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追思孙中山
[ 2002年第9期 在新加坡追思孙中山 作者：杨兆麟 ]
2002年2月初，我到新加坡去探亲，听说这里有个“晚晴园”，孙中山当年曾经居住和工作过。人们都知道，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大约20年之久，在日本、美国、南洋（即东南亚）、欧洲各国华侨聚居的几十个城市，风尘仆仆，奔走呼号，争取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不过，关于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活动，一些传记中大都记述得很简略，因而，我对“晚晴园”发生很大兴趣，三次前往参观采访。
从市中心向东5公里左右，有一条大约100米长的“大人街”，门牌12号的矮墙上，刻着三个涂金大字：“晚晴园”，在这座花园别墅里，开设了“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如茵的草坪，葱茏的树木，围着一座宽敞、明丽的二层楼。隔着铁栅栏门，可以看到一块赤褐色的高大石碑，镌刻着涂金大字，中文竖写，英文横写，是引用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一句话：“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草坪的中央，在一米多高的方形石头基座上，安坐着孙中山的铜像，神态沉静、刚毅，似乎正在思索和谋划着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花园的左侧，横列着长长的黄铜浮雕，刻画了20世纪初的新加坡（当时名星加坡）景象，是孙中山当年所看到的：狭窄的街道，一些平房和店铺，几座二三层小楼，来往行人和车马，挑担的小贩，港湾、帆船等，它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应该珍惜今天的舒适生活来之不易。我第一次去是星期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多数说广东或者福建“官话”，是华人的后裔，也有一些西方人，听不到笑语喧哗，表露出人们对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尊敬。
我进入室内，参观了设在一楼、二楼的“历史走廊”、“时代走廊”、“奋斗室”、“新加坡室”、“南洋室”、“集思厅”和“遗珍室”，观看了很多照片、绘画、图表、文物、塑像，听了几段录音，看了录像片和电影片，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海战、戊戌政变、义和团和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劫掠的照片和绘画。腐朽没落的清皇朝和帝国主义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复印件)，陈列在“历史走廊”的玻璃柜里，有的老人正在对子女低声讲述。大好的神州河山被列强瓜分，割地赔款，国势危殆，人民多灾多难，想起那黑暗的年代，仍然令人感到愤慨和屈辱。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孙中山的父亲、贫苦农民孙达成和母亲杨太夫人的照片，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廖仲恺、何香凝、陈少白、陆皓东、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不同政见人物的照片；孙中山在广州、澳门行医使用的听诊器、血压计、小刀、镊子、毛笔、砚台、图章的复制品等，都十分珍贵。这个纪念馆虽然名为“南洋”，实际上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曲折跌宕、波澜起伏的一生和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状况。在一楼的“历史走廊”一张大幅照片引人注目，标题是《新世纪第一个劳动节——2001年5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人群如潮，红旗招展，这是自从1949年10月1日以来，人们都很熟悉的场面，它公认和确立了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地位。
我从照片和录像上看到，这里本来是梅姓侨商的住宅，后来被侨商张永福购买，请母亲在这里颐养天年，借用唐代李商隐的诗句，取名“晚晴园”。孙中山曾经三次在这里生活和办公，不少革命志士来这里聚会，或者作为往返欧洲、亚洲的中途站，一时成了秘密的革命活动场所。此后，历经几十年的人事沧桑，屡次易主，年久失修，房屋残破，庭院荒芜。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持，侨胞们踊跃捐款，修缮粉饰，培植花草，收集文物，布置陈列，使它焕然一新。
在新加坡的人口中，70%以上是华人的后裔，为了使年轻一代了解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终身的伟大精神和新加坡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政府把“晚晴园”列为“国家历史古迹”，予以重点保护。热心的侨胞们出钱、出力，筹办了在东南亚各国中规模最大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其内容的丰富和完备仅次于中国南京中山陵和孙中山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的纪念馆，在2001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35周年纪念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我特别关注和仔细参观了“新加坡室”和“南洋室”。由于新加坡地处往来亚洲、欧洲、非洲、澳洲的交通孔道，较早铺设了海底电缆，通信联络方便，金融、贸易活跃，因而被选做南洋一带革命活动的枢纽，孙中山八次到新加坡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战斗足迹。参观以后，我还有一些疑问，和纪念馆馆长冯仲汉约妥，第二次前往“晚晴园”。可以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二人竟是同行，经历也颇为相似，而且都已经年过古稀。他在新加坡的电台、电视台工作了32年，曾经随国家领导人到很多国家采访。退休以后，继续为报纸、刊物撰稿，当一名“老记”，后来在中华总商会主管文化和社会事务，成为这个纪念馆馆长的合适人选。他说：“我们筹建这个纪念馆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很多工作都很艰难，例如一些人物缺少资料，我专门跑到不少陵园，从墓碑上调查他们的生平。所以，你在这里可以得到不少第一手资料。”
孙中山最早到新加坡来是在1900年7月，那是一次带有冒险性的、非同寻常的行动。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共同扶危济困、强国富民，孙中山一度希望和在戊戌政变以后也逃亡日本的康有为联合行动，通过朋友去说服、规劝，都遭到他的拒绝。1900年春，.康有为到了新加坡。热心支持中国革命，还救助过康有为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自告奋勇，取得孙中山的同意，远赴新加坡，再次游说。可是，康有为冥顽不化，坚持君主立宪的观点，虽然光绪皇帝已经被慈禧太后幽禁，他还是要报答“圣恩”，绝不当“贰臣”；他甚至怀疑宫崎是“刺客”，向当时统治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告发，把宫崎逮捕入狱。孙中山得到消息，不顾自己正在被清朝政府通缉、捉拿的危险，赶到新加坡，请侨胞设法营救。宫崎取保释放，被遣返日本，永远不准再来。孙中山也被驱逐，限令5年之内不许入境。孙中山识破了康有为的嘴脸，抛弃幻想，分道扬镳，从此划清了革命派和保皇派的界限，如同水火之不相容，这可以算是政治上的一大收获。
孙中山第二次到新加坡来，只能在5年以后了。在青少年时期，孙中山和同乡尤列（注1）、陈少白等人志同道合，成为知心朋友，他们目睹清朝统治者昏庸腐败，丧权辱国，认为“改革之任，人人有责”，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以为“和平之法，无可复施”，“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孙中山语，下同）。1895年，尤列参加了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1901年，孙中山请尤列到新加坡开展活动。尤列在香港的医学院与孙中山同学，赞成他的“医人不如医国”、“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主张，在新加坡开设“一叶堂”医馆，在“望闻问切”、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广交朋友，联络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建立了本地的第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华侨团体“中和堂”。孙中山在檀香山（夏威夷）看到了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在新加坡创办的《图南日报》，尤列担任“名誉编辑”，在发刊词中阐述了在南洋大展宏图的宗旨，这是新加坡第一份宣传革命观点的报纸。孙中山和尤列通信，知道新加坡有一些“热血同志”。1905年7月，孙中山从法国乘轮船去日本，中途在新加坡靠岸。尤列介绍张、陈、林和孙中山见面，到进步侨商团体“小桃源俱乐部”会餐。张、陈、林原来都受保皇派的影响，和尤列交往以后，经常到“小桃源俱乐部”讨论国家大事，又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和上海《苏报》刊登的章士钊、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论文，逐渐改变观点。孙中山和老友新朋促膝长谈，探讨如何奋发图强，报效国家，坚定了他们的决心，拓展了新加坡的革命阵地。孙中山因肩负重任，这次在新加坡只停留了一天。
几年中，孙中山万里萍踪，羁旅东西，在欧美各国广泛考察，分析研究，形成自己的系统观点。到了日本以后，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出版机关报《民报》。他在报纸上和会议上反复宣传三民主义学说，主张把民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役”，以避免欧美社会的“祸害”。
时隔不久，1906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到新加坡。张永福考虑到，“晚晴园”离繁华的市区比较远，不大引人注意，相当安全，商得母亲的同意，请孙中山到这里居住和工作。孙中山这次逗留了两个星期，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吸收会员12人，推选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在宣誓会上，孙中山以他那富于鼓动性的语言，勉励大家胜不骄，败不馁，受到挫折不要灰心，可以重振旗鼓，继续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只有两个人，也要坚持到底”，“为真理而奋斗，即使牺牲了也虽死犹荣”。在“新加坡室”，我看到孙、陈、张会后在楼前的合影，三个人都在中青年时期，神采焕发，气宇轩昂。由于新加坡具备不少有利条件，孙中山在这年7月第四次到新加坡，进一步健全同盟会组织，还前往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英国殖民地，统称马来亚），先后去了吉隆坡、槟榔屿、芙蓉，怡保、太平，还请朋友去马六甲、沙捞越等地活动，组建同盟会，而把南洋同盟会的领导机构设在新加坡。
1907年3月和1908年3月，孙中山第五次和第六次到新加坡。在13世纪，新加坡名为“狮城”，现在还用为别名。中国革命者的广泛活动，有如雄狮怒吼，声震长空，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缅甸、暹罗（即泰国）、安南（即越南）等地爱国侨胞闻风而动，纷起响应，同盟会的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1908年那次，孙中山往返于新加坡和槟榔屿，还去了泰国，一共度过14个月的时光。他认为，革命应该“以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在新加坡帮助办好《图南日报》和《中兴日报》，并且用“南洋小学生”的笔名，三次在《中兴日报》上发表文章，联系国家贫弱、民生凋敝的情况，提倡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对君主立宪的观点大张挞伐，获得侨胞的普遍理解和拥戴，《中兴日报》每天的发行量达到4万多份。一家历来持保守观点的报纸发表评论，认为“革命党理长，保皇党理短”。孙中山还帮助办好槟榔屿的《光华日报》，和保皇派的报纸壁垒分明，针锋相对，展开激烈的论战，大有所向披靡之势。同盟会在各地开办书报社，陈列进步书报，免费供侨胞们阅读。我在“南洋室”长时间驻足，欣赏一幅整整占了一面墙的巨大油画，孙中山站在一间茅屋前，慷慨陈词，振臂高呼。黄兴坐在旁边，他和孙中山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也几次到过新加坡。椰树下，山坡上，侨胞们有些站立，有些席地而坐，大部分是橡胶工人和锡矿工人，赤膊着上身，凝神聆听。作品色彩绚丽，形象生动，有不少人在我身边静静地观看。有鉴于很多侨胞的文化水平不高，孙中山从广州、香港邀请粤剧团来，演出中国古代勇士反抗暴虐专政的历史剧，一些同盟会员利用这种场合发表演说，“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当地侨胞也成立剧团，把革命烈士徐锡麟、秋瑾的悲壮事迹编成戏剧演出，发挥了启蒙的作用。进入“新加坡室”，迎面就是一幅彩色油画，描绘了“梨春园大舞台”正在演出《荆轲刺秦王》的情景。保皇派一度财力比较雄厚，又掌握了舆论阵地，不少侨胞受到迷惑。经过同盟会员的不懈努力，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对君主立宪的谬论口诛笔伐，以扫灭“保皇毒焰”，很多侨胞都觉醒了，只一年多的时间，新加坡的同盟会员就发展到400多人。
孙中山第七次到新加坡是1910年7月，逗留一个星期以后，前往槟榔屿活动。
1911年10月10日，国内的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新加坡等南洋各国的侨胞，为这次起义提供了大部分经费，不少人都是倾囊捐献。孙中山当时正在美国筹款，知道消息以后，他非常兴奋，认为新生的共和国需要得到各国的支持和承认，于是前往欧洲开展外交活动。12月15日，他在回国途中第八次到新加坡，当时本地的同盟会员已经发展到15000人，形成强大的势力。由于国内电报催促，他只停留了一天，就登轮驶往上海，以后再没有机会故地重游。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中国的南方领导和发动过九次武装起义，其中有三次是在新加坡、河内和香港研究、准备的，即：广东、福建两省接壤的潮州黄岗，广州以东不远的惠州七女湖和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即睦南关）。尤列参加了惠州起义的组织工作。林义顺参加了潮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沿途散发《革命军》1000多册。新加坡侨胞许雪湫（即许雪秋）是潮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之后，再次前往潮州，不幸惨遭敌人杀害，正当36岁的壮年就以身殉国了。新加坡侨胞邓子瑜是惠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不少侨胞参加了潮州和惠州的起义，并且从香港秘密运输了大量枪支、弹药。
在“新加坡室”，用高分子聚合体塑造的和真人、实物同等大小的人物、桌椅、茶具、书报等，特别引起观众的注意。对面正中坐着主持会议的孙中山，周围坐着尤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胡汉民、汪精卫；自幼练拳习武、研究兵法的黄兴站立发言，提出武装起义的方案；参加过第一次广州起义，表现机智、果敢的女革命志士陈粹芬在身后为大家斟茶倒水；她的哥哥陈和是孙中山的贴身卫士，正站在窗边，警惕地注视着楼外的动静，保护会议的安全。它生动地再现了某一个晚上的秘密会议的情景，好似静悄悄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在对面的墙上，我看到十位新加坡侨胞的遗像，肃然起敬，他们都是在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的，满腔沸腾的热血，染红了大街小巷。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和黄兴在槟榔屿和香港部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次，南洋各国有30多位侨胞告别亲人，飘洋过海，秘密潜入广州，奋不顾身，拼死肉搏，把忠骨埋葬在黄花岗烈士陵园，其中南洋侨胞占遗骸总数的1/3以上(注2)。然而，烈士们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孙中山说：“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那九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忠勇的爱国志士们，包括海外的大批骨肉同胞，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一次又一次地沉重打击了摇摇欲坠的清代皇朝，为最终推翻帝制、缔造共和开辟了道路。
在二楼的“时代走廊”，展出了本地艺术家陈瑞献书写的一副对联：“晚色多回韵，晴云越秀明”，上下联用“晚晴”二字“藏头”，上联高度评价孙中山大业晚成，有如音韵飘荡，令人回味绵长；下联把他复兴祖国的理想描绘为晴空白云，万众昂首仰望，越看越秀雅、明朗。两行草书运笔潇洒，寓意深长。
冯仲汉陪我来到花园，指给我看几株小苗、小树，都是孙中山在南洋时期爱吃的热带水果。那棵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特地用铁丝网围护的小酸子树，是他到翠亨村去，从孙中山早年种植的老酸子树上采集的种子培育的，盎然的生机，显示着他对孙中山的景仰和爱戴之情。他带我来到一棵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树下，说道：“在孙中山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很多侨胞舍生忘死，为国捐驱，这棵大树正是活的见证，因而名为‘烈士树’。在纪念馆准备开放的时候，我们致函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请他写了‘烈士树’三个字；同时致函台湾海基金会长辜振甫，请他写了‘仁心果’三个字，那也是孙中山爱吃的一种热带水果。我们把一块大石头切割为二，分别刻了他们二人写的三个字，涂上红漆，安放在草坪的两角。孙中山坐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两块石碑，殷切期望祖国早日统一，实现他的宏伟理想。”冯仲汉微笑着娓娓而谈，表达了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外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我衷心赞叹，眼前这个“品”字形的安放很巧妙，构思很深刻。
2002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77周年纪念日，我收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请柬，应邀参加纪念馆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隆重集会，恰巧又躬逢其盛。77年前，当一颗巨星从天空殒落的时候，举国一片哀悼，侨胞无不痛惜，唁电、唁函、挽联、挽歌像雪片一般飞到北京，纪念馆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国内知名人士、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40多幅挽联，请本地书法家精心临摹，悬挂在二楼大厅，供人们观赏、缅怀。广东省中山市海外联谊会铸造了一尊孙中山的立姿铜像，表现了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风采，在这一天赠给纪念馆，安放在楼房门厅的中央，使纪念馆显得更加庄重。这栋红顶白墙、素洁典雅的楼房，背衬蔚蓝的天空，浮游的白云，有如一座历史丰碑，巍然屹立。
（注1）孙中山的挚友尤列，在新加坡的纪念馆中写为“尢列”，比“尤”少了右上角的一个“点”，英文注明“Wang”，录音中读如“汪”。我向冯仲汉请教，他告诉我，“尤列”和“尢列”是同一个人，在他家乡的发音中，“尤”和“汪”相近，因而有些侨胞称他为“尢列”，如果写出来，就不能加上“尤”字的那个“点”。
（注2）关于在这次起义中牺牲的南洋侨胞，由于当时统计的困难，各种书刊记载的人数从27人到32人不等。起义之后，最初收殓烈士遗骸72具，以后又三次收集、统计，共有86具，在黄花岗72位烈士的陵墓旁，设立了一个刻有14位烈士姓名的石碑。
（责任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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