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女官刘曼卿单骑赴藏
[ 2003年第2期 国民政府女官刘曼卿单骑赴藏 作者：田 文 ]
上个世纪的前期，民国建立以来，祖国的西南边陲动荡不已，藏汉纷争不断，川边战事时起。英帝国主义千方百计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企图制造西藏独立。就在这多事之秋，却有一位奇女子，挺身而出，勇闯雪域，代表中央政府赴藏联络沟通，她就是国民政府文官处书记官刘曼卿。后来，刘曼卿将自己从1929年7月到1930年7月这一年的传奇经历，写成6万字的《康藏轺征》一书。本文所引述的史实大多出自此书。
刘曼卿，藏名雍金，1906年出生于拉萨。母亲是藏族，父亲是汉族，名刘华轩，曾任清朝驻藏大臣秘书，后又任九世班禅秘书。刘曼卿从小生活在民族联姻家庭，故娴熟汉藏两种语言。1911年秋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拉萨，引发清廷驻藏川军内乱，进而藏汉冲突，英人插手，拉萨陷入动乱时期。1915年，刘曼卿一家避居印度大吉岭，1918年回到祖国，定居北京。12岁的刘曼卿即在市立第一小学读书，毕业后又进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岁时奉父母之命草率成婚，因而夫妻不和，刘曼卿不再回家，专心读书。师范毕业后进道济医院当护士，意图将来能为西藏妇女服务。
1928年的一个机遇，使刘曼卿得以展现自己的才华。这一年，远在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摆脱了亲英倾向，靠向中央，希望和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联系。年底派其驻五台山的堪布罗桑巴赞前往南京晋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给他们谈话进行翻译的就是刘曼卿。蒋介石对刘曼卿的才干表示赞许，随后她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一等书记官。
但刘曼卿不满足于政府机关的“走笔应对之事，随班附和而已”，总是向往着西藏故土，愿意为家乡有所贡献。她对当时西藏与中央“隔膜既久”，中央“不暇注意边防，致使英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状况十分担忧，因此主动向文官处文官长古应芬提出：“自愿前往康藏调查现状，记集成册供政府参考。”此时国民政府也关注着西藏形势，因此很快批准了刘曼卿的请求，让她以文官处书记官名义赴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触，同时派文官处二等书记官孔党江村（藏族）以“西藏调查员”身份随行。刘曼卿的愿望将要实现，“大喜如狂”，“而亲故则戚戚然若不胜忧”。她北上北平向母亲辞行，母亲更是“哽咽不能成声”。刘曼卿虽“相持饮泣”，仍好言相劝。
终于在1929年7月底，年仅23岁的刘曼卿从南京出发，踏上了漫漫西行之路。8月中到达重庆，又雇轿行至成都。到成都后，她直奔位于署袜街的班禅办公处，见到在此供职的父亲，“相见悲喜杂来，无暇问起居，投怀诉辛苦”。父亲担心女儿“不知量”，完不成使命，又恐遭不测。刘曼卿表示：“政府有意扶绥康、藏，他人辞劳不敢往，我系藏族，宁容推卸，故政府授命，儿顿忘其愚鲁也。至生死之途，原应权其轻重，果掷儿一命而能有益于国，父其谓无代价耶。”刘父“挥泪承吾言，曰去诸，我观其成”。随后刘曼卿又会见了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二十四军军长的刘文辉，亦表达了“以一事之成，自必有多数供牺牲，某即愿为牺牲之一份，以促社会人士之觉醒。”
8月底，刘曼卿一行抵达已属藏区的康定。在这里她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外祖母，“外祖母欢喜失声，疑自己身在梦寐间。坚持予手，又将予自顶至踵摸抚殆遍。”刘曼卿感叹“一家骨肉，各作劳燕”。离开康定后，翻越折多山，经雅江、理塘，10月底到达藏区名镇巴塘。在巴塘，刘曼卿见到美国人兴办的医院和教堂。数座洋楼，“外备花园、草坪、菜圃、运动场、树林、池沼、养畜园等地，无异一雏形之市镇也”。她感到，“外人对于文化之贡献，亦未可一笔抹煞也。但闻外人常将本地地图及种种机密探报回国，是否存有侵略之野心，诚难言矣。”
11月中，刘曼卿一行从竹笆笼乘皮筏渡过金沙江，即进入了西藏今芒康境界，在此她会见了闻名康藏的富商邦达家族。这时刘曼卿已感觉到了人为的阻碍。清末民初以来，达赖、班禅一直失和，拉萨方面怀疑她为九世班禅的人。“……出都，藏方即有所闻，俟抵蓉，彼等已探报达赖佛爷矣，漏风者或即北平某使馆为之，外人处心积虑，真可畏也。”她在江卡滞留多日，才得到昌都方面的通行证。在藏军卫士“阳为护送，阴实监视”下继续前行。经察雅到昌都的一路上，崇山峻岭，险情迭出。刘曼卿曾数次失足跌下，“自料坠岩决无活命，万里送死，深致唏嘘不已。”孔党江村“行路不慎，滑跌坠岩，几及于难”。12月中，终于到达藏东重镇昌都。
在昌都，刘曼卿一行仍被阻留。昌都地方总官萨旺晴布虽款待周到，但告谓：“惟子所衔者国家使命，事关重大，能否直到拉萨，吾尚不能自主也。且迩者冰天雪地，女士以一闺秀，虽云有勇可贾，在吾人甚不愿予再冒艰难，予身为总官，有转递应接之权，可否即全权，托予向达赖佛转致。”刘曼卿则“以婉辞动之”，“乃云内地与西藏，为姊妹为兄弟，断不能离散，以前姊妹兄弟相失，各号泣走觅，今既有相亲相见之机会，彼此何可狐疑；……目下内地未始不可出强力以制边民，总以此为自伤和气之举，抑而不行，故进而遣使与西藏通好，使知中央德意。君为西藏望人，智识超于侪辈，即达赖不允，君且力争之，安可从中阻挠，苟因此汉、藏亲善失败，子能辞其咎否。彼答以容作熟思，盖已动其心矣。”这样等到1930年的1月7日，刘曼卿获悉达赖的有关批示已到昌都，仍有拖延之意，于是收拾行装，作将返回状。昌都地方官员恐怕“将开罪于中央，而受责于达赖”，结果表示“将负罪纵君去，一切祸难自当之”。刘曼卿一行又上路了。
这时，时值隆冬，翻山越岭，愈加艰险。跨越夏供拉山时，“逾山崖，见冻死人畜数具半没雪中，而大风过耳，如虎啸龙吟，雪花击面不啻针刺刀剖。”上山时，“以长绳系予腰，两人前曳，两人后推，分寸前移，卒至山顶。”下山时，“从者乃脱大皮衣以革覆地，嘱予坐毛丛中，于四隅结绳，后提而前牵之，顺势而下。”
经过一个月的跋涉，刘曼卿一行终于在2月初到达了拉萨。他们受到夏素代本的接见，并且招待周到。但是由于亲英分子的种种阻挠，迟迟未能会见达赖喇嘛。刘曼卿并未消极坐等，而是广泛接触上层官员和各界人士，扩大影响，还对西藏的政治社会情况进行了调查。终于在3月2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会见了刘曼卿。刘曼卿以藏语同达赖喇嘛交谈，又用藏文写出祝福字语，达赖喇嘛面带微笑，破例为这位国民政府女官员摩顶。当达赖喇嘛得知她确实出生在拉萨时，更是十分高兴。刘曼卿向达赖喇嘛说明了自己的使命，介绍了内地政局的变化，转达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关怀，“姑无论西藏之诚否受英人挟制，要不能让其久立于整个的中国团体之外，甚愿得一机会使大家互相了解，仍和好为兄弟如初，顷之此来，出万死一生，亦思以汉、藏人之两重资格。从中为之引线贯穿，尚望佛爷顾念大局，体惜愚忱，赐以明白之答复。”达赖喇嘛深有感触，但表示“惟此时时不我许，容后当再详细见告”。
会见达赖喇嘛后，刘曼卿又先后会见了西藏嘎厦曾权倾一时后因亲英而失势的察绒·达桑占堆嘎伦和其他三位嘎伦，达赖喇嘛的侄子、司伦朗敦·贡嘎旺秋，藏军总司令龙夏等政界要人。还在察绒宅第见到了刚到拉萨不久的雍和宫堪布、负有中央使命的国民政府“赴藏慰问专员”贡觉仲尼。贡觉仲尼在拉萨受到热烈欢迎，他问候刘曼卿，并说：“同做一家事，当效一家人，此后遇有事故可随时就商。”针对拉萨的一些谣传，贡觉仲尼公开表示知道刘曼卿的使命，“临行时曾遇古文官长嘱为照拂”。
刘曼卿等待了一个多月，一直未得到嘎厦关于再次会见达赖喇嘛的回复。这期间她一方面继续探访西藏经济与社会状况，一方面果断向嘎厦提出：如果5月25日前不能领回公文，将只身离藏，并请致意达赖喇嘛，“吾以藏人之立场，无论西藏地方官府待我如何，予回内地绝不作挑拨非毁之辞，只望我西藏同胞早日觉醒耳。”结果在5月25日，刘曼卿前往罗布林卡再次会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首先表示，你的好意我早已领会，我不背中央此前已说过。让你久等了，实在是因为你远道劳顿，要好好休养，才能返回。并嘱咐刘曼卿回寓所把他的这次谈话记录下来，以免遗忘。接着缓缓而言：“过去中央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予实钦佩蒋主席与各执政之精明，能顾全大局，尚望能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在谈到康藏形势时，达赖喇嘛说：“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人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藏军素彪悍，吾决无法制止其冲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说到对英国的态度时，达赖喇嘛明确表示：“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尤其是英国统治下印度的状况让他震动，“言时态度异常沉重”，“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中国在扶助弱小民族之立场上，应予以切实之帮助。”“渠不愿印度受英人之压榨，谅自己亦无入瓮之念。”最后达赖喇嘛答应将派代表去中央，并希望中央能援助西藏有关纺织、制革方面的设备和技术工人。这次会见，“计谈至四五小时之久”。
次日始，刘曼卿向各大臣一一告辞，于5月27日——达赖喇嘛为她选定的吉日踏上归程。此后经浪卡子、江孜、亚东等地于6月中进入锡金和印度。6月底，在加尔各答受到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卢春芳的欢迎，然后乘海轮返回，于7月25日到达上海。两天后，刘曼卿到南京，向行政院文官处古应芬文官长报到，呈交达赖喇嘛的复函及礼物，“详述经过，蒙大嘉奖”。此后她又在国务会议上作了报告，受到热烈欢迎，谭延、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王正廷、钮永健等国民政府要人均到场。“内中尤以谭、戴两公问藏事特详，谈话逾九十分钟皆不以为倦，继以报告书一卷进，传阅后以重要文件性质珍纳之。”不久国民政府向刘曼卿颁发了褒奖状，称：“国民政府以刘曼卿前经本府文官处委令，前赴西藏调查往复一年，驰驱万里，克宣党国怀来之义，无愧轺车专对之材用，特给予褒奖，以示奖励。”24岁的刘曼卿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商务印书馆、《申报》等举行欢迎会；胡汉民、王正廷在国际新闻社设宴为她洗尘；蒋介石、林森、于右任等为她后来出版的《康藏轺征》一书题词，孙科写序。面对一片赞誉之声，刘曼卿保持了清醒，她在《康藏轺征》中最后写道：“而中外报纸腾载女杰刘某云云，致予无所措手足，唯有以全副热忱，望国民、望女界共谋国家福利而已。”
在以后的岁月里，刘曼卿继续为国家、为民族效力。1930年，刘曼卿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边疆学会”，以期唤起国人关心祖国边疆的安全和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曼卿等一批在南京的康藏人士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上通过关于抗日救国的六项决议和《告全国同胞书》。1932年5月，鉴于第二次康藏冲突已有时日，国民政府批准刘曼卿的申请，委任她以“西康调查专员”再次赴康藏地区。由于战火阻隔，她滞留滇西北地区，但仍托人将中央官员致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带到拉萨，同时将获得的康藏方面情况报告中央，并且还就地在滇西北一带进行调查。不久达赖喇嘛派员来见刘曼卿，带来复信，信中说:“汝上次为汉藏亲善，远来拉萨，备受辛苦。回京以后，又常为西藏襄助一切，殊堪嘉慰。此次不幸在康，又发生战事，余深为惋惜。但纠纷症结所在及衅由何开，想汝已明了，回南京可将是非真相报告。至你重来拉萨一节，现因沿途战事未息，诸多不便，俟将来战事平定时期，再欢迎来藏。兹派排长丁曾等前来相晤，一切均可嘱该员转达，所有带来信件各物统交该员带回藏可也。”由此看出，此次刘曼卿虽未能亲赴拉萨，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1937年11月，刘曼卿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出任团长，在康藏地区开展团结抗敌、共赴国难的宣传。1938年夏，刘曼卿又与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格桑泽仁等藏族知名人士发起成立“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在藏区募捐一批金银首饰，赴重庆献给国家。1938年11月，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分两路进藏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一路走滇藏线，刘曼卿另一路则经缅甸、印度于1939年2月到达拉萨。宣传团在拉萨向上层人士、宗教界和普通民众宣讲内地全民抗战形势，驳斥敌伪谎言，并发放藏文宣传品，放映有关电影，收到很好效果。宣传团6月初离开拉萨前，一些群众捐献一百多匹氆氇呢，以慰问前线将士。而各大寺庙僧众则自动诵经，祈祷中国军队胜利。
然而，刘曼卿没有能续写自己的辉煌。1941年，年仅35岁的她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刘曼卿短暂的一生犹如一颗划过天空的流星，在近代中国民族关系史和妇女史上留下了闪亮的一笔。她兼具汉藏民族的优秀品质，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后世的人们将永远怀念她。（责任编辑 庄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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