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谍海风雨16年尹
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情报特工经历曲折，扑朔迷离，又不易被人理解，长期以来极少有比较客观全面介绍他的文字见诸报刊。
从贫困的学徒工到激进的左翼文化人
1911年，袁殊出生于湖北蕲春一个衰落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到上海谋生，12岁时便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
少年袁殊虽然贫困，但后来终于有机会免费进入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读书。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成为学校里一个活跃分子。
1927年初，北伐军推进到长江下游时，年仅16岁的袁殊便离开学校参加了北伐军。一年之内，他从少尉宣传股员升任中尉宣传科员，还当了一段时间连队的指导员。
1928年初，袁殊脱离军队返回上海，不久就参加了“狂飙社”，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活动。
1929年秋，袁殊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一所新闻学校攻读新闻学，同时又广泛涉猎政治和历史知识领域，还阅读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马列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列学说洗礼。
1930年冬，袁殊回国，曾一度参加洪深领导的“联合剧社”活动。1931年初，他创办了一份周报《文艺新闻》。这张小报推出不久，便以其独到的新闻眼光和大胆泼辣的风格而引人注目，发行量迅速上升。正是这张报纸的显著成绩，把袁殊引入了左翼文化人的圈内。中共地下党和左联负责人对他这张小报给予了极大支持，不仅积极为它供稿，而且派党员作家夏衍、楼适夷具体参与他的工作。连鲁迅、茅盾等文坛巨匠也不断在该报推出佳作，使这张小报风靡一时。袁殊本人也被吸收参加左翼组织，并担任了“文总”的通讯联络工作。稍后，他又参加了反帝抗日联盟、中国著作者协会，参与发起新闻学研究会等，成了左翼文化界的一位活跃人物。
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又受命打入CC组织和受雇于日本情报机构，做所谓“白皮红心萝卜”
对革命产生极大热情的袁殊，主动向冯雪峰、夏衍表示了加人中共的愿望。1931年10月的一天，中共地下党的一位重要人物潘汉年正式约见袁殊谈话，潘代表组织不仅同意袁殊加入中共，同时要求袁殊参加中共情报工作。潘汉年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他和袁殊谈话时，还带来了一位叫王子春的助手。潘汉年告知袁殊：今后袁的工作将由王子春负责领导并实行单线联系。随后潘、王要求袁殊严守组织秘密，尽量给自己涂上灰色小市民的色彩，要寻找机会打人到敌人内部去收集情报，做一个“白皮红心萝卜”式的情报人员。
在王子春的具体指导下，袁殊很快就熟悉了情报工作的“游戏”规则。从1931年冬到1935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袁殊在情报战线上四处活动，左右逢源，干得颇为顺利，他通过有力的社会关系打入了CC派头目吴醒亚的情报特工系统。吴醒亚当时正担任上海市社会局长。社会局的工作表面上是要调节缓解社会矛盾，实质上则是以破坏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为主要任务。袁殊被吴醒亚安排为编外特别情报员，专事收集社会情报。吴醒亚是湖北黄梅人，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骨干队伍，他拉拢一批湖北籍的人物组成了一个“湖北帮”，利用政治与同乡的双重关系为其效力。与此同时，他又伙同潘公展、吴开先组织秘密小团体“力社”和“干社”。“干社”在当时几乎与另一个著名的反共组织“复兴社”齐名，势力和影响都不小。袁殊被吴醒亚拉人了“湖北帮”和“干社”组织，并担任了“干社”的情报股长。
左联的《文艺新闻》，左倾色彩很浓，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是和袁殊已经秘密打人吴醒亚系统大有关系。中共情报机关需要袁殊去扮演“白皮红心萝卜”的角色，吴醒亚情报特工系统也要袁殊多一层左倾“红皮”的保护色。
根据王子春的授意，袁殊又从吴醒亚那里争取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身份。经吴介绍，进入了由著名报人严谔声主持的“新声通讯社”。袁殊利用这“无冕之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不久就因经常出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新闻发布会而认识领事馆官员岩井英一。岩井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被认为是“中国通”，是专门负责在中国搜集情报的。袁殊有意去接近岩井，岩井也正需要在中国人中寻找情报关系。袁殊有留日的经历，能说流利的日语，因而很快就被岩井看中。于是两个人各有所需，一拍即合，不久就正式建立了情报关系。袁殊答应将通讯社若干不便发布的新闻材料提供给岩井，岩井则答应把领事馆将要发布的新闻信息提前告知袁殊，以帮助袁殊“抢新闻”。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岩井表示满意，随即向袁殊每月提供200元所谓交际活动费，于是袁殊就成了日本领事馆雇用的一名情报员。
这样，袁殊在30年代初的上海情报战线上，作为一名中共情报干部的同时，便又具有国民党CC特工组织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三重身份或三边关系。当然，当时他的立足点是在中共。
在此期间，袁殊和著名青帮头目杭石武结为所谓的异姓兄弟，又和帮会首领杜月笙等有密切往来。
第一次被捕，政治思想弱点暴露，“转向”后的彷徨
在1931年底到1935年初这三年多时间里，袁殊的情报活动十分顺利，也相当成功。但他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在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方面显然没有达到党的严格要求。因此，当环境突然发生变化，面临着严峻考验时，他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的弱点便有所暴露了。
1935年初，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央特科负责和袁殊联系的王子春在约定的时间内两次未能和袁殊见面，性格有些浮躁的袁殊就沉不住气，立即通过熟人找到了远东情报局的关系，随后就加入了情报局的工作。当中共地下组织另派刘长胜代替王子春来和袁殊联系时，发现情况已有变化只好作罢。不久，发生了所谓“怪西人”案件。“怪西人”实际上就是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他被捕后因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新闻界便以“怪西人”称之。他的被捕是由助手陆海防的被捕叛变造成的。随后，袁殊也被牵连被捕。由于已经有陆海防的旁证，袁殊便承认了自己曾为中共情报系统和远东情报局工作。当时直接经办“怪西人”案件的是戴笠系统的王新衡。王和袁殊本就很熟，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那时袁是以吴醒亚系统的人和王交往的。当袁殊被捕已暴露了中共的政治背景后，王新衡便竭力对袁进行拉拢。吴醒亚获悉袁殊被捕并已暴露真实身份后，也对袁采取拉拢的态度。显然，戴笠和吴醒亚都把袁殊看作是可以利用的人才，都想把袁殊收罗到自己的门下。因此，袁殊被捕后不仅没有受到皮肉之苦，相反却是处处受到“关照”。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历史转折关头，袁殊的政治品格和思想情操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大义凛然，坚决拒绝敌人的任何要求。他的被捕并没有引起组织的被连锁破坏。袁殊在敌人面前所采取的是一种表面上灵活、变通、圆滑、尽量保护自己，实质上则是某种退让、妥协的态度。
袁殊在被审讯时，王新衡追问他，和他经常在一起的女人是谁时，他无法回避，就把王莹供出了。袁殊自认为王莹只是一个演员，他们之间也只是交往密切的朋友关系，说出王莹的名字也不会给王莹造成什么伤害。但王新衡对这一线索却很重视，立即要求袁殊约见王莹，袁殊也就照办，给王莹打电话约她见面。结果是王莹一到就被逮捕。其实王莹已经是中共的地下活动分子。王新衡对她也早已怀疑。袁殊的交代正为军统提供了一个逮捕她的借口，而袁殊竟成了帮助军统诱捕王莹的工具。王莹被捕曾引起不少地下党员的紧张，夏衍就赶紧转移隐蔽起来。幸而王莹应付得体，又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军统才不得不将这位著名演员释放。
军统为了拉拢和劝降袁殊，特派武汉行营法官徐业道到上海对袁殊“做思想工作”。戴笠要徐业道向袁殊转达他的话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等风波平息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里来。你还年轻，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此完结，要么参加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工作。”当徐业道要袁殊对戴的话明确表态时，袁殊用书面形式写了大意如下的话：我不认识“怪西人”，过去也不认识陆海防。但从事过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袁殊自以为这样表态并无大的问题，但事实上他是基本按照戴笠的要求办了。从立场上说，袁殊从坚决反蒋到“拥蒋”，这是在政治上的“转向”。
不久，袁殊被押到武汉，由武汉行营法庭开庭审判。负责审判工作的正是徐业道。审判的结果是从轻发落：袁殊被判监禁一年零三个月。袁殊明明是被军统秘密逮捕的，判决时却被说成是“投案自首”，徐业道是有用心的。
袁殊被宣判后，被送往湖北省第一监狱去服刑。两天之后他就被转送到湖北省反省院。该反省院的院长又恰恰是吴醒亚系统的一员大将，和袁殊也有些交情的黄宝石。因此，袁在反省院受到了特殊优待。袁殊可以读书，看报，打球，可以写作，还可以请假外出办事。不过这样的优待是有附带条件的，袁殊答应为反省院当局办一本名为《诚化》的刊物，帮助当局实施“感化”犯人的政策。
1936年5月，袁殊实际“服刑”时间不足一年就被从反省院放出。离开反省院时，黄宝石要他到南京去见一见陈立夫。但袁殊知道，如果一被释放就去见陈，就意味着首先投奔CC，也就意味着完全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共产党。他知道，戴笠和王新衡也不会放弃要他去加入军统的希望。然而袁殊不想改变当初参加革命参加党的初衷，因此，他被释放后首先想做的事就是希望尽快找到党，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
袁殊回到上海，党内同志自然要对他保持警惕。他只好去找虽不是党员但同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孙师毅。不料孙见到袁殊后劈头一句便问：“你回到上海是帮助特务抓人的呢?还是来看望老朋友的呢?”这使袁殊十分尴尬。他赶忙诚恳解释：“我回上海就是要向老朋友请示今后行止的。”孙师毅是个大好人，第二天就将袁殊的情况告诉了刚从陕北来上海不久的冯雪峰，雪峰此次来上海的主要使命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虽然已经从孙师毅的介绍中知道了袁殊被捕后的一些不好表现，但出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考虑，他还是答应了和袁殊见面。见面时，袁殊向雪峰汇报了近年来的情况。但雪峰并未明确表示什么或做任何承诺，只是建议袁殊先找一个教书的职业避一避风头再说。在没有对袁殊进一步审查并得出相应结论之前，雪峰也只能这么做。袁殊却深感失望，他立即向雪峰表示：既然如此，他想再去日本学习一回；并自我解嘲说，革命不成，先弄个文学博士回来。雪峰表示这样也好，随后还给袁殊送去50元路费。
袁殊动身之前，又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联系。鉴于袁殊曾是日方的情报人员，释放后又主动找上门来，领事馆极表欢迎，立即为袁办妥一切赴日手续，并送给200元路费；同时让袁到东京后再去找正在外务省供职的岩井英一联系。袁殊到日本后即去找岩井。岩井果然对袁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不仅为袁介绍学校，介绍一批学界与政界朋友，而且每月向袁提供150元的生活用费。岩井所以如此特别关照袁殊，当然不是所谓的朋友之谊，而完全是一种政治投资。袁殊自然也是心中有数的，但他乐于利用这样的“特别关照”。
1937年4月，袁殊第二次在日本“留学”还不足一年时间便又返回到上海。这时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岩井对袁殊说过：“日中关系破裂的大局已定。”言下之意是希望在日中关系“破裂”后袁殊能继续和日方合作。但袁殊回到上海后，首先去找冯雪峰，向冯汇报了这近一年时间在日本的情况，希望党对他今后的行止有所指示。鉴于袁殊的情况是如此的特殊而又复杂，雪峰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安排为好。当时地下党的同志一般都认为袁殊早已是“转向”人物，不能轻信，夏衍尤其心存芥蒂。雪峰只得让袁殊先利用旧关系找点事情做起来再说。袁殊只得独自行动，他便去找旧帮会的关系，由杜月笙资助他办一个并不起眼的“时事刊行社”，实际上不过是做了杜月笙门下的一个食客。一贯雄心勃勃，热衷于追逐政治浪潮的袁殊，一时间竟成了一个没有政治立足点的“盲流”，他感到了彷徨。
徘徊在政治夹缝之间——第二次被捕——在汉奸的悬崖上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历史又为袁殊提供了一个新机遇。正当他在政治上彷徨无所归依之际，5年前把他引上革命道路，引上情报战线的领导人潘汉年这时又出现在他的面前，并向他伸出了援手。潘汉年1931年吸收袁殊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后，虽然并未具体领导袁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特科情报主管，对于袁在最初几年间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精明能干特点还是有所了解的。1933年潘汉年离开上海后，一直奔波于江西苏区、长征路上、以及莫斯科、南京、陕北等地。1936年秋后，他再回到上海时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到1937年春夏之交，国共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主任，抗战爆发后又担任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其工作范围已不限于统一战线，而是全面负起了指导整个上海党的工作。当袁殊又见到了潘汉年并将他这些年的经历向潘作了汇报，同时表示希望能够“归队”重新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尽一份力时，潘汉年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从党的战略与策略高度出发，认为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像袁殊这样和各方面都有特殊联系的人，无疑是一个应予争取并给予恰当运用的人才。既然他要求归队，接受党的领导，就没有理由拒之于门外。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后，排除了夏衍等原先表示不宜用袁殊的意见，决定接受袁殊的要求，先是让他参与一部分统战工作，接着又让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如帮助刊印抗战宣传资料，参加创办《译报》，为《救亡日报》解决部分设备，等等。
事实很快就证明，潘汉年重新启用袁殊的确是富有远见之举。“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预感上海不保，中统和军统都计划要在敌后开展情报特工活动。特别是军统，更是雄心勃勃准备在敌后大干一场。他们都想到了袁殊这个和日本方面有特殊联系的人物，都想把他拉入自己的系统工作。尤其是军统，戴笠亲自登门拜访袁殊，表示要委以重任。当袁殊将这一情况向潘汉年汇报后，潘汉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从当前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参加军统敌后工作有利于抗日；从长远看，在军统打入一个楔子，以后在情报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潘汉年同意袁殊加入军统工作。随后，袁殊就接受军统的安排，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站少将情报组长。戴笠指示，上海沦陷后袁殊要留下来坚持地下活动。
不仅是中国国共两方都在争取袁殊为自己工作，而且日本人也在积极争取和利用袁殊为其侵华战争服务。这时，岩井英一又回到上海领事馆，并担任副总领事，其主要任务仍是为外务省收集情报。岩井深知袁殊和中国的情报特工机关的历史渊源，但却并不忌讳。因为他同样熟知情报工作的固有规律：互相渗透，互相利用。基本目标在于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报，别的都是次要。当时岩井正着手办一个特别训练班，秘密培训一批情报人员。他便邀请袁殊这个“老朋友”参加培训工作和从事情报活动。袁殊也欣然接受了岩井的邀请，并分别向潘汉年和军统方面报告了这一情况。为岩井工作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从中进行反侦察，以搜集中国方面所需要的情报。潘汉年和军统方面因此也都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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