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孙犁老师
[ 2002年第11期 追思孙犁老师 作者：徐光耀 ]
孙犁的去世是在意料之中的。因有精神准备，说不上很悲伤，但心里真疼啊。我非常崇拜孙犁。我对他的崇拜也有点小名气，毛泽东讥讽延安早期的文人“言必称希腊”，我不懂希腊，自己没学问，就言必称孙犁，常在会上拿他的话当我的话说。其实，我与孙犁接触很少，我崇拜他主要出于作品。
我跟孙犁相交50年，总共只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是1951年，当时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学习，刚刚出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领导重视，有点风头，大概为了鼓励，便让我以作家身份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桩很了不起的荣誉。团长由冯雪峰担任，副团长是曹靖华、陈荒煤，而孙犁、李季、柳青、胡可、魏巍、马加……等十几位都是成员。我是最年轻的。当时第一次见孙犁的面，心想，哦，这就是孙犁！细高的个儿，有几分清秀，不大说话，随和却不喜入群，也不爱掺和事儿，每有记者照相总躲到别人背后去，对人对事似乎都保持着距离。我最先读他的作品是《荷花淀》，特别喜欢，文字那么流畅，意象那么精致，真美呀，那才叫文学呢！近年读到他的《劫后十种》，更觉醉人，每一翻阅，立觉清风搔拂，净水浸泡，很快便进入审美浓郁的梦乡了。访问苏联那次活动近两个月，但不记得跟孙犁说过什么，我不善交际，他不爱说话，即便说过，也只几句寒暄而已。日后听人说，孙犁与人谈到我去苏联时，只说了一句话：“徐光耀这个小伙子啊，咳。”印象似乎并不怎么好。“咳”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一个跟头从云彩里栽下来。1959年，从保定农场摘“帽儿”分到保定市文联，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连干部都不是。
1961年，孙犁大病一场，休养一段时间后，天津市委派了一辆吉普车，让他到想去的地方转转。保定是孙犁少年时上学的地方，留有很深的印象和记忆。他先到了白洋淀，而后来到保定。保定市文联领导一看大作家来了，就问谁认识他，我见无人答应，便说与他有过一面之交。于是文联派我去陪他，为他指路，认门，逛逛。当时我想，往日在苏联，大家并肩比齐儿。如今我成“孙子”了，他会拿什么眼睛看我呢？哪知他一见我，喊声“光耀”，手就伸过来了，不但亲切如旧友，也不见任何大作家的架子。
在之后的时间里，我领着他到处转。带他去看了我曾采访过的一位在洪灾中涌现的很活泼的女劳模李桂花；又去了一亩泉、抱阳山，并在抱阳山的托山树下合影留念。我非常珍视这张合影，不在攀高枝，是让我看见了一个不嫌弃如此褴褛（细看可见我身上的补丁）和背晦的右派的孙犁，在我近年出版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中，特意将它印入其中。也正是这张照片，引发了我们的通信。
他回天津后，我将照片洗出寄给他。他很快回了信：“今日即收到寄来之照片，欣赏一遍，非常满意。李桂花那个人物，确能做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略其弱点，突出其舍身为人的精神，确实是很能感动人的……明年春季我们去白洋淀转转吧。”话语平易，不居高，不摆谱，根本不提右派的事，连句勉我努力、给我鼓动的话也没说，说明他眼里的我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差别。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接触。
一晃十几年过去，“文革”结束了。我的右派获改正，恢复了党籍、军籍和级别，并出任保定市文联主任。为了解决我夫妻几十年两地分居问题，我于1981年底调入河北省文联。
大约是1986年前后，我读孙犁新出的集子，才知道他在“文革”中两次自杀，哎呀，太震惊了！他一生不曾与人正面冲撞，他的忍耐力是很大的，怎么会走到这条路上去？差一点这个人就没了！当然，这十几年，我一点不了解他的情况。但看他的文章，进入新时期后，孙犁更阔大更深邃了，语言也更精炼，目光更宽广了，给人一种新的犀利、新的开掘感。但又感到他的情绪仍不甚昂扬，甚至有时还陷在自杀的心境中。我很担心，于是就写信：从文章中看到您曾自裁，非常吃惊，我乞求您再不可这样做了！人们喜欢您，是离不开您的。您也是我不可缺少的人，是我的精神支柱之一。我请求您一定设法把自己救拔出来，好好生活下去，写作下去……
这是中断了十多年后的再次通信。信中我称他为老师，我是看他的作品长大的，一直把他认做老师。可他回信说：我们是一辈人，是朋友，你无论如何不能叫我老师。又不无幽默地说：“我自己还没有精神支柱，怎能当你的精神支柱？”当然，他承认我的信很善意，答应将尽力按我说的去做。我一方面感到安慰，一方面再不敢叫他老师了。再叫，他会不高兴的。
1993年，天津文艺界为梁斌庆80大寿。梁斌是我的前任省文联主席，我也去参加了。我去祝寿更想借机去看看孙犁。此前，孙犁知道为梁斌作寿，一定会有很多各地老友来参加，也就会有不少人顺便来看他，于是放出话来：谁也不见。但我和韩映山及林业部的段华还是一起开小差，贸然跑去探望。我们进门就声明，只坐半小时，忙忙地各自说说自己想说的话，照了张相，没有时间涉及其他话题。
那次作寿，北京的贺敬之也去了，并对我说打算那天下午去看孙犁。所以当孙犁招呼保姆为我们切西瓜时，我就说：“西瓜留给贺敬之吧，他下午来。”孙犁也就对保姆说：“那你拿回去，留着吧。”保姆也就真把西瓜抱走了，这可笑吗？我只觉我们心与心是直接见面的，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做作。同时，他也很尊重保姆，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保姆是他家的第一道关卡，去看孙犁必先经过他的保姆。
这是第三次见面。
1995年，他给我写信，说不想写文章了，身体、情绪都不允许了。我回信说，您还是写吧。从文章看，您写作时一定情绪高昂，精神愉快，有很好的心境，这能使身体更健康，更容易战胜各种疾病。即使单为保障身子骨硬朗，也应坚持写下去。他回信说，你的话固然是至理名言，可惜我做不到了，确实太困难了。当时我不懂，觉得他那么多极具思辨的文思不写多可惜。现在我一生病，才懂了身体真是工作的本钱，没有力气，强打精神也是打不起来的。
到1995年的六七月以后，孙犁突然与外界一刀两断，断得异常果决，几乎与所有的人割断来往，进入了与世隔绝的状态。此一举，若不说它骇人，至少是很难使人理解的，我读到过一些解释此一现象的文章，但觉得未能解除疑惑。
到此为止，我总共收到过孙犁48封信。
2000年，天津有个活动，好像就是纪念孙犁的什么多少周年，有的人趁机去看他。前头说过，孙犁是不喜欢人去看他的。有个人未经保姆同意，硬闯了进去，结果孙犁一句话都没有，让人非常难堪。孙犁就是这样，极有个性，非常本色，身处大千世界，坚决维护本心之自由纯净，简直够得上一个伟人，但他的不曲容苟世，很不近人情，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我对他是同情的，仿佛也能略略理解一二。我自己有些怪脾气，大约也由于受了他的感染。近日梅洁写文章，说有人提到，徐光耀为了正直，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这种毛病，我自己知道是很吃亏的。
孙犁在个人生活上几乎是不能冒犯的。他维护他的格调，他的脾气，维护他自己的小窝窝里的自由，营造他“个人自由发展”的小天地，宁可“躲进小楼成一统”，也绝不让人去随意干扰。为了排除这干扰，他会不计代价，拼尽全力的。古语云，上善若水。但水是流动的，自在的，一遇阻遏，也会发怒，激流似箭，自然不免伤人。我想，这跟他的文学观有着很大的关系。他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态度极为严肃，决不人云亦云，随着大流瞎跑。他曾长期战斗在敌后根据地，经受过血与火的严酷考验；他留驻过延安，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几十年，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有着极实在的实践和体验。毫无疑问，他对党的政治大方向是一贯忠诚拥护并身体力行的，是十足的革命文艺家。但他对某些文学的具体问题，在经过认真地体验、比较、深思之后，是有着自己的看法的。而这些看法的独特性，即使在50年代，也常常一不经心便流露出来。
举个例子：孙犁是文艺现实主义最坚定最虔诚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但他对给现实主义加上种种“帽子”，什么“革命的”、“新的”、“社会主义的”、“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之类，一律默然而不予认同。他以为，现实主义是随着时代生活变化前进的，可有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是顽固守旧或反对革命的吗？上述那些限制词，本都是现实主义主旨中的应有之义，格外硬加些花色“佐料”，除了把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逼窄，起不到别的什么作用。而在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中，孙犁很重视人性，强调个性，强调真善美，格外注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但这些认识，当时他只能藏于内心，或在作品中战战兢兢流露一些而已。
所以，他的作品尽管很美，广受欢迎，却不大入时，老有人嫌他过于温情，跟形势不紧，不够激进，不大“左”得可爱，因而不便激发人的阶级斗志，以奋力去推翻旧的政权。以此，在“文革”前，他的文章常被视为小道或偏道。总是处在被批评或不批评的边缘，致使孙犁每有“大道低回”之叹。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谜”来：约在50年代中期，我的老上级侯金镜从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上调到《文艺报》当副主编。他曾特别把孙犁邀来北京，兜里揣着孙犁的作品，二人在颐和园盘桓了相当一段日子。然而，却无结果而终。侯金镜是个工作节奏很紧凑又很严肃的文艺评论家，他不会把孙犁邀来北京只游山逛水、或扯扯“老婆舌头”吧，他应该是有使命的，但他们有过哪些交流、切磋、甚或交锋，应是有篇大文章的。但二人都没有文字发表，这很奇怪。后来，侯金镜在“文革”中因说了一句“林彪像个小丑”，被人告发，成了“现行反革命”，很快惨死在湖北咸宁。如今孙犁仙去，他们这段本来友情深笃的颐和园交往，便成为无头案了。但正因其“无头”，才更耐人寻味。
孙犁的不入时，还表现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上。很早他就说过，文学应该离政治远一点。这话，当时看，大胆极了，一旦揪住，非倒大霉不可。但他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文学又是离不开政治的。他说，生活中自有政治，当权者的政治、政策，必会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方面去，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哪儿也无可遁逃。现实主义文学要反映生活真实，必然会触到政治、政策的深刻影响和后果，你怎么离得开呢？他之提倡“离政治远一点”，说白了，不是要人脱离政治，只是对“配合任务”，图解政策，以及猖獗一时、成为公害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不耐烦罢了。同时他也认为，文学反映生活，从现实中考察政治的利弊得失，完成自己为人生的审美天职，也就够了，不必去“干预”政治，文学家是当不成政治家的。
孙犁还有一个著名的论调，他不止一次地说：“文人宜散不宜聚”。“文革”后的那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十年洗劫，文艺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这次文代会就是要重新组织队伍。我去时就想要看看孙犁。到北京后，河北省的代表恰好与天津的代表住在一起（总后海运仓大院），我很高兴，跑了去一问，说是孙犁没来。我问他是否病了，答说没病；再问出了什么事儿，回说没事儿。没病没事为什么不来？人家说：就是不来。
我轰的一下悟出来了，孙犁高啊！大家聚在一块儿，发发牢骚，扯扯闲话，为主席、理事什么的唧喳一阵子，有什么意思？文学创作在生活中和书桌上，不在文代会上。孙犁一辈子踏踏实实写文章，把出入大宾馆，上下领奖台，从不放在意中。特别对“花别人的钱，替自己造声势”，极不愿为。更耻于拉帮结派。由于他这个态度，使有些人热心闹了一阵子的“荷花淀派”，也弄得若有若无了。孙犁天然是个“不当头”的人，他既不愿“赶浪头”，也不愿凑热闹。
孙犁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作家，特别让我敬重的，是他思想的深邃、睿哲。他有着很强的社会科学素养，对马列主义有过认真的研究。他研读过中国史、外国史，读了大量社科类书籍和领域广阔的杂书。记得在解放后不久，弗洛伊德学说被视为是当然的反动，是受严厉批判的。那时孙犁便说过一句话：“弗洛伊德也是值得研究的。”很了不起。我想他那时已对弗洛伊德下过某种功夫了，并有着自己的理解。而当大家都说弗洛伊德了，他也就不说话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运动发展变化，也都有着主见鲜明的独到看法。
此外，他的博学也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举凡书画，戏曲，文玩古籍，以至某些传统的民间工艺，他都保持着一定的兴趣和学养，说拿便拿得起来的。但他含而不露，从不炫耀。他是个最不爱自炫的人，曾屡屡告诫同仁及战友，在文字中自谝自能，卖弄多才，是文章家的大忌。
进入晚年的孙犁，文学审美观又有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思想，时常闪出锐利的锋芒。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呼唤、呐喊，虽然温文婉转，但更本真而血性了。可谓隐锋芒于敦厚，藏讽劝于蕴藉，对时代风潮、社会利弊，每于字里行间作善意而痛切地鞭笞和扬弃。惜乎他的微言大意，常被“懦弱”的文风遮掩，不能激发更大的反响。然而，孙犁毕竟是孙犁，阅读他的作品，使我时常想到：一个作家必须是思想家，至少是半个思想家，否则成不了真正的作家，更别说大作家了。孙犁是崇拜鲁迅的，一辈子熟读鲁迅，连《鲁讯日记》也烂熟于心。凡鲁迅读过的书，或鲁迅文字中提到过的书，孙犁见到了准买。他一生取法乎上。
孙犁几乎没有个人的私利，他歌颂世上之最美，让人们净化心灵；他爱祖国，爱人民，为使人民素质提高、活得更健康更美丽，他舍得付出生命。他为此而精心打造自己的人格和文格，把文字锤炼得真正称得上是珠圆玉润。他能背诵自己的许多文章，包括长篇小说的某些章节，这下的是何等的功夫！可是，当《孙犁文集》刚刚印制完成，他从窗口看见出版社同志抱着纸箱来给他送新书时，他却想：他们抱的那纸箱多像我的骨灰盒啊！
孙犁是最纯粹的人，最纯粹的作家。
有什么人不喜欢孙犁吗？也许有，我不知道。孙犁是丰厚而渊沉的，凡读过他作品的人，灵魂就会有被盯、被追之感。我对孙犁的认知，很是皮相，不过是“瞎子摸象”式的片面感触而已。真正对孙犁的全面评价，还有待于大方之家。我省作协党组书记李刚同志去参加了孙犁告别会，他回来说：鲜花有那么多，连孙犁的宅院都快叫鲜花湮没了。他说，真做了人民的代言人，人民是绝不会忘记他的。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也相信，孙犁生前也许并没有想到会这样，他大概也不太在乎这个。而人民毕竟是有眼睛的，他们心仪孙犁本是一种自然。送花致哀的人也可能有不认识他的人，就像鲁迅当年，有很多“局外”人参加送葬，这才是真正的作家应该得到的。
附言：
孙犁逝世的工夫，我刚从医院出来，动便喘息，没有力气写悼文，心中甚感惶愧。谢谢《家庭百科报》的记者赵梅锦同志，她找到家来与我聊天，并很快整成一篇文字，在她的报纸上以我“口述”她“整理”的形式发表。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我的身体渐有恢复，便在“口述”稿的基础上作了些补充和添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惟一目的，是对孙犁老师表表寸心中的感念。昨日还音声相应，转眼间便成阴阳愁隔，恩泽所被，岂是这区区数千字抵偿得了的？只略减深心中的歉疚而已。至于谬误之处，还望读者指正。2002年8月26日温塘——自拔斋（责任编辑 徐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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