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田家英的少年时代曾
很多人都知道我父亲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很有才华，“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但不一定了解他早年既艰辛苦涩又充满着求知少年的理想和浪漫的生活。
父亲是四川成都人，原名曾正昌，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全家靠祖父经营一家小药店生活。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生意一直不景气。父亲3岁那年，我的祖父去世。天资聪颖的父亲，更成了祖母的宝贝，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小儿子身上，6岁便让他进了私塾，后又送他进城北小学。没有文化的祖母常常把他抱在腿上，听他背《三字经》、《千字文》和一些古诗词。20世纪90年代，我在中组部保存的干部档案中看到父亲1939年在延安填写的一份《自述》，对他在家乡那段生活有这样的描述：“我能清晰地回忆起的是我的母亲，她扶着我没有肉的肩头，用动情的调子说：‘娃娃，要发奋做个人才好咯！’母亲曾爱着我，并要我成人。当我的大哥大嫂向她商量将来要我去做学徒的时候，母亲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意见。”但是，父亲9岁时祖母死了，哥嫂强令父亲辍学，他当了学徒，小小年纪便做了店铺的“抓抓匠”。
父亲自己生活孤苦，情感上更加同情受苦人。旧社会四川的叫化子不光讨饭，还有讨药的，他们把讨来的草药做成药丸，到江湖上卖了挣饭吃。父亲抓药时故意把药撒到地上，待讨药的来了，用小簸箕扫起来倒给人家。父亲还和于光远伯伯讲起他当店员时整治老板的事。他把从钱箱里偷钱叫做“就地取材”。办法是把膏药抹在竹棍上，然后用棍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他在自述中说：“在我12岁，家里就不许我跨进学堂的门槛，我开始了顽童的放荡的生活……”
父亲曾做过作家梦。他一个同伴的父亲叫徐昌文，见父亲聪敏过人，就常把他叫到家里。父亲回忆道：“是他教育了我，他使我开始用我从学校学得的断断续续的知识去读《生活周刊》和鲁迅、郭沫若的文章。这样我虽然没有得到正规的发展，却强烈地爱好上了新文学。能成为一个作家多好啊！”
父亲少年时的一位同学，90年代曾在《巴蜀史志》撰文记述父亲当年的生活情景：“我和正昌曾在一个学校同一教室内坐前后座位读书，他住在城北拐枣树街一家中药店楼上，我住在离拐枣树街不远的正顺街，上下学大多数时间我们结伴同行，有时我去到他的住处。他的学习生活条件之差是惊人的，他住的阁楼实为店中堆放药材之处，在干枝枯叶之间仅放一木板撑起的小床，三角小桌和一矮凳而已。由于药材干枯，易于引火，哥嫂不许他点灯，幸好小窗之前有一路灯，正昌取下窗上的一个小木板，借着透入的一线灯光，展读深夜。以后他又找了一个旧汽油筒，把铁筒横放下，煤油灯放在里面，这样就可以躺着读书了，他每天不到三更午夜决不入睡。”
父亲憧憬着当作家的梦想，在学徒的两年里，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他的同伴回忆道：“那阵我们只不过十二三岁，但不似一般少年那样贪玩好耍，只要稍有空隙的时间，正昌就埋头在古典小说之中，他对‘列国’、‘三国’、‘水浒’、‘红楼’爱不释手，惟不喜‘西游’，三读未终而弃。”这些书大部分是从徐昌文大伯处借来的，一套《资治通鉴》也是父亲在13岁那年读完的。父亲因钱少，总爱买最便宜的活页文选，在小小的文选上，他学到不少中国著名的古诗文，直到60年代，他还一直保持读活页文选的习惯。
经过大量的阅读和自修，父亲打下了一定的语文基础，他在自述中写道：“能当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这样鼓励自己，开始了冒险的尝试，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我开始变成靠领取稿金为生的文乞。”1934年父亲才12岁，他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已不得而知，有幸的是从1936年起至1937年11月他去延安前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大部分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父亲那个时期心路历程最宝贵的材料。
他在一篇题为《春》的散文中写道：
“是春天了，我应当呼吸一口春日之温暖，然而，春阳于我不是太淡漠了么？……我没有快乐，我是用自己的眼泪给自己灌溉。忧郁的孩子，你是受过苦难和煎熬？是的，我是夜之子，在困难和煎熬里，在血和唾液里，在恐怖和黑暗里，我成长起来。”（《华西日报》1936年3月12日）
在这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心灵深处饱尝的世态炎凉。
父亲不断地写，他用笔诉说着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灯》，《路》，《街》，《窗》，《帘》，《井》，等等：“华灯初上，我走过街和街”；“春风用花丰润了平原，编织成美丽的艳色，在天和地之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来的路才是路”……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父亲所用的笔名“田家英”渐渐被读者注意起来，人们称赞田家英的文章流畅简洁，如行云流水，思想活跃，意境新颖。但是有谁知道，作者仅仅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1936年，父亲毅然和阻碍他读书的哥嫂脱离了经济关系，靠卖文为生。这一年，他考取成都县立一中，又回到了校园。父亲比以前更加成熟，他的苦学精神，给同学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时，父亲早上一碗锅巴稀饭，两三片泡萝卜皮；中午或买一个小饼子，或干脆不吃饭，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他的同学回忆说：“县立中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名为‘墨池’，每天中午12点至下午6点开放，那是家英常去的地方。馆里藏有一套《万有文库》，家英从中选读了英法帝俄文学名著，如《三剑客》、《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猎人日记》等。他一读就是一个下午。图书馆的管理员陈先生戏称其是小书迷，书疯子。”（《巴蜀史志》1996年1期）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原先较为封闭的校风为之一转，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的作品渐在校中流传，父亲读得如饥似渴，其中影响最深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雷》、《电》几部长篇。他在一篇题为《巴金的“家”》中写道：读了《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愤，是青年的奋力拼扎，想突破这狭的笼，飞向阔的天边去，……所以我爱觉慧，他勇敢地走着一条光明的路。”（《华西日报》1937年8月3日）
文学创作的激情使父亲异常兴奋，他不满足仅在报刊发表文章，又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创办同仁刊物《激光》。大家一毛两毛地凑钱，那时候，有几元钱就能出一期几百份的小型刊物。刊物文体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父亲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散文《怀念》和《手》。其中说：“自己生活在泥泞里，我在不断挣扎着”，“有两只黑手，一只紧紧掐着我的喉咙，另一只蒙蔽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光明，斗争再次失败了，我要贮蓄我的生命力，准备做第三次斗争。”文章强烈表现了那一代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第一期刊物居然卖掉200多份。《激光》后易名《散文》，人们看到一批青年活跃在文坛上。
正当父亲憧憬文学之路的时候，抗日救亡的热潮和风暴改变了他的人生。1936年下半年，他加入了成都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这实际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团体。父亲在这里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共产党宣言》等书讲述的一些新鲜的道理，新鲜的世界，使父亲的眼界豁然开阔。要建立平等、富裕、美满幸福的社会，只有走《共产党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产党人，成了他的向往。这年3月，父亲把自己的心声融入在一篇小文中，这篇题为《苦难──答妈妈》的文字，至今读来，仍使我为之感动。故事是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母亲和已经投身革命的儿子的对话展开的：
“她每天抚摸孩子的头。
‘孩子，你跟你爸爸一样高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可是，你也像你爸爸一样，为着幸福发过愁吗？’
‘不，完全不的。妈，我高兴，妈，我告诉你：只有现在不幸的人，将来才会有真的幸福。妈，我高兴呢！’
‘是的，我知道，每次朋友来，不都是高高兴兴的笑着的？孩子。’
‘对了，妈，将来的幸福做梦也临不到现在过着幸福日子的人。’
儿子告诉妈将来的世界，是和花一样的。花，她闻过，她永远幻想着像花一样香，将来的世界。
夜──把一座快要塌下的草屋包围了。儿子在睡着。她听到有人打门。
‘孩子，你的朋友来啦。’
儿子并不瞒怨母亲，他只是对着电筒的光，对着来人，对着钢铁的手拷：
‘朋友’，他把手并拢着：‘来吧！’
于是，那手拷套在他的手上。门开了，他跨出门槛……
‘妈，我跟朋友走了，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定，你等待着吧。有那么一天，我，也许我的朋友，会把妈妈所爱的花一样的世界送给你。妈，你等着吧。’
月亮红着脸，躲开这荒凉的地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参加救亡活动，父亲被学校开除了，这时，他追随共产党的决心已定，和几个要好的同伴曾彦修、赵石英、何郝炬等常常聚在少城公园，悄悄商量去延安的事。几年前，李鹏和他的夫人朱琳送给妈妈一套《延河之子》，从那本书中，我惊讶地发现，当年成都西御西街113号革命烈士赵世炎的哥哥赵世珏的宅第，竟是父亲和他的同伴们，一伙进步青年聚会的地方。原来，赵世珏的儿子赵石英是父亲在县立中学的同学，又是极其要好的朋友。那时，赵世珏的妹妹赵君陶因丈夫李硕勋被国民党杀害后，生活困难，带着幼子李鹏和小女李远芹住在成都哥哥家里。赵君陶的姐姐赵世兰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当时也在成都。赵世兰一接触到父亲，就很喜欢这个年轻聪颖、爱说爱笑、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送给他读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和《列宁主义概论》，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在知道他们决心投奔延安后，她和赵君陶联名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夏之栩以及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飞写信，中肯地介绍这几个爱国青年。
那年9月，父亲在巴蜀文艺协会机关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发表了他在成都青少年时代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去路》：“我的话像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感到我的全个心都在说话了，……是的，我应当走了。我为什么要远远地离开自己的一群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他们的活动，看着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为了友人，为了自己，我应当把声音变成行动，是我应当交出一切的时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这无异是他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自白，也是他向成都友人们的告别。两个月后，父亲和赵石英等四个青年，踏上了北去的征途，他们绕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行程7000多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了朝思暮想的延安。
父亲16岁到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和血与火的考验，1948年，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责任编辑 洛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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