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的“上海新舞台”
[ 2002年第11期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新舞台” 作者：李仲明 ]
“新舞台”建立的背景
自1867年（同治六年）北京、天津两地京剧艺人大批赴上海演出，上海逐渐成为中国南方的京剧艺术中心。
京剧初入上海，立即风靡全城，“沪人初见，趋之若狂”。短短30年，京剧在上海的发展形成南派京剧的艺术特点：表演动作身段夸张、强烈；唱工灵活、流畅，适应上海观众的欣赏要求和趣味；传统剧和文明戏并重，追求戏剧的情节性和趣味性；舞台布景运用近代科技，追求新奇。
这期间，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派京剧，曾一度被贬为“外江派”、“野狐禅”，排斥于“正统”京剧之外。上海名演员、“新舞台”创办人之一的夏月珊批评了这种偏见，认为：“京朝派唱戏一板一眼，海派唱戏也不能一板四眼。”海派并没有逾越京剧的艺术规范，而只是追求艺术风格上的发展。
“新舞台”的前身是丹桂茶园的夏家科班，由首批来沪的京剧艺人夏奎章等教戏，主要演员（学员）除夏月珊等兄弟外，还有小保珊（朱惠元）等20余人，他们于光绪初年登台献艺，极受观众欢迎。光绪中期以后，夏家科班改由夏月珊掌管，这一时期入科学艺的有小连生（潘月樵）、小旋风（盖叫天）等。
随着京剧改良运动的兴起和时装京戏的大量涌现，特别是1904年上海《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前后，时装京戏演出成为当时文艺改良运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戏剧界编演了《玫瑰花》、《秋瑾》、《徐锡麟》等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氏兄弟和上海信成银行协理、曾任同盟会干事的沈缦云等集资，在上海十六铺创建“新舞台”。发起人有沈缦云、姚伯欣等16人，“新舞台”首创将带柱方台的旧式茶园改为半月型镜框式舞台的新式剧场，并试用灯光布景，形成戏曲舞台美术的新流派。
“新舞台”的演员与剧目
“新舞台”的演员阵容颇为整齐，是当时上海多个京剧表演团体中的佼佼者，如老生演员潘月樵、武生夏月恒、青衣毛韵珂、花旦周凤文、老旦小桂芳。
著名演员欧阳予倩、刘艺舟等，也先后参加“新舞台”的演出，推动了上海的戏曲改良运动，使“新舞台”成为辛亥革命前后宣传革命，编演新戏的一个重要场所。
潘月樵是“新舞台”最主要的演员之一。潘生于1869年，艺名小连生，江苏甘泉（今扬州）人。9岁登台，16岁时入上海天仙茶园，一度与汪桂芬齐名。他的表演文武兼长，做工颇佳，擅演《四进士》、《群英会》、《打渔杀家》、《九件衣》、《明末遗恨》、《汴梁图》等剧。苏雪安认为潘月樵是清末民初南派京剧老生的主要代表演员，“就上海来说，在50年中的做功老生中，他可以名列前茅。”在表演上，周信芳受其影响最大。
演戏之余，潘月樵在上海创办榛苓学堂，在苏州创立菁莪学校，专收贫家子弟，不取学费，后因经费拮据而解散。
1904年，潘月樵离开天仙茶园，应夏月珊兄弟之邀，加入丹桂茶园，进行京剧改良活动，排演了很多针砭社会的时装新戏，他是辛亥革命前后最富于革命思想的艺人之一。
《海上梨园新历史》一书曾评论潘月樵、夏月珊，指出：伶界杰出之士，纷纷倡议，以改良戏剧，为开通社会之先声。小连生、夏月珊者，是中之哥伦布也。夏氏兄弟也是“新舞台”的主要骨干力量。夏氏兄弟之父夏奎章是同治前后到上海的著名京剧演员，工武老生，擅演《反西凉》、《冀州城》、《赚历城》等，有“活马超”之誉。夏奎章有五子，除长子昌彝外，月恒、月珊、月润、月华皆为演员。其中，尤以月珊、月润创办“新舞台”，排演时装新戏，在清末民初的上海京剧界享有盛名。
夏月珊，原名昌树，夏奎章第三子，工文武老生及文丑，曾任上海伶界救火联合会会长。夏以靠把戏《独木关》、《定军山》等尤为拿手；又擅编演讽刺社会的时装新戏，如在《黑籍冤魂》剧中，他扮演大少爷，从翩翩少年变成鸠形鹄面的鸦片烟鬼，最后家产荡尽以拉黄包车为生，其表演生动、逼真，剧中一次拉车发现坐车的妓女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于是感慨万千，演得真切动人。
《黑籍冤魂》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受鸦片毒害的真实现状，引起上海烟土商人的仇视。“新舞台”收到多次恐吓信和炸弹警告，夏氏兄弟毫不退缩。夏月珊登台时向观众表示：不怕威胁，“戏要演，毒要抗，决不退让”！
夏月润，原名昌泗，夏奎章第四子，谭鑫培的女婿，工武生。曾任上海伶界联合会会长。月润演武生，兼演红生，武生戏曾得到谭鑫培的传授和指点，其中马超戏亦得家传，长靠、短打均较擅长；红生（关羽）戏宗王鸿寿，表演规矩大方。
夏月润曾请王鸿寿编演《走麦城》，王以有辱关公形象为由未允，月润于是自己编排，未料初演那天戏院隔壁面馆失火，延及戏院，烧成一片瓦砾。当时有人说这是“关公显圣”，不能唱关公背运的戏，夏氏兄弟认为是迷信，集资在原址上重建戏院，开锣之日仍演《走麦城》，结果演出后大受欢迎。
“新舞台”建立后，夏氏兄弟与潘月樵等排演新戏。夏月润赴日本，经著名歌舞伎演员市川左团次介绍，约请日本布景师到上海，布置新式舞台布景。当时上海搞舞台美术较为知名的张聿光也曾向他们学习，新的半月形舞台和布景转台，都是“新舞台”在上海戏剧界开的先河。
冯子和，字旭初，号春航，江苏吴县人。“新舞台”主要演员之一。幼年随父冯三喜学青衣、花旦，后入夏家科班，拜夏月珊为师；亦向时小福、路三宝等问艺。12岁正式登台演出，因其扮相、声音与当时著名青衣演员常子和相像，乃得艺名“小子和”。民初在上海与孙菊仙合演《三娘教子》，曾有“上海第一花旦”之誉。冯子和受夏月珊等影响，具有民主、爱国思想，1909年参加南社；辛亥革命时曾与潘月樵等人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1919年五四运动时，上海民众声援北京爱国学生，发动罢市、罢课，冯子和首先罢演，并创办“伶界救国十人团”，在上海伶界大会上慷慨陈词：“我辈伶人同为国民，则扶倾危之时局，挽既倒之狂澜，责任所在，万死不辞……”
冯子和一生主张戏剧应以改良社会和进行通俗教育为己任。除了他擅演的传统戏《三娘教子》、《贵妃醉酒》等以外，他排演许多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如《杜十娘》、《孟姜女》、《薄命汉》等。
“新舞台”的传统京剧剧目近两百出，有时亦演出连台本戏，很受观众欢迎。他们编演的改良京戏，据苏移、胡冬生、蓝凡、汤草元主编的《中国京剧史》上卷的统计，约在50种以上，经常演出的主要有：《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新茶花》等。
在这些改良新戏中，尤以反映戒烟赌、改良社会陋习的《黑籍冤魂》，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潘烈士投海》和《新茶花》、《明末遗恨》、《波兰亡国惨》等剧深受观众欢迎。
陈伯熙在1924年出版的《老上海》一书中对“新舞台”的京剧改良剧目评论道：（新舞台）排演节目，或为名伶手改，或求文豪编造，颇有宜雅宜俗、可泣可讽之作，而菊部子弟，一跃而尊称艺员矣。兹略举最著名而脍炙人口诸戏，列述于次。戒烟则《黑籍冤魂》；劝赌则《赌徒造化》；《明末遗恨》，激排满也；《潘烈士投海》，厉爱国也；言监狱之黑暗，则有《刑律改良》；放女界之光明，则有《惠兴女士》……
高梨痕在《忆京戏革命先驱夏氏兄弟》的手稿中，评论夏氏兄弟与潘月樵等对改良京剧的贡献：
夏氏在演出方面，大胆突破，不是专演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演时装戏，时事戏。清末政治腐败，外患日亟，有潘姓学生愤而投海，夏氏在丹桂茶园因排演《潘烈士投海》，由当时的唱工老生潘月樵演潘烈士，演来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同时有一名黄勋伯的市民，因奋勇捉贼而牺牲，夏氏为表扬他见义勇为，即排演《黄勋伯》；鸦片战争失败，烟毒遍及全国……他们排演《黑籍冤魂》，轰动一时，久演不衰，对于戒烟运动起了良好作用。
夏氏不仅演时事戏，在新舞台时期，也演外国戏，演外国名剧《黑奴吁天录》，演自编的法国历史戏《拿破仑》，在京剧舞台上演西洋戏，当时确是创举。
“新舞台”成员攻打江南制造局
舞台上编演改良京剧，舞台下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潘月樵与夏氏兄弟都参加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党组织——商团，是上海伶界商团的负责人，冯子和是南社成员，与爱国艺人刘艺舟等和著名南派戏曲家欧阳予倩等曾在“新舞台”合作演出过，这些主客观因素促使“新舞台”成员普遍具有较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艺术创新精神。
1911年4月8日，上海商团联合会在“新舞台”召开代表大会，2000多人与会，会上颁布商团的章程，推荐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会长。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热潮迅速影响江浙及上海。清政府十分恐慌，乃令陆军大臣荫昌督兵赴湖北，大理院正卿岳柱臣、鸿胪寺正卿英杰臣等送行时祝他得胜还朝。荫昌却无奈地引用《战太平》里华安的戏词说：“又道是，母子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清王朝的京师尚且如此惊慌，那么距离武昌比较近的江浙两省及上海的清朝驻军更感到岌岌可危。潘月樵与夏氏兄弟组成的伶界商团，参加了进攻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梅兰芳在《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一文中说：
夏月珊、月润兄弟就沿墙根绕到制造局边门，看见旁边有一间木匠住的房子，里面堆着许多刨花碎木。夏氏兄弟就想用火攻，马上派表弟薛寿龄骑马到附近烟店买来两箱火油，由夏月润亲自动手倒在刨花堆上，顷刻间燃起熊熊烈焰。为了防火势蔓延，他们还准备了救火员，以便到适当时间救火。商团看见火光，就四面八方呐喊起来，声震天地。这时，有一位商团总部的基本队员范耕莘扶墙摸壁地走到制造局的铁栅门边，从一个小洞里钻进去，用大石块砸开铁栅门的锁，大声嚷道：“我们得胜了!”局里的总办、会办等，在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时，以为外面的火力很猛，被这种声势吓慌了，就仓皇登舟逃往浦东，卫队亦纷纷散去，商团一涌而入……
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战斗的“新舞台”成员，还有潘月樵、夏月华、冯子和、张顺来、马飞珠、邱治云及潘月樵的儿子小黎青、小六子和潘的兄弟潘小棠等人。
友人胡恨生追述了潘月樵11月4日黎明前在南市毛家弄商团司令部的情况：
潘月樵正在向司令朱少沂、参谋高一涵等报告前方战况。他的装束很特别，黑布包头，身穿黑缎衣，耳边挂两条白彩绸，外罩黑斗篷，腰佩指挥刀，就像戏台上太平军的装束一样。他口讲指划地述说攻打制造局的情况，口齿清楚，精神饱满，很能吸引大家。他说完了，向司令等立正行军礼，就走出大门，纵身跳上一匹白马，又到前方督战去了。后面许多人追着看他，他回过头来扬鞭对大家说：“你们等着听好消息吧!”少时，小南门钟楼上钟声大作，大家拍手欢呼，上海宣告光复。
由于战功显著，潘月樵被上海革命军政府授以少将军衔，委任他为上海军政府的调查部部长。民间传说潘月樵还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役，为此受到孙中山的表彰，并亲赠潘“现身说法”匾额一幅。
但据《申报》1911年12月6日第二张第三版载，潘月樵在致沪都督陈其美的信函中，谓：“九月十三之役，月樵亦亲历战火，稍尽义务，偶为敌弹伤足，不得不杜门养疴。但每读日报，见江宁战事，殊有身欲奋飞病在床之憾。今喜全城光复，灭此凶残，所谓天心、人心，无二致也。月樵既未能身历戎行，以尽国民之职，而毁家助饷，岂肯让美于前人？”潘月樵与毛韵珂向上海军政府各捐1000元，又联合商团票友在“新舞台”义演筹饷。陈其美曾回信向潘月樵、毛韵珂道谢。
“新舞台”成员在辛亥革命前后，成为改良京剧和光复上海的先锋，对辛亥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而正是由于他们对革命的高度热忱，促使他们在京剧改良运动中积极进取。诚如戏剧家欧阳予倩所说：“辛亥革命，潘、夏诸人一齐加入工作，去攻打制造局，他们又组织救火会、义勇军之类，很能取得社会一般的称道，而伶人的人格也因此提高，新舞台本身的基础也就格外的巩固了。”（责任编辑 庄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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