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纳西族文化遗产东巴经书的遭遇
[ 2003年第4期 抢救纳西族文化遗产东巴经书的遭遇 作者：木丽春 ]
东巴经书是纳西族东巴祭司以自制的土纸、竹笔、松明烟炱墨，用一种称“斯究鲁究”的象形文字书写的经卷，“斯究鲁究”意为木石上的痕迹。根据我多年的田野调查，各种内容不同的东巴经书大约有1500多卷本，有的研究者把它分为八大类，有的分为九大类，我认为分六大类较为合适：一、丧葬类，二、术库类，三，禳解类，四、求福求寿类，五、占卜类，六、舞蹈绘画类。
1958年5月，我在云南省丽江县文化馆工作有一年半了，当时正值如火如荼的大跃进的年代，丽江县委向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下乡工作队，我也从县文化馆抽调出来了，分配到石鼓区红岩大队岩头村工作。
岩头村是坐落在红岩顶头的一个小山村，30多户人家中，有7户是东巴祭司。我到岩头村的当天晚上，村干部召开春耕动员大会，按惯例，得抓一个活靶子，通过批判斗争使村民提高革命觉悟。活靶子抓了一个60多岁的东巴祭司。记得这个活靶子，是个瘦高个子，脖子上撑一个奇大的脑壳，满脸布着刀刻一般的皱纹，瘦长的脖子上挂着东巴法器摆铃、螺号、五佛冠，身上披着“神路图”，面前还堆放着一大堆被烟火薰黄了的东巴经书。年轻人捋着袖子，指责他暗地里搞封建迷信复辟活动。原来村里有一老人病了，这老人的家属就去请这个东巴占卜驱鬼。东巴祭司撕破不了乡邻的人情债，应了聘请，结果招来这场批判的厄难，从他家里抄出的这堆经书，也在这批斗会上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当我看到这个情况，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是1956年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与牛相奎同志合作的《玉龙第三国》叙事长诗发表了。说起这长诗的创作，那是1955年春假时，我们怀着撒尼族有《阿诗玛》，纳西族也有《鲁般弄饶》的想法，来到我的故乡拉市乡美泉村，找到老东巴和光释读《鲁般弄饶》经典。我和牛相奎回到学校后，利用课余时间，根据《鲁般弄饶》和“游悲”等资料，创作了《玉龙第三国》长篇叙事诗。从历次接触东巴文化的亲身经历中，我逐渐认识到东巴经书的宝贵价值，它载录了纳西先民的原始文化，给人类留下了早期社会的宝贵遗迹。我看着这一大堆东巴经书被烧毁，暗忖这是毁灭人类文明遗产的错误举动。可是在那极左思潮当头的关口，我又是一个下派的工作队员，怎能“不分敌我”呢？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了1956年2月间，那时我刚从学校出来，认识了中央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孙剑冰和刘超同志，当时他们想到丽江收集民间文学，我们随同他们深入丽江县的山区收集民间故事。当时我们接触了著名老东巴和芳先生，和芳是几代著名的东巴世家了，但是他的东巴经书和法器却没有了。据说从他曾祖父传承下来的东巴经书，因家庭经济拮据，又得供他的儿子上学堂，在困难的情况下，一部分卖给了美国学者洛克，一部分卖给了北京学者傅懋绩先生。当时和芳还谈到贵峰村的著名东巴和文灿先生的几代人的家藏经书，也卖给了云南省图书馆的事情。孙剑冰和刘超如此关切地询问东巴经书的情况，是也想买一批经书带回北京去保存。但是他们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于是孙先生向和芳先生提出采用原始土纸书写经书，一个月抄写三卷本，每月付酬32元工本费用。和芳答应了孙先生的要求，三年的时间里，为中央民族文学研究所书写了近300册左右的东巴经书。我从这些国内外有识之士不辞万里辛苦购买复制东巴经书的行动中，看出了东巴经书的宝贵价值，而现在村里原件的东巴经书却让人一把火烧毁了，我作为一个纳西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能眼睁睁看着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被烧毁而无动于衷吗？！此时我心里感到肩膀上似放着一座山一样的沉重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产生了抢救东巴经书的念头。
1958年7月，县委把工作队收回县上，在工作队的生活暂告一个段落，我回到了县文化馆。馆里的赵继先同志跟我谈到鲁甸大队附近的新主（阿时主）大队，有一个叫和文质的大东巴家里，藏着一屋子东巴经书的事。此信息像一声震碎冰峡的春雷声，深深地拨动着我的心弦：得想法把这一屋子的藏书收集到县文化馆里保存，不能让它被烧毁了。我马上把这一想法向馆里的领导汇报了，领导怕被说成搞封建迷信复辟，借口馆里没有收集经费，把这事推脱了，我满腔的热情被迎头浇了一桶冷水。
我考虑了很久。当时我还有一笔《玉龙第三国》的稿费存在银行里，我就取出这笔钱，向领导假说家里有事请假，而自己背地里却悄悄地上新主去收集东巴经书了
我从丽江坐车到巨甸，第二天步行一天赶到了新主。我站在村口思谋了一下：和文质家是地主成分，他在土改时寻短见死了。若我直接投宿到他的家里，会落个敌我不分的罪名。我又想到和文质有个弟弟叫和正才，他年轻时曾同和文质一道学过东巴经，是新主仅次于和文质的东巴祭司，而和正才的家庭成分是下中农，这样，我就决定到和正才家里投宿了。我东问西问，直到黄昏填满新主峡谷的时候，才摸到了和正才的家门。
和正才在火塘边接待了我。他60多岁了，浑身透着一股不知疲倦的扑人气息。我说明来意后，和正才的一双饱经世事的眼睛，在我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厚道地说：“木先生，煨茶吧。”他的粗大的手递过一只土茶罐。
我边喝着茶，边把这次的来意又进一步说了一下，和正才沉吟了良久，最后叹了一口气说：“不如收走了的好，收走了才能躲逃过迟早被人焚毁的劫难。”他顿了一下，摇着花白的头发，很无奈地说：“流传了千年的经书，看来要破败在这一代了。”后来他转过话头，说起了堂哥和文质的身世。
原来和文质和和正才都是1883年出生的，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成分时，和文质被划为地主，阿五得是和文质的私生子，被区别对待，划为中农。和文质就在土改运动中寻短见死了。和文质死后，他的全部家产都划给了私生子阿五得。这样，这个经营了八九代的东巴世家的传世经书，才免遭没收毁坏，在中农阿五得家保存了下来。
我在草楼上睡醒的时候，天已大亮了，我起床下楼，走进母房，看见正才大爹坐在火塘边喝早茶，火塘的屋地上，有个小姑娘在一旁揉着面，她是正才的小女儿，名叫阿命。小姑娘长得非常秀气，有一双灵敏的会说话的眼睛，她以娴稔的速度，很快把粑粑煎熟了，粑粑煎得又软又香又酥，放在嘴里不用牙齿嚼就融化了。饭后我跟随和正才来到一座古色古香的木楞楼前面。跨进大门，是一座宽大的四合院，房屋都是古老的木楞楼，屋顶覆有泛着灰色的木板瓦，是一座典型的大山主住的院落。和正才在门口咳嗽了一声，一个身着毛布衣衫的青年汉子，从母房里走了出来，和正才跟这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耳语了一阵，他仄过头来，朝着我的身上打量了几眼，然后抓抹了几下脑壳，又转身走进屋里，从屋里取出一只锈蚀斑驳的铁钥匙，在他的手上掂了一下，略微迟疑了一阵，又朝着我这个陌生人审慎地看了几眼，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向左侧厢房的一间小屋门口，开了锁。我们跟了进去，啊呀！偌大一间内室，四壁的木楞墙上搭架着一层层的手工很粗糙的书架，架上层叠层地摞满用夹板夹着的经书，书架上堆满了很厚的灰尘。我简直被这么多的藏书惊呆了。我们的祖先在古老的火塘边，创造了象形文字的文明，用它载录了纳西先民的智慧、人类童年文化的足迹，它是一个民族的心血结晶。“哎哟，伟大，太伟大了！”我激动得转过身子，一把紧紧抓住和正才大爹的手说：“大爹，这屋子里的经书，该有多少卷本啊？”
“我也摸不清这有多少卷本了，我只知道这是我的祖上……”他神情哀伤地掐着指头，嗓音低沉地说：“这些经书是从我祖父的祖父手里传延到和文质这一代手里的，少说也有八九代人的辛苦经营了，估摸也有八九驮的东巴经书了。”
此时，我又激动地转过身，发现阿五得神情哀然地呆站在门口，眼眶里溢满了泪水……这个著名的东巴世家啊，此回我收走了它全部的经书，不是说明一个闻名九山十八寨的东巴世家没落消亡了吗？我对承传不了世家智慧的末代东巴阿五得，该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我走过去，双手紧握阿五得的手，一时说不出话来。阿五得缩回了粗大的手掌，抹了一下眼眶，颤着声说：“木同志，我的祖先的心血交给您了，不要叫它丢失了……”
第二天，天麻麻亮的时辰，我就悄悄地跑到供销社，买了八对包装药材用的竹篮，喊了和正才大爹，去到和文质家里，很快地把东巴经书分装成驮。在我整理屋子里经书时，从书堆中发现了一本李霖灿先生编写的石印的《么些象形文字谱》，我粗略地翻了一下，心中不禁又生出感慨。原来，李霖灿先生在丽江逗留的四年中，曾在这个东巴文化之乡住了八个月的时间，那时他住在和文质的家里，请和文质作他的释读东巴经典的老师，所以李先生与和文质有深厚交情。后来，李霖灿编著了《么些象形文字谱》，就寄来一本向和文质征求意见，现在手中的这本象形文字谱就是李霖灿先生寄来征求意见的了。我如获至宝，赶忙一起收罗起来（后来此书一直留在我身边，随时翻读，在我受到政治冲击的时候，才被人抄走了）。这时我想，我是做着与李先生一样有价值有意义的光明正大的事情，这不是对不起祖宗的事情，我是问心无愧的……想到这里，我对我的行动更有信心了。
次日，当我们把驮子抬上马背，跨出和文质家大门的时候，那高大魁梧的汉子阿五得慌慌地追出大门，拉着我的手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样地哭泣起来，我一下子愣住了。只见他咬断了哭声，哽咽着说：“木同志，这是我们东巴世家的福泽宝贝，都交给你了！我也没有收一文钱，若是为钱我就不会给你带走了。”
他狠狠地抹了一下眼眶里的泪水，又说：“我父亲和文质在世的时候，李霖灿先生以高价向他购买这份祖传的经书，我父亲不同意。看在与李先生的情谊上，我父亲喊拢他的一大班师兄弟和徒弟，日赶夜赶照原样复抄了一套东巴经书送给李先生，而祖传的宝物没有失去一根毫毛。现在，我把经典托付给你了，请你好好地保管，我死后，回归祖源故地的时候，见到先祖们也好有个明白的交待……”
他的言语再次使我的灵魂受到震撼：一个东巴祭司的子孙，他考虑的不是一户一人的得失，他想的是祖先留传下的文化宝物是否能躲避毁灭，他的行为是否对得起祖源故地的祖先？我本来有些口吃，此时激动得更加口吃了：“我——一定好——好——好好保存。”这时我想到驮马已经走远了，生怕路上又遇到什么不测，赶紧告别阿五得，转身走了。当我走到拐弯岔口回头看的时候，只见阿五得仍像一截木头一样呆立在原地，高举着一只沉重的大手，向我粗笨地招着。我双眼满含泪水，脱下帽子，激动地边走边向他摇晃，表示同是一个纳西儿子的道别和问候。
经过数日奔忙，我终于把八驮经书运回了县文化馆。
我怀着满腔热情向馆里汇报，满以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可哪里想到我的辛苦和付出换来的不但不是赞许和肯定，反而是冷酷的斥责和吓人的政治帽子，说我是为封建迷信复辟活动张目。他们不但不给我报销驮运东巴经书的驮运费，反而勒令我检查交待自己的罪恶用心，几天的时间里对我批判斗争，把我的“罪行”上纲上线说成是复辟封建迷信的反革命勾当，最后把我划为内定的反动分子。记得那天，是当时的馆长周霖先生（纳西族画家）找我谈话的，他把处分通知递给我，摇着满头的白发，叹了一口气说：“小木，木丽春，别乱想了，人间不会没有走的道路。”我呆呆地看着这一纸通知，冒出了一身冷汗，感到从未有过的浑身散了骨架似的乏力。
我被划成了内定反动分子，开除回家，监督生产劳动。面对这残酷无情的打击，这置我于死地的“通知”，我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我不过是个20岁出头的毫无社会经验的知识青年，解放时我才是十来岁的孩童，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一夜间竟变成了反革命，陷入了绝境。怎么办呢？回拉市老家吗？家里是富农成分，我的爹妈吃这富农成分的苦还吃不够吗？他们把自己纯嫩如笋的儿子送出门，也就是希望儿子有一个好的前程，如今开除回家，还戴着一顶比富农成分还严重的反动分子的帽子，他们能受得住吗？我能在爹妈心口的伤疤上再撒上辣子盐巴吗？！
我朝着拉市老家的方向呆望，拉市大山的背后，就是通往石鼓的山路……石鼓！绝望中的我顿时想起，那坐落在长江第一湾的石鼓，1957年我在那儿参加扫盲时不是结识过一个姑娘吗？我到过她家，她上无兄长，下无弟弟，就两姐妹，我们之间也曾有过一种朦胧的感情，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刻，我何不干脆就奔她家上门去呢？我心头豁亮了，咬咬牙，就决定上石鼓。
可问题是，在当时没有户口关系是寸步难行的。按规定，我被开除回家，我的户口只能转回拉市老家，我得随着户口走，这不是上石鼓的希望要破灭了吗？！在急迫中猛然想起了一个人，我赶忙奔派出所而去。到了大研镇派出所，把头探进办户口手续的那个窗口，工作人员认出了我，客气地招呼：“啊，小木，你来办什么事情？”我立即按路上想好的一套谎言哄他说：“老和同志，上面批准了我自愿下放到石鼓落户锻炼改造的要求，我是来办理户口转移手续的，请你给我办一下吧！”老和冲我笑了笑，说了两句鼓励的话，很快就给我办完了手续。我心里这个高兴啊！我这下尝到了什么是绝路逢生的滋味了。
进了石鼓镇保夫落村我心中向往的那位姑娘的家门，我直言了来意。听了我简要的陈说，善良的姑娘和她心地宽厚的父母感到很突然，也感到很无奈，但他们没有把我赶出家门，他们最终接纳了我，接纳了这个厄难中无家可归、有家难归的小伙子。我真不敢想像，如果这次求助失败，我还能走到哪里去？我的生命承受力还能坚持多久？所以，我对这位姑娘——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女子所给予我的恩情，是终生地刻骨铭心！
我被内定为“反动分子”的通知发到我老家所在地的乡政府，又从乡政府打回县文教局，文教局探知我到了石鼓上了门，便又很快地把通知转到了石鼓。石鼓方面得知我是一个应当进行监督生产劳动的“反动分子”，村里领导就通知我到“四类分子”（地、富、反、坏）集训的“学好队”里接受改造，村上的亲戚劝说我的妻子莫找反革命男人，动员她跟我离婚，我的妻子不肯。他们就把我的妻子推荐出去参加了教师工作，而把我支派到丽华公路的工地去挖公路。我在石鼓好景不长，妻子走了，我也无奈地卷着行李向丽华公路的工地走去。
人在劫难中，最想念的是自己的母亲。我走在路上，止不住地挂念起我的妈妈，在上公路工地之前一定要去看望一下我的劳苦一生的妈妈。
天黑了，我轻轻地挪开门拴，进到院坝里，见厨房亮着，我对着厨房喊了一声“妈”，没有回应，我又连续喊了几声，房里不但没有回声，反而发出一种压抑的凄惨的抽泣声，我走进厨房，见妈拢着弟和妹蜷缩在灶门前，我又说了一句“妈，我回来了。”妈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撇下弟妹，冲上来一把抱住我，左摸摸右捏捏，知我是个活人时突然“哇”地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过了一会儿，妈抽噎着说：“儿啊，只听说是你遭开除了，你骑青马（指江水）走了……”原来，村里谣传说我被开除后跳金沙江死了，刚才我进屋喊妈时，妈妈以为是我的阴魂回家了，所以吓得他们又恐惧又伤心。
到了丽华公路工地，我找见了我的父亲，父亲见到了我，噙着满眶的热泪说：“村里传来消息，说你丢失了，还说你跳金沙江了……”父亲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儿，越是碰到厄难越要往前看，前面有长着绿树的路，不要老是看自己的影子……”
人生就是祸福难测，祸福相依。正当我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是1959年3月间，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袁勃同志带着高登智、梁凡生二同志来丽江考察工作。他们到来后，因我和牛相奎是20岁发表《玉龙第三国》的青年作者，他们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了解到两位作者中，一个在街道修缮队里卖工度日，一个被开除公职，在铜厂劳动改造。他们到丽江县委了解调查，问我是为何开除，当事人回答说我是富农，当时高登智问是不是富农分子，他们说是富农子女，说我的思想反动，为封建迷信复辟鸣锣开道。后经省、地委宣传部门反复调查，认为我抢救东巴经没有错，更不能说是思想反动，责令当时的地委宣传部部长张元瑞同志落实我的政策。但是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当时在县委宣传部搞肃反工作的人，以个人感情代替政策，故意刁难我。张元瑞同志气愤地说，既然你们县里不收回他，那地区就要他！这样张元瑞同志就把牛相奎和我的工作落实到地区歌舞团了。
我到地委宣传部报到，一个姓杨的干事接待了我，叫我先暂去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协助工作。我到了那里，省调查队有一个东巴经典翻译小组，他们叫我到这个组工作。我在东巴经翻译组里，又是料想不到的遇见了和正才老东巴祭司！他一见我就上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里噙满了热泪，哽咽着说：“木同志，你为抢救我们纳西族的东巴经罹难了，受苦了……”
原来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来到丽江后，成立了一个东巴经翻译小组，询问文化馆里有没有东巴经的藏书，这一问，就有人从文化馆的保管室里，从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中间翻出了我驮运回来的八驮经书。从这时起，八驮经书获得了新的生命，它的价值又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和肯定。省调查队沿着八驮经书的来历线索找到了新主中村和正才的家里，这样才把博学的老东巴和正才请到了调查队，作为释读东巴经典的教师。和正才把这些情况慢慢地向我说着，说着，不知怎的，这个年逾70的老人，突然像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他哽咽着说：“木同志，你走后，我也为这八驮经书的事吃尽了苦头，连我的小女阿命……也被逼死了……”
原来，我从新主中村和文质的家里收走了他家的八驮经书以后，村里那伙极左的人，诬说和正才串通我，把和文质的东巴经书拿出去高价出售了，诬说他收了不义之财，为这封建迷信的毒品泛滥成灾鸣锣开道……给和正才加了这些罪名后，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正才老实交待了八驮经书的实情，他们仍不相信他的交待，最后还把他的小女儿阿命也抓去进行轮番逼供。一个十七八岁的山村小姑娘，她的脸皮薄如嫩芽，怎受得了这般残酷的黑霜蹂躏？她经受不了别人的无中生有的侮辱，负气地拿了一根麻索，在一棵比她年龄还小的树上寻短见了。我心里自责道：阿命，如果不为经书的事，你何至于冤死？阿命，我对不住你了，为抢救东巴经书把你也株连死了，你死得好可怜，好可惜呀……从那时起，我总觉我的心像缺了一角似的，心在滴血珠，隐隐作痛。
我参加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的工作以后，在鲁甸大队下乡期间，又零散地收集到300多卷东巴经书，还有两匹神路图。那次工作告一个段落后，在1963年，中共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同志拨款一万元，叫我们县文化馆组织力量翻译东巴经典。工作开展以后，馆领导说我年轻力壮，分工我到乡下请东巴祭司，同时收集东巴经书。那次我跑了大东、南溪、天红、龙山、鸣音、塔城等地，一边寻访博学的东巴祭司，一边设法搜集经书。但我所到之处，民间收藏经书，经过几次“运动”的洗劫，所剩无几了，先后仅只收集到500余册。
在丽江县图书馆里收藏的3500多卷东巴经书中，有1700多卷是1958年从和文质家驮运来的那批经书。这批经书，科目系类齐全，经卷足数，是丽江所藏经书中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套了。
新时期以来，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得到重视，特别是对纳西族的东巴经文化遗产，在国际上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1980年，丽江地区召开东巴会议的时候，和文质的儿子阿五得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里留住了几天，他在研究室里看到研究人员释读所用的经典，都是他家的东巴经书。一天，我正在吃午饭的时候，东巴世家和文质的儿子阿五得，提着两瓶清酒，找到我的住处来了。他一看见我，一把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红着眼睛激动地说：“木同志，我又看到我家的经书了！全都在着哩！我死了也好跟我的东巴祖先交待清楚了。过去我还怀疑过木同志，真是不该有的误解疙瘩啊！”
阿五得心情平静了些后，不无感慨地说：“遮山的云雾被风吹走，大山在着哩，常绿的树木也在长着哩……”（仲禄整理）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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