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方向还是提“四化”为好
[ 2002年第9期 中国文化方向还是提“四化”为好 作者：曾彦修 ]
一
四年前（1998年7月），我曾在本刊发表一文，题为《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副题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文长难引，但此处还得点一下题，以下方能着笔。文中指出，毛在张之前先发表了两次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当前及今后文化发展道路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此文发表于1940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杂志）。张在作了大会报告的三个多月后，即同年4月20日，也在《解放》杂志上把报告全文发表了，题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文中提出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沿着“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我在文中说：“59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这似乎不是偶然行文的不同，而是两种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的问题。”还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对‘民主的’这个要点的无视，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尤其是最后10年，他反复强调的，始终是专政。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该文更提出，“历史将愈来愈证明张闻天的这个提法的重要性，和它在今后持久的生命力。”
此文发表已近四年了，有何反应，我不知道。但今年四月出现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题名《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一点辩证》，作者辛岩（载《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4月号）。文中批评了我的观点，但没有点人名，也未指明文章的出处。经友人查明该文所用引文是来自拙文，才弄清楚是批判我的文章。
批判文说：“近年来，有的论者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指《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其中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提出了严重的指责，说毛泽东对民主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所主张的是‘不要或没有民主方向的文化路线’”！“他说（他，指曾）：张提出的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沿着‘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这似乎不是偶然行文的不同，而是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的问题”！评曾文画龙点睛之处是结尾的话：“断章取义，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贸然得出毛泽东、张闻天在进行文化问题上的两种方向的斗争（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严重的政治结论。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不科学的，这种学风是不是应当提倡，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
这段结论的一些语言，恐怕有些同志还很熟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出自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庐山会议；而“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则是出自打倒刘少奇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上。信手拈来，都是国粹，它的效果恐怕不会太好的。
这篇批判文章的一条最硬的材料和理由，是说1939年12月13日在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看来是专门讨论即将召开的边区文代会的会议），该文据现在的《毛泽东年谱》的一段记载，毛在会上提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这件历史档案材料，确实很重要，说明毛在内部会议上确曾十分明确地一度讲过或归纳出过有“民主的”特点的四化，而不是后来删去了“民主的”特点的三化。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这一段引文说明了什么呢？它十分明白地说明了：
第一，包括“民主的”方向在内的“四化”是对的，毛开始在内部不但是赞成的，而且有可能是由他归纳而成的。
第二，过了四五十天，经过毛郑重重新考虑后，由毛独自一人删去了“民主的”特点，把“四化”变成了没有“民主的”“三化”，而不顾会议上的共识。现在有人说，这样砍正好。
第三，张闻天十分清楚“四化”方向是政治局讨论后的共识，也即政治局的决定（它可能没有采用决议的形式），因此，他作的是有“民主的”这个特点的“四化”方向报告，并在毛《新民主主义论》的“三化”长文发表50天以后，仍毫不迟疑地按照政治局的共识，即包括具有“民主的”特点的“四化”方向的报告全文照样发表。
毛为什么要如此不顾政治局的、并且他本人归纳过的“四化”特点中，毅然删去“民主化”的特点呢？这不必去推测，中国话叫事实胜于雄辩。这里什么也不需要辩，是毛个人无条件地改变了政治局对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方向的共识。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应以毛个人坚持的、解放后奉为唯一合法的“三化”说为根据呢？这里用斯大林行文中强有力的话来说便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政治局的共识错了，要么是毛的这个个人修改不妥当。批评文既然强调只有毛的个人修改才是对的，当然就是说政治局达成的“四化”方向的共识是错了。这是根本不需要“深长思之”，是人人都可判断的。
“民主化”是要建设现代国家最首要的前提和特征。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历史上具有当时相对高或很高的科技与生产能力的国家，如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极端专制主义的前苏联，小到如构筑了50万座地堡的霍查的阿尔巴尼亚都一律垮了，而且垮的很惨。在这样无情但是公正的历史事实面前，民主化难道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吗？没有民主化，国家最终会得到一个什么可怕可悲的结果，历史老人已做了公正结论，难道还有什么不明白吗？
二
但是，最近也有文章，讲的比我更具体、更彻底、更明确。
《党的文献》杂志2002年3月号上发表了一篇人民大学副教授刘辉（女）、教授黄兴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再认识》，是完全认为应该采用有“民主的”特征的“四化”论，而不应该采用没有“民主的”特征的“三化”论的。旗帜鲜明，论证丰富，不是我1998年7月发表的上述这篇浅薄文章所能比拟的。两教授都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年龄比我的一半还差几岁，我自然赶不上他们的勇气。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国全党都应该在一切方面“与时俱进”，我看人大这两位教授就是敢于在重大问题上与时俱进的。
两位教授的文章不短，但没有空话，此处只能略加征引。
该文说：
“长期以来，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哲学界，在提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时候，都习惯于使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那一众所周知的表述，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但实际上，在1942年以前，这一提法不仅在延安文化界，而且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都远非像后来那样权威。相反，当时还存在过，确切地说还曾流行过一种更值得重视、但后来却长期被忽视的提法。那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从内容上说，直接凸显对‘民主’文化和‘民主’精神的追求，乃是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内在的和本质的需要。既然名之为‘民主主义’的文化，无论是旧民主主义的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都不能不格外突出‘民主’的内涵。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封建主义的遗毒还十分严重，反封建的任务还极其艰巨的时候，就更应如此。”
他们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大众化”不能代替“民主化”的理由。它说：
“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他以‘大众化’包容和取代了‘民主化’……但是，‘大众化’和‘民主化’毕竟不是一回事，简单的以前者来包容或代替后者，仍是不太恰当的。在这方面，张闻天的有关表述较为清晰和严谨。”“仔细品味他（指张闻天——引者）的概述，不难发现，在‘大众化’与‘民主化’之间，实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像主张个性解放，争取思想、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内容，就是‘大众化’的概括所难以涵盖的。另外，如果没有真正民主的思想、制度和民主的生活和作风作基础，所谓‘大众化’，就很可能无法摆脱‘封建化’的命运；同时，这种‘大众化’还极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掉进‘专制化’的陷阱。‘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悲剧，早已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觉得上引的这段话是极重要的，没有进步内容、民主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或民间形式，就常常会为极其腐败的封建糟粕所占领。我还有点印象，就在1940年2月召开边区文代会后不久，在当时的大后方，以重庆为中心的进步文化界内部，发生过一次关于文艺的“民间形式”问题争论。争论的一方似乎是以胡风先生为首，他们有些什么意见，是否错误，我已记不得，但我有个印象，他们反对盲目崇拜“民间形式”，认为过去及现有的“民间形式”的东西，有很多都是封建的、落后的、迷信的、淫荡的等等，内容并不进步，对它们不能盲目肯定。这实际上就是在讨论表现形式的大众化问题。胡风先生一派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什么错误我不清楚，但我觉得他们的这项意见却是对的，所以印象极深。以今日而论，“文革”结束以来，小说上两个最大的“大众化”派，一是台湾传来的一大堆“言情小说”，一是香港来的更一大堆武侠小说，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以及人们的文学修养、道德情操、增广见闻……哪一样有多少帮助呢？它们一点也不具有多少先进性，尽管它们是相当大众化的。我较多地看过的是一些翻译的推理小说，太费脑筋了，又是犯罪教科书，但那也是相当大众化的（我得声明，对福尔摩斯侦探案无犯罪教科书之感）。所以，我明确地感到，要以“大众化”来代替“民主化”，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上述这两位教授的文章，还举了好多例子，说明即使在解放区，人们也并未通用“三化”说，而多是用包括“民主化”在内的“四化”说。他们的例子太多，此处只能转引一点。1940年2月延安边区文代会的宣言就是用的包括“民主化”在内的“四化”说；甚至在1945年8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的《施政要端》，其中的文化教育政策也是“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直到1946年该区出版的《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建设》一书，在解释该区的文教工作方针时，仍然是“民族、民主、科学、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可见，在解放区，在抗战胜利后，也还并未统一于“三化”之说，而且这些都是官方的法令。邓小平同志第二年在太行传达文化工作方向时，也非常正式地用的“四化”说，而且特别指明是“洛甫同志”提出的。可见小平同志是用心选择过，并且至终坚持“四化”说的。我可证明，两位教授说的是对的，即使在延安，口头上也大多用“四化”说，写文如不作征引，也习惯于“四化”说。
这两位教授的结论是：
“我们以为，无论是在表达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的准确性方面，还是在体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共识方面，它（指张闻天的‘四化’说）都明显较前一种提法（指毛泽东的‘三化’说——引者）要更为贴切和完善。因此，今后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时候，似应该采用后一种提法（指包含民主化在内的、张闻天阐发的‘四化’说）”。
我坚决赞成这两位教授的意见，这里明确点明“四化”论是中共的“集体智慧”。我以为，今后强调科教兴国的时候，如果不强调“民主化”，怎么能取得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呢。而且，在1939年12月那次政治局专门讨论文化工作方向的会议上，显然，“四化”问题是取得了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识的，那是政治局的决定。事后作出重大改变是毛泽东个人未遵行集体领导的、包括他自己也曾同意过的共同决定，而不是集体的决定犯了错误。毛的修改是同我国当时及今后文教科技工作的要求不能适应的。因此，我坚决赞成这两位教授的意见，应当恢复当年政治局两次会议（另一次会议见下节）的共识，也即由毛泽东一度接受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的提法。这不是砍旗，这才是真正的举旗。对于转眼就由毛泽东改变了本人刚刚明确赞成过、高举过的共同正确决定，我们现在绝不应该继续采用“一句顶一万句”那样的盲从办法了。这种态度根本上也不符合江泽民总书记非常正确的“三个代表”的号召，没有民主要求、民主特点的文化总路线，它的“先进”之处在哪里呢？
三
延安时党中央政治局讨论文化工作方向问题的会议，看来不止一次。张培森尽十余年之力编纂的《张闻天年谱》，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它的重要意义远不限于研究张闻天本人，而更重要的是该书相当多地反映了1934——1936年以至于1937、1938年时期党中央最高层的最重要活动。而且这些资料大都是经过细密考证，采用原始档案资料编纂而成的。承编者不弃，我是在原稿时被征求意见者之一，看后确实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后来不再提起的曾担任了几年总书记的人并不是挂名，他自己也不是尸位素餐，几年间仅仅由他个人或与毛共同署名发出指示工作的电报就有几百件之多，其中不少是用“洛毛”连署的指示电。这年谱中就记载了1939年8月23—24日，中央政治局也曾开会研究过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上述人民大学两教授文章也引用过这个资料。由于是张闻天的年谱，编者不可能全面反映这件事，但也介绍了一些重要情况。参加会议的人有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王稼祥、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邓发、邓小平等。看来，此时还只酝酿了“民族化、大众化”两个特点，会上，周恩来提出“民主化”也应在总方向之内，于是，张闻天立即响应，发言说：“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提出民主化是对的。”看来，政治局开始还只是讨论“文艺”问题，所以：第一，科学化问题在1939年8月时尚未提出；第二，文艺工作的方向中应该有“民主化”的方向，是周恩来第一个提出，张闻天立即予以响应的。因此，在三个多月后，即12月13日政治局另一次讨论整个“文化”工作的方向问题时，自然而然就是在已有的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三个口号之外，再加科学的口号。这是十分正确的、自然而然地发展形成的。所以，毛泽东决然删去民主的这一特征，是他个人推翻了他本人也参与过的两次政治局会议制定的共识。这个行动显然不能说是正确的，更不是先进的，决然无可维护。今天我们如果仍然要无条件维护他的这个个人决定，无异于维护毛泽东从来就有不加说明地任意推翻政治局两次会议的共识或决定的权力。今天在我们的党和国家特别需要民主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几十年那样无条件维护个人崇拜和领袖的特权的话，我们的国家还有民主化的希望吗？毛泽东大笔一挥，删掉了“民主的”特点。但是谁有这个特权呢？别人有吗？毛泽东又历来强调“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这个提法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民主是广大人民不可一日或缺的权利。所谓“手段”之说，即一切权力均在我之手，所谓“民主”，纯是我手中掌握的一种手段，可多可少，可有可无，不过是一种统治方法、统治手段、统治策略而已，与人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毫无关系。民主不是统治者的施舍物，而是现代国家的人民不可一日或缺的权力或权利。国家不民主化，如何能取得“三个代表”的光辉伟大的结果呢？没有民主化的“现代化”，那叫现代化吗？没有民主化，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欧洲自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几个世纪完全证明了这个真理。二战以来，一些国家的现代化成功了或有所成功，有些国家则失败了甚至覆亡了。这些已完全证明了民主化是现代化成功的前提条件，而没有民主化则是亡国的致命因素。
（责任编辑 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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