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杨沫二三事
[ 2002年第7期 老伴杨沫二三事 作者：李蕴昌 ]
我和杨沫两个单身老人，由双方都很信任的挚友介绍，于1989年5月初相识，彼此印象颇佳。首次见面她就送给了我几本她的著作，并嘱先看《自白——我的日记》。我用了一昼夜突击看完了这部几百页的日记，准备见面时好有话可说。接着又细心阅读了《青春之歌》。她比我大5岁多，但如友人事先所说，她的面容、动作和心态都显年轻；她又是个名人，找妻子可不是朝圣拜师；和她凑在一起恐怕被人议论。经过四个多月的交往，层层顾虑逐渐消退，二人于1989年9月结婚了。直到1995年12月杨沫因癌症去世，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6年。但感情之深厚，经历之丰富，又似乎是共同度过了更多的岁月。
调工资和出书的挫折
1949年杨沫回到了久别15年的北京，分配在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工作，两年后调至中央电影局创作所，本职是编剧，又一直是党支部委员，还兼任过一时期的党支部书记。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友善热情，人们叫她杨大姐。
1956年全国第一次普调工资时，她在病中，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至少升一级，但是唯独没有给杨沫升级，人们很感意外，她自己也闷闷不解。不升的理由是没有写出好剧本，私下写小说不务正业云云。那次评级根据“德才资”，以德为先。杨沫的德无可挑剔，也写过不少文章，又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升两级不过分，怎么说也够升一级的。
事隔30多年，杨沫和我谈起这件事，仍然动情，还有点怨气。我听后也深为同情，并留下了一个不小的疑问，这是为什么？
1956年前后杨沫的坎坷不断。几年来辛勤劳动写成的小说《青春之歌》，屡遭退稿，理由是没有突出歌颂工农兵。这点倒是和对她的剧本的评语相同。
这两次严重打击，一向开朗宽容的杨沫也经受不住了，高血压、心脏病时时发作。毕竟是经过了多次大风大浪的人，不久就调整好了心情，愉快地工作起来。
她的小说《青春之歌》当时幸而未被接纳出版，在那仍然极“左”的时期，如果出版了，必受批判无疑，后果可就难说了。
1990年某日，我们见了报道胡风老人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感慨，说了下面一段话：
反胡风运动中，我的大学同学章羽，只因“胡风反党集团”中有一人是她的亲戚，就被株连下放劳动了好几年。还有更离奇的事，另一位大学同学屈方民，解放前已经是领导学运的全校党支部书记，误传胡风曾约他在北京饭店会见并请他吃饭，于是，“光荣”的支边13年。
杨沫说，“照你说的那样子搞这次运动，北京文化部各单位里，倒霉的人们可就很多了。反胡风运动紧张阶段，我任文化部调查组组长，去南京、上海搞外调，被调查的人们有些定不下来的边缘人物，要新账、老账加起来一起算。我们要是稍稍带点倾向性，也许又增加不少胡风分子。”
她这话给了我很大震动和启发，使我恍然大悟。留给我的那个疑问，似乎有了解答。
我取出《自白——我的日记》，翻出杨沫在1955年10月16日记下的一段话读给她听：
“两个多月的紧张生活是有收获的。回忆一生我还没有这样严肃紧张地像在战场上战斗一样工作过……每天夜里又需把白天调查到的材料写好寄回北京，一直到深夜……我们负责整个文化部在上海需调查的工作。担子好重啊。”两个多月每天寄材料，查了多少人呀！
我接下来说：“你对我说过，这次调查几乎是交了白卷，让搞运动的某些人失望了。但是你们小组这次的工作，给很多人查清了问题。卸下了政治包袱，还其清白之身，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杨沫回答：“不错，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生中做的一件大好事。”
我紧接着说：“你们那次外调，如果提高点‘阶级感情’，带点主观倾向性，抓出几个‘胡风分子’，1956年哪至于一级不升呢。”
杨沫睁大眼睛，提高了声调：“老李，你这个大坏蛋，我掉进你的圈套啦，原来你是搞诱供！”
我说：“历次运动形成了一种规律，每次必有一些积极分子立功受奖。不免又有一部分人，所谓右倾分子，接受不便公开的处分，1956年不给你升级，恐怕与此有关。”
杨沫笑着说：“我服了你啦，你简直研究透了。说也奇怪，你和老马（杨沫的前夫）对这事的看法一模一样。不过我最佩服最感激的人是关露，她背着那么重的政治包袱，还为我这事站出来鸣不平，仗义执言，我在日记中记下来了。”
以后不久，我特意翻阅杨沫的日记，找出关于关露以及王莹的记载。关露被定为“潘汉年特务集团”中的干将；王莹夫妇划为“国际间谍”。杨沫和她们过从甚密，友情很深，因而招来友人善意的警告。杨沫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青春之歌》于1958年初出版，一度受猛烈攻击，随之迅速走红全国。对杨沫的表扬奖励：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全国人大代表等等，荣誉纷纷而来。有一天杨沫在无意中对在大会上多次表扬她的领导人说：“你看有了好小说，剧本也就来了吧。”他面红耳赤，急忙回答：“不错、不错，剧本你改编得也很好。”二人尴尬相对，很不好意思。原来这位领导人就是早先批评杨沫干私活写小说不务正业的那位。杨沫自责起来，这事干的多么愚蠢，显着自己多么心胸狭隘。
闲谈《青春之歌》
杨沫的后半生是以其代表作《青春之歌》为主轴线的，先是受批判，继之各种荣誉纷纷而至。30多年来，写其电影剧本，写著作经验，写续集、缩写成少年读本等等，连续不断。晚年又热心酝酿电视连续剧本的编写，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委托著名作家陈建功完成此事。我们的生活中自然涉及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不过还是在初期相识阶段，闲谈《青春之歌》的一些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天我问杨沫：“人们说林道静就是杨沫的化身。譬如小林的故事、小林和余永泽的故事，有百分之几十是杨沫的？”
杨沫笑了，她说：“我的历史已经向你忠实地交待了。我的著作你也都看过，《日记》看的尤其仔细认真，你现在是知我很深的人了，你说说是百分之几十吧。”
“我认为百分几十并不重要，而且也算不清。小林性格、风度等等各方面都和杨沫惊人地相似。”
“有些像就是了，说什么惊人地，真会拍。”
“不是拍，我要说当年的杨沫比小林还美，那才是拍呢。”
“又说错了，难道说年轻的杨沫不能和小林比一比？你应该说她比小林还美，可见你年轻时没有学好恋爱经。”
二人哈哈大笑。
“你说对了，何必非追问百分之几呢”，她同意了我的回答。
我又说：“假如余永泽经常带小林去北大听课；经常指导小林写出好文章发表；他回家来也常帮着洗衣做饭；生了孩子就放在家里养着……多么美好的小家庭。”
“这么多假设不实际。她想出去工作，到处碰钉子，家务事一大堆，烦死人了。哪还顾得写文章。好像女人生来就是为男人当附属品的”，几十年以后她说这些话时心情还有点激动。
我说：“小林这种性格的人，自然不甘心当一辈子家庭妇女。只好与余永泽分手，各奔前程。小林很幸运，抓住了接近进步青年的机会不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革命战争那十几年，小林几次逃出敌人的搜查，有惊无险，真是幸运。几次大病不死，又是太幸运了。”我这话已超越了《青春之歌》，说的是杨沫以后的亲身经历。
杨沫说：“还真有人像你假设的那样说过呢，他说：‘杨沫要是不去那边，她那么聪明好学，一定会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不知谁能够从洗衣做饭生孩子的生活中，汲取出什么可写的大作品。那个时代，去参加革命的女青年，如李宝光、罗云、于陆琳、丁一岚等等，你从我这里已经见过她们十几个人了，人人都对革命工作有出色贡献，不让须眉。反过来看看，留下来的那些女同学和亲友，大部分人做了贤妻良母，难道说她们都无才华？不是的，旧社会没有她们工作的机会。”
她接着说：“我一生中幸运事太多了。《青春之歌》没有被批倒，才是最大的幸运。”
“批你的时候害怕了吗？”我问。
她得意地说：“我充分自信这本书是真实地写出了当时知识青年走向革命的过程，写出他们革命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这是一页重要的历史，有什么过错？不过当时也是坐卧不安，因为搞起运动来，那是不容你讲理的。”
“那些年运动接连不断，使人晕头转向，批《武训传》、批邵、批冯、批丁玲、批胡风，接着又是反右，还有陈学昭和萧也牧的自传或半自传体作品，先后刚一出版，连书带人都立刻批倒了。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不久，有些人又活跃起来，说这本书既不歌颂工农兵，又写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搞三角恋爱，哪有阶级斗争气氛，比陈学昭和萧也牧的书恶毒百倍。批吧，找工人来参加一块批它。几次让我出席批判会，我都拒绝了。”
“七八年来，暴风骤雨接连不断，真是所谓‘黑云压城城欲摧，闷气堵人人欲窒’。就在这时候，茅盾、何其芳和马铁丁等写出文章，肯定《青春之歌》是部好作品，天上乌云被拨开了一条缝隙，露出了一线阳光。”
我说：“这么说你这本书起了冲破昏暗的先锋作用啦。但是要早出书两年，你可能要步陈、萧后尘。”
杨沫说：“你说的都不对，第一，这顶高帽子可不敢接受。只能说出书的时间赶到点子上了，是形势需要该松一松了。人们说我是走大运的福将。其二，我也不会步陈、萧后尘，暂沉默一会儿是可能的，但绝不会认输。”
闲谈《英华之歌》
《英华之歌》是取材于杨沫1936—1949年在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实况。书中所写的地方正是我的家乡。书还在付印时，我已捧着原稿细读起来。读至“肃托”章节，最使我动情。“肃托”本来是苏联斯大林排除异己、清洗托洛斯基派别的大屠杀，中国亦步亦趋，也随着人家搞“肃托”运动，杀害打击了大批知识分子。
我读到有四个青年人被杀的残酷情节，不禁落泪。身边的杨沫说：“你怎么啦，干什么呢？”
我说：“想起我的几个同学，回家参加革命，就是‘肃托’时被人用大刀砍头的。其中有我的表弟许应骥和好友黄锋（黄守中）。”
杨沫说：“我知道，那几个人就是在白沟河附近砍杀的。说起你的同学，还有你们燕京大学的同学方绰和清华大学的熊大正也是那时被害的，这是我们小战区最精明能干的两个人，我们都偷偷地落泪，太可惜了。这些人应追认为烈士。”
“肃托”运动是全国性的，山东微山湖地区，一次杀了二三百人，最为悲惨，以后称为湖西事件。杨沫告诉我，《英华之歌》原来的写作提纲，“肃托”内容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想把这段悲惨历史写出来，作为沉痛教训，留给后世。她的老战友建议初版先写上一部分，看看反映如何，以免又出问题。后来《杨沫文集》中的《英华之歌》中，“肃托”内容有所补充。
我问起，“两部书中都有卢嘉川，可确有此人？”
杨沫大笑：“我早知道你要问此事，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她接着说：“写小说为了生动感人，不免有些虚构。但是虚中必须有实作基础。我的书不搞戏说。卢嘉川是几个人的事迹拼凑起来的。”
我又问：“你们县里那个县长常里平，假革命真坏蛋，可确有此人？”
“当然有啦，不过未用本人真名”，杨沫回答。
我说：“这种坏人随时都有，反右运动中我们单位是一位副书记领着干的。但是正书记和几个院长都没有积极介入，关键时刻才能考验人呢。后来这位副书记灰溜溜的，无人理他了，实在混不下去，只好走开。”
“言归正传，你说这两本书，哪一本写得更好些？”
杨沫说：“无论从文字、结构和思想内容，《英华之歌》都不逊色。全书一条线，就是党内思想斗争，正确的占主导地位时，革命斗争节节胜利，‘左’的、右的抬头时就失败。可惜书出得太晚了，已不合时宜，不过要是大乱时期以前出版两本书会在一块挨批，因为故事内容都是写情，爱情、友情、愤恨感情、爱国热情等等，运动中必然都要给戴上几顶帽子。事后呢，杨沫还是现在的胖杨沫，一点也瘦不了。”
（责任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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