自己去延安的。
“现在不行，路不通了。”张光年说。
“我要去！想学学怎么做好组织工作”，祖父严肃地说，“青年们信任我们，可是情况很复杂，咱们办法少，得去延安取点经。”
张光年被闻一多的真诚感动了，但他笑着回答：“从昆明去，好家伙！不等你走到，半路上就给抓去了。或者没抓去，等你回来，帽子更红了，闻一多就不成其为民盟领导人的闻一多，也就不能起闻一多的作用了。”张光年一口气把话说到这儿，没容祖父插言。
听了这些，祖父沉默了。他知道去延安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几年前，罗隆基打算去延安，已走到了成都，还是被特务发现送回重庆。不过，那就就此罢休么？不！绝不！
“我的意思是化名去，咱们不告诉任何人，悄悄去，悄悄地回来。”祖父压低声音，向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张光年解释道。
“太幼稚了”，张光年心里想，竟忍不住笑出声。
“正因为你是闻一多，保不了密，去不了延安。”
祖父多有些不悦，身子往后一靠，躺了下去。“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顾虑多端。”这话，让人一听就晓得他也向另外一些人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就想想办法，让我去看一眼嘛！”祖父为了争得这位同乡的援助，竟用起孩子的口吻。可是，尽管张光年很理解他，却没能点一点头。
对于这两位诗人来说，他们谈得更多的还是文艺方面的问题。
1944年9月，昆明一些文化人士在李公朴家里举行过一次“文艺的民主问题座谈会”。那天，祖父因为有病没能出席，会后张光年特来介绍了讨论的情况，并征求他的意见。祖父对张光年讲了自己的某些认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觉得此刻作家还缺乏民主运动的实践，“没有民主运动的实践，一定创造不出民主主义的作品”。他打了个生动的比喻，说“如无冲锋经验而描写前面冲锋故事，因体验的不真切，写出来也一定没有力量”。祖父还强调“写作的问题便是一个做人的问题”，而“我们理想的本身，就是一首诗”，这就把写作上升到生活的高度。
祖父的这些意见，张光年作了详细记录，其文整理后还请闻一多过目，这便是收入《闻一多全集》的《论文艺的民主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反映了祖父当时的文艺观，至今也是了解和研究闻一多文艺思想的重要资料。
文艺，在任何时期都是一种武器，由于昆明集合了一批青年，集合了一批文化骨干，更由于这里的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所以昆明的文艺活动在全国来说也是相当活跃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大规模的诗歌朗诵会隔不多久就要举办一回，每逢事前一二天，祖父就去找张光年：“怎么样，来一首吧！”于是，一篇篇擂着鼓点的诗奔泻出来了。张光年告诉我，他的一些讽刺诗就是这时开始写的，而他那流行颇广的《市侩颂》，也是在这种场合下由祖父催生出来的。
当然，除了诗，他们也谈别的。
一次，他们闲谈中，祖父说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大好懂，问张光年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章。张光年很敏感，一下子就猜到祖父正在读《资本论》。中午，他回到北门书屋用餐，从李公朴的书橱中发现一本《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小册子，于是当晚就送到我们家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光年急于去北平。说来也巧，1945年年底正好云南的一支部队被调往东北，他就在李公朴的帮助下顶了一个通讯兵的空缺，跟着队伍先抵河内，再乘军舰至河北的葫芦岛。
张光年是在东北内战阴云密布之际北上的。他走后不久，不知从哪儿传来一则消息，说这支云南部队在葫芦岛与中共发生冲突，张光年也成了俘虏，幸好“光未然”的名字与《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联在一起，这才解救了他。祖父一直接不到张光年的信，再加上这传言，实在替张光年担了好长时间的心。直到1946年春天，一封快信从北平飞来，祖父拆开一看，是张光年的，这时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
这封信里，张光年说他正在筹备一个叫《文艺工作》的刊物，计划由闻一多、郭沫若、冯乃超、周扬和他本人作具名主编，特征求意见并约稿。祖父很赞成这个设想，答应担任主编之一，只是来不及写新稿子，便把前些日子写在几页粉纸上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原稿附上。回信中，祖父还关切地问在葫芦岛究竟出了什么事，被俘一事是否属实。
张光年收到信，心里真是好笑，同时也为有祖父这样的师友而高兴。他连忙复函，说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又说他们到葫芦岛时，中共部队为了避免冲突已先行撤退。
《文艺工作》后来因形势变化没能出版，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手稿却受到张光年的精心保护，至今仍然完好，它今天已是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了。
1946年，祖父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身亡，同行的大伯闻立鹤也身中数枪，腿被打断。祖父牺牲后，我们家不能搬回清华园了，多亏冯友兰把他在鼓楼前后门桥旁白米斜街的私宅让出一半，我们家才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但是，那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奶奶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在北平呆下去，1948年春，她决心率领全家去解放区。解放区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可那儿举目无亲，找谁呢？找张光年，奶奶总说，她去解放区，就是奔着张光年去的。
去解放区之前，奶奶做了好多准备。为了通过封锁线，奶奶说她是济南一家生意人的眷属，爸爸也把名字给改了。不过，路上倒是有惊无险。
到了解放区，接待的人问奶奶想到什么单位。奶奶说，张光年在哪，她就去哪。张光年当时在北方大学，于是我们全家就到了北方大学。这样，奶奶一直跟着北方大学（北方大学后来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的校部，我的父亲闻立雕、大姑闻名也进了北方大学，而我的叔叔闻立鹏已于一年前到了解放区，已经由张光年安排在北方大学学习美术了（我的大伯闻立鹤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因工作需要，比大家晚去一些时候）。
就是这样，我们一家和张光年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文革”后，张伯伯的儿子学雕塑，跟着我的叔叔学习过一段美术。张伯伯笑着对我说：你叔叔学美术是我安排的，我孩子学美术，又跟的是你叔叔，咱们两家真是分不开啊！
（责任编辑 庄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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