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方
在民国历史中，黄郛的地位非常特殊。他既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的功臣，又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内阁总理；他既是蒋介石的拜把盟兄，又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师。正因这种“半师半友”的密切关系，故每当蒋介石遇到难关时，黄郛都会不顾自己的安危出面为盟弟分忧“担丑”，甚至毫不犹豫地替他跳火坑。
甘愿为盟弟分忧担“丑”
黄郛与蒋介石相识，是两人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时。
黄郛，字膺白，1880年生于浙江绍兴。1905年，黄郛以浙江省第一名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并很快加入同盟会，负责掌管同盟会会员名册和组织工作。他接着在东京建立了“丈夫团”，其成员大都在辛亥革命中成为革命中坚人物。
l908年，从保定陆军学校来了14名青年进入日本振武学校。其中，有一位身材瘦高、面目英俊的浙江同乡引起了黄郛的注意。这位小同乡，就是蒋志清，后来的蒋介石。在振武学校，蒋介石很快就结识了黄郛。听说黄郛创办了“丈夫团”，蒋介石二话没说，便宣誓加入该团；听说黄郛要创办《武学》杂志，他四处张罗，积极鼓吹军人革命精神。蒋介石与黄郛逐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振武学校是进入日本正式军校的预备学校，当两年毕业后，黄郛因为爱好数学，乃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学校；而蒋介石则进入了新泻县高田的野炮联队实习。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北京的黄郛急忙南下，参加上海起义，成为陈其美在上海活动中的智囊人物。而正在日本军队中实习的蒋介石，也遵照陈其美的密令，很快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发动上海起义。陈其美派蒋介石随同黄郛共同筹划光复杭州的工作。上海起义，杭州举事，成立沪军都督府，组建沪军，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同谋大事，协力作战，意气相投，于是三人在上海打铁浜互换兰谱，结为“盟兄弟”，并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此，黄郛开始了与蒋介石患难与共的合作生涯。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黄郛与陈其美、蒋介石一起举义，但由于起事仓促，起义未成功，三人被迫流亡日本。当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重回上海密谋反袁活动时，黄郛却转赴南洋，旅居新加坡。1915年春，黄郛偕夫人自新加坡经日本赴美洲，埋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察和研究活动。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由于陈其美被谋杀，蒋介石顿失依靠，革命态度消极，后来在张静江的支持下，与孙中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黄郛也随即移居天津，闭户读书，潜心研究，并标榜“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
l923年2月，黄郛入张绍曾内阁，代署外交总长，兼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9月，他又任教育总长。此时，他结识了驻扎北京南苑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并向冯灌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l924年10月，黄郛与冯玉祥进行了多次密谋，发动了北京政变，组成摄政内阁，黄郛代理内阁总理，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11月24日，冯玉祥为时局所迫，迎接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黄郛辞去本兼各职，移居天津。
正当黄郛在北方策划北京政变、发展革命势力时，在南方的蒋介石也渐渐取得孙中山的信任，成为国民党军政界的一颗新星。当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黄郛便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极不平常的建议：“储才，任方面。”关于“储才”，他说：“旧时政治家极重幕僚，新式政治家更需智囊，以补一人精力经验知识之所不及。”关于“任方面”，他说：“应信任已成力量的人，不宜强调集权，任人狭窄。”黄郛的建议，使蒋介石加快了笼络人才的步伐。在“清党”未完成之前，蒋的周围就聚合了一批幕僚人才，诸如军队中的何应钦、钱大钧、陈诚等，政界的张静江、吴稚晖、黄郛、张群、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等。
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扩大，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1926年11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北伐军总司令部，并认为：“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为此，他两次致书黄郛，并派总参议张群至天津邀请黄南下。在张群的一再敦促下，1927年1月初，黄郛离津赴南昌。他在蒋介石面前展示其举止从容、能言善辩、干练出众的才能，献出“共底于成”的四点计谋：一、向国民“暗示政策”：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二、在外交上采取缓急轻重之策，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三、克复京沪，联系绅商；四、底定东南，联络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蒋介石采纳了黄郛的建议，确定了“离俄清党”的反动方针。
蒋介石作为反共清党的最高决策者，负责夺取江浙的军事指挥和策划；张静江专事协调国民党新老右派关系；被称为“日本通”的黄郛、张群负责为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出谋划策、牵线搭桥。1927年4月l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是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泊中，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独裁政府，黄郛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
蒋介石对黄郛在政界的才干十分佩服，曾多次劝说他加入国民党。有一次，他甚至派亲信杨虎送去一份入党志愿书，要黄郛签一下名就可以。在这份志愿书上，蒋介石和张静江作为黄郛的入党介绍人，事先都已签好了名。蒋介石得知黄郛不愿入党后，非常不解，也很伤心。他叹道：“如果英士（陈其美别称)先生不死，可以办党，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别称)办政，可以分工合作，真乃天衣无缝。无奈黄郛只愿做客卿，无意参预党的政治。”
当蒋介石刚建立南京政府时，冯玉祥拥有陕、甘、宁、豫等省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汪精卫和蒋介石都竭力争取把冯玉祥拉到自己方面来。黄郛凭着与冯玉祥深厚的私人关系，于1927年6月19日促成了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面，实现“中正”、“玉祥”并肩携手，从而使武汉政府处于孤立之境。
l928年初，蒋介石重新登台，推荐黄郛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专门做争取欧美和日本各国谅解、支持的工作。2月21日，黄郛从上海到南京就任外交部长，并与蒋介石就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达成共识：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由“打倒列强”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转变为“依照国际公法”和“改订新约”。黄郛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采取妥协的外交方针解决“宁案”，赢得英美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他主持南京政府外交部时，先后与制造南京惨案的美、英、法、日等国达成协定，并依照国际惯例，与西方列强“改订新约”。然而，就在此刻，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自济案交涉起，黄郛就备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所谓“觉书”后，舆论指责更加猛烈。迫于这种压力，蒋介石动了让黄郛“下课”的念头。
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会晤。蒋介石叹了口气说：“膺白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冯玉祥则建议：“何不任命王正廷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让他与日本交涉？”蒋介石知道王正廷是冯玉祥幕府中人，为了拉拢冯玉祥继续北伐，他同意了冯玉祥的意见。5月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昨去郑州，与各方详商大局，谓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亦受影响，我军到达京（指北平）津，更难办理也。”他要求黄郛“暂辞”外交部长，专任外交委员会委员职务。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出乎黄郛的意料。他没有想到，尽管自己竭力为蒋介石分忧担“丑”，非但没有得到嘉赏，反而很快便被解除了外交部长职务。5月22日，黄郛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谨避贤路”。蒋介石看到盟兄有点愤怒了，连忙致电黄郛，一方面向他解释情况，另一方面劝他以大局为重，不可辞去兼职：“兄辞外长本职，对内对外，皆足表示态度，不可再辞兼职，以免外人猜测；如政府慰留，则观察形势，不必坚辞。”蒋介石知道盟兄的脾气，担心自己的电报说服不了他，便让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出面，致电黄郛慰留，但羞愤至极的黄郛哪里能听他们的劝告？
6月10日，王正廷致电黄郛，引用黄过去所说“我辈视同一体，应为互助”，要求黄担任外交委员会主席，为黄郛拒绝。同月27日，王正廷再次致电黄郛，要求他出任驻德大使，黄郛干脆连信都不回了。异常愤怒的黄郛，携带妻女一同上莫干山隐居了。
蒋介石并没有忘记黄郛为自己所做的巨大牺牲，1929年，蒋介石出任导淮委员会委员长，任命黄郛为副委员长。在给黄郛的电文中，他特别强调：自己仅仅挂个虚名，一切都由黄郛做主，并请黄郛“为三十年友谊勿却”。
但已经无意政途的黄郛，复电云：“欲保三十年友谊于不敏，故不共事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蒋介石的怨气。虽然他勉强下山到南京参加导淮委员会成立大会，但还是坚决辞去了副委员长的职务。
危急时刻替老蒋跳火坑
1933年春，日军乘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的时机，打进山海关，占领热河，越过长城各口，平津出现危机。
在火烧眉毛的时候，蒋介石电邀黄郛到南昌商量对策。国难当头，盟弟有难，黄郛能坐视不管吗？他来到南昌，与蒋密商应对之策。5月初，蒋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
5月4日，黄郛回到上海，亲友们听说黄郛要北上，都劝阻说：“你既然已经屡次谢绝政府的任命，为何在此时还要作这样大的牺牲？这次北上，只会有过，不会有功，是任何人都不愿受命的，又何必干这个出力不讨好、受人责骂的使命呢？”
黄郛这次出山，无疑是替蒋介石跳火坑。华北危机，平津不保，国民政府的统治受到了极大威胁，而蒋介石又忙于在江西“剿共”，无力北上抗击日军。值此危机存亡之秋，他怎能不替蒋介石分担忧愁？
明知是火坑，但必须有人去跳！他不去跳，难道让负有更大责任的蒋介石去跳吗？想到这里，黄郛叹了口气，向劝阻自己的亲友们说：“我岂见不及此！第国事危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迟早终为牺牲，如其牺牲于将来，与国人同尽，何如牺牲于今日，犹有幸全之望。我自出山以来，岂复计及毁誉？！佛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今实践此言。天若怜予，当不虚负此行也。”众亲友听后，知道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好再劝阻，便建议他由南京绕道南昌晋见蒋介石，让蒋介石明白自己的举动全是替蒋介石而为，以免将来独自承担卖国的罪责。
黄郛谢绝了亲友的苦劝，认为华北存亡，在于一身，责无旁贷，没有时间再绕道南昌了。5月14日，他带着殷同、殷汝耕等一批亲日派随员，兼程北上就职。启程之后，火车在沪宁路险遭出轨之厄，至天津近郊又被一爱国青年投掷一枚炸弹，黄郛险些被炸死。抵平后，黄郛便接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密电：“除签字不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蒋介石也致电黄郛：“但求能确守国防会议有（廿五)日决议之原则，中央内部当可一致。惟盼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不可有影射，纵属同一意义，而用语必须堂皇，则电呈核准，自亦可不成问题也。”5月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进行密谈，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此后，又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茨在塘沽继续会淡，于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
《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危局暂时缓和。接着，黄郛主持与日本举行华北善后交涉。
1933年11月6日，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茨等抵平，向黄郛、何应钦提出《关于北支善后交涉之商定案》草案。冈村宁茨表示：“满洲国”已经日本天皇诏策承认，有日本一日，即有“满洲国”一日。黄郛表示：无论何种方案，内容如带有承认“满洲国”之意味者，在我立场上决办不到。冈村随即表示：贵方苦衷，我方甚为谅解。草案中于“满洲国境”字样，均避而不用。但有一二处，为求文义显明，不能不用，如有好文句，不妨酌改。这样，冈村就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架势：文字可以修订，而实质则绝不能改动。
当晚，黄郛、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报告说：“修改条项要点在酌量容忍其骨子，而将伪国关系字句彻底删除。”这就是说，只要不出现“满洲国”字样，准备接受冈村所提草案的“骨子”。黄、何二人保证：“在未定议之前，双方绝对不发表；即令定议，亦不换文，不签字。”
谈判中，日方态度蛮横。8日，黄郛、何应钦向蒋介石、汪精卫报告说：“在磋商时，遇我主张歧异之处，彼方屡次表示坚决态度，谓我方如不愿接受，宁可一事不谈，一任事态迁移。”接受自己在交涉“济案”时的教训，黄郛希望悄悄地谈判，尽量不留痕迹，不露风声，不受到舆论抨击。但是，东北已失，人们不能不关心华北的命运，担心再出现先签字后报告的第二个《塘沽协定》。所以，不仅一般民众对黄郛在华北对日交涉持反对态度，而且国民党中央内部，也有人明确提出：不与日方就通车通邮问题交涉。黄郛与日本的谈判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黄郛、何应钦与冈村宁茨等人的会谈虽然形成了一份会谈记录，没有履行签字、换文等手续，但它事实上是《塘沽协定》之后的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黄郛事后既痛苦，又担心，故致电蒋介石说：“我既无实力以取消伪国之存在，我又何能凭口舌以阻止伪国之进行！深盼能使各方了解此实际环境，外瞻内审，共济艰危。”黄郛非常关心中政会谈话会的情况和社会舆论，他很快就发现，舆论对他既不谅解，更不支持。11月14日，他致电汪精卫，要求辞职。汪精卫电复黄郛，鼓励他坚持到底：“环境之艰，横逆之来，固已夙料，亦所不避也。”
1934年，黄郛主持华北政整会，被内外事务搞得焦头烂额，颇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感，几次要求辞职，蒋介石均未许。这年4月初，黄郛南下到南昌晋见蒋介石，商讨对付华北问题的对策。此时，蒋正忙于对江西红军第五次围剿，没有精力和心思考虑华北问题。当黄郛汇报了华北严重的局势、并提出辞职时，蒋说：“你在华北辛苦了，请你一定坚持下去，不要管别人怎么议论。等我将江西共匪剿灭，我再全力对付倭寇。”蒋介石没有批准黄郛的辞请，黄郛的南昌之行没有达到目的。他深知，蒋介石一门心思都在如何剿灭江西红军上，根本无暇兼顾华北，华北危局还要自己单独扛着。6月，蒋介石与黄郛再次会晤于杭州，黄郛再次向蒋提出了辞职要求。看着一天天消瘦的盟兄，蒋终于被黄郛说动了，答应他不必再回北平。
黄郛从蒋处夜归，如释重负地告诉夫人沈亦云：蒋已同意他不再去北平，他们可以暂时休整一段时间了。不料，当黄郛离开后，蒋介石又变卦了。他想如果黄郛不去替自己坐镇北平，华北局势会更加严重，势必影响到自己的“剿共”战争；我怎么能答应他在此危机关头滞留南方呢？蒋为昨天晚上的诺言而后悔。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亲自来到黄郛的住处，表示收回昨晚的承诺，劝黄郛准备北上。黄郛闻听，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图，沉默无语。在一旁的黄夫人实在忍耐不住了，向蒋介石说：“你既然已经答应膺白不去北平了，为什么出尔反尔？”蒋介石自知理亏，陪着笑容问：“膺白北上，是为党国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
想到黄郛在“济南惨案”替蒋介石担“丑”，反而落得国人谩骂；想到黄郛临危受命，赴华北与日军交涉，替蒋介石“跳火坑”，反而受到国人谩骂，黄夫人再也忍受不住愤怒的情绪，火气十足地答：“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为什么只让膺白一人独担？！”蒋则婉言劝说：你既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
黄郛看到这般情景，示意夫人不必多言。拖着病弱的身体，黄郛再次默然上路。
遭世人唾骂仍“鞠躬尽瘁”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黄郛委派代表与日本方面谈判华北与伪满间通车与通邮问题，均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又等于变相地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黄郛在华北一系列的媚日投降外交，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对此，黄郛心中坦然。7月1日，他对新闻记者说：“余山居六载不问世事，徒因华北风云紧急，半壁江山已在险境，为国家民族计不得不舍一己之清闲，尽个人之绵力，凭三寸口，以理智论述东亚利害，塘沽协定绝无附带条件。至于余家上无父母，下无子嗣，本人除国家观念外，绝无政治欲望，世人有不谅者，惟有付之一笑耳！”
蒋介石没有忘记这位仁兄，盛夏之季，他邀请黄郛夫妇到庐山牯岭避暑，借以休养身体，等天气凉爽时再北上。8月13日，天津《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向黄表示：“北方人士多盼望黄早日北返，冀以减少战区内民众痛苦。”黄郛感慨地答道：“恐怕无补于大局啊！”接着，他沉痛地向王说：“这一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他停顿了一下，控制激动的情绪，继续说：“我现在好比打网球的球。日本人说：黄先生你若是没有办法，还不如请你趁早躲开，免得碍我们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来。到了南方，逢人便问：‘膺白，你什么时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谈到办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讨债，夹在这两种心理中间，能办出什么成绩来？对方（日本）气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国人则眼光是短的，调子是高的，肩头不负责任。我的困难可知，且挂着华北政整会的招牌，办理对日本关东军的外交，北方各省的事情，无论什么都可以找到头上来，但结果是什么事都管不了！”
看着黄郛激动的神情，王芸生也被感动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北方人士真的很希望你能北返，不知你是否准备回去？”“为我个人设想绝无再回北方的理由。”黄郛平静地说：“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这样，为了替蒋介石分担忧愁，该年9月，黄郛又一次拖着病弱的身体，回到了北平，与日本进行关内外通邮通车谈判。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协定，从1935年1月10日正式恢复关内关外的邮递。
通邮谈判的消息传出后，黄郛更成为国人抨击的对象，被视为对日妥协退让的卖国贼。黄郛处境更加艰难。蒋介石也心急如焚，想为忠实执行自己对日妥协政策的盟兄留一条退路。
1934年12月5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蒋介石批准内政部长黄绍辞职，提议由黄郛继任。蒋的意图非常明显：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的使命即将完成，他要为黄郛留一条退路，用来安抚替自己“跳火坑”的盟兄。
l935年春，黄郛托病回到莫干山。此后，日本先后在华北挑起“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强逼何应钦签订了《何梅协定》，河北及平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及中央军退出华北。黄郛闻讯，异常焦虑，深感民族灾难即将来临。为此，他劝蒋介石改变对日政策，加紧抗日准备，甚至拖着病体，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进言。
面对日本在华北的进逼，很多人想起了黄郛。有人向蒋介石提议，赶快委派黄北上，并说：“膺白先生之在华北有数利：（1）华北外交非有赤胆忠心者任之不可，黄在华北即华北有一精忠报国之政治领袖；（2）黄为东瀛人士所尊敬，坐镇彼方之时，虽有枝节之问题，尚不敢有过分之要求；（3）黄在华北可以笼络政客，震慑汉奸。”
蒋介石对此又何尝不知？如果有黄郛坐镇平津，日本人怎么敢这样放肆？可惜黄郛已经病入膏肓，再也无力北上了。大概此时日本人看到了这一点，利用黄郛无法北上的机会，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兵不血刃地将华北控制在自己手中。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本人的一手导演下，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华北危急！12月初，黄郛再度扶病到南京，与蒋介石会晤，商讨对付华北危机的方针大计。他向蒋介石强调：一方面继续与日交涉，另一方面加速对日作战准备。
1936年8月，黄郛患病住进了上海宏思医院。l2月6日，黄郛以肝癌死于上海寓所，时年57岁。临终前，他给蒋介石发一电：“吾弟始终以相忍为治之心，委曲求全，以政治贯彻初衷”，嘱咐蒋介石继续坚持“相忍为治”的治国之策，尽量用政治手段而不用武力解决政治纠纷。
（责任编辑江之舟）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