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粹主义想到的
[ 2002年第10期 从民粹主义想到的 作者：李一蠡 ]
胡绳晚年退休之后，本着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天职和良心，凭着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自信，指出毛泽东同志思想中有民粹主义倾向。这是向一个重要理论禁区的大胆冲刺！多年来没有人敢于指出这个问题，因而，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还是对于开展理论批评和学术争鸣，都具有很大开拓创新意义。
这件事，理所当然地引起理论界并且远远不止理论界的一片震动。有人拍案，有人雀跃，有人深思，有人诅咒。
但是胡绳没有来得及把如此重要的题目深入做下去，就离我们而去了。他把这一极可能在他脑子里盘桓很久的深刻思索留给了后人，特别是现代的中国人。
他为什么在垂老之年，以病衰之躯，在尚有力气说话的时候，留下这个他已无力完整阐述的问题呢？而作为后人的我们，为什么必须接过这一重大思考题，继续把它想清楚弄明白？
因为，这远不是一个陈年历史问题，它仍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的意义。
以笔者的浅浅功底，无疑是不能说清楚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这里只是想重新提起理论界前辈留下的话头，说点看法，引起方家谈兴。
民粹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
民粹主义首先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叶的俄国，绝不是一种偶然。当时的俄国，尽管经过了彼得大帝的改革，但无论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乃至政治制度，都还比欧洲落后许多。有鉴于此，受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进步思想家以及俄国十二月党人等革命先行者们的影响，在当时的俄国大学里和文化圈中，涌出了一大批以改变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高举反沙皇暴政、反农奴制度大旗的同时，还心仪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到19世纪前半期，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区——欧洲，上升中的资本主义已暴露出一些深刻的矛盾问题，以蒲鲁东等为代表的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正应运而起，继而在伦敦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面世。于是俄国那些自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知识分子们，力求寻找一条有别于欧洲的新出路。他们否认俄国已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认为俄国应避免重蹈西欧前辙，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以民之精粹自居，以代表人民命运和历史趋向的先知先觉者自命，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运动，推翻沙皇政府，直接变封建专制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个个民粹派组织纷纷诞生，其中最有影响的叫“土地和自由社”。他们声称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俄国历史悠久的村社组织——农民公社就可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只要农民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成功，通过有了自己“份地”的“自由”，农民实行“村社自治”，就可自然而然地达到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者虽然自称“人民之友”，穿上农民衣服躬身下乡，要求其成员“向人民学习而不是向人民说教”，但是在实际体会到农民的保守、狭隘和缺少集体观念之后，队伍中又冒出“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慨叹。他们也就只好积极地扮演“英雄”，转而进行暗杀沙皇的单独活动，企图通过慷慨悲歌的个人行为实现其理想。基于这种唯心的英雄史观，而有待“解救”的农民的小生产属性，又决定了农民们只是各不相属的“一麻袋土豆”（马克思的形容语），因而，民粹主义进行的革命只能是从天而降的救世主携来人间的“革命”，是擅于口吐珠玑而鲜能干成实事的精英们的“革命”，是少数人代替人民革命而不是真正的人民革命。
在19、20世纪之交，民粹派出现了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部分人却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走向极端和反动。
早期俄国共产党人如何批判民粹主义
早期曾是民粹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是在俄国最先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创立的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严厉批判民粹派所谓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论调，指出俄国已经卷入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历史大潮之中，不可能不发展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结构的改变，最终会使工人阶级壮大，促进革命的发展。所以，俄国所面临的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名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则着重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了民粹主义夸大个人作用的英雄史观。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活动，得到过当时还在世的恩格斯的肯定。
其后，列宁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对民粹主义作了最全面的批判。他指出民粹主义包含三个特点：一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二是“认为俄国经济制度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并夸大这种“遗产”的“现实作用”；三是“对知识分子和法律政治制度等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而把这些因素看作是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的力量。列宁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指出资本主义无限扩大生产的能力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认为，民粹主义者排斥资本主义而想要直接建设小生产者天国的理论“丝毫没有社会主义气味”，“根本没有说明劳动者受剥削的原因，因而绝对不能有助于劳动者的解放”。同时也公正地指出民粹主义具有两重性：“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地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他们“用保护劳动者的漂亮口号作掩护”，但“事实上这些要求显然只能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同时阻挠他们的解放斗争。”（《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这些批判，不仅对俄国，而且对全世界一切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都是极其深刻而又富有长远、普遍的警示作用的。
不难看出，俄国民粹主义不过是欧洲的民主潮流和风靡一时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交叉影响，与资本主义欠发达而又缺少民主传统的俄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是脱离历史实际、既不懂资本主义也不懂社会主义为何物、夸大上层建筑和个人作用的唯意志论高调。这一运动尽管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但却不能不是一种“经济浪漫主义”、“小市民社会主义”、“农民社会主义”和“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皆列宁语）。
苏联建国后的民粹主义回潮
尽管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曾经大力批判民粹主义；尽管列宁早在1918年就设计了以税收制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商业及私人资本存在等为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并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时，强调这一政策要“认真地长期地”实行；1923年初他距逝世仅一年时仍谆谆嘱告：“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前的经济”（《论合作社》），“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但是，这些都未能避免深埋于俄国土壤中的民粹主义后来变相出现并为患的可能。
问题首先仍是出于对建设社会主义条件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明确地认为，共产主义（当时还没有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两个阶段）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而必须由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建成。但列宁在1915年曾设想，鉴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爆发，而后得到更多西方国家革命的响应和支持。斯大林则据此提出“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尽管颇有争议，但这一思想仍被1927年的联共十五大通过。
为了实现这一宏愿，斯大林就必然要抛弃他压根儿未曾理解的新经济政策也即党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于是在1928年，在全国仅有两台联合收割机，五个农庄才有一台拖拉机，大部分土地用木犁耕种的条件下，发起为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而必须实行农业集体化的运动。除提出“消灭富农阶级”，取缔粮食自由市场，加快由商品流通向产品分配过渡外，更横暴地压制党内外不同意见，开展大清洗运动，使得冤案迭出。从而不可避免的则是，个人迷信大行其道，社会主义下的人民仍然只能扮演“群氓”，而民粹派未赢得的“救世主”之冠冕，却堂皇地加在共产党领袖头上了！
这岂不是执意回避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道路和夸大个人意志力量的英雄史观的回归吗？为夸张功绩，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制度。”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时，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尽管他在某些方面批判斯大林）竟也说苏联将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可见，政权更换，并不意味着深层社会土壤的更换。土壤在，民粹主义回潮就不足为奇。苏联沉溺于个人迷信达1/4世纪以上，印证了英雄史观之为物何等顽强。而只要过分强调个人作用和过分集中权力，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就一定是空谈，出现失误也就难于纠正。这是苏联最终垮台的重要内因之一。
我个人认为中国建国后曾经产生过民粹主义倾向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时期，许多方面是坚持走自己道路的。恰恰是在建国后，1953年开始全国掀起学习《联共党史》9—12章和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问题》的高潮，不但基本上模仿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而且在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上，相对于我国更其缺乏资本主义工业化基础来说，所表现的唯意志论更是创造了“中国特色”。在“只争朝夕”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发明了“三级跳”式的社会主义速成之路：50年代初就盛行一种说法，认为新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1954年公私合营，紧接着在1956年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员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毛泽东就说：“我们两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了，没有问题了，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上完成了，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到1966年9月，停止支付定息，算是从经济上消灭了资产阶级；接下来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兴无灭资”，这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主旨。
在农村，也进行了一个“三级跳”：由土改后的互助组，到“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进而到集体劳动、挣工分（象征农民劳动已工资化）、砸锅炼钢吃食堂、“砍掉资本主义尾巴”的人民公社。在制造了这种贫穷社会主义之后，我们竟向世界欢呼道：“共产主义的曙光已经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天真吗？从俄国民粹主义，到某些好心而自信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不惜付出努力甚至付出鲜血为之奋斗的。虽然从来并无“唯意志论”这么一种学术理论，但人们言传意会，把这顶桂冠赠给过于迷信个人意志者，确乎传神之极。
唯意志论长期盛行，与因农民占绝大多数而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传统，与因封闭而不了解世界大势，与因感恩而迷信个人，与力图速进速成而极“左”，与视平均性的贫穷为“社会主义”，是一串顺序相关现象。
这种“大跃进”（跨越阶段）式“社会主义”，民粹派未能办到，却由共产党人借助专政的力量付诸实行了，据说理论根据是“薄弱链条”和“一张白纸”（事实上这恰恰是国情提供的反证和反讽）。毛泽东批评某些不同意见者“像小脚女人”，斥责他们看不见“农民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凤阳、温州以及更多地方的老百姓却用隐蔽而顽强的行动说明了他们自己的积极性所在！
如何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对待“小生产自发势力”的问题。扼杀这种“自发势力”，实质上就是扼杀小生产者向工商业者转变的积极性，扼杀民间生产力成长的积极性。下面一桩发生在50年代初的故事非常发人深思——
1951年7月，山西省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列举一些事例后称：土改后农民自发势力有向富农方向发展之虞，应对私有基础逐步加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刘少奇阅后批示道：“土改后……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有一些同志对此表示害怕，企图加以阻止。……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表现。”但毛泽东的批示却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显然，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这种分歧，是新中国建立后应该进行相当长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还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历史发展已清楚证明谁是谁非。但由于当时党和国家制衡体制上的缺陷，新中国终于未能在其发轫之初避免那一大段令人扼腕痛惜的弯路。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朴素的真理性认识得来何等不易！因此，邓小平在会见非洲朋友时，劝他们不要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这不仅是诚恳的、负责任的、真正朋友的忠告，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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