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韩复榘的合作与冲突
[ 2002年第10期 梁漱溟韩复榘的合作与冲突 作者：杜 林 ]
远在1922年梁漱溟先生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时，作为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将军驻守北京，他邀请梁先生在北京南苑基督教青年会，为其下属五个旅的官佐讲学，主要内容为儒家哲学与梁先生的政治主张，每次听讲限一个旅，由旅长率全旅官佐前往。当时的韩复榘还是个营、团级的官佐，他认得讲学的梁先生，但梁先生却不认识他。30年代初期，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梁先生在其治下办“乡村建设研究院”，韩曾经提起过此事，极赞赏梁先生对儒家哲学的精辟阐述。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少时先念乡办初小，后读《四书》、《五经》，喜欢舞文弄墨，写得一手好字，曾当过县衙书吏，后追随冯玉祥将军，任过部队文书这类班、排级干部。由于打仗勇敢不怕死，加之深谙孔孟之道，得冯玉祥的器重而步步高升，成为冯手下的河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期间，冯部20万之众大部分驻扎于河南，一次冯玉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部队撤向潼关以西。而韩复榘却提出西北太苦，军队不宜西撤。冯玉祥历来治军极严，且以家长自居，当场给予训斥，命令已身为“一省之长”的韩复榘滚出会场，罚跪于会场外墙下。散会后，冯将军怒犹未消，又是一记耳光之后才叫韩复榘站起来。韩不堪其辱，便悄然率部分队伍前往山东。
1929年韩复榘叛冯之举，赢得蒋介石狂喜，1930年即任命其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开始了他统治山东八年的政治生涯。
梁漱溟等人原开办于河南辉县百泉之“村治学院”，由于韩复榘的东走，冯军西撤，蒋军占领开封，学院被迫停办。
1930年韩复榘当上山东省政府主席后，急于做出政绩，河南村治学院负责人梁仲华与韩复榘一谈，就立马表示欢迎“村院”全班人马到山东完成未竟事业。
1931年1月，韩复榘在济南接见梁漱溟、梁仲华时谈了他的“山东施政计划”，“二梁”也谈了准备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设想与要求，韩表示支持。于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设在邹平县，韩复榘以后也曾到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行过考察。
邹平作为“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县，隶属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府任命。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对邹平实验县是从社会、教育、经济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改革的；在菏泽办的研究院分院，对菏泽实验县则是从乡村自卫着手的。
1934年韩复榘增划山东省济宁专区等14个县为“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由梁仲华出任专员。研究院院长一职则由梁漱溟先生继任。
1935年10月，华北局势紧张，日寇策划之“华北五省三市自治运动”甚嚣尘上，山东的乡村工作便迅速转为备战状态，首先采取集中训练八个学校的师范生下乡，分期分区训练、组织民众以抵抗日寇。
同年10月—12月，梁漱溟先生积极推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拟定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1935年—1938的“三年计划”，以对付日寇的入侵，为实行自卫作好充分的准备。
漱溟先生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中谈到，“1935年后山东乡村工作之大展开，则激于日寇侵略，悍然唱出‘华北五省（晋、绥、察、冀、鲁）三市（京、津、青岛）自治’口号而来，原计划以三年时间全省（山东）各县普遍设乡农学校为基层地方行政机关，并适应国防需要，负责当地壮丁的军事训练，惜只进行得70余县而日寇遂侵及鲁境，加以省当局自违其初衷而失败。”
1935年10月是“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酝酿最紧迫的时候，华北局势之恶化达于极点。这时，梁先生正在江苏无锡参加“全国农村工作讨论会”，闭会后，10月17日路过南京时听到此事，他立即返鲁。为决定山东的进退必先探明韩复榘的态度。于是梁漱溟、梁仲华、孙廉泉三人在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之间，频频与韩复榘接触，韩当时表示坚决拒绝敌人的胁迫，日本关东军参谋曾多次飞济南胁迫韩复榘同赴平津开会，而他坚持不去。因此，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一手策划的“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阴谋随之破产。
韩复榘当时积极采纳梁漱溟等人的有关国防政策的建议，计划于三年内山东全省分期分区推行两项工作：（一）“地方行政改革”即在县以下，以乡农学校为下级行政机关，改善县政府组织，增设行政专员等。（二）“加强民众自卫训练”即初级训练在乡农学校进行，高级训练则集中于行政区。但是计划却因战争而中止。
1937年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7月7日倭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之战，他一面宣传抗日，动员群众，一面对韩复榘的不抵抗行为，多次进行说服，并向当时中国的最高当局作过汇报。
实际梁先生的抗日宣传在“七七事变”前就早已开始。1937年5月，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数次函电相邀入川，在成渝两地作了为时一个月、30多场演讲宣传抗日。6月13日梁在成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大会堂作题为《我们如何抗敌》讲演，他说：“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1月梁先生首次访延安与毛主席长谈，其中抗日的“持久战观点”不谋而合。
1937年8月17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梁漱溟先生以“乡建派”领袖首次应邀参与中央一级的政治活动。会上，先生竭力主张发动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进行广大民众的抗日动员工作；并提出建议改革教育制度。蒋介石嘱托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江问渔四人起草具体计划，由梁先生负责草成交去。因上海沦陷，最高当局已无心于此而被搁置。
当时，这个“最高国防会议”内设立的咨询机构“参议会”，蒋介石是名义上的召集人，主持人实际上是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参议员多为国民党人，也有中共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蒋介石虽然没参加会议，但却常约参议员个别谈话。蒋介石同梁先生除谈乡村建设，民众教育等问题以外，还交给一项陪同军事专家蒋百里赴山东视察抗战防务的任务。蒋之派梁先生赴鲁显然是出于梁先生与韩复榘极其相熟的原因。
蒋百里与梁先生一行途经徐州时，驻军军长胡宗南到车站迎接。次日临行时，胡宗南约梁先生密谈，言及山东防务之重要，日军将从胶东沿海登陆，他是奉命协助韩复榘守卫山东，共同抗日，并无取韩主席在山东之地位而代之的意思，一再请梁先生转致韩复榘放心。
抵达济南之后，韩复榘首先就见梁先生，一开腔就讲蒋介石已电告先生陪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究竟来干啥？梁先生解释：蒋百里是军事专家，蒋介石派他来山东视察抗战防务。韩笑着问：“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先生将胡宗南密谈时再三嘱托的话转述了一遍。韩复榘冷笑摇头说：“日本人一来，还扯什么谁代替谁的地位，简直是废话！”他提高嗓音说：“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梁先生回到蒋百里住处，转述了韩的话，蒋百里认为韩复榘的看法有道理，但作为中国军人，却应尽守土之责，而不能不打就撤。
据梁先生所知，在当时从南京的蒋介石，到类似韩复榘这样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大都认为在军事上由于经济实力弱、武器装备差，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其差别在于，有的人深明大义，为守国土，抗敌寇而不惜牺牲；有的人则不敢拚命，不战而撤，丧失守土之责。同样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浩气长存；而韩复榘则私心重重，后来真的不战而逃，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愧对中华民族。
梁先生认为，“蒋介石借此杀了韩复榘，是杀一儆百，还是消灭异己，史家评论，都认为着重在后者，我以为是有道理的。”（参见《梁漱溟答汪东林》，载《人物》1986年第6期）
至于抗战期间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韩复榘的种种笑话，梁漱溟先生和韩复榘的老友、原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张钫，冯玉祥麾下的兵站总监闻承烈等熟知韩复榘的人，都不相信这些笑话。韩是个军阀，有劣迹，但不是笑话所云的文盲、白痴。
1937年8月至10月初，梁先生穿梭于山东济南、济宁、邹平三地之间，为推进军民团结抗日而奔走。8月2日下午4时，韩复榘由南京返回济南时，梁先生于下午5时匆匆赶往山东省政府见韩。这时日本驻济南领事有野等三个日方人员已先入座，听说是电话召来的。据事后日方报载，韩复榘对日本人有野等发表了三项声明：（一）传说中央任命他为右翼总指挥不确；（二）传说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军事亦不实；（三）对未离济南之日本侨民继续尽保护之责。并布告市民镇定、禁谣，晓喻商家开门营业。显然，此时此刻的韩复榘，态度已有了极大变化。
10月日军入侵山东，韩复榘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然而决定撤退也在这个时候。13日日寇下平原，达禹城，山东省府连夜紧急开会，决定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作人员迁移退往宁阳。14日清晨，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就急见韩复榘，惊问何故欲退？韩答，彼个人决不走，省府亦尚未搬家，唯大部分公务员，此时无用，不如离去。梁先生谓，如此必致全市恐慌，市民都走，后方动摇，影响前线士气，最好不动，或将无用公务员给资遣散，亦不必退至宁阳。韩不纳。午间，许德珩、程希孟访梁，促梁再向韩劝阻，梁即再访韩言之，终不纳……韩既急切欲退，自不发动民众抗战，亦不复顾惜地方而只想将地方枪支、壮丁、财款带走。人心怨嗟离叛，惶惶不可终日。
10月26日，梁漱溟先生与梁仲华、王绍常、陈亚三、余心清、何思源等，于何宅共商给韩复榘的建议并草拟了几条：一般原则，亟应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乃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其中明确提出：“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韩复榘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等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收用”。……
10月29日，梁漱溟先生带上三日前五人在何思源（现任民革主席何鲁丽之父）家商议的建议，借与韩复榘登千佛山细谈的机会面陈。从上午10时谈到下午3时，始终不见听。这是梁先生企图说服韩复榘坚持抗日的最后一次谈话，“以余（梁先生）推论韩氏态度由紧张而松弛，由光明而暖昧，实以当时各方情势发其一种取巧心理所致。”
12月3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邀梁漱溟先生赴徐州，梁先生详谈韩复榘之变化情况，并请李宗仁“制止韩氏之撤退”。9日梁先生到武汉，曾于国防参议会上作一次报告。21日见蒋介石，“陈韩急切欲退之状，蒋（介石）公笑云：‘我全已知道。’”
日寇侵占华东、华北之后山东岌岌可危，梁先生亲自率领“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员工，于1937年12月下旬，从鲁西撤退带出1000余人，枪800多支，现金10数万元，大队人马停留在河南镇平县大佛寺，随后撤到武汉。梁先生去见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告诉他：“我们从山东撤出来，有这么多人和枪，我们还要回山东打游击战，打日本。”“我们对政府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给我们一个抗战的名义。”“他们给的名称是中央直属第三政治大队。我们决定回山东发动民众，积极抗日。”蒋介石告诉我（指梁先生自己）：“已派于学忠去山东了，为苏鲁战区游击总司令。他带有2万多人，你回山东游击抗日，与于学忠配合。”这时的中央军委会，下设的政治部部长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而副部长则是中共的周恩来。
后来，梁先生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在河南镇平经过集训，便以“中央直属第三政治大队”的名义，于1938年秋整队开拔渡过黄河，返回山东抗击日寇。
梁漱溟先生在《我的努力与反省》、《我的努力是什么》和《敬告山东乡村建设工作同人同学书》这三篇文章当中，都相继谈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心情：“当时我对国家前途是悲观的，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日寇来了，各自逃难，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对全国统一不起来悲观。我是在悲观失望中去延安的。”“由武汉飞西安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梁漱溟先生是利用韩复榘在山东上任伊始“想做出政绩”，而将其视为改革中国社会，争取民族前途的“乡村建设”实验找到一个地方进行，正如他1927年应李济深、陈铭枢之邀赴广州，他就曾试图在广东试办“乡治”，由于南方政局变动而未成。
而当时的中国有志之士，都在寻求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之路。陶行知在南京办晓庄师范，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县，作中华职业教育社之乡村改革实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自治”试验及平民教育促进会设华北试验区等等，均为这类探索，梁漱溟之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亦然。
至于韩复榘由抗日到“不战而逃”，梁漱溟先生已尽力帮助、劝阻直至向当时的“最高当局”汇报，韩复榘之成为千古罪人，咎由自取；而梁先生之谋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拳拳之心，永远为人们所敬仰、称道。（责任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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