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几位文化名人的交往
[ 2002年第10期 沈从文与几位文化名人的交往 作者：魏家骏 ]
1936年5月，《从文小说习作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沈从文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提到在文学道路上给了他种种帮助和鼓励的一些“特别值得记忆”的人，其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徐志摩。沈从文深情地对读者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你们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个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这段话，包含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大作家之间的一段感人的友情佳话。
诗人做了一回伯乐
1922年夏末，20岁的沈从文孑然一身，从家乡湖南的湘西山区，来到了京城北京，想寻找理想，想读大学，想读好书来救国家。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哪里能够接纳这个从地方部队退役的穷困的乡下人？茫茫人海，举目无亲，他无法进大学，只好住在酉西会馆里，每日到宣武门内的京师图书馆去读书自学。接着，他又搬到沙滩红楼附近的一所小公寓里，去北京大学当旁听生。这时候，他开始练习写作，可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地写啊，写啊，把稿子投往北京的各家杂志和报纸的文学副刊，而这些稿子却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在穷困和茫然中，他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统计学讲师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苦闷与困窘。郁达夫在1924年11月12日的上午，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沈从文所住的公寓，亲自来看望这个哀告无门的文学青年。郁达夫请沈从文到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饭，他掏出身边仅有的5元钱，付了1元7角的饭账，把剩下的钱全都给了沈从文。郁达夫不仅给沈从文带来了雪中送炭的救济，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郁回去以后就奋笔疾书，洋洋洒洒地写成了一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寄给了《晨报副刊》，把沈从文所处的困境公诸社会。在这封公开信里，郁达夫用激愤的语气抨击了那个豺狼当道的社会，劝沈从文丢掉大学梦和文学梦，因为那个社会已经容不得一个正直有为青年去走正直而高尚的道路了。这封公开信在《晨报副刊》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反响。在11月20日的《晨报副刊》第277期上就发表了一封署名“基相”的读者来信，表达了“只有多数无面包吃的人，来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面包问题”，才是青年的真正出路的见解和决心。
或许正是郁达夫这封信的作用，引起了《晨报副刊》编者对沈从文的注意。就在这件事发生一个月以后，《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署名“休芸芸”）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郁达夫的公开信的呼应，因为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就是向A先生诉说自己苦况的信，而信写好了之后，竟然连邮费也没有，只好气恼地把信撕做两半。这应该看做是沈从文的处女作。有了这样的开端，沈从文便不时有散文和诗作在《晨报副刊》发表。在此后的一年中，沈从文逐渐开始崭露头角，除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外，还在胡也频编辑的《京报·民众文艺》和其他一些刊物与报纸副刊上有创作问世。
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主笔，负责讲演、译述、论著、文艺、诗歌、杂纂等类稿件。上任伊始，徐志摩就在刊首发表了《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的文章，表示了办好《晨报副刊》的主张和信心。在这篇文章里，徐志摩列举了可以作为《晨报副刊》基本作者的一长串名单，其中在提到“新近的作者”时，沈从文的名字便已经赫然列于榜首，其推崇之意，自不待言。
这期间，沈从文和徐志摩已经开始有了直接的接触。有一次，沈从文拿了一叠稿子送给徐志摩，徐志摩把这一叠诗文稿件翻了一翻，问沈从文有没有发表过，沈从文回答说：“全都是没发表过的”，徐志摩便把这一叠稿件全都留下。于是，在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开始的一个月里，沈从文就在这份副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五篇作品。
1925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写于是年3月的一篇散文《市集》。这是一篇乡村集市的素描，人声喧嚷，猪羊嘶叫，汇成了一支生活的交响曲。沈从文已经能够娴熟自如地驾驭自己的笔，写出一幅有声有色的乡村生活场景，使都市中的人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徐志摩是在前任编辑留下的一堆废稿中清理出这篇稿件的，他十分欣赏这篇散文，在编完之后，情不能自已地在文末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那热情洋溢的话语，包含着赞扬和鼓励，也包含着对一个文学新人的期待。
不过，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沈从文在欣喜于得到徐志摩的赞扬之余，却又产生了些许的不安。因为这篇稿件先送到《晨报副刊》，因编辑未及时采用，后来被沈从文的朋友焦菊隐（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拿到他主编的《燕大周刊》上发表出来，接着又被胡也频拿去转载在他所主编的《京报·民众文艺》上，这时再在《晨报副刊》刊登出来，已经是第三次发表了。看到徐志摩所写的欣赏文字，沈从文一面感到“受来背膊发麻”，一面又觉得这“不是丑事总也成了可笑的事”。他赶紧写了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说明事情的真相，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粗心，也表示了对徐志摩所给的褒扬的感激之情。
徐志摩对这件事却报以极度的宽容，他不仅没有责怪沈从文，而且还把沈从文的《声明》全文照登出来，并加了一段十分俏皮的附言：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志摩
其中洋溢着对青年作者的爱护与宽慰之情，读来是令人十分感动的。更有趣的是，这则附言中提到的那个“小兵”，竟然就是沈从文。几天以后，《晨报副刊》居然又将“小兵”的这篇短文揭载出来，可见徐志摩对沈从文是多么器重！
不做学生去做教师
1928年1月，沈从文为寻求在文学事业上的进一步发展，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时，徐志摩已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就在沈从文到上海不久，徐志摩同叶公超、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饶孟侃等人联合发起创办的《新月》月刊，创刊号于3月1日出版。沈从文除了在《新月》杂志上经常发表作品外，还在徐志摩参与创办的新月书店出版了《蜜柑》、《阿丽思中国游记》、《好管闲事的人》、《沈从文子集》等小说集。
这时候，沈从文与徐志摩已经过从甚密，成为很好的朋友了。徐志摩当时住在上海福煦路613号，沈从文经常去拜访徐志摩。后来沈从文回忆起这段时间与徐志摩的交往时说：“记得两次邀我到福履坊吃饭，都是由后门进去，在灶披间同车夫厨娘一道坐下来吃饭的。他一面说笑，一面不住称赞雪里蕻烧豆腐比前不久招待泰戈尔那次的锅塌豆腐还透味好吃。”
但是，文人的困境却始终像摆脱不掉的梦魇纠缠着沈从文。他尽管一本又一本地出书，书店却只给他极微薄的稿酬，加上此时他的母亲和九妹也从北京来到上海与他同住，高昂的生活费用使沈从文不堪重负。他曾写信给徐志摩，诉说自己的苦况，徐志摩也曾劝他，“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接着，沈从文又想转而去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徐志摩的朋友刘海粟学绘画。徐志摩对他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都不赞成，却萌生出了一个新奇的念头：“你这样子还去念什么书？还不如去教书呢！”
原来徐志摩的朋友胡适，在1926年去欧美游历之后，此时正定居上海，除了与徐志摩等人合办新月书店，还兼任着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于是，徐志摩就推荐沈从文到他那里去试试，看能不能做个教师。胡适知道沈从文是个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立即同意延聘他为中国公学的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选修课。但从来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沈从文，哪里能够一下子就会上课？本来就不善言辞的沈从文，准备了一个小时的讲稿，不到10分钟就讲完了，只得站在讲台上愣愣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学生，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时在台下的学生中，就坐着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张兆和。于是，这段不成功的教师生涯，却造就了一段成功的美满姻缘。后来，沈从文谈起徐志摩的果敢推荐和胡适的大胆聘用，笑嘻嘻地说：“这可以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
千方百计营救胡也频
1930年秋，胡适离开中国公学。为了不因自己离开中国公学以后影响沈从文的教席，他给沈从文作了另外的安排，把他推荐给了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源（西滢），并且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还是去武汉大学，让凌叔华管管你的生活吧！”沈从文便拿了胡适的推荐信去了武汉，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担任现代文学史课程。
1931年1月，学校放寒假，沈从文从武汉回到上海。此时，胡也频因从事革命活动，受到反动派的注意，也同丁玲一起逃离济南到了上海。他们俩回到上海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胡也频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准备赴江西苏区参加大会。
1月17日下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在上海的临时住处清华同学会宿舍。他告诉沈从文，他和丁玲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正准备搬家，但是却又到处借不到钱，偏偏正碰上房东的小儿子死了，想送礼也没有钱，至少也该送一副挽联，表示一点哀悼吧。他请沈从文为他先拟好一副挽辞，下午买了白布来请他写。沈从文因为要赴一个同学的约会，去四马路吃饭，12时许便同胡也频一起出了门，从四川路往南走。走到惠罗公司门前，胡也频说是要到先施公司买一块写挽联的白布，两人就要分手了。临分手时，沈从文看胡也频衣着单薄，在飕飕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又脱下自己新做成的棉袍给他披上，便匆匆告了别。
下午，沈从文应约赶到万宜坊胡也频的家，去写挽联，但胡也频还没有回家。晚上再去一趟，还是没有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沈从文再赶到他家，发现胡也频竟然一夜未归。沈从文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对丁玲说：“别是发生了什么事吧？”他们哪里知道，与沈从文分手之后，胡也频在先施公司买好一块写挽联的白布，就去参加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何孟雄召集的一个会议。不料被特务察觉，参加会议的人全部被捕。
18日的晚上，沈从文刚刚回到家，就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来找他，老头自称是监狱里的牢头：“我受一个姓胡的先生之托，给您送个信！”说着便把胡也频亲笔写的便条交给了沈从文。便条是用一张烂纸写的，上面写着：
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商量，保我出去！
沈从文一看便条，就知道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了。便条上说的“胡先生”就是胡适。沈从文找到胡适，胡适也很着急：“这不行，我们得想办法保释他出来！”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接着，沈从文又赶到胡也频家把这消息告诉给丁玲，丁玲请他去找李达帮助。在李达家里，沈从文与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以及施存统、朱谦之一起商量营救的具体办法。最后，大家认为还是请胡适和徐志摩出面，写信给在南京任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请蔡先生出面营救。
徐志摩这时候正接受胡适的推荐，准备前往北京大学就职。在繁忙的准备和迎来送往的告别之际，沈从文给他带来了胡也频被捕的凶信。胡也频也是徐志摩熟悉的作者，以前在北京时就经常给《晨报副刊》写稿，到上海以后，又给《新月》杂志写过稿。徐志摩在政治上比较超脱，他不以党派和阶级来看人，而只是看重在文坛上的友谊。因此他一听说胡也频被捕，就激动地说：“参加什么党派，是个人的信仰，怎么可以凭这一点来抓人呢？”沈从文乘机向他提出请他出面营救的请求：“我知道先生素来抱有正义感，我来找您，就是为了请您设法营救的。”徐志摩毫不迟疑地拿出纸笔，给蔡元培写了一封短简，请他在南京设法斡旋。
沈从文拿了徐志摩的信，便赶往南京，找到了蔡元培，但此时的蔡元培对这样一桩重大的政治案件显然已经无能为力了。此后的几天里，沈从文在南京又先后找过国民党的元老邵力子，甚至还找过陈立夫，他们或者表示鞭长莫及，或者已经爱莫能助，时间蹉跎，在焦急与担忧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20天过去了，事情没有一点进展。2月7日，胡也频和他的几位战友一起，在上海龙华监狱被枪杀。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左联五烈士”的事件。
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日子过得更加艰难了。为了帮助丁玲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沈从文又找到了徐志摩。徐志摩答应把丁玲的一本书稿推荐给中华书局，但因为稿子的篇幅还比较单薄，稿酬也就有限，徐志摩一时间也没了办法。他的妻子陆小曼提醒他说：“你不能去向邵洵美转借一笔钱吗？你就说我有急用。”邵洵美是徐志摩在新月社中的文友，因为办书店，善经营，还编辑出版多种杂志画报，是文人中最有钱的一个。果然，邵洵美借了一笔钱给徐志摩，徐志摩就把这笔钱转给了沈从文。几天以后，沈从文就伴送丁玲和胡也频留下的遗孤，假扮成了夫妻，历尽艰险，送她们母子回到了湖南老家常德。
经过这将近一个月营救胡也频的风波起伏，徐志摩突然萌发起把这件事写成一篇小说的灵感，这就是发表在是年3月10日出版的《新月月刊》3卷11期上的《女士》。在这篇小说里，徐志摩巧妙地借“”谐“丁”和“玲”，暗示“女士”即“丁玲女士”。他以胡也频为原型，塑造了“蘩”这一革命者的形象，表现出他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的愤恨和铲除穷苦的决心。在女士的身上，则表现了她那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斗志。而女士的女友，显然写的就是沈从文为此事奔走呼号的活动。她抱病四处奔波，为营救蘩而忍受权贵要人的冷眼，细心地照顾着女士和她还在襁褓中的婴儿，表现出了一个急公好义的高尚正直的灵魂。从这篇小说中，不仅可以看出徐志摩对沈从文的钦佩与赞许，也可以看到徐志摩对革命者的新的认识与理解。
绵绵不尽的思念
沈从文因为营救胡也频，接着又护送丁玲母子返回故乡湖南常德，误了学校开学的日期，便不能再回武汉大学去了。当年夏天，他接受了杨振声的邀请，去杨任校长的青岛大学任教。
就在开学两个多月以后，11月21日，沈从文和青岛大学文学院的几个朋友正在杨振声家边吃茶边聊天，突然接到从北平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如同一声晴天霹雳，原来是关于徐志摩不幸遇难的噩耗。沈从文一下子惊呆了。
原来徐志摩到北京大学就任教职，常来往于北平和上海之间。这一次回上海是搭乘的张学良的专机，11日回到上海后，18日又匆匆忙忙赶到南京，准备再搭这架专机飞回北平。不料蒋介石要留张学良多住几天，而19日的晚上，林徽因要给外国人讲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答应过一定要出席的。一向重视朋友情谊的徐志摩不愿意失约，便临时决定用朋友赠送给他的中国航空公司的免费乘机券，搭“济南号”邮机飞往北平。谁也没有想到，飞机飞到济南附近，遇到了大雾，撞在山顶上，飞机立刻燃起大火，坠毁了。徐志摩和两位驾驶员同时遇难。
沈从文听到这一噩耗，五内俱焚，他想起徐志摩在这六七年间对自己的关心与帮助，无论如何也应该去见最后一面。他提出马上搭夜车去济南，与恩师告别，大家也表示赞同。乘了一夜的火车，沈从文于20日的上午赶到齐鲁大学，会同了从北平赶来的梁思成、金岳霖和张奚若，从南京赶来的郭有守和张慰慈，一起赶到临时停放灵柩的一座小庙福缘庵。这座小庙已经被一个卖陶器的商人用来做堆放货物的货栈。走进庙门，便可以看到徐志摩的灵柩就停放在墙边。两个工人挪开了棺盖，只见徐志摩的遗体静静地躺在棺材里，经过整容，头上戴着一顶红顶绒球青缎子瓜皮帽，帽子遮盖不住右额角上被撞开的一个李子大小的斜洞，鼻子略略肿起，门牙全部被撞脱。身上穿的是浅蓝色绸袍，外罩着黑纱马褂，脚上穿的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
看到一个历来热情似火、生龙活虎般的诗人，安静地躺在这又破又小的古庙里，被一堆五颜六色的坛坛罐罐包围着，门外便是喧嚣的街市，沈从文不禁感到了一丝凄凉与伤痛。直到三年以后，沈从文回忆起这段情景，仍然流露出对徐志摩的不尽的思念。他说：“志摩智慧方面美丽放光处，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责任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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