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周彪：祭奠一个时代
[ 2002年第7期 怀念父亲周彪：祭奠一个时代 作者：周华玲 ]
我们的父亲周彪，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军衔的老红军。他于1981年3月20日去世。那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到今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在这21年中，我们曾经与父亲共同居住过的城市——北京，她的面貌一天一个样，中国的面貌一天一个样。我们80多岁的母亲朱占芳常常感慨地说：“你们的爸爸要是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是呀，20多年什么都在变，甚至是奇迹般地巨变，而唯一无法改变的是，母亲和我们所有子女对周彪将军的缅怀之情。年复一年，每当飞雪与春风交替之日，3月20日，是全家人最难过的日子，都会唤起我们对父亲沉甸甸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
我们的父亲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上浮源村。祖父是染坊的染工，因劳累过度、贫病交加，在儿子出生前就离开了人世。祖母生下父亲不久就离家改嫁了他人，父亲是吃着曾祖母讨来的剩饭一天天长大。新中国有许多和他同样出身的开国将领，并不乏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而父亲的故事我们听到的却很少，他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回忆录。去年，中共中央安排，由空军政治部派专人为《中共党史人物传》空军高级将领传记整理父亲的生平。他的赫赫战功，已经载入新中国的党史、军史中。这些传记，首先成为我们学习革命传统的好教材。读着他的军旅人生，眼前就会展现出硝烟弥漫中他南征北战、勇挑重担、不畏艰险、胸前挂满勋章的崇高而伟大的英雄形象；忆起他的生活片断，脑海里又会浮现出粗茶淡饭后，忙忙碌碌、不图享乐、默默无闻、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普通而平凡的百姓身影。英雄、百姓——这就是我们的父亲。
1935年3月，红军主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正在南渡乌江。当时父亲所在的罗炳辉、何长工领导的红九军团成功掩护红军主力过江后，因未能按指定时间到达江边，桥被拆除，整个军团立刻陷入敌人全部围剿兵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在这危难时刻，父亲和他的七团战友们根据军团的指示，顾全大局，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机智果敢的战术，并肩与八团、九团密切配合，使险些全军覆没的红九军团的人马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又继续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自然条件下的雪山草地中历练，很快成为中国革命最宝贵的一支有生力量。父亲那时才25岁，是七团年轻的政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几经出生入死、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已经成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第一队毕业学员的父亲，第一批奔赴敌后——那已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的华北广大的腹地。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38年——1944年，他先后担当起晋察冀军区一二O师独立四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冀中军区十分区政委、司令员；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兼政委等军队和地方主要负责人，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仍然健在的刘金波叔叔，是从1938年就跟随父亲一直到1949年的警卫员，他讲述了许多当年的战斗故事。其中1941年和1942年，日寇集中大批兵力，在冀中十分区进行了十余次大规模的“扫荡”，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特别是1942年5月1日，日本大战犯冈村宁次集中5万日军及数万伪军，对冀中全区进行了空前规模、惨绝人寰、臭名昭著的“五一大扫荡”，父亲和他的指挥部不仅遵照军区领导的指示，缜密部署了部队对敌斗争策略和作战方针，还亲自率领部分十分区八路军指战员在白洋淀从敌人一个又一个的包围圈中跳进跳出，不但保存了自己，还神出鬼没地打击了敌人。日寇气急败坏在报纸上悬赏要父亲的人头。每当想起发生在华北冀中平原地区那些家喻户晓的英雄故事：白洋淀的雁翎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回民支队、地道战、地雷战、反“扫荡”坚壁清野……总会让我们想到父亲，这位江西的小老表，是怎样和他的战友们——红军的一粒粒火种，把华北平原上一支支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团结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旗帜下，使那里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形成燎原之势。
1949年5月，父亲正驻守北平郊区，是华北军区二O五师师长。当他听到党中央的号召后，立即积极主动向军委请战，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率四十九军南下，日夜兼程奔赴广西边陲参加剿匪的斗争。
1950年10月，父亲又从祖国南疆广西挥师北上，受命为第四十二军政委，奉命陈兵鸭绿江边，并最先踏上朝鲜国土，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出国作战，四十二军首战黄草岭告捷，13个昼夜的激战，他们第一次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的敌人交锋，共作战65次，歼敌3600余人(其中含美军1000余人)。由于敌人的惨败，作为第一次战役的组成部分的“黄草岭”阻击战，被当时的外电称为敌人的“伤心岭”。彭德怀司令员对这次战役作了高度评价：“这次战役胜利意义是很大的，第一，稳定了朝鲜战局，使友军得到收容、整顿时间；第二，志愿军在朝鲜站住了脚；第三，取得了新的经验；第四，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影响，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1953年─1967年，父亲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肩负国土防空作战重任的东北军区防空军政委、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高炮部队大都处于祖国边陲艰苦的深山沟里，15年中，父亲走遍了那里，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参与组建了我军第一支现代化地空导弹防空部队；无论新式装备，还是老式武器，这些部队都仍然以“小米加步枪”的精神，粉碎了台湾国民党空军上万次的飞机窜扰，成功地击落过包括美国造最先进的U—2型高空侦察机、RF-101型低空快速侦察机、P2V型低空慢速电子侦察机在内的上百架敌机；在“援越抗美”战斗中，父亲所辖赴越参战高炮部队共作战558次，击落美机597架、击伤479架(这个数字是侵越美军飞机全部损失的一半)，他亲自为取得辉煌战果的参战部队总结经验、召开庆功会。
正是在这期间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困惑不解，18岁参加革命，一条心为党为人民军队鞠躬尽瘁，怎么就成了“四反分子”？他按下心头的疑惑，经历了被揪斗、被关押、被“监督劳动”，年近花甲的父亲，在盛夏南方的双抢（抢收抢种）劳动中和年轻战士挑一样重的担子，却吃最差的伙食，还要在战士们休息时“认罪反思”……即使这样，父亲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因为他首先相信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随行的母亲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他反过来安慰说：“我有底子，从小就劳动惯了。”1971年的春天，终因劳累过度他病倒了，得了肝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空军“造反派”专案组不让他休息、不给药吃、更不给治疗，仅短短的几个月竟发展到肝硬化中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1972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为父亲平反。
1975年9月，根据形势需要，父亲退居二线担任空军顾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他不下棋、不钓鱼，整天抓紧时间收集报刊杂志上的资料，到大西北艰苦条件的高炮部队搞调查研究，为一线的领导献计献策。
1980年的秋天，父亲的病被诊断为肝癌晚期。他在卧床不起的时候，还对前来看望他的老战友谈自己多年研究国内外一些军事装备的感受，交谈我国防空装备发展的远景，就这样，在他熟悉和热爱的事业上走完了生命的里程。
这就是传记里我们的父亲，一位勇往直前、意志坚强、功勋卓著的将军。然而，我们与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却感到他仅仅是个普通、平凡而严厉的爸爸。
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太少了。战争环境不必说，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虽然家安在北京，但他却把身心和时间更多地给予了他的部队，他的事业。我们只和他去过一次长城、一次颐和园；“文化大革命”前，国家安排他每年的假期，他也只享受过两次，就是这两次加起来都不到10天的时间。和父亲在一起少得可怜的快乐时光，令人难以忘怀。
父亲没有写回忆录，他说过：不管是谁写，还是写谁，事业都是大家做的。金戈铁马半个多世纪，我们在党史、军史还有类似《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资料中，读到许许多多他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所在部队和这些部队战斗过的地方，那些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却很少见到他的名字，而能和这些战役联系在一起的就只是他的档案中记载着他曾经担任过的职务了。尤其是解放后，他所辖的部队屡建奇功，曾多次受到过毛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嘉奖，而他却和他的指挥部以及参战部队的绝大部分官兵一样默默无闻，在当时那些历史资料的照片里都找不到他的身影。
父亲一生节俭，自从领取部队供给的第一身军装，他就没有别样的装束。1975年退居二线后，他要母亲从前门大栅栏买回一身灰卡叽布的中山装，镜子里父亲的目光像孩子一样新奇而快乐。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哥哥姐姐，与父母穿同样的粗布衣袄、同吃被战马涉水浸泡而发霉的小米；解放后到父亲去世，父母的内衣、我们的内外衣、甚至连毛衣几乎都是补钉落补钉的，解放后出生的弟弟妹妹还大部分是捡哥哥姐姐穿小的衣帽鞋袜穿；1951年，母亲随慰问团赴朝鲜看望前线的父亲，在国内就已经知道前线的战斗激烈而残酷，咬牙把一点点积攒下来的津贴费买成毛线，使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毛衣，这件毛衣一直穿到他去世的1981年。此后，母亲拆洗又重织，至今仍然穿着它。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非常严厉的，他说的频率最高的三句话是：不要忘本，要靠自己，要老老实实做人。我们家的住房，解放前是父亲南征北战，我们随部队留守处，部队到哪儿就住哪儿；解放后，父亲严格按国家规定，在分配的“不达标”的住房中，把我们兄弟姐妹分男女，安排在不到8平米的小屋里，也不肯占用按规定的办公用房；父亲的专车从没有捎带过顺路上班的母亲，更不许我们每周一次回学校搭乘他的专车……
父亲更是克己奉公，他的老部下曾经深情地回忆了一件小小的往事：按他行政六级待遇规定，他出差应享受软卧包间。可每次我们都和他在一个包厢里，他说这样可以节约一些差旅费。我们家在“文革”中被查抄时，仅有200元的存款，还被冻结；就是这样的经济状况，父母不仅从未向组织申请过补助，还从紧巴巴的生活费用中，响应国家购买国库券的号召，支援国家建设。
父亲在临终前对守候在身边的我们留下遗言：“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作出这样的决定，他是全军高级将领中的第二位。那一时刻，他满怀深情厚谊专门讲述了长征过草地时，他的战友赵营长就匆匆埋在草地里的故事，反复说：“不要惊动领导和同志们，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转眼21年过去了，物质匮乏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可那个时候，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一点儿也不觉得特别，更谈不上典范。想到这一点，忽然觉得，我们不仅仅是在祭奠父亲，而是在祭奠毛泽东思想哺育过的一代先驱，一个时代。父亲那一代人为什么会哪里最困难，就到哪里去呢？他们图的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众所周知，那就是他们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这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引导他们把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和为人民谋幸福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自觉体现在明确具体的实际工作中；他们比的是多做工作不是特权待遇，他们比的是革命干劲而不是投机取巧；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工作着、奋斗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曾亲身体验、亲眼见过国民党的腐败如何失去了民心，从而能严格自律：“拒腐蚀，永不沾”。
（责任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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