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常时接触的特殊人物
[ 2002年第12期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作者：江春泽 ]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前面还有曙光”
1974年10月，我在北京大学被借调到人民出版社参加一个编书组工作。编书组的任务是编写苏联自1953年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一些统计资料，供当时中央和有关部门了解外部世界情况参考。
编书组长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师、统计学留苏副博士张康琴，她也是借调来的。此外还借调来三位教授，他们是：辽宁大学的宗则行、南开大学的滕维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王守海，其余大多数成员都是类似我这样的50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或留苏生。
编书组成立以后，全部成员集中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住宿。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的国家领导人，曾被“四人帮”关进监狱、刚被放出来的杨尚昆和薄一波。我们常看到杨尚昆和李伯钊的儿子每天都来招待所，陪因患脑血栓而行动不便的母亲去餐厅用餐。招待所里有个面积不大的院子，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那里看到薄一波在散步。他来来回回地走，尤其在邓小平复出的那段时间，看得出薄老的神情充满着信心和期望。起先，招待所的住客都不敢和薄老说话，日子长了，我们遇到薄老时，都带有人情味地向他点头致意，有时说几句与政治无关的话，薄老总是含笑回答。不料，招待所的负责人向我们打招呼了，说薄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要大家不要和他接触。
有一天，我去原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副所长樊元家里请教一些业务上的问题，顺便说起薄老在二招的情况。当时樊元的丈夫、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安岗也在场，他说他在晋冀鲁豫边区时是薄老的部下，他现在的名字“安岗”还是薄老给改的呢。
安岗很想去二招探望薄老，要我设法替他带个口信，以便薄老有个思想准备。好在薄老和我们编书组同住一座楼，相遇的机会很多。我回到招待所以后，趁着在楼梯相遇的机会，我就既无自我介绍也不称呼对方，只用较大的声音说：“明天上午九点钟，请您在房间里等着，安岗要来看您。”这种特殊的带口信的方法成功了。据后来樊元对我说，次日安岗驱车到二招，直闯薄老住屋，薄老果然在等着他。安岗给薄老留下了自己住宅的地址、电话，还让薄老的孩子去安岗家拿书给他看。
可是好景不长，到1975年底，就在邓小平着手全面整顿、纠正“文革”造成的混乱、力挽中国濒临崩溃的经济之时，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滚滚而来，风声日紧。这时，在二招院子里看到的薄老，与前一段时期相比已判若两人，明显的苍老了，背有点驼，步履也艰难了，面部笼罩着失望与无奈的神情。大约半年之后，一个周末的傍晚，我从二招回家，在白石桥车站恰逢薄老迎面走来，与我擦肩而过。我按照上次替安岗带口信的做法，既不自我介绍又不称呼对方，只独自地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前面还有曙光!”这是我见到老人面带愁容时突然发自内心的声音，其实我当时的心情也很抑郁，不知东方何时再白，曙光何时到来。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之后，竟然未响一枪一弹，横行了十年的“四人帮”竟顷刻间成了阶下囚!历史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意味。
1980年，我从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参加经济调查工作，在中南海朱德同志原住处办公。一天中午，我去餐厅的路上，恰逢薄老从小汽车下来，他诧异地凝望了我一眼，也许是感到这个面孔似曾相识吧，轻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只简单地回答：“我是中国社科院借调来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我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更没有提及五年前在二招的往事。直到现在，薄老并不知道我的名字。
给于光远通消息：“不要到编书组来了”
于光远是有独特见解的著名经济学家，我从学生时代就爱读他写的书。在我看来，于光远是“大师”一级的学者，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可是没想到我借调到编书组期间，却经常见到于光远，听他讲话，听他聊天。
于光远在“文革”前是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又是中央科学小组成员，后来还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文革”中他被打倒复出之后，1975年被任命为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7位负责人之一。当编书组刚成立时，据说于光远已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由宁夏“五七”干校返回北京，虽未正式分配工作，但行动上自由了。他常来编书组串门，编书组也欢迎他来指教。于光远知识渊博，既通晓社会科学，又熟悉自然科学，著述丰厚如山，视野开阔似海，见解新颖，是一个颇具魅力的人，大家都喜欢听他谈古论今，以开发思路。
不久国家出版局突然发下指示，要我们搜集汇报于光远在编书组的言论。编书组都明白，这不仅是要批判他个人，更重要的是为“批邓”搜集“炮弹”。在这之前，他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强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及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负责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已经被“四人帮”定性为“三株大毒草”，号召全面展开大批判。
编书组召开过几次会，谁也讲不出于光远有什么“反动言论”，会上大家大眼瞪小眼，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我怕形势有什么变化，赶紧给于光远打了个电话，建议他再不要到编书组来了。我说：“现在编书组成员都很好，没有人胡说什么，但运动深人了，压力加大了，会发生什么事，就很难说了，您还是少说话和不来为好。”后来，于光远果然就不来了。
1992年，我丈夫谢明干被派往香港任《香港经济导报》社社长，曾为于光远出版了一本线装的《碎思录》，于老很珍惜这本书，他赠给明干和我一帖字：
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
此为杜工部诗句，戊辰夏，胡耀邦曾以此见赠，今复书之，以自勉也。明干、春泽补壁。
于光远癸酉早春(印章)
他不仅亲笔写好，还装裱好，送我们留念。我们视它为有纪念意义的珍品，珍藏至今。
和耿飚在一个学习小组
1977年初，某日，北京大学人事处通知我，借调我去工作，并让我第二天就到钓鱼台去报到。
中宣部在十年动乱中被“四人帮”诬为“阎王殿”，给彻底“砸烂”了。现在百废待兴，来不及恢复部的机构，为了揭批“四人帮”之急需，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联络部部长耿飚兼职，牵头组织成临时班子，协助中央统管全国宣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等5人。由耿飚抓总，朱穆之和王殊主持日常工作。宣传口全部工作人员仅20余人，只设办公室和业务处两个机构。我被分配在业务处工作。
中央宣传口每周一上午开办公会议，参加者除宣传口领导成员外，《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新华社社长曾涛、《解放军报》社长华楠、文化部负责人等参加，有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也来参加。我们业务处干部一般都要列席记录。
当时工作人员集中学毛选五卷，耿飚也经常参加。在一次学习会上，耿飚同志详细描述了他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10月6日中午一点钟，叶帅给他打电话说，要交给他一个紧急任务。耿答：“坚决完成。”叶帅说：“好，待命吧。”当晚8时，耿飚由卫戍区一位军官陪同，带着华国锋的介绍信，到中央人民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耿向邓岗出示介绍信说：“华国锋同志派我们来协助你工作。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给姚文元打电话。”邓拿起话筒，犹豫了一下，但立刻就放下了，连声说：“不用了，不用了。”确实，党中央这时已经对“四人帮”采取了果断行动，姚文元已束手就擒，但邓岗此时并不知晓。耿飚随即让邓岗紧急通知广播局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当晚他们就在会议室和衣而眠。耿飚顺利接收了中央广播电台。就在这天晚上，中央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叶帅的建议：华国锋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第二天就向全国广播了。
这段时期里，耿飚和宣传口的一般工作人员经常见面，平常在一个学习组学习。十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人政治局，分管国防与外交方面的工阼，就不再兼宣传口的工作了。
我所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些实情
我在中央宣传口工作的那段时间经历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那场冲破“两个凡是”坚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我是这场大讨论某些重要事实的知情人与见证人之一。
十届三中全会后重建的中宣部，由张平化担任部长，中宣部决定把原来作为民主党派报纸的《光明日报》改变为面向科技文教界，要物色一位能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有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来担任总编辑。当时的中宣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戴云曾经是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与我是校友。有一次他对我谈起要为《光明日报》物色一位总编辑时，我随即想到了原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杨西光，杨此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所以我就对戴云说，杨西光也许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戴立即表示赞同。戴早期在团中央工作时，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后来去湖南搞“四清”运动时又与张平化很熟悉。因此，他随后就分别向胡耀邦(时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宣部长张平化作了推荐。不久，杨西光就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
我此时还在中宣部参加全国宣传会议筹备组的工作，且担任调研组组长。我协助筹备组领导在北京和一些省市进行了大量有关拨乱反正的调查研究工作，召开过许多不同界别、不同层次的调查会，仅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的省部级干部中就座谈过12次，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集中了很多“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一面上报中央，一面整理出供理论界和广大群众当作批判的靶子。当时，经济学界关于按劳分配和所谓“唯生产力论”等问题讨论得比较活跃，而哲学界相对冷清，有所谓“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说法。当杨西光知道我正在作这方面的调查时，征求我的意见，在拨乱反正中抓些什么重大理论问题开展讨论，我建议他找一个既能密切联系实际，又能带动哲学活跃起来的问题。
当时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观点，如果按照这一观点作为判断事物的最高标准，那么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流毒，都将无法得到改正和深入批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经过争论交谈，大家思想上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即“两个凡是”的观点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扫除这个障碍必须明确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哲学范畴的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针对性很强的问题。
杨西光说，他在报社看大样时，发现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来稿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他已经决定把这篇文章从理论版抽下来改在第一版上刊登。他又认为这篇文章学究气重，思想战斗性不强，需要大改，询问我能否找到合适的人来改。这时，我想起在中央党校搞调查时，那里的理论班子正在思考酝酿写同样主题的文章，就建议杨西光找中央党校教育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商量一下，可否找该研究室副主任孙长江来改，我还告诉他《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也正在北京开会。修改这篇文章的执笔人为孙长江，杨西光、吴江，《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同志都参与了，最后送胡耀邦审阅，历经数月，先在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1978年5月11日，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上。这篇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檄文，由于和原文相比已经改动很多，而且考虑到它的震撼作用，没有用个人署名，而是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均全文转载，新华通讯社发了通稿。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新闻界某权威人士当晚就给人民日报社领导打电话，指责这篇文章“很坏很坏”，“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次日，另一位权威人士也给新华社社长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子的。”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则要求中央宣传部“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是谁?”“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还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批判“实践”一文，并公然要点名批判胡耀邦。张平化对此也随声附和。一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高层人士以及新闻报刊都对这篇文章或支持，或挞伐，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正当持“实践”观点的人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鲜明地表态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在军队的讲话，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顶住了反“实践”观点的逆流，给了“实践”一文以明确的肯定和支持。
后来，中央党校的理论队伍又继续写了一系列反驳“两个凡是”的文章。第二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送《解放军报》，受到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坚决鲜明的支持。据说他还亲自动手两次修改这篇文章，同时他为修改文稿事，与胡耀邦通了多次电话交换意见。罗瑞卿于7月5日飞往德国治病，在出国动手术前还十分关心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讨论。临行前曾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不料，一个多月后，传来了罗瑞卿在国外因突发心肌梗塞而永辞人世的噩耗。
为了把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檄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26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继续打破“两个凡是”的坚冰，坚忍不拔地勇往直前。到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了650余篇支持、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尤其是一大批政界、军界有影响的人物纷纷表态，使得这场讨论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继“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极其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克服个人迷信、解决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的运动。
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呼之欲出，势在必行。在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带头发言，结合“文革”的严重教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突破了原定的议题，使会议开成一个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奏响了序曲。
听革命前辈王仲方讲“文革”中炼狱的故事
我担任调研组组长后，1978年八九月间，被派往西部地区搞调查。同行九人，由筹备委员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仲方亲自带队，调研资料的整理工作由我负责。
预定的路线是去甘肃、青海、新疆三个省区。到西宁以后，在我们住的胜利公园招待所门前，简直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都是事前得知消息后，来看望王仲方的。青海是他工作过5年的地方，1961年他与原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昭同志被中央派到青海省工作，王昭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仲方任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
王昭和王仲方到青海后，为纠正1958年“大跃进”中“左”的错误，不辞辛苦地踏遍了青海的山山水水。但谁能料到，正当青海人民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雨，摧毁青海人民的美梦，王昭和王仲方先后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
王仲方无限感慨地向我们叙述了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和王昭的一生：王昭同志14岁入党，16岁就担任河北省地下党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军政委、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调公安部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担任副部长，是当时国务院各部门中最年轻的副部长，为创建新中国人民警察队伍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文革”中他进了监狱后，既受屈辱，又吃不饱，病重了又得不到起码的治疗，不到两年就病死在狱中。
王仲方16岁参加革命，1938年2月入党。经历“一二·九”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奋斗历程。当“文革”风暴铺天盖地而来时，1967年3月27日半夜，省公安厅向他出示了拘留证，被关押在青海省南滩看守所。这座看守所，是他担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时建造的。他在这里一住就是6年。
王仲方之所以能从“文革”的监狱中幸运地活过来，除了他本人的乐观顽强的精神外，多亏了他的妻子史洛明在精神上物质上对他的支持。他坐了6年牢，妻子就送了6年的牢饭。
当时狱中有规定，直系亲属可以给关押的人送东西。王仲方入狱后，他的妻子就经常给他送补给营养的食品、衣物，后来还可以送书。虽然不许见面，但双方从送物时交换的字条上能了解到对方的一些情况，得到极大的精神安慰和生活下去的勇气。6年里，王仲方把监狱改变成自己的生活空间，他勤于打扫，阴暗的牢房无臭、无蝇、无尘。他还自己缝补衣裳、编织毛背心、毛袜、手套……在接受狱中审讯、调查时，他就戴八路军军帽，表达了他大无畏的坚强革命意志。他还在狱中唱歌，唱得最多的是抗战歌曲、延安歌曲和前苏联革命时期的歌曲。他说唱歌既可以使他不至于成为哑巴，同时，唱革命歌曲使他回忆过去经历的革命年代，更激励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王仲方在狱中还读了大量的书，这些书都是妻子分批送来的。有《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同眼前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相对照，毛泽东所阐发的精辟理论、思想，是多么脱节和背离啊!
我们一行在听王仲方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心情有时凄凉，有时激动，有时惋惜，有时庆幸，有时肃然起敬，有时同情万分，……但我们共同感触很深的是，我们应该学习革命前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在逆境中艰苦卓绝坚持斗争的生活信念。王仲方的炼狱故事使我们那次西部行中增添了生动深刻的一课。
(责任编辑 方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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