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与健身之道
[ 2002年第8期 章乃器与健身之道 作者：黎苇之 ]
当那场轰轰烈烈的“文革”转入式微以后，北京东郊呼家楼一带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前额分外阔大、头顶几乎秃光的布衣老者，不论春秋寒暑，总是在固定的时间来日坛公园里打拳练功。那旁若无人的意趣，娴熟老道的步态，以及颇具章法的一招一式，常常引来人们的侧目与驻足。其时，附近的街坊邻居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是友善而习惯地称他为“章老头”。
此人便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当年大名鼎鼎的“七君子”之一、颇具声望的金融货币专家、经济理论家与民族实业家、曾任新中国第一任粮食部部长并以“大右派”之罪名被撤职罢官的章乃器。此际的他，作为一只早被打翻在地的“死老虎”，严酷的受难期已经过去，已经熬到晚年厄运中比较好受的时候了。
章乃器的一生与内功拳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自青年时代直至老年晚景，其中甚至包括当年身陷“七君子之狱”的囚牢生活期间，以及后来“文革”惨遭非人折磨的特殊时期，他几乎从未间断过打拳与练功。要之，他不仅毕生坚持练功不辍，而且对太极、八卦等拳法还有独到的研究。
由病弱不堪的少年之身说起
章乃器于1897年3月生于浙江青田的一个“差堪温饱”的乡绅之家。祖父章楷，晚清秀才，善书法，工诗律，颇负文名，入于浙东名士之一流。父亲章炯，清末留学于日本，习警政，通军事，返国后先后曾任县议会副议长，警察局局长等职，后则赋闲居家。
仅从章乃器一生历经种种身心磨难，居然享年八秩高龄的情况来看，恐怕人们都会以为，他的身体一定是由幼及长都相当康健。然而事实却是，他幼年身体极差，到十几岁时，仍然是个体弱不堪的“病少男”。他在《七十自述》中曾写道：“我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复失调的人。9岁以前，只能吃糜粥，10岁以后，才会吃干饭，11岁害了一场大病，卧床达半年。乡下庸医，时而说是内伤发作，时而说是伤寒。究竟是什么病，永远成为疑案。14岁，有一次在餐桌上晕过去了。叶叔老伯在座，诊脉说是虚症。”文中提及的叶叔先生，系他祖父章楷先生之至交，好书法，精医术，毕生在青田附近悬壶济世。可是，这位驰名远近的秀才郎中，就是医治不好少年章乃器的这所谓“虚症”。
到后来，章乃器的身体竟不知不觉慢慢地好了起来。1912年民国始立之时，正当他15岁的弱冠之年。“少年心事当云”。受身为革命党人的兄长章培的影响和举荐，他赴南京参加新军，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倡建的飞行营里，做了一名民国“准空军”学兵。但是，这支只拥有两架孙中山从美国买回来的旧飞机的南京飞行营，不久便因营长李宝炯亡故而宣布取消，他只好被迫接受遣散回家的命运。至此，少年章乃器的从军梦惨遭破灭：他不仅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批空军战士，而且做一名报效国家的军人的路也因此被永久地堵死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章乃器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一名新式军人，却因此收获到了另外一件“副产品”：在南京“飞行营”近一年来的军人生活，竟使他的身体得到了格外的锻炼，他过去的孱弱之躯忽然变得强健起来了。糟糕的是，章乃器的身体并没有由此而一直好下去。
1913年秋，章乃器考入浙江甲种商业学校。他并不喜欢这所学校，认为学习商业颇不合自己的理想。他的志向是学习自然科学，将来做一名发明家。于是他便专心于英文和算学，以便随时转到他由衷喜好的自然科学中去。章乃器天生颖异聪敏，又兼刻苦勤奋，在校期间门门功课都是“稳拿第一”，甚至还独自发明了两条几何定理，发表于上海的一家学生杂志上。1918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经该校周季伦校长推荐，进入了浙江实业银行做了一名练习生。是年，他刚好21岁。
章乃器幼承庭训，饱读诗书，灌满了一脑子的“显亲扬名”的圣贤英雄思想。“甲商”毕业之后，因继续深造为家庭条件所不许，一时令他十分苦闷。彼时，练习生是各银行中最为末微的职差，其地位仅相当于昔日钱庄商号的学徒，银行除了负担食宿费用外，每月仅有两块大洋作津贴。这样的工作和待遇，对刚刚从商校毕业的高材生章乃器来说，抱负无从施展，生活也颇窘迫，故而常有一种怀才不遇之感。
“浙实”总行原设于杭州，后来迁至上海。天堂杭城的生活，已是大不同于青田乡下；上海滩的大世界，较之杭城又繁华得不知多少。世界愈阔大，个人愈渺小。这种巨大生活反差，加之又远离家乡、孑然独处，使年轻气盛的章乃器变得更加孤傲，仿佛与周围所有都格格不入。苦闷与积郁俱至，孤傲与牢骚并飞。缘此，他便常常独自杯酒块垒，笔墨风骚，“沾上了饮酒赋诗的名士气”。如此一来二去，又使他染上了严重的胃溃疡，致使身体状况再度变坏。屋漏偏遭连阴雨，船行又遇顶头风。不想，一段时间以后，此疾未去，又添新症──很快他就由胃溃疡并发了肺结核！
章乃器晚年在《七十自述》中写道：“在当时，这两种疾病都是没有特效药的，尤其是后者，得了它等于宣判死刑延期执行。”他不由不害怕起来，不得不四处延请中西医生，可诊治结果仍是无效。
以静坐法和内功拳自拯
与其坐以待毙，孰若起而拯之？强烈的人生尊严和不甘屈服的性格，使章乃器不相信自己的今生就此宣告完结。于是，他开始主动地“向书本里找办法”——包括传统的中医书籍，也包括最新的西医手册。他那急切寻觅的目光，最终盯上了蒋维乔所著《因是子静坐法》，并认定这是最适合他自己治病的教科书。
蒋维乔，自号因是子。清末秀才，早年为晚清革命组织中国教育会主要成员，与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为挚友，曾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主持全国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盛名一时。1912年蔡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时，蒋曾任该部秘书长。1922年蒋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25年辞职改任东南大学校长。此后，因其长期醉心佛学研究，除在本校及光华大学担任佛教哲学教授，尤其长期研究静坐气功功法，并多有心得。《因是子静坐法》一书，即是蒋根据佛禅原理及亲身静坐体验而综合所撰成。该书计分原理篇、方法篇、经验篇三部分，对佛禅原理与健身关系阐述颇为详尽。在时人眼中，他是一位敢于以科学破除迷信的代表人物。
当时，章乃器并不认识长他24岁的这位沪上名流人物。他之所以佩服并崇拜蒋氏，主要还是缘于彼此的同病相怜。原来，蒋氏幼年也是体弱多病，走不到半里路，即因脚软乏力而不能举步。到十五六岁时病象更多，怔忡、心悸、潮热等不一而足，虽经延医用药，却一无功效。后来，他根据佛道与近代医学，独自摸索出了一套静坐气功疗法，终致身体逐渐由弱转强。其实，蒋维乔同章乃器的这种病症，即过去民间所说的“痨病”，医学称之为肺结核病。蒋靠静坐内功成功地自疗这件事，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对章乃器则更有榜样的示范作用。此后，他就曾经认真练习过大段时间蒋宣传的这种静坐气功。
所谓静坐，本质上即是气功训练或锻炼。但是，在过去数千年的长期传播中，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迷信色彩，一直被神秘化为所谓“修道”或“修炼”之法。因之，上至帝王贵胄下迄民间百姓，咸以为通过修炼可以得道乃至成仙。迷信之道一直哄骗人们说，在修炼之前须先求得一位道师指点；而道师又须事先寻访，如能寻到便是心诚；得师之后还要拜，发誓说什么“非得其人不传，否则宁遭五雷劈身之祸”等等，此后始能够进入真正的修炼。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科学认为，气功可以助人强身健体，但绝不可让人得道成仙。
因要致力于近代科学之宣传，蒋维乔先生已在《因是子静坐法》一书中，也曾对此给予了澄清和批判，从而基本破除了这些蒙昧的迷信之道。当年他寓居沪西牯岭路时，曾专门设有一间障有巨幅帷幕的厢房，室内没有摆放任何器具，地板上则排列着数十个蒲团，亲自指导慕名前来学习静坐法内功的人们。章乃器对此也不大以为然，他曾说：“他的《因是子静坐法》虽然对我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这批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人，是习惯于离经背道，批判前辈先生的。我在《科学的内功拳》中就批评了他——认为他所说的脊梁骨可以营呼吸的理论是反科学的。其实，他的理论可以批评的地方还远不止此。破除迷信的人传布新的迷信，是往往而然的。”
由于亭子间的居住条件过于简陋，根本不便也不能很好地练习静坐气功。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开始改练内功拳，并以此作为自我拯救的另一办法。所谓内功拳，为中华传统武术的一大门类，系指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等传统拳术。同静坐内功相比较，这些内功拳不需要太讲究的外部条件，学习和练习十分方便。为此，他一方面找来这方面的书籍自学，另一方面又四处求师，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一锻炼方法。与此同时，他还改变自己不规律的生活，如吃饭时细嚼慢咽，少吃多餐，饭后休息等等。
许是练习静坐内功有些疗效，许是内功拳锻炼确有明验大效，加之不良生活习惯的革除，不到半年时间，竟奇迹般地驱走了曾经令他惊骇不已的病魔。用章乃器自己的话说，他终于战胜了两种“死症”的威胁，从死神手里夺回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
在回过头来总结这次生死疾患的原因时，章乃器还特别提到了其中极重要的一条，这就是在杭州“甲商”学习期间繁重课业的压力。他说，在那5年间，正是长期繁重的用功读书而不事运动，同时也缺乏任何性质的劳动，才终于把他的少年身体搞坏了。“尤其是一年两次的考试，危害健康则更大。”他还说，他曾亲眼看到自己的一位同班同学，竟因考试的巨大精神压力和长期学习的劳累而累死了！死读书之害人，由此可见一斑也。
由此，联想到今天广大中小学生们的繁重课业压力，以及由此引来的孩子的书包越来越大，课外活动越来越少，以及日渐其多的“少年近视症”、“高考晕场症”，甚至每年各地中小学开学典礼时都有发生的太阳底下的“现场休克”等现象，真真何其相似乃耳！
一件因祸得福的副产品
1919年春至1921年春，章乃器曾只身离上海来北京“闯社会”。在北方这两年多的颠沛流离和失业恐惧，使他饱尝了人间不平与艰辛。“身在异乡为异客”的飘泊与挣扎，再度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不小的损伤。无奈之下，他只好于1921年秋索然离京回沪，再度进入“浙实”工作。
章乃器绝非胸无大志、随遇而安之辈，且十分崇尚个人奋斗精神。奋斗，图强，成功！这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养成并持之毕生的一种追求。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他又重新捡起了过去那份对经济学的钻研。诸如英语、簿记、货币学、金融学、市场学、经济学，等等，在这大段时间以来，它们同他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每日，在银行的正常工作结束之后，他便回到自己亭子间的斗室里挑灯夜读，甚至通宵达旦。有时，几竟废寝忘食而浑然无觉。似这样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与求知，他一连坚持了好多年而不辍。他曾不无感慨地说过：
在那几年中间，我除了练习珠算、簿记和英语以外，对于金融市场、银行组织、银行业务、商业法规等，的确是研究得很多，业务接触上所给我的经验，也着实不少。我在金融界的一些学术地位，还是那时候打下基础的。
人间凡事，弊伴利生。章乃器以这种非常方法收获事业成就的同时，也极大地损坏和憔悴了他原本不够康健的身心。长期拼命三郎式的勤勉奋斗，加之“事务的纷繁和精神上的刺激”，更兼独自生活缺少规律，再次严重破坏了他本不强健的身体。他，又患上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有时“恍惚的神思，竟至要忘记了握在手里在查阅的文件；经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觉得可疑；灯下独坐，仿佛见了鬼影的憧憧。”1926年夏，他竟在银行办公室昏厥过去了！
患者所感受到的病魔予人之折磨，常常为正常人士所难于想像。这时的章乃器，精神状态似乎到了他青年时代的最低点，甚至进入了极端的情绪化之中。他曾对此描述说，“顿时觉得前途无限的悲观，深感到人生毫无意义。同时，性情也变成异常暴戾，思想变成十分顽固。的确，那是我生命史上最危险的一段！”
章乃器的性格是不会也不甘屈服的。他不期然地想起了若干年前那次的生命历难。于是，他一边将自己闭关在自己的斗室里，重新练习蒋维乔先生的静坐内功；一边再度练习各种内功拳，从不稍懈。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加入了上海武技研究会，一边跟着吴鉴泉先生练习太极拳，一边又跟着杨季峨先生练习形意拳和八卦拳。有了这两位名师的指点，他各种内功拳的功夫很快得到大幅度提高，并由此真正地迷上了它们。就这样，章乃器每天清晨按时起床，坚持锻炼，每天早餐之前，他都要练功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
大约只有三个月吧，我就把我的生命由死的一条路拉向活的路上来：神经衰弱的症况，竟是大大地减轻了；以后我的身体渐渐地强健了，精神渐渐地复原了；甚至我的秃得几乎精光的头顶，也重新生出不甚浓厚的头发来……同时，我的性情温和了，思想清晰了，态度镇定了，意志坚强了；而又生出一种进取的勇气。总之，三十年梦想中的健康人幸福，是落到我的手里来了。
章乃器再一次战胜病魔并赢回了人生。然而，他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是一个凡事都有要动一番脑筋来钻研的人。后来，根据他自己练功自疗的心得，又参考其他有关中西医学书籍，他竟一气撰写了一本尝试利用近代科学方法来阐述传统内功拳术的小册子，即《内功拳的科学的基础》。当这本书1928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印行后，社会反响竟非常地好，一时引来了许多老少同道同他交流。有的同他做学理上的讨论，有的直接向他求教练拳之法，有的则向他倾诉学功练拳之心得。
几个月后，为着该书的绝版和读者的催促，章乃器在百忙之中——除了银行必须的繁重工作外，他正倾全力编辑着《新评论》杂志——对它做了重新修订，更名为《科学的内功拳》而重新加以出版。他在再版自序中大胆宣称，这本书在新的贡献方面，“可以看到好多一般生理及医学的书籍中所没有说到的事情，如疲劳的解释，肠胃的天然位置，衰老的根由，长生的可能。……更可以看到哲学书里找不到的事情——新唯物道德论。……实际上，这本书打破二元哲学论者的‘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的谬说，纠正一般唯物论者对于所谓‘东方文明’的漠视，使他们晓得外观上残缺不全的东方文明中，隐藏着重大的科学价值。”
应该承认，章著《科学的内功拳》，在中国传统武术专著中占有一定地位。1984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中国传统武术丛书”时，本书即为入选者之一。有学者评论说，“这本书试图用近代医学、生理学和物理学的方法，解释内功拳，破除传统学说中的玄学迷信，是近代中国人用科学方法研究本民族武术、气功遗产的嚆矢。”
晚年身心厄运之自我疗医
对于这本书，以及由此而始毕生与之的气功与拳法锻炼与研究，章乃器也有不菲的评价。直至他年届古稀的1967年，他仍然坚持认为，“我用人同重力（地心引力）的关系来说明静坐和内功拳的基本姿式，直到现在仍是一种创见。”
值得注意的是，章乃器还特别言之凿凿地提到，这本小册子对于他消除自卑心理、树立人生自信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在《七十自述》中就此写道：
《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曾得到广泛的好评，对我更是起到了破除自卑感，奠定自信力的巨大作用。在旧时代，一个中学毕业当过练习生的人，是不能不有浓厚的自卑感的。健康的自力获得，尤其是学业的成就，很有效地消除了自卑感。静坐和内功拳两种功夫的融会贯通，不但在思想认识上大进一步，在练习上也易于因地制宜，坚持不懈。所有这一切都对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以后对于政治——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参与，由写文章呐喊到直接行动，从同情革命到积极参加救国会运动，都是由此而来的。
是年，刚好是章乃器的而立之年。在此后风云激荡、狂澜迭起的又半个世纪漫漫人生旅途中，章乃器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静坐气功和内功拳法的锻炼，其中也包括对它们悉心领悟和研究。
举凡救国会时期斗争的如火如荼，“七君子之狱”中云波诡谲，大别山前线抗日的烽火连天，陪都重庆实业工商的东奔西走，以及投资香港时期政治与商务之万象杂陈于胸，他几乎从未与之稍离。1949年建国后，不论粮食部长任上的日理万机，还是北戴河疗养中的尘心小憩，他仍然念兹在兹。特别是1957年成为“大右派”后的赋闲居家，他有了足够的时间练习并研究。甚至在“文革”时代的厄运当头之际，这神奇的气功与内功拳法，更是帮他度过了晚年生命中的劫难……
这里且主要说一说“文革”中的种种。
章乃器说，自1958年初悄然离开新中国政坛之后，“我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读书，也以前所未有的坚持态度锻炼体格——除了气功、腰腿六段锦以外，每天作二十五个起伏撑，还在浴室内摩擦全身二千多下。”因为，他心中始终不认为自己反党又反社会主义，他要用时间来证明自己对中共的忠诚不二之心。足够时日之政治期待，必须有顽强而康健的身体为条件。
1966年8月24日，疯狂的“文革”红色烈焰，挟着人为的恐怖之腥风血雨，“理直气壮”地烧到了已届古稀之年的章乃器头上。那天，一大批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的红卫兵突然冲入章宅，实施当年盛行一时的“抄家革命”。未久，这位垂垂老者又被押往著名的吉祥戏院，到他被推到台上时，“全武行”已使台上的人多数倒在血泊之中，唯有他凭着顽强的意志和过硬的气功还在硬挺着。当他终因伤势过重而昏死过去，被送往医院求治时，竟遭到院方的拒绝。他挣扎着爬起来，在医院的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您指示。信送出后很久，章乃器终于被推进了急救室。
章乃器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个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从25日以后的七天里，章宅门户洞开，每天总有几批人来任意在拷打和凌虐他。有的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有的用点着了的火柴烧他的手，还有人用汽枪射击他的头面。此外，如冷水浇头，用水壶灌鼻孔，逼食肮脏的食物，有人更主张用辣椒水灌他的鼻腔，只因为在他家里找不到辣椒而作罢。后来，等到逼他迁出自宅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他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其鼻孔。此情此景，不宁害理伤天！
受此非人折磨的那会儿，铮铮铁骨又赤胆忠心的章乃器，还曾请他的妻子王者香亲自记录，口授了一份遗嘱式的文件——向毛主席和党表示他一贯不悔的忠贞之心，并乐观地赋诗自励：“能求祖国长强富/个人生死无足伤/坏事终当变好事/千锤百炼铁成钢。”后来追忆斯时景况的时候，他又说过这样的话：“我在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脑力运动是片刻不停的。除了政治方面的活动和考虑对于新的袭击的防御措施以外，便是利用这个现成的‘科学实验室’——自己的躯体，进行气功和绝食的试验。一息犹存，总要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可能的贡献。”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章乃器开始用练习静坐气功和内功拳的经验自我疗伤。他知道，气沉丹田可减轻痛楚，运气可以疗伤。“不通则痛，通则不痛”，气通则血行；患处得到营养，便可以不痛，或少痛。神经性疼痛如此，伤痛亦大致如此。他说：“我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去有个红色的外围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淤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闾和膝部均经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退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痛楚也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
在后来的大段时间里，章乃器硬是通过内在的气功功夫，逐渐地疗好自己的遍体鳞伤。这不能不认为是一大奇迹!
以身体为“科学实验室”
半年后的1966年冬，当红色风暴对他的折磨渐渐退去以后，章乃器撰写了一篇自传性短章《七十自述》。在这篇日益广为人知的著名文字里，他用了几乎2/3的篇幅来细诉自己毕生对气功与拳法的研究心得。这不会是没有原因的，至少有二：一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他不便多讲其他更当详尽记述的个人历史，一是他毕生确实对此极予关注并多有体会与心得。
章乃器将他对气功及内功拳的研习所得，简洁地归纳为三个步骤：自我失重、自我催眠、自我消亡。他曾特别自信地坦陈，“我自信上述三点已经是揭发了佛道二家的奥秘，剩下的就只能是繁琐哲学和玄而又玄的玄学，乃至是符咒之类的赤裸裸的迷信花招了。”在读了《人类认识物质的历史》一书后，他建议将传统气功学改称为“呼吸运动学”。在他看来，研究气功的作用，则在于增强体质，祛病延年。
章乃器对绝食与气功的关系，有长期研究并获独到见解。他甚至说，“绝食不仅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而且是一种医疗保健的方法，我真希望卫生部能把它当作一个研究项目重视起来。我愿提供未死的残年，为这一研究贡献一切。”
他在研究气功发展到“自我消亡”的时候，就注意到绝食的重要性。1960年夏，他在北戴河曾专门同梁漱溟先生探讨过这个问题。梁曾对他说，曾读到一位游学印度、拜甘地为师的某人所写的一本关于绝食的书，书中说，绝食最不好过的是第五天，过此便入坦途。这对章乃器是一个不小的启发。后来，他读了宋云彬所撰关于弘一法师的书籍，因书中颇详尽地说明了弘一大师绝食的经过和后果，竟曾经有意拿自己来作绝食的试验。但可以想见的是，那是家中人是不会允许他作这种试验的，只好作罢。
但到了上述“文革”遇难之时，章乃器认为机会来了，当场宣布绝食。他后来说是就便利用这一具随身携带的“科学实验室”，除体验气功外，兼做绝食试验。红卫兵曾问他说：你是不是进行绝食斗争？他回答：不，这不是绝食斗争，而是绝食试验。以今日观之，章之此说虽不排除当时的策略因素，但所谓实验之说绝非纯粹子虚乌有。
他后来回忆说，从8月24日到31日，共绝食八整天。在这期间的拷打和凌虐是昼夜未停，但他全都挺了过来。最使章乃器高兴的是，当年梁先生对他说过的那最不好过的第五天，他竟然度过得很好，并没有特别的难受。此次绝食期间，章乃器只饮了三四次牛奶，还进了几次米汤、葡萄糖水等。从当时的感觉和事后的健康情况来看，他认为，绝食对于高血压、心脏病是有很高的疗效的，对于肠胃病当然有更直接的疗效。所以他甚至提出，“我以为老年人应该定期进行绝食。”
还在“文革”遇难之前，章乃器因为看到《续孽海花》一书中对于魏伯阳的《参同契》评价甚高，曾专门取出了好多年前所作的摘记重加研究。他自认为结合中医阴阳五行的学说，已经看懂了那中间的许多隐语遁辞，理解了它的理论体系，并于当时写下了不少研究札记。遗憾的是，“文革”灾祸突然袭来，将他所悉心收集的资料、写下的笔记和未完的文稿统统散失了！
1977年春，刚刚过了80岁生日不久的章乃器，因不慎跌了一跤，被家人送入北京医院医治。后因并发其他病症，加以毕竟已是年迈之躯，终于5月13日病逝。
毕生历经无数坎坷与劫难的章乃器，居然能够活到80岁的耄耋之年，当然不能不算是长寿的了。（责任编辑 庄建平）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