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联解散
[ 2002年第10期 鲁迅与左联解散 作者：刘小清 ]
一
1935年11月，时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史沫特莱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件。它是由秘密交通送到上海后转到她手中的。发信人是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而信是写给上海左联的。
左联是在结束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后，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团体。全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有鲁迅、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冯乃超、钱杏等12人。瞿秋白、茅盾、丁玲等都曾是其重要领导人。
为什么给左联的信却由史沫特莱转交呢？这里不得不提到也是这年的2月，上海左翼文化界遭到了大破坏，由于叛徒告密，时在上海的中共文化委员会成员中阳翰笙、田汉、杜国庠均遭逮捕，幸免于难的只有周扬和夏衍。而他们此后又被迫分头隐蔽。至此，文委与中央失掉了联系。此时左联党团书记为周扬。周扬隐蔽后，正常的组织渠道自然发生了阻碍。故而，外界与左联直接联系肯定是困难的，更何况长期在国外的萧三。
萧三急于要与左联联系，但一时又很难找到合适的中间人，于是他想到了史沫特莱。因为他知道史沫特莱与上海左翼文化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作为一位美国人，她在国统区上海的自由度也是一般国内文化人所不能比拟的。
此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非常微妙，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左联的领导人，但事实上已近似于名存实亡。由于当时左联的个别党内领导同志对鲁迅不够尊重，加之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左联行政书记胡风辞职，故而在一段时间内左联的一些事务鲁迅并不知晓，甚至于连左联的刊物鲁迅也收不到了。对于这样的局面，鲁迅颇感痛心。虽然鲁迅对左联是情有所系，但他又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以致最终选择超然的态度。
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下，鲁迅收到萧三给左联的信。
萧三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整个左联运动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料，正是这封信导致了左联的解散。
“左联的同志们，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萧三的信开门见山。他在总结左联五年来的成绩后，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左联的问题：
“然而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民众失业、饥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谓士大夫、文人在民众革命潮流推荡中有不少之左倾者，他们鉴于统治者之对内反动、复古，对外失地、降敌、卖国，亦深致不满；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有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同志们，在这里我们要追溯一番左联关门主义之由来。我们以为左联之关门，要从其唱‘普洛文学’说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出，马上便把左联的门关上了。因为这一口号，这一政策，不能团结一般先进的，但仍未能一旦普洛化的文人以及自由派的作家，尤其在当初的时候，普洛文学家对非普洛者的态度更只是谩骂，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
如此剖析后，萧三的语气更为加重，“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决定的呵。”有感于此，萧三的结论为：
“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
这是一个出乎鲁迅预料的结论性意见。虽然对萧三所批评的左联宗派主义表现，鲁迅亦有同感，而且感触十分深刻，但对解散左联这样的决策，鲁迅并不苟同。好在萧三在信中“希望同志们过细讨论”，并称“也许因地隔情疏，指的不很周到”。所以鲁迅并未急于亮明自己的观点，更何况他对难以驾驭左联的现状已有自知之明。
鲁迅决定将信交给周扬，因为周扬是当时左联的实际负责人。为此他特意让许广平抄了一份萧三的信留存。
事实上，鲁迅已经很久没同周扬联系了。一方面是由于鲁迅在左联后期对周扬的工作作风不满意，以致彼此隔阂日深，话不投机；另一方面也因为客观上在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后，周扬有一段时间的隐蔽。因此缘故，转交信件的任务便落到胡风头上。
胡风自从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后，只在左联挂个名，不参加左联的任何组织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以后，加深了和鲁迅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也和彼此信任的几个盟员保持着友谊关系。”由于胡风在左联的不正常遭遇，颇得鲁迅的理解和同情，加之胡风对鲁迅一直敬重有加而且始终追随左右，因而胡风成为左联成员中鲁迅一直较为信任的为数不多者之一。
无论是鲁迅还是周扬，读完萧三来信均有一种感觉，即信中所反映的内容绝非萧三个人意见。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感觉的那样，萧三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完全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王明所强加的。用萧三自己的话说：“这封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王明逼迫我写的。”
早在9月间，王明即对萧三说过：“左联太左，搞关门主义，你写封信回到上海，让他们解散左联。”当时萧三不以为然，故而迟迟没有写这封信。两个月后的一天，萧三与王明不期而遇。王明并未忘记此前他对萧三的指示，他厉声问道：“你写信到上海叫他们解散左联没有？”
萧三答：“没有写。”
王明十分不悦：“难道你不赞成统一战线吗？”
“赞成。”
“那为什么不写，是不是因为你是左联的代表，左联解散了，你就当不成代表了？”王明并且冷冷地说：“你不写，我找别人写。”
萧三明显感觉到王明话语中所含有的“威胁、讽刺、激将”的成分。虽然他对此很不满，但他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不听党的命令。”
此后萧三又专门找到当时与王明同住莫斯科柳克斯旅馆的另一位驻共产国际代表。这位以后给萧三以重大影响的代表即康生。
“他听我一说，并不明说要解散或不要解散。但说，左联也的确太左了，搞关门主义，常常把党的决议作为自己的宣言发表……这次他和我作了长谈，历举中国国内搞统一战线的成功。我退出后就写了那封长信寄回上海。”从萧三以后的这段回忆中不难看出，正是与康生的一番长谈，最终促使他写了这封解散左联的信。
事实上，关于这封信萧三亦很后悔。若干年后，他在提到这段历史时专门说道：
“有人说我屈服于王明写了这封信。我说，不如说我被康生这一套‘理论’说服为好。驻苏两个党的代表都如此主张，我怎能不于11月8日写那封信由鲁迅直转‘左联的同志们’呢。万里之外指使人们做事，本来荒唐已极，何况我当时也想学苏联的样：解散‘拉普’，组织更广泛的统一的作家协会，不是更好吗？”
萧三这封来自于万里之外并且带有很好主观愿望的信件，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却引起了极大震动。
周扬收到萧三的信后，在一次“文委”会议上将其公开。“文委”成员之一的夏衍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从这封信的内容和口气谁都可以看出这不是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主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左联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这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的宗旨是一致的。”
当时上海“文委”已与中央失去联系达九个月之久，故而，一接到这样的指示，他们即“毫不迟疑地决定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团体”。
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周扬、夏衍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这主要基于他们对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迷信以及希冀由此铺平建立更广泛文艺统一战线组织的道路。他们随即风疾雷动地开始了工作。
自然首先要征求各联盟的意见。当时有社联、美联、剧联、影联等进步文化组织。在取得一致的认同后，夏衍代表“文委”又先后与党外文化人士陈望道、郑振铎进行了接触。夏衍告知他们萧三来信的内容，并详细谈了拟解散左联以及组织更广泛的文艺团体的思路。陈、郑二人对此均无异议。
当时夏衍认为党外文化界人士并不成为问题，“只要鲁迅、茅盾同意，那么通过茅盾向振铎、巴金、王统照、叶圣陶征求意见，他们是一定会赞成的。”而重要的也是必须做的是征求鲁迅的意见。就像成立左联时必须听取鲁迅意见一样，如今要解散左联，也必须要尊重鲁迅意见。
关于如何见鲁迅，周扬、夏衍颇费心思。其中缘由，夏衍是如此道白的：
“自从秋白、雪峰离开上海后，左联和鲁迅之间失去了经常的联系，加上1934年至35年之间党组织遭到三次大破坏，白色恐怖严重，周扬和我都隐蔽了一个时期。加上就是在这段时期，上海的文艺小报散布了许多谣言，其目的就在于挑拨左联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加上田汉在34年秋天向鲁迅提到过胡风问题，引起鲁迅的反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鲁迅对左联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郑振铎和我谈过，连夏尊也对我说，鲁迅近来心情不好，和他谈话要特别当心。的确，对解散左联，另组文艺家协会的事，通过什么方法去征求鲁迅意见，我们也考虑了许久。”
夏衍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在周扬、夏衍和鲁迅之间已经失去了较为融洽的谈话氛围。虽然同在左联，但心殊隔膜。而其时能够联系他们之间的唯一合适人选即茅盾。
于是茅盾便负起了新的使命。
二
茅盾对谈话的结果并不乐观。茅盾向鲁迅转达夏衍意见后，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不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但因此解散左联，我认为没有必要。”鲁迅的口气显得很坚决，致茅盾一下子都不便再说什么。
继之，鲁迅又进一步作了解释：“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鲁迅的这番话既深刻也透彻。正如左联成立时鲁迅在其报告中所说，“‘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虽语出惊人，但确有警示作用。经过多少年的实践，鲁迅忧虑新的统一战线如果没有核心，“恐怕要被人家统了去”，不是没有道理的。茅盾闻之，亦深以为然。
最后，鲁迅特别强调了“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等于是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鲁迅称左联是旗帜，说明他非常看重左联的地位和影响，即使它有很多令鲁迅不满的地方。
夏衍没料到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并且顾虑解散了左联，我们在新的组织里就没有核心。于是，他便对茅盾说：“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茅盾预料到在解散左联问题上一时恐难协调，便不想多参与意见。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对夏衍说：“我以为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转告鲁迅，但我只做个传话人。”
以后鲁迅从茅盾处听到夏衍所说，“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的话时，笑了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茅盾非常清楚鲁迅此话的意思和分量。“我见鲁迅这样说，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而且弄不好我还会被怀疑是替周扬他们做说客，而类似的教训我是有过的。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他们中间传话。”茅盾以后说过的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他意识到左联现任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和鲁迅之间的这种裂隙是日积月累的，一时难以弥合。他不愿因此受到鲁迅的误解，从而影响他们之间私人感情。于是，茅盾便托郑振铎将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他自己没有再直接与夏衍见面。
由于鲁迅的不同意见，解散左联的事只好被暂时搁置起来。
事已至此，似乎已成僵局。然而一个人的介入，却使解散左联的事出现了转机，也给了周扬、夏衍等左联领导人以极大希望。这个人就是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青年杂文家徐懋庸。
三
徐懋庸踏进上海文坛是1933年的事。此前，徐懋庸为浙江临海某中学教师，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有介绍印度爱国女诗人奈都夫人的译作，并翻译有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1934年初，在时任左联宣传部长任白戈的介绍下，徐懋庸加入了左联。由于当时徐懋庸经常模仿鲁迅的杂文风格为《自由谈》撰稿，故尔颇得鲁迅关注。在徐懋庸接办左联刊物《新语林》前后，鲁迅多次给予他指点，并寄稿件给他。鲁迅还应徐懋庸之请为其杂文集作序，在当时上海文坛的青年作家中能有如此荣幸者似不多见。
这年底，徐懋庸被选入左联常委，并接替任白戈担任宣传部长。翌年，由于文委领导成员田汉、阳翰笙等被捕，由左联宣传部长改任行政书记的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随后便接任左联行政书记。当时徐懋庸年仅23岁。
此后，徐懋庸经常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情况。而鲁迅当时之所以较为器重徐懋庸，是因为徐懋庸的勤奋。徐当时除了兼顾左联行政工作外，还常有杂文和译作发表。鲁迅曾经批评过有些“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对笔耕不辍的徐懋庸则颇多勉励和赞许。
正是由于徐懋庸与鲁迅关系上的这种特殊性，故当茅盾未能说服鲁迅同意解散左联后，在周扬眼里，徐懋庸则成为能够前往说服鲁迅的唯一合适人选。
徐懋庸与鲁迅的见面是在鲁迅指定的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店里，他向鲁迅介绍了周扬关于解散左联的意见以及对萧三来信的看法。
待徐懋庸讲完后，鲁迅平静地对徐说：
“组织统一战线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接着，鲁迅有些语重心长：“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鲁迅的这番话与对茅盾谈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核心是左联不能解散。
徐懋庸为鲁迅的一番话所折服。他以后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当时是同意这意见的，但并没有领会其深刻的意义。”
徐懋庸告别鲁迅后，左联专门召开了常委会听取徐懋庸汇报。会上，胡乔木代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作了长篇发言，表明了“文总”支持解散左联的态度，其基本理由是，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
这次左联常委会在经过讨论后，最终一致同意解散左联。
随后，胡乔木又找徐懋庸谈话，要求他向鲁迅通报左联常委会的意见并继续做鲁迅的工作。
这样，就左联解散问题，徐懋庸第二次衔命与鲁迅见面。
鲁迅知道“文总”和左联常委会的意见后，对徐懋庸说：“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沉默一阵后，鲁迅又突然补充道：“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由此可见，鲁迅将发表一个宣言看得很重。否则，左联解散的性质就有可能被误解。
徐懋庸终于如释重负。毕竟鲁迅已经同意解散左联了。徐懋庸随后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复命，在转告鲁迅意见时，特别强调了要发表一个宣言。周扬闻知鲁迅同意解散左联后非常高兴，他认为鲁迅的意见很好，并答复等“文总”讨论后再说。
就在鲁迅以及徐懋庸等期待着左联发表解散宣言的数日后，周扬约见徐懋庸，告知“文总”已讨论过了，因“文总”所属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徐懋庸为此三见鲁迅。这次得到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又几天后，周扬对徐懋庸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主要考虑正在筹组文化界救国会，如果“文总”发表解散宣言，新成立的救国会将会被国民党视作“文总”替身，于救国会不利。
徐懋庸无奈四见鲁迅，说明情况。此次之行，徐懋庸心存忐忑，他认为周扬等人的言而无信必然会引起鲁迅不满。
果然，鲁迅闻此变化后，脸色一沉，一言不发。鲁迅实在是无话可说。他原本就对周扬等不满，现又见他们在这样重大的事情面前，如此草率地变化无常，不免心冷。可怜徐懋庸夹杂其间，窘迫异常。这次鲁迅的冷面，不仅是对周扬等人的，而且也包括为其充当说客的徐懋庸。
左联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解散了。相对于它创建时的影响以及蓬勃生机来说，这样的结果鲁迅从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一些与鲁迅接触较多的左联盟员亦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对于左联解散的这种结果，茅盾也颇觉遗憾。他说：“事情好像已经圆满结束。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变卦了，连宣言也不发了。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因为在鲁迅看来，发不发宣言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事情就因此弄僵了。从此，鲁迅对于周扬他们更加不信任了，对于他们的各种倡议、活动，采取不合作态度。”
左联解散，原来是为了方便成立新的更具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组织，左联内部在此问题上意见也渐趋统一，但遗憾的是结果却不尽人意，而且因为左联解散前后的变化，导致鲁迅对周扬等人产生了更深的误会与成见，而这种误会与成见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左翼文化运动在新形势下向更广阔层面上的发展。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责任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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