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对中国的文化事业没有什么积极的贡献，深以为愧。但是作为5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历程却是艰难曲折且颇具代表性的。认真总结这一历程，或许尚能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有一点参考价值。

一、大环境培养起来的现代蒙昧

我生长在天津。天津解放那年，我小学毕业。虽然年岁小，但有很强的正义感，再加上受到四叔（当时在北洋大学上学，是地下党员）和一位教师（亦为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感受到旧中国的黑暗和百姓的贫困，对于肩负着民族解放重任和代表着人民希望的共产党充满敬佩，对共产党所主张的未来理想充满憧憬。解放后，共产党干部的清廉务实，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的发展，都使我们这一代青年热血沸腾，一心向党，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要跟着共产党，就能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幸福、富强的新中国，就能实现崇高的人类理想。我们这一代青年几乎都成了理想主义者。正是这样的观念和情感，成为我们接受政治宣传的精神基础。

对政治的关心，对文科与理科的全面爱好，这两方面的因素使我考大学时选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它的课程中有许多理科的课）。但1955年入学后系里就宣布本系的培养目标是马列主义的宣传员。这时我们对学习马列主义并无意见，但对“宣传员”则很不满足，觉得光让我们宣传太贬低我们了，我们可以研究，也可以发展，何况我们都是中学的佼佼者呢！不过，尽管心存疑惑，仍然带着对马列主义的无限崇敬认真地读书。从55年下半年到56年扎扎实实地读了一年多书，当然主要是马列主义的书，而且大部份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

1957年5月份，北大开始热闹起来。大批青年学生抱着帮助党整风的热情，天真地“畅所欲言”，开座谈会，出黑板报，贴大字报，甚至在校园里演讲，从学校工作一直到政治制度，几乎无所不谈。当时我也是一个积极活动者，除了贴大字报、出黑板报之外，还与几位同学（刘滨、叶朗、冒从虎、赵修义、弓肇祥、郁慕镛等）办了一份油印小报，起名《五月》，在上面登了许多帮助党整风的文章。我们这些同学在当时都还是比较爱独立思考，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或者说想发展马列主义的。在当时的形势下都很兴奋，尤其是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更使我们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正确的，于是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整风运动之中。

没想到6月份形势就起了根本性变化。我们帮助党整风的言行都成了反党罪状，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围剿，个别攻心，一定要我们交出“反党黑心”。我一个从中学升上来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异常痛苦地思索自己究竟错在何处，为什么热爱党的动机会产生反党的后果。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只有接受组织对自已的分析：虽然长在红旗下，但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所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再加上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竟想发展马列主义！），完全弄错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领袖的关系，如不悬崖勒马，将会变成背叛无产阶级的野心家。当时真是痛心疾首，决心痛改前非。最后我们都受到不同的处份，但没被划成右派（据说是因为班上划的右派已经够数，校党委付书记冯定审查了《五月》，将之定为“中右”。为此，班上的党支部曾与系里党总支大吵了一顿，他们要将我们定为右派）。

从此以后，我们只有“夹着尾巴”做人了。尽管时不时地还会冒出与党不协调的声音，比如1958年到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就曾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公社吃饭不要钱，没有那么厚的底子等等，但都是以检查思想的形式出现的，而且真心诚意地希望大家帮助。总之，在不断进行的运动中，自己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凡是自己想的与上面说的不一致，就要检查自己，从世界观上找原因。

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就是在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变软的。我们青年学生当时不仅没有政治斗争经验，而且知识准备不足，在甚至还不清楚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的情况下，就被灌输“驯服工具论”，因而分辩是非的能力甚差。在政治上完全服从于党的同时，在理论上则完全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不过说句公道话，当时我对马克思的信服并不完全是盲目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巨大的逻辑力量征服了我，使我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深信不疑。在并不真正了解世界上其他理论（尽管也开设西方哲学课，但是名之为“资产阶级哲学批判”，只作断章取义的介绍与批判）的情况下，当然只能产生“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结论。至于毛泽东，更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成功而提高了其理论的征服力。

这样，在中国当时的大环境下，培养了我们在政治和理论上的现代蒙昧，不仅不再想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是多么大的野心啊！），而且要时时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刻苦改造，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绝对真理，当作镜子，用之批判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虽然马克思说过要怀疑一切，但他是伟人，他尽可怀疑，他的怀疑就是创造；我们不行，我们只能学习、领会、解释（还要十分小心，千万别解释错了），只能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改造。

不仅如此，这种现代蒙昧还表现在思维方式上。由马列主义哲学所引申出来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把复杂的事物一概都分成对立的两极，真理与谬误、善与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等等；其中一方是好的、对的、要发展的，而另一方则是坏的、错的、要灭亡的。这种把复杂事物简单化的思维方式非常有利于当权者。一旦它使人民相信它是进步的，它就不仅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了根基，从而得到人民的“充份”信任。

二、“文化大革命”中的初步觉醒

这种现象一直继续着，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开始有了初步的觉醒。“文革”开始时我已经被调到河北大学哲学系工作了。1966年5月，当我看到“第一张马列主义主义大字报”时，我着实兴奋了一阵子，因为大字报作者中有我三个同学，觉得他们跟上了时代。但是，很快我就被揪出来了。原因是：1，我是校、系走资派的黑干将；2，漏网右派；3，邓拓的孝子贤孙（我给学生介绍过《燕山夜话》）。我莫明其妙地给关进“牛棚”，过去对我很好的教师和学生现在都横眉冷对，我又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这些年我那么注意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跟共产党走，刻苦钻研马列主义，难道还不能容我么？我怎么又成了黑帮？即使我没彻底改造好，也得承认我还是努力的，怎么就一棍子打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检查也就不可能写得“深刻”。结果是在牛棚里呆得时间最长。后来打派仗，从革命委员会办公室里搜出会议记录，上面有这样的话：“牛鬼蛇神中最不老实的就是雷永生”。在河北大学北院批斗我的大会上，我被打得全身是伤，半边脸被踢成紫黑色。我跪在台上听人们揭发批判，心中却一直想着：“这些净是不实之词，我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牛棚”中我慢慢地明白了一些事情。原来学校党委并非被渲染的那么神圣，而是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我不过是这种斗争的牺牲品，群众也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玩物。“文革”一开始，老奸巨滑的党委书记就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而把副书记和副校长抛了出去，说他们不仅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而且还坚决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他蒙骗群众，成为一派群众组织的黑手；而另一派群众组织则反党委书记而保副书记和副校长。过去所谓的党的坚如磐石的团结、党的干部一心为公的神话一下子完全破灭了。共产党多年来所建立的威信（一半靠自身奋斗，一半靠蒙骗）在“文革”中毁于一旦。

不过，在我的心中，毛泽东的政治偶像和理论偶像的破灭还是在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之后才发生的，这个事件就是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在实践上宣布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最后背叛了他，至少说明他没看淮人，这正表明他也是一个凡人。而且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诱导人性之恶，破坏经济，摧毁文化，毁灭道德，却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这样实现共产主义，那我宁可不要这种共产主义。当时我虽然对“文革”产生怀疑，但对马克思的学说仍坚信不疑。

从“牛棚”里被放出来后，我就把所有自己能支配的时间都用来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次读书的最大收获是得出一个有理论根据的结论：毛泽东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生产力的极高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以及人们的世界性的交往。如果没有这些条件而试图强行实现共产主义的话，最后只能是贫穷的普遍化，随之而来的则是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以及旧社会一切污浊的东西死灰复燃。“文革”的现实正好应了马克思的预见。这样，毛泽东这位所谓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偶像在我心中彻底崩塌了。这可视为我的思想的第一次解放。这次思想解放的成果是一篇六万多字的长文：“论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用马克思来影射毛泽东，让人们知道伟人也是人，谁都不是天生的圣人。

但是，我这时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衡量是否真理的唯一尺度，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正确的，其他的理论都应批判地对待。所以这时的思想解放只能是极其有限的。尽管如此，我却有一个极其宝贵的收获，即恢复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在内心里打破了“自已永远错误”的自卑心理，觉得我还能看清不少问题。思想上一旦去掉了巨大的压力，有了自信，就空前地活跃了起来。我针对“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反常现象，在“马列主义原著选读”课上讲解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中国又是怎么做的，等等。这一下又招来了围攻，一个班主任（也是我的学生）甚至动员工农兵学员给我贴大字报，说“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扑”。这一次学生倒是不错，一些人给我通风报信，另一些人则公开站出来说：“雷老师讲的没错，谁要是给雷老师贴大字报，我们就给他贴大字报，咱们公开辩论”。一下子学生分成两派，学校怕把事闹大了不好收拾，赶紧做工作平息此事。学生的表现不仅给我很大的安慰，而且使我意识到“文革”已经失去了人心。

三、“文革”后的艰难跋涉

粉碎“四人邦”，全国一片欢腾。我的兴奋比别人更多一层，因为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的许多看法都是对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说明我的世界观改造有了很大的成绩，我已不是像那些人说的，还是“没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我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中的问题都得到改正，我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自信更强了，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决心也更强了。

1978年声势浩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没引起我多大的兴趣，因为这个问题对我已不新鲜，而且觉得它带有太多的政治色彩，并非什么学术讨论。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却引起我的极大关注，王若水、高尔泰的文章引起了我很大的共鸣。特别是阅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使我深信，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的人道主义，解放后的许多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都违反了人道主义，应当拨乱反正。至于异化，也必须承认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消灭异化的过程。而且，异化这个概念有其独特的涵义，是任何其它概念都无法代替的。我认为，必须站在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高度来总结中国人在“文革”中所经受的苦难，鞭笞那些反人道的罪行，才能真正从历史上接受教训，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上来。不然，中国人就会白白地经受那么大的苦难。

这次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还是比较自由的，全国发表了上千篇文章，各抒已见，畅所欲言，学术气氛很浓。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许多苏联东欧和西方学者的论著，这使人们的眼界放开了。正当讨论进一步深入的时候，由于邓力群和胡乔木建议并由邓小平出面，干预了这场讨论，把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党内发出通知，凡是写了主张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文章的共产党员，都要做出深刻检查。于是我再一次被迫写检查。但是这次与反右时的心态绝然不同，那时认为自己完全错了，现在则认为我是对的，我检查只是因为纪律的约束。所以在检查中只是讲了文章写作的动机和过程，没有一点认错的意思。当我在所里（当时我已经调到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检查之后，同事们开玩笑地说：“老雷，您这是检查吗？”

80年代初，我们在所里成立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课题组。在认真研读皮亚杰原著的基础上，努力给其以客观评价，认为皮氏应用实证方法，以大量的科学实验为依据，探讨了人的认识的原始发生及发展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发生认识理论，这是对认识论的伟大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补充。我们课题组写作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评介皮氏理论的著作《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述评》。

尽管有人说我们“想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六四”以后，邢贲思先生在《光明日报》上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表现”），但我却在这次皮亚杰研究中受益非浅。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破除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观念。首先，皮亚杰研究的问题是马克思及其弟子们没有研究过的，他的研究填补了认识论研究中的空白。难道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从来没研究过的领域中还要坚持“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坚决不承认人家的贡献吗？其次，皮亚杰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发展为“活动”概念，使这一概念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可以说明更加广泛的认识现象。两种认识论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再次，皮亚杰详尽地论述了认识如何由活动中发生，又如何通过“外化”和“内化”的转化而一步步发生和发展，尽管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他在微观上的描述却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及的。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一个道理：真理的研究和发现，不可能被任何人或任何学派所垄断；任何人、任何学派，只要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事物，都可能发现真理。那种“真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想法和做法是要不得的。一种学说、一种理论，只有正确地吸取他人的长处，才能丰富与发展自身，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这次研究使我有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态度：平等地对待一切学说，在没有研究的情况下决不轻易地下什么结论。同时，对于以往认为是真理的理论也要重新加以审视，因为时代的发展也在考验着以往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抱着这种态度，经过一番研究，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论哲学基本问题的演变”和“突破直线上升的模式”。前者从考察哲学发展的历史入手，论证哲学基本问题已经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演变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后者则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体系模式，认为流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直在发展的模式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事实是，在这过程中有许多的曲折、失误、倒退之处，而这些在现有的体系中都被抹掉了；于是，现有的体系完全成了为领袖在哲学上歌功颂德的体系，仍然不许说领袖在哲学上的不足甚至错误。比如，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有许多错误，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却大唱赞歌，不说一个不字；至于斯大林，我们的评价甚至落后于当时苏联学者的评价，仍然称颂其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两篇文章引起哲学界不小的关注，也招来不少的批评。但在1986年的气氛下多数人还是欢迎的，再过几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则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名单之中。

在“六四”之前，我的思想已经冲破了“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束缚，树立起真理多元论的观念。不过，在我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有主导地位。马克思的学说连同他的理想仍极受我尊重：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也还是有史以来最伟大而美好的理想。而且，我一直有一种想法，即马克思主义的“经”是“好经”，都是让“歪嘴和尚”“念”坏了。因此，社会主义的实践失败了，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完全错了；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好是违背马克思的学说所造成的恶果。

四、“六四”后我的理论反思

“六四”的枪声使我再一次陷入苦闷与沉思之中。也许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意识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进程和理论思考。“六四”事件又成了我的精神发展道路新的转折点。

在“六四”后的“清查”中，我被当作干部（当时我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马列部主任，算处级干部）中的清查重点。为了不让我在马列部“捂阶级斗争盖子”，将我发配到图书馆，做不管事的馆长，一去就是3年。多次挨整的经验使我懂得了共产党整人的那一套，因而能够处乱不惊，心想你们最终也奈何不了我，我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认真阅读一些书，好好清理一下自己纷乱的思想。

“六四”事件粉碎了共产党政权在我心中的最后一点信任。从此我把它和其他国家的政客党派一样看待，再也看不出它头上的光环了。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自然，自己也没感觉有什么痛苦，可见它早已潜存于意识之中了。现在折磨着我的问题是理论上的，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个国家里都失败了？（在中国事实上也失败了，尽管邓小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他所主张的一套完全违背马克思的理论，真正是“挂羊头、卖狗肉”。）这种理论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

这时我深感自己知识面之狭窄，特别感到缺乏历史知识，因而搜集了许多历史书来看，还读了不少名人传记和史学理论书籍，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中国大陆这些年出版的一批作家传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沈从文传》、《巴金传》、《冰心传》、《周作人传》等都使我受益非浅。特别是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对周作人复杂多变的一生作了全面客观的深刻分析，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书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作者都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即不单是以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传主，而是从多层次多角度剖析，因而能够再现丰满而复杂的人生。其它历史书也是如此，在丰富我的历史知识的同时，使我了解了许多研究历史的不同方法。这使我的多元论思想更加巩固，对待不同学派的态度更加客观。但是，那困扰我的尖锐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这时，几年没有音讯的刘小枫忽然来了封信，说他主编一套“俄罗斯文化丛书”，希望我翻译其中的一本书，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当时我对别氏并无多少了解，只知他是被列宁骂过的“路标派”。怀着好奇心理接受了他的提议，为了赶时间，又邀请了一位同事参加，于是就作起来了。没想到越译越有兴趣，甚至在译完这本书后又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找别氏的著作，从中选了别氏的《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一边读一边译，精神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现在，这两本书先后都出版了，读了这两本书，人们也就会明白我之所以兴奋的原因了。原来，这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令我困扰的问题。

别尔嘉耶夫本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有一定的保留），但经过深入钻研和对现实的思考后，告别马克思主义而成了一个唯心主义者，最后又皈依了基督教。在他的书中有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客观而冷静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在读他的书的过程中，我思考最多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1.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有其高明之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种关系，即物质生产与社会其它方面的关系。这是基础性的关系，因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人只有在生存的条件下才能从事其它活动。在马克思以前人们忽视了这一方面，所以揭示它应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但是马克思过份夸大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们怎样生产，也就怎样生活；生产方式怎样，生活方式也就怎样（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上矗立着完整的社会上层建筑（参阅《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当然，我们应当承认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一定的影响，但把这种影响绝对化，赋予生产方式在所有领域以决定性，这就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都会对其它领域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就是如此。可以说，用马克思的理论解释远古时代还比较正确，越往后问题越大；到了现代，则其可说明问题的程度就越来越低了。生产力水平差不多的国家，社会制度却相差甚远；本应在后资本主义才能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生产方式极为落后的国家中产生。不论列宁对此作过多少辩解（所谓“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都无法证明这种现象符合马克思主义。

2. 马克思主义过度赞扬暴力革命的正当性

在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一些被实践证明是不对的内容，其中有些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比如，对革命暴力的崇拜。尽管恩格斯说过，但愿能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他们认为那只是幻想，所以认定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他们无情地嘲笑工人运动领袖中的“议会迷”，说他们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当然，在阶级关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不诉诸暴力大约是不可能的。但是，吸收以往历史上革命的教训（比如法国大革命），应该对暴力的使用做出一定的约束，而不是一味地论证暴力的合理。应该让无产阶级知道使用暴力是被迫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要让每个人都了解暴力的负面作用：它不仅会破坏人类创造的一切美好事物，而且可以剌激人性之恶，使人变成恶魔。暴力本来是为革命的目的服务的，但如不加以合理约束，它会变成目的，成为不受约束的力量，那样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正如与别尔嘉耶夫同时代的弗兰克所说：“每当暴力自诩为万能和梦想真正地消灭恶……的时候，它总是制造和增加了恶；一切恐怖（不管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一切以消灭罪犯来消灭恶的狂热作法，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恐怖在周围造成了怨恨与复仇的盲目激情。”

再比如，对文化继承性的否认。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要与旧社会的一切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种观点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意义，只一味强调文化的阶级性，视无产阶级为最革命的阶级，不应继承其他阶级的文化，而只能创造自己的文化。这实际上就是苏俄建国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基础。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对以往文化和文化人的轻视和摧残，都是共同的。

又如，马克思是主张人道主义的，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把自己的理论说成是真正人道主义的（这比他的继承者强），并把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描绘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是一个一切为了人的社会，当然是很令人向往的。然而，在那以前呢？在阶级消灭以前，普遍的人道似乎无法实现，只能进行阶级斗争。这就使他的人道主义成了半途而废的。这也是他的后继者谁也不讲人道主义的原因。

至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辩证法与唯物论，由于我早已将它作为过时和不科学的东西而不去认真对待了。

3.马克思主义与苏俄及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条件和结果

真是阴差阳错，马克思主义竟被落后国家的革命者接受来进行本国的革命，而且竟然成功，这也是世上一大奇迹。从客观条件来说，这些国家都处于社会危机状态，蕴酿着根本性的变革，有可能爆发革命。从主观条件来说，不论工人农民，还是文化人以至上层开明人士，都感到大厦将倾，也都期盼着社会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都是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呢？

别尔嘉耶夫认为，这种以暴力形式进行的政治革命必须动员大量的社会底层群众参加，布尔什维克比其它党派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善于用工人农民最能接受的文化和政治纲领去吸引群众，激发群众对旧制度及一切高层文化的憎恨，使他们不仅把旧制度的代表而且将所有文化精英都当成敌人或准敌人，从而更牢固地掌握住他们。马克思说，“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然而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而文化精英们却只知在精神领域中奋斗，他们的高层文化无法被群众理解，高层文化与低层文化的断裂使他们远离群众，无法在革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都取得了胜利。然而，这种胜利是以牺牲精神和文化为代价的。这在革命以后很快就表现出来，由于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培育起来的敌视高层文化和精神成就的思想和情绪，由于政治高于一切的信条，文化事业横遭摧残，文化人失去自由，被强制地改造思想，甚至遭到人身迫害。在一切领域，包括精神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则走向领袖独裁。这样革命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当初允诺的群众的解放演变成新的压迫，当初推崇的自由和民主则荡然无存。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当然，是“在高级程度上的复归”。别尔嘉耶夫既预见到俄国革命必然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又预见到革命后文化和文化人之命运。他还预言被排斥的精神文化迟早会重返俄罗斯，但是他坚决反对用暴力来推进这个进程，认为只有人们在精神上有了巨大变化之后才能实现它。

别尔嘉耶夫能做如此预见，与他观察社会与历史的角度有关。他认为，俄国革命不仅是政治革命，同时也是精神革命、文化革命；不能用政治革命代替一切，更不能否认文化精英们的创造性劳动的革命意义。俄国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的政治革命看作革命的全部，一切都要服从他们的政治，结果用政治毁灭了文化，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全民族在文化和道德上的大倒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一件法宝。但这个法宝并不是战无不胜的，它既给他带来了成功（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给他带来了惨败。这个法宝最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首先，这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造成的。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本身并非绝对真理，完全遵循它就会产生极大的片面性；如果把它所包含的错误也当成真理，那就会造成灾难。其次，马克思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的事情，不能在条件不成熟时强行实现。俄国和中国都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顶多够得上资本主义初期，而共产党非得在这里实现社会主义（斯大林、毛泽东还要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结合也就注定要失败。尽管毛泽东大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实际上却根本违背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

至此，我感到自己真正地冲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牢笼，在精神上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自由，这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一方面，我用几乎毕生的精力来挣脱“马克思主义崇拜”，现在终于从理性上实现了。可以说，现在我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与其他学派一样平等的学派。另一方面，我认真地思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从理论上探讨了这些国家出现的严重问题的根源，因而也就否定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性，认为中国的出路是不可能靠马克思主义开出什么“药方”的。中国的前途还要靠真正能独立思考的中国学人脚踏实地地探讨，博采众长地研究。我们这些已成老人的知识分子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但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富有学识又勤奋扎实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希望，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几十年来，我的美好理想、对人民的热爱、对人类前途的关怀，都曾寄托在并不理想的理论和事物之上，这十分可悲，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几乎一生的挣扎和苦斗，我终于冲破了思想的牢笼，来到了一片精神自由的天地。当然，获得自由并非只为个人享受，它应在世上发出自己的光亮。弗兰克说：“从内部培养和巩固起来的精神力量，应当自由地流向外部，……来自深处的光应当向外照亮黑暗。但是，精神力量不应当去迎合世界力量，成为世界力量的俘虏，黑暗不应吞没永恒的光。”（《生命的意义》）尽管我的学术生命无几，但还想用精神自由之光去排挤一下黑暗，即使排挤掉一点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