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婆婆”莫艾

2002-11-15 作者: 周建英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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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第11期 “好婆婆”莫艾　作者：周建英 ]

把领导比作“婆婆”，这恐怕也是中国的一个“小发明”。在两三代人合居的家庭中，婆婆是“管理干部”。她要有管理才能，有领导艺术，有令有禁，有慈爱而不能如母亲般娇宠子女那样，有礼数而不能像岳母待婿般一味客气。而为儿媳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要在婆婆的指挥、教导下度过。这么一想，便觉得这个比喻，也入情入理。

但是，作为革命家庭中的“婆婆”，其职、其权、其修养、其责任，当远远超过千家万户的婆婆，这是革命“婆婆”的光荣！

我们动不动告状

莫艾同志，是我195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踏上第一个工作岗位——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时的“大婆婆”。所以这么称呼，因为他是总分社社长，下辖新疆等六个分社，同我们小记者打交道相对少些。那位采编主任则是顶头上司。说来有趣，50年代大学生似乎于人情世故方面，比当今的青年幼稚得多。我们从大都市带着初学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似懂非懂进入革命队伍。结果，在许多小事上与当地干部观念习惯相左。初生之犊，哪能怕虎？我和两位男同学——胡越、孙传镐（半年后又来了姚宗仪），动不动就去告状。说白了，越过采编主任，直接找莫艾同志诉说委屈。

报到的次日一早，我们三人端了脸盆去找冷水盥洗。当时西安还没有自来水，东寻西觅，在伙房找到一大缸清水，三个人嘻笑着往脸盆和漱口缸里舀水，冷不丁背后一声嚷：“这甜水是人喝的，不是洗脸的！”

“那么洗脸水在哪里？”

“在井里，自己去打！”

我们像犯了“罪”似地不声不响端走脸盆……当天下午有人通知我们三人到莫艾办公室去。当年的大学生，国家一再说是“宝贝”，我们坦然去见社长。社长身材高大，精神奕奕，三十多岁，和蔼地要我们坐下。

“你们从上海来，西安的生活肯定有许多不习惯。西安的水井分苦水井和甜水井，其实甜水也不甜，是指可以喝的淡水。苦水可真又苦又涩。我们总分社几眼井水都苦，每天要去电台那一眼井买一车甜水来，烧开水，做饭用。苦水只能洗涮用。再说，西安的木桶很大，井很深，你们也打不动。今天早上你们用甜水洗脸了，不要紧，我已让管行政的同志从明天起，一天拉两车甜水，你们洗脸洗衣服都随便用好了。”

一车甜水，约半吨，一角五分钱，可以买五根油条。今天看来真廉价，可当时西安人吃一根油条也有点奢侈。于是，三个大学生每天洗涮洗掉五根油条，给人有了点特殊化的印象。

又一次，我取下房内5瓦的电灯泡，要去同管家换个40瓦的。他瞪大了眼：

“40瓦？你要这么亮干啥？”

“看书。”

“农村还用油灯呢，你用了电灯还不知足！？”

“我已经近视眼了，这么暗，会加深的。”

“家家都是这瓦数，就你们闹……”他嗓门越来越大，我拿了灯泡转身就奔莫艾同志家。老莫当时久久地盯着我看，一声不响，我有点心虚了。次日莫艾召集总分社同志开会，其中提到灯泡：

“新来的年轻人，晚上要看书，是个进步行动。我们要支持，马上换高瓦数的灯泡……”大概这件事也有点特殊。不过，莫艾同志当时威望很高，谁也不敢嘀咕。

于是，我们就有了吃哑巴亏的时候。当时食堂米饭和白面馍按比例供应。西安人爱吃馍，一盆米饭总有剩的，我们暗暗高兴。不料，才高兴两天，米饭首先被盛光了。当然，这次没有去告状。

“唉，你们这些娃娃，以后可要注意约束自己啊！”一位江南籍姓沈的中年编辑悄悄对我们说：“要学会体谅。这里许多同志是从延安来的，对上海的大学生不了解。莫艾同志给他们不断解释，你们也要懂事。”

这以后，我们不再告状了。既有渐渐明事的一面，也有不好意思的一面。

婆婆的品格和脾气

挑剔点讲，有点架子，有点傲气，有点脾气的是莫艾这位“大婆婆”。但这些脾气是伴合在他的宽厚、恳切、讲民主和雷厉风行的作风里。

我们有怕莫艾同志的时候（他当面批评人，毫不留情），但更多的是不怕他。因为他很重感情，极富情趣。

在西安那个古城，夏天的太阳要21点才下山。吃罢晚饭，莫艾就带我们打排球，打羽毛球。晚鸦归巢时，几百只飞过我们球场上空，莫艾双手抱头下令：“快快，蹲下，下炸弹了！”我们在嬉笑声中已落着了不少鸟粪。

当时刚建国不久，莫艾来自延安，但他身上有种与众不同的“洋气”。打球时，他会脱口喊出“My ball！”（我的球）。签名时他用“M”代表姓名。这可能同少年时在上海当学徒，或者延安时与众多名牌大学出身的革命者共事有关。而我们敬佩他的是另一种“洋气”——老学新东西，老出新点子，老提新要求，我们老跟不上。

一般的稿子，他很少看。有一回心血来潮，把我的一篇消息拿去了，十分钟后匆匆走到我桌前：“味同鸡肋！再去采访4小时，写出色、香、声、味来！”

稿件一次两次通不过，是常事。1959年莫艾担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时，我又有幸在这位“婆婆”手下，当了十年的“媳妇”。这时已渐渐明白，由于稿子主题好，他才让记者不断返工。有位业务相当好的同事，一篇稿子锤炼了七遍，终成精品。他为此写一篇心得，题为《七擒孟获》。

“原子弹，总有一天会引爆”

莫艾的才华，从延安到北京，从总社到云南分社，人皆赞叹。而莫艾另一个高尚之处是：爱才。

他爱才，但不偏爱。他爱才、用才更注意育才。在他手下干事，确实不无慌乱和紧张。你听，走廊里响起小步急促足音，闻者个个知道那是谁，同时也在心里嘀咕：是退稿吗？是稿子顺利Pass吗？是要返工吗？是写出了严重错误要批评吗？

每个行业都会有出稿的高潮和低潮期，“媳妇”们也不能个个聪明伶俐、得心应手。记者自己都有自卑或气馁的时候，但我们这位“婆婆”却不把人“看死”。有一次难得有闲，在我们工业组办公室里他坐了十几分钟，先指着一位年轻的记者说：

“枪毙几篇稿，不要哭。你现在是冬笋，埋在土里，到春天就破土而出，到夏天就成了高高的楠竹了。”他又指着另两位说：“你们都是原子弹，一旦爆发，威力无穷。但得靠自己努力，才能爆炸。”那两位“原子弹”难为情地笑笑，似有所悟，自我感觉好转（20年后，他俩都是北京市很出色的人物）。

嗨，有时我们“婆婆”的运筹，也要失灵。“文革”前那时期，计划经济高度严格地运行，财贸稿件上不去。分工财贸的那位记者也觉得老虎吃天，不知从何着手。莫艾指挥了几番，见效不大，那也绝不甘休。于是提倡记者写采访日记：“不要写流水账，也不必写私事，就把你们一天采访的、碰壁的、想不通的，想得通的，都写进去，我要抽查！”这不是吓唬，确是抽查过，他要通过日记本来帮助记者“淘金”，分析记者采访的思想，观察事物的方法，摸清记者的知识面和写作能力，以便对“症”下药。当时好些记者养成了写随笔、做日记的习惯，财贸报道在“婆媳”协力开拓下，逐渐也有了起色。

我们的“游击队长”

我第二次在北京当莫艾的部下，确有十年苦斗的感觉。为了赶稿，超指标、竞赛、争插红旗（《人民日报》在1958、1959年给好稿插红旗），随时应对“婆婆”的各种智力测验，北京分社记者在办公室里睡地铺、卧沙发、躺写字台，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三天没回家，丈夫来电话说孩子病了。赶到家里，只听丈夫在哼《宝贝》哄小女儿。他改了歌词是：宝贝，你妈妈正在前方打游击战呢……我啼笑皆非，可没怨言。因为莫艾自己也日夜以社为家。

常常是晚上10点以后，一天稿子发完，莫艾以急促的脚步来到记者办公室门口，喊走一个，答辩去！我当时采访首都文艺界，有一次被他点上。

“我现在要请你当文化部长，兼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他一本正经向我宣布。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因为他既不喝酒，也不常开玩笑。

“请你考虑，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艺术如何能超过18世纪的欧洲和19世纪的俄国文艺？能不能？请你再考虑，像人艺这样目前中国艺术水准最高的话剧院，应该给观众什么样的精神粮食？应该出什么样的艺术大师？”

当然，我既没有当部长，也未兼任院长，而是在答辩之后，奉“婆婆”之命，住进人艺蹲点去了。人艺当时红得发紫，名演员于是之也红得发紫。话剧界有人去观摩还不易排上队，我这个小记者如何钻得进去？莫艾深知此情，他亲自为我与剧院领导说情，一进去就住在于是之家隔壁的女演员李滨的家。要访于是之，堵他房门就是。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莫艾不仅自己与编委们运筹帷幄，还培训记者胸怀大局。既要做出采访本行业的总体设计，又要你深入下去出色地完成一个个战役。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可以想像，“文革”十年，莫艾肯定受冲击。

犹记1969年我回沪探望父母。老父亲深夜向我严正叮嘱：不管莫艾同志是不是黑帮，你不能为难他。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这样的好领导，叫他吃苦头，要遭天雷打。

我告诉老父，北京分社同志通情达理，我们批斗莫艾不让他挂牌，不让人动手，不让他弯腰。但不开批判会在当时是不允许的。父亲就放心了。

记得进驻分社军宣队有个刘政委，政策水平较高。他一来就问大家，几位关在黑屋里的头头定性没有?既未定性，不作专政对象看。“八一”联欢晚会，要他们一起参加。

晚会上，我和摄影记者顾德华被摊派上一个节目。我舞《北京的金山上》，她伴唱。因人到中年骨头僵硬，我一不留神，跳着跳着跪在地上起不来了。全场大笑，有人还从椅子上笑着掉到地上。这时我面前的一位同志用两手挽我，还问：“跌痛了吗？”仰面一看，竟是莫艾！这时的莫艾也已经笑出眼泪，这个笑容我们已经几年没有看到。我迅速爬起，与顾德华两人捂着笑痛的肚子，奔去厕所换装。我们直起身来，异口同声悄悄说了一句：“你看见吗，莫艾也笑了！”没有说出的一句是：“我们多希望他愁云散去，开心一番啊！”

前面说过，这位“婆婆”有点傲气。经过岁月和政治生活的洗礼，我相信自己已看得清清楚楚：他实质上是一种傲骨！在不认识的事理面前，不随声应和！在冤屈的命运前，坚信党的正确路线必胜！他有此傲骨，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一个共产党员为追求真理连头颅都可抛，莫艾同志尽管受折磨，但肯定不会为他的金子般的品格悔恨一丝一点。

他有三份深深的情

在昏天黑地的十年“文革”中，采访时，面对凶恶、血腥、野蛮、无耻种种平时还算是自己人的表现，我痛苦极了，矛盾极了。“难道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同志就如此无情吗？难道做革命人就得那么冷酷凶残吗？……”

两三年后，情况不断变化。忽然，军宣队要我们“革命群众”同“走资派”个别谈心，以便解放一些好同志。记得那天是从晚上七时多同莫艾直聊到清晨三点。我毫无顾忌地向莫艾直白了自己想不通的种种问题，他以一个早年入党的老同志的政治经历，向我剖析路线斗争的道理，而且坚信做过了头的事，党是会纠正的。……当然，我只是向军宣队汇报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没有多久，莫艾去了总社，后又去新华社云南分社当社长了。……

当然，人无完人，莫艾焉能例外。为教我懂得“组织”纪律对一个记者的重要意义，讲及他自己在延安时一次“目无领导”而受批评的故事。但我想，后来他是否又矫枉过正？“文革”行将结束时，身为《光明日报》社长的他，唯命是从地登载了不该刊出的坏文章。为此，他是何等痛悔！退休后我们去拜年，他正捧着《共产党宣言》说：“我要重新学习啊！”

“冬裘夏葛相催逐，垂老光阴速似飞。”30年流去，连我自己都已退休，写此文时莫艾已经84岁。这几年他病卧医院，然而，我是想去看望又不敢看望。

因为我只希望他那青年时的英俊潇洒，中年时的朝气蓬勃，老年时的持重深邃，永留我脑海。

我时不时想到这位“婆婆”，想多了，思路集中到一点——莫艾是个感情深挚的好同志！

他执着地深爱着党，他纯真地爱护同事和部下，他绵绵无绝期地爱他的亲人——尤其是他的夫人李蕴辉同志和两个儿子。

这三份深情，我还要浅绘几笔。

莫艾伉俪情深意笃，一生如一日，凡识者与知者、闻者，莫不如此赞叹羡慕。我在西安初见李蕴辉，便被她典雅的风采、亲切待人的气质所折服。原以为八路军女将个个叱咤风云，原来并非如此。当时她肩任陕西分社和西安分社社长，日理千机，却总见她温和耐心地处理一切，可见才华和修养之出众。当时她的两个儿子——小明和小安，一个8岁，一个才4岁，都是需要费心照料的时期。可任何时候，我见李蕴辉总是装束整洁，容貌端庄清丽，绝没有被家务拖累的样子。如今她也80多岁了，华发虽添，可记忆仍好，谈吐入情入理，耳聪目明。更为惊人的是，莫艾住院两年多来，她天天上午到医院陪伴，不论老莫在长时间的昏迷状态或清醒时刻。也许，正因夫妇间如此深挚的爱情，可以击退一切病魔和衰老。

莫艾那么喜欢小孩子，也是我年轻时觉得很不好理解的。

故事的叙述，再回到西安时期。一个三伏天的晚餐后，好不容易洗去汗水躺在床上看小说。莫艾派了一个4岁的娃娃来喊我：“叔叔叫你去，一块儿听故事!”

到院子里一看，莫艾手摇芭蕉扇，六七个小娃娃坐在小板凳上正津津有味地听着呢。我走近时，才知道是在做智力测验：

“天上有几个月亮？”

“一个！”

“苹果有几根小辫子？”

“一根！”

我听了啼笑皆非，正想走开，他一声唤住：

“坐下，坐下。小朋友，我们现在要考阿姨了。”

“我们陕西省有几个正副省长？叫什么名字？文化局正副局长是谁？”我未被他考住。

“这个礼拜内有哪个国家发生了政变”？我冒汗了。他又问：“你读过《资治通鉴》吗？”我摇头。“那咱们考《水浒》……”我求了饶，因为我连这本名著当时也未看完。莫艾有些不悦，我更尴尬，他说：“那你回去休息吧！”

次日上班后，莫艾果然叫我去他办公室，十分严肃而恳切地说：“我首先向你道歉，昨天当着那些孩子的面……不过，你们读完大学开始工作了，不等于书可以不读了。读了书不记住，不等于读过书了。报上的国内外大事也要记住，否则白看报。”他递给我一页稿纸，上面列了十几本书名（其中有《资治通鉴》和《水浒》），笑着叮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