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方

2002-05-15 作者: 方 可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在民国历史中,黄郛的地位非常特殊。他既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的功臣,又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内阁总理;他既是蒋介石的拜把盟兄,又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师。正因这种“半师半友”的密切关系,故每当蒋介石遇到难关时,黄郛都会不顾自己的安危出面为盟弟分忧“担丑”,甚至毫不犹豫地替他跳火坑。

甘愿为盟弟分忧担“丑”

黄郛与蒋介石相识,是两人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时。

黄郛,字膺白,1880年生于浙江绍兴。1905年,黄郛以浙江省第一名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并很快加入同盟会,负责掌管同盟会会员名册和组织工作。他接着在东京建立了“丈夫团”,其成员大都在辛亥革命中成为革命中坚人物。

l908年,从保定陆军学校来了14名青年进入日本振武学校。其中,有一位身材瘦高、面目英俊的浙江同乡引起了黄郛的注意。这位小同乡,就是蒋志清,后来的蒋介石。在振武学校,蒋介石很快就结识了黄郛。听说黄郛创办了“丈夫团”,蒋介石二话没说,便宣誓加入该团;听说黄郛要创办《武学》杂志,他四处张罗,积极鼓吹军人革命精神。蒋介石与黄郛逐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振武学校是进入日本正式军校的预备学校,当两年毕业后,黄郛因为爱好数学,乃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学校;而蒋介石则进入了新泻县高田的野炮联队实习。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北京的黄郛急忙南下,参加上海起义,成为陈其美在上海活动中的智囊人物。而正在日本军队中实习的蒋介石,也遵照陈其美的密令,很快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发动上海起义。陈其美派蒋介石随同黄郛共同筹划光复杭州的工作。上海起义,杭州举事,成立沪军都督府,组建沪军,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同谋大事,协力作战,意气相投,于是三人在上海打铁浜互换兰谱,结为“盟兄弟”,并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此,黄郛开始了与蒋介石患难与共的合作生涯。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黄郛与陈其美、蒋介石一起举义,但由于起事仓促,起义未成功,三人被迫流亡日本。当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重回上海密谋反袁活动时,黄郛却转赴南洋,旅居新加坡。1915年春,黄郛偕夫人自新加坡经日本赴美洲,埋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察和研究活动。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由于陈其美被谋杀,蒋介石顿失依靠,革命态度消极,后来在张静江的支持下,与孙中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黄郛也随即移居天津,闭户读书,潜心研究,并标榜“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

l923年2月,黄郛入张绍曾内阁,代署外交总长,兼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9月,他又任教育总长。此时,他结识了驻扎北京南苑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并向冯灌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l924年10月,黄郛与冯玉祥进行了多次密谋,发动了北京政变,组成摄政内阁,黄郛代理内阁总理,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11月24日,冯玉祥为时局所迫,迎接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黄郛辞去本兼各职,移居天津。

正当黄郛在北方策划北京政变、发展革命势力时,在南方的蒋介石也渐渐取得孙中山的信任,成为国民党军政界的一颗新星。当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黄郛便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极不平常的建议:“储才,任方面。”关于“储才”,他说:“旧时政治家极重幕僚,新式政治家更需智囊,以补一人精力经验知识之所不及。”关于“任方面”,他说:“应信任已成力量的人,不宜强调集权,任人狭窄。”黄郛的建议,使蒋介石加快了笼络人才的步伐。在“清党”未完成之前,蒋的周围就聚合了一批幕僚人才,诸如军队中的何应钦、钱大钧、陈诚等,政界的张静江、吴稚晖、黄郛、张群、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等。

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扩大,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1926年11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北伐军总司令部,并认为:“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为此,他两次致书黄郛,并派总参议张群至天津邀请黄南下。在张群的一再敦促下,1927年1月初,黄郛离津赴南昌。他在蒋介石面前展示其举止从容、能言善辩、干练出众的才能,献出“共底于成”的四点计谋:一、向国民“暗示政策”: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二、在外交上采取缓急轻重之策,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三、克复京沪,联系绅商;四、底定东南,联络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蒋介石采纳了黄郛的建议,确定了“离俄清党”的反动方针。

蒋介石作为反共清党的最高决策者,负责夺取江浙的军事指挥和策划;张静江专事协调国民党新老右派关系;被称为“日本通”的黄郛、张群负责为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出谋划策、牵线搭桥。1927年4月l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是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泊中,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独裁政府,黄郛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

蒋介石对黄郛在政界的才干十分佩服,曾多次劝说他加入国民党。有一次,他甚至派亲信杨虎送去一份入党志愿书,要黄郛签一下名就可以。在这份志愿书上,蒋介石和张静江作为黄郛的入党介绍人,事先都已签好了名。蒋介石得知黄郛不愿入党后,非常不解,也很伤心。他叹道:“如果英士(陈其美别称)先生不死,可以办党,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别称)办政,可以分工合作,真乃天衣无缝。无奈黄郛只愿做客卿,无意参预党的政治。”

当蒋介石刚建立南京政府时,冯玉祥拥有陕、甘、宁、豫等省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汪精卫和蒋介石都竭力争取把冯玉祥拉到自己方面来。黄郛凭着与冯玉祥深厚的私人关系,于1927年6月19日促成了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面,实现“中正”、“玉祥”并肩携手,从而使武汉政府处于孤立之境。

l928年初,蒋介石重新登台,推荐黄郛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专门做争取欧美和日本各国谅解、支持的工作。2月21日,黄郛从上海到南京就任外交部长,并与蒋介石就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达成共识: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由“打倒列强”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转变为“依照国际公法”和“改订新约”。黄郛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采取妥协的外交方针解决“宁案”,赢得英美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他主持南京政府外交部时,先后与制造南京惨案的美、英、法、日等国达成协定,并依照国际惯例,与西方列强“改订新约”。然而,就在此刻,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自济案交涉起,黄郛就备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所谓“觉书”后,舆论指责更加猛烈。迫于这种压力,蒋介石动了让黄郛“下课”的念头。

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会晤。蒋介石叹了口气说:“膺白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冯玉祥则建议:“何不任命王正廷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让他与日本交涉?”蒋介石知道王正廷是冯玉祥幕府中人,为了拉拢冯玉祥继续北伐,他同意了冯玉祥的意见。5月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昨去郑州,与各方详商大局,谓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亦受影响,我军到达京(指北平)津,更难办理也。”他要求黄郛“暂辞”外交部长,专任外交委员会委员职务。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出乎黄郛的意料。他没有想到,尽管自己竭力为蒋介石分忧担“丑”,非但没有得到嘉赏,反而很快便被解除了外交部长职务。5月22日,黄郛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谨避贤路”。蒋介石看到盟兄有点愤怒了,连忙致电黄郛,一方面向他解释情况,另一方面劝他以大局为重,不可辞去兼职:“兄辞外长本职,对内对外,皆足表示态度,不可再辞兼职,以免外人猜测;如政府慰留,则观察形势,不必坚辞。”蒋介石知道盟兄的脾气,担心自己的电报说服不了他,便让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出面,致电黄郛慰留,但羞愤至极的黄郛哪里能听他们的劝告?

6月10日,王正廷致电黄郛,引用黄过去所说“我辈视同一体,应为互助”,要求黄担任外交委员会主席,为黄郛拒绝。同月27日,王正廷再次致电黄郛,要求他出任驻德大使,黄郛干脆连信都不回了。异常愤怒的黄郛,携带妻女一同上莫干山隐居了。

蒋介石并没有忘记黄郛为自己所做的巨大牺牲,1929年,蒋介石出任导淮委员会委员长,任命黄郛为副委员长。在给黄郛的电文中,他特别强调:自己仅仅挂个虚名,一切都由黄郛做主,并请黄郛“为三十年友谊勿却”。

但已经无意政途的黄郛,复电云:“欲保三十年友谊于不敏,故不共事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蒋介石的怨气。虽然他勉强下山到南京参加导淮委员会成立大会,但还是坚决辞去了副委员长的职务。

危急时刻替老蒋跳火坑

1933年春,日军乘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的时机,打进山海关,占领热河,越过长城各口,平津出现危机。

在火烧眉毛的时候,蒋介石电邀黄郛到南昌商量对策。国难当头,盟弟有难,黄郛能坐视不管吗?他来到南昌,与蒋密商应对之策。5月初,蒋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

5月4日,黄郛回到上海,亲友们听说黄郛要北上,都劝阻说:“你既然已经屡次谢绝政府的任命,为何在此时还要作这样大的牺牲?这次北上,只会有过,不会有功,是任何人都不愿受命的,又何必干这个出力不讨好、受人责骂的使命呢?”

黄郛这次出山,无疑是替蒋介石跳火坑。华北危机,平津不保,国民政府的统治受到了极大威胁,而蒋介石又忙于在江西“剿共”,无力北上抗击日军。值此危机存亡之秋,他怎能不替蒋介石分担忧愁?

明知是火坑,但必须有人去跳!他不去跳,难道让负有更大责任的蒋介石去跳吗?想到这里,黄郛叹了口气,向劝阻自己的亲友们说:“我岂见不及此!第国事危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迟早终为牺牲,如其牺牲于将来,与国人同尽,何如牺牲于今日,犹有幸全之望。我自出山以来,岂复计及毁誉?!佛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今实践此言。天若怜予,当不虚负此行也。”众亲友听后,知道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好再劝阻,便建议他由南京绕道南昌晋见蒋介石,让蒋介石明白自己的举动全是替蒋介石而为,以免将来独自承担卖国的罪责。

黄郛谢绝了亲友的苦劝,认为华北存亡,在于一身,责无旁贷,没有时间再绕道南昌了。5月14日,他带着殷同、殷汝耕等一批亲日派随员,兼程北上就职。启程之后,火车在沪宁路险遭出轨之厄,至天津近郊又被一爱国青年投掷一枚炸弹,黄郛险些被炸死。抵平后,黄郛便接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密电:“除签字不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蒋介石也致电黄郛:“但求能确守国防会议有(廿五)日决议之原则,中央内部当可一致。惟盼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不可有影射,纵属同一意义,而用语必须堂皇,则电呈核准,自亦可不成问题也。”5月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进行密谈,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此后,又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茨在塘沽继续会淡,于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

《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危局暂时缓和。接着,黄郛主持与日本举行华北善后交涉。

1933年11月6日,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茨等抵平,向黄郛、何应钦提出《关于北支善后交涉之商定案》草案。冈村宁茨表示:“满洲国”已经日本天皇诏策承认,有日本一日,即有“满洲国”一日。黄郛表示:无论何种方案,内容如带有承认“满洲国”之意味者,在我立场上决办不到。冈村随即表示:贵方苦衷,我方甚为谅解。草案中于“满洲国境”字样,均避而不用。但有一二处,为求文义显明,不能不用,如有好文句,不妨酌改。这样,冈村就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架势:文字可以修订,而实质则绝不能改动。

当晚,黄郛、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报告说:“修改条项要点在酌量容忍其骨子,而将伪国关系字句彻底删除。”这就是说,只要不出现“满洲国”字样,准备接受冈村所提草案的“骨子”。黄、何二人保证:“在未定议之前,双方绝对不发表;即令定议,亦不换文,不签字。”

谈判中,日方态度蛮横。8日,黄郛、何应钦向蒋介石、汪精卫报告说:“在磋商时,遇我主张歧异之处,彼方屡次表示坚决态度,谓我方如不愿接受,宁可一事不谈,一任事态迁移。”接受自己在交涉“济案”时的教训,黄郛希望悄悄地谈判,尽量不留痕迹,不露风声,不受到舆论抨击。但是,东北已失,人们不能不关心华北的命运,担心再出现先签字后报告的第二个《塘沽协定》。所以,不仅一般民众对黄郛在华北对日交涉持反对态度,而且国民党中央内部,也有人明确提出:不与日方就通车通邮问题交涉。黄郛与日本的谈判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黄郛、何应钦与冈村宁茨等人的会谈虽然形成了一份会谈记录,没有履行签字、换文等手续,但它事实上是《塘沽协定》之后的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黄郛事后既痛苦,又担心,故致电蒋介石说:“我既无实力以取消伪国之存在,我又何能凭口舌以阻止伪国之进行!深盼能使各方了解此实际环境,外瞻内审,共济艰危。”黄郛非常关心中政会谈话会的情况和社会舆论,他很快就发现,舆论对他既不谅解,更不支持。11月14日,他致电汪精卫,要求辞职。汪精卫电复黄郛,鼓励他坚持到底:“环境之艰,横逆之来,固已夙料,亦所不避也。”

1934年,黄郛主持华北政整会,被内外事务搞得焦头烂额,颇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感,几次要求辞职,蒋介石均未许。这年4月初,黄郛南下到南昌晋见蒋介石,商讨对付华北问题的对策。此时,蒋正忙于对江西红军第五次围剿,没有精力和心思考虑华北问题。当黄郛汇报了华北严重的局势、并提出辞职时,蒋说:“你在华北辛苦了,请你一定坚持下去,不要管别人怎么议论。等我将江西共匪剿灭,我再全力对付倭寇。”蒋介石没有批准黄郛的辞请,黄郛的南昌之行没有达到目的。他深知,蒋介石一门心思都在如何剿灭江西红军上,根本无暇兼顾华北,华北危局还要自己单独扛着。6月,蒋介石与黄郛再次会晤于杭州,黄郛再次向蒋提出了辞职要求。看着一天天消瘦的盟兄,蒋终于被黄郛说动了,答应他不必再回北平。

黄郛从蒋处夜归,如释重负地告诉夫人沈亦云:蒋已同意他不再去北平,他们可以暂时休整一段时间了。不料,当黄郛离开后,蒋介石又变卦了。他想如果黄郛不去替自己坐镇北平,华北局势会更加严重,势必影响到自己的“剿共”战争;我怎么能答应他在此危机关头滞留南方呢?蒋为昨天晚上的诺言而后悔。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亲自来到黄郛的住处,表示收回昨晚的承诺,劝黄郛准备北上。黄郛闻听,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图,沉默无语。在一旁的黄夫人实在忍耐不住了,向蒋介石说:“你既然已经答应膺白不去北平了,为什么出尔反尔?”蒋介石自知理亏,陪着笑容问:“膺白北上,是为党国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

想到黄郛在“济南惨案”替蒋介石担“丑”,反而落得国人谩骂;想到黄郛临危受命,赴华北与日军交涉,替蒋介石“跳火坑”,反而受到国人谩骂,黄夫人再也忍受不住愤怒的情绪,火气十足地答:“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为什么只让膺白一人独担?!”蒋则婉言劝说:你既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

黄郛看到这般情景,示意夫人不必多言。拖着病弱的身体,黄郛再次默然上路。

遭世人唾骂仍“鞠躬尽瘁”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黄郛委派代表与日本方面谈判华北与伪满间通车与通邮问题,均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又等于变相地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黄郛在华北一系列的媚日投降外交,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对此,黄郛心中坦然。7月1日,他对新闻记者说:“余山居六载不问世事,徒因华北风云紧急,半壁江山已在险境,为国家民族计不得不舍一己之清闲,尽个人之绵力,凭三寸口,以理智论述东亚利害,塘沽协定绝无附带条件。至于余家上无父母,下无子嗣,本人除国家观念外,绝无政治欲望,世人有不谅者,惟有付之一笑耳!”

蒋介石没有忘记这位仁兄,盛夏之季,他邀请黄郛夫妇到庐山牯岭避暑,借以休养身体,等天气凉爽时再北上。8月13日,天津《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向黄表示:“北方人士多盼望黄早日北返,冀以减少战区内民众痛苦。”黄郛感慨地答道:“恐怕无补于大局啊!”接着,他沉痛地向王说:“这一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他停顿了一下,控制激动的情绪,继续说:“我现在好比打网球的球。日本人说:黄先生你若是没有办法,还不如请你趁早躲开,免得碍我们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来。到了南方,逢人便问:‘膺白,你什么时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谈到办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讨债,夹在这两种心理中间,能办出什么成绩来?对方(日本)气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国人则眼光是短的,调子是高的,肩头不负责任。我的困难可知,且挂着华北政整会的招牌,办理对日本关东军的外交,北方各省的事情,无论什么都可以找到头上来,但结果是什么事都管不了!”

看着黄郛激动的神情,王芸生也被感动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北方人士真的很希望你能北返,不知你是否准备回去?”“为我个人设想绝无再回北方的理由。”黄郛平静地说:“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这样,为了替蒋介石分担忧愁,该年9月,黄郛又一次拖着病弱的身体,回到了北平,与日本进行关内外通邮通车谈判。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协定,从1935年1月10日正式恢复关内关外的邮递。

通邮谈判的消息传出后,黄郛更成为国人抨击的对象,被视为对日妥协退让的卖国贼。黄郛处境更加艰难。蒋介石也心急如焚,想为忠实执行自己对日妥协政策的盟兄留一条退路。

1934年12月5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蒋介石批准内政部长黄绍辞职,提议由黄郛继任。蒋的意图非常明显: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的使命即将完成,他要为黄郛留一条退路,用来安抚替自己“跳火坑”的盟兄。

l935年春,黄郛托病回到莫干山。此后,日本先后在华北挑起“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强逼何应钦签订了《何梅协定》,河北及平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及中央军退出华北。黄郛闻讯,异常焦虑,深感民族灾难即将来临。为此,他劝蒋介石改变对日政策,加紧抗日准备,甚至拖着病体,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进言。

面对日本在华北的进逼,很多人想起了黄郛。有人向蒋介石提议,赶快委派黄北上,并说:“膺白先生之在华北有数利:(1)华北外交非有赤胆忠心者任之不可,黄在华北即华北有一精忠报国之政治领袖;(2)黄为东瀛人士所尊敬,坐镇彼方之时,虽有枝节之问题,尚不敢有过分之要求;(3)黄在华北可以笼络政客,震慑汉奸。”

蒋介石对此又何尝不知?如果有黄郛坐镇平津,日本人怎么敢这样放肆?可惜黄郛已经病入膏肓,再也无力北上了。大概此时日本人看到了这一点,利用黄郛无法北上的机会,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兵不血刃地将华北控制在自己手中。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本人的一手导演下,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华北危急!12月初,黄郛再度扶病到南京,与蒋介石会晤,商讨对付华北危机的方针大计。他向蒋介石强调:一方面继续与日交涉,另一方面加速对日作战准备。

1936年8月,黄郛患病住进了上海宏思医院。l2月6日,黄郛以肝癌死于上海寓所,时年57岁。临终前,他给蒋介石发一电:“吾弟始终以相忍为治之心,委曲求全,以政治贯彻初衷”,嘱咐蒋介石继续坚持“相忍为治”的治国之策,尽量用政治手段而不用武力解决政治纠纷。

(责任编辑江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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