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鼓起一个沦落人的生活勇气
[ 2003年第4期 胡耀邦鼓起一个沦落人的生活勇气 作者：王金锐 ]
耀邦同志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我是一个普通干部，且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沦为一个被批判的“贱民”。我与耀邦同志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可是，就在我走投无路痛不欲生而找到他的时候，尽管当时他也被诬陷为“走资派”，身处逆境，但是他毅然向我伸出仗义的热情的援助之手，给了我勇敢地活下去的力量。今天我能安度晚年，而耀邦同志却不幸辞世已11年了。我想把我和耀邦同志接触的这点亲身经历写出来，作为对他这么一位好共产党员、好领导同志的永远怀念。
我17岁即参加公安工作，一夜之间忽然成了“专政对象”
我17岁念高中时参加了地下组织“民联”，1949年初即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1949年10月参加保卫国庆大典后就入了党，直到“文革”。这十几年，虽没什么建树，但日日夜夜地奋战，勤勤恳恳地工作，在老领导主持下，尽职尽责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但在“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被打成了“反对毛主席”的“大特务集团”，好多局、处级领导及干部遭到了残酷迫害。眼见好多领导同志明明是努力工作，“保卫毛主席”的，却变成了“蓄谋陷害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我思想上不通，不能理解。于是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了我想不通的看法。我想，一个党员干部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表达自己意见，这应当是正当的权利。我没有涉及整个运动，只谈了对北京市公安工作的意见。这信，是我署了真名，亲自送到中南海西门中央办公厅信访室的。过了几日，我去信访室问，得到的答复是：信已由办公厅汪东兴主任让转交公安部长谢富治及市局军管会刘传新主任处理了。
这封信转下来不久，单位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就以“现行反革命”、“写信死保冯（基平）邢（××）大特务集团”、“特务集团黑干将”等罪名，把我拉到公安局内操场上批判。有人对我拳打脚踢，头被打破，血流不止。局内操场满是批判我“恶毒攻击”之类的大字报。遭毒打后，紧接着就是被抄家。从此，我就被关押在公安局地下室内。后来又被装上卡车，押送到良乡监狱看守所，无休无止地写检查、“请罪”、批判。
在良乡监狱押禁三年，看来真要以我给毛主席写信定罪“反革命”，他们也感到证据不足。但刘传新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于是又另给我定了一个“罪名”。我家有八间自住房，是我七岁时父母买下的，当时我母亲在房产契继承人上写了我的名字。现在就以此定我为“吃剥削”的“阶级异己分子”，属于“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且勒令退职还乡。我从小生长在北京，一家老小均在北京，哪里有“乡”可回？然而还是限期将我押送到我父亲十几岁即离开的原籍——河北省静海县靳官屯。从此，我就成了不是党员、不是干部、连北京市民也够不上的“贱民”，成了农村的“四类分子”与“专政对象”，连起码的工资与养家生活费都没有了。这样的难熬岁月，又是七年。三年的监禁加上七年的轰赶，就这样熬过了十年。
在荒郊野地看守坟头和枸杞子树，千里骑车回京过除夕竟被赶走
公安局的造反派把我送到农村，介绍了我的“身份”就走了。我一个人住在一间破房里，干农活糊口。我本想当个农民了此余生，没想到当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不久，县里的工作队进村，召开全村社员大会。他们批判完几个地富分子后，就大声喊：“王金锐站起来！”然后说：“他是北京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同农村地富反坏一样的剥削分子”，接着喊起：“打倒剥削分子王金锐！”“王金锐，必须老实接受改造，不然，死路一条！”等口号。
于是，我又被赶到村外，在一片荒郊野地，看守几十个孤坟和盐碱地里长的枸杞子树。我在荒坡一间屋内，与孤坟为伴。
看守坟头和枸杞子树近一年，到腊月二十几了，村里人忙着赶集过年，村干部觉得我一个人在那里孤单单的，就给了个临时证明，让我回家看看。我如获大赦，骑了辆又旧又笨的自行车，带了点鲜肉和给孩子买的花布，从沧县、静海，经四、五个县界，顶着西北风，骑了两天两夜，兴冲冲地回到了北京的家。
可那个年月真是人性扭曲，世态炎凉。过去住同院又是军属的好邻居，“文革”中成了“治保委员”。就在我赶回去想一家团聚的时候，她将我叫到居委会，板着面孔训斥说：“不成，你现在是农村的地富反坏，不准在北京过春节。”我拿出村里开的临时证明，也不成。
腊月二十九日晨，我万般无奈地告别了爱人、孩子，离开了北京的家，连夜骑着自行车又返回了农村。除夕之夜，我在荒地、枯树、坟头边的凄凉小屋独自一个人默想，这难言的冷漠和屈辱，何时算是个头呢？！
当我感到失去生的希望时，耀邦同志鼓励我：“要挺过来，坚持下去！”
后来环境略为宽松，农闲时允许我回来在家照看孩子。朋友帮忙，在街道找点剪摘羊绒衫上杂毛的活，协助爱人养家糊口。我内心有难言的痛楚，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当我深感失去生的意念的悲哀时刻，竟使我在近于绝望中，出现了转机，获得了活下去的动力！
一天上午9点多钟，我到北京灯市西口的富强胡同，那时军代表把前院占了，一打听胡耀邦住在后院，有个小门半掩着。我进到了小院，走进了一间房间，屋内书橱里放满了书，横着一个小写字桌、一把椅子。耀邦同志正聚精会神地看书。
我怕搅了他看书，轻声地说：“您是胡耀邦同志吗？”他放下书，说：“我是。”我说：“我是一个学生，17岁参加了公安工作，挨了批判，现也没工作了。我想和您谈谈心。您是党内、团内深受敬重的老同志，和您说说心里话，不知您是否有空儿？”我从没见过耀邦，心里比较紧张。我也顺便提了一下我有个亲戚叫张黎群，他正在四川挨批判，我也没有经过他就找您来了。耀邦同志说：“他的事我知道，用不着说。你不用慌，坐下来一起谈谈你的事。”
耀邦同志拉过一个椅子，让我坐他旁边，并倒了杯开水，又和气地说：“不用急，我们慢慢谈。”我怕打搅他看书，他说：“没关系。我现在也是闲居的人。有人来就谈谈，也知道点外面事；没人我就看书。”还打趣地说：“我现在不出门，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马列书。”
耀邦同志与我的身份、地位相距甚远，但他这样平易地待我，一下子憋在内心要倾诉的话涌上心头。我说：“耀邦同志，我现在很痛苦，有时真不想活下去了，可又有几个年幼的女儿，心里很委屈，不知该向谁说。”随即简要谈了我的遭遇。耀邦同志耐心地听我说，也不打断我，不嫌烦。他听后沉默了良久，那清瘦的脸上，眼神炯炯闪着坚定智慧之光。他郑重严肃地说：“金锐同志，我与你不在一起工作，也没有工作的接触，具体事我不好表态。但我可以相信你，你1949年是个17岁青年，刚出来的学生，对党和毛主席哪儿会来那么大的仇恨？那剥削的面也太宽了。我相信你不会说瞎话。我现在也是闲人，刚从干校回来，不能帮你什么。但我可以以一个老党员、老同志身份来劝你，你要听我诚心的奉劝。”
耀邦同志充满深情，加重语气地说：“就是你无论如何要挺过来，要坚强地活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有力地说：“一定要挺过来，顽强地活下去！”
他说：“我劝你要挺住，要顽强地活，是指你还得有遭最坏打击的准备。不管打击多重，也得挺住，也得顽强地坚持。”他又解释：“只有顶住，顽强地活，也才有到最后弄清是与非，对与错的结果。”他说：“我不问你那些具体的事，只要你相信自己没有反对党和毛主席，自己一个学生没有剥削，那么这样定的‘敌人’，这样的‘专政’，到最后都得烟消云散。时间多么长，熬多久，我不能定，但你自己得坚信。没有坚定与坚信，没有做最坏的准备，也许就看不到烟消云散的那一天。”
耀邦同志还劝我：“一时别人不理解，不敢接近你，又算得什么，也不要委屈。你理解自己，你自己没做坏事，别人不理你，不正是可以自己多看看书，无人打扰吗？”
他还痛心地说，不少同志，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是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才，运动中自杀死去了，这是难以挽回的沉痛损失。以后即使问题弄清了，也是难以弥补的。
断续的谈话近两个小时，他还问农村的情况：收成如何？农民生活如何？当我说了有好多孩子不上学，学校也不上课时，耀邦同志心情沉重地说：“那么多孩子不念书，不学习，不求知识，我们国家的人才哪里来？靠白纸一张连文化知识都没了，就算革命了吗？这样革命的最终结果又是什么？”耀邦同志劝我眼界放宽些，“想事想得更宽些”。说到农村，接触农民，了解情况，他说：“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位卑不敢忘忧国，要有忧国忧民之心。不让我去团中央上班工作了，干校也下放完了，给了我时间，我就读马列书，想天下事。”啊，这就是胡耀邦，他胸怀开阔，志气高远；他尽力关怀别人，从政治思想和方向上给以启发；他发愤读书，思考着天下大事，党和人民的大事。
临近中午，他说：“我现在没什么好招待你的，就在我这里吃顿便饭吧。”我不愿意打搅，耀邦同志就招呼屋外李昭同志，让我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饭。饭后，耀邦同志又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中午我要休息一下，就不留你了。你要好好看书，好好生活，想得宽些远些，什么时候从农村回来，什么时候心里不开心，想不通就来找我，我的小门随时开着，夜里有事来找我，我也叫人开门，我不会把你看成敌人，我相信我的直觉。顺便问候黎群，说我关念他。”我紧握着他那有力温暖的手，这第一次就这么信任我，不把我当成“反革命”对待，且他纯真的、质朴的、出自内心的关怀和热诚，使我流下了热泪。我说：“耀邦同志，我感激您，也感谢李昭同志，你们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一定照您说的，不管多大难处，也一定挺过来。如果我遇到挫折，实在想不通时就来找您。”耀邦同志爽朗地说：“我的门对你敞开着，李昭你说对吗？”李昭同志也热情点点头，就这样我带着耀邦同志真诚的劝告和鼓励，离开了他的家门。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我想起往事，想起那富强胡同后院的北屋，想起他并不把我当做专政对象，而且拉椅子、沏茶水、小桌上同吃便餐，这样来招待一个备受人间冷漠心已冰凉的小干部、打入另册的农民，我的内心无法平静。这种内心里的感激与思念，再无情的岁月也割不断。
三女儿病危需住院，耀邦夫妇慨然解囊相助，“救孩子命要紧”
村里农闲，我就在北京的家照看孩子和做些家务。农村工分有限，全家只靠爱人下放在大兴天堂河农场劳动的工资，生活艰难。
一次，六岁多的三女儿突然高烧，咳喘很重，服感冒药不见效。我背着她去东单三条儿童医院，诊断为急性肺炎，必须住院治疗，约需准备几百元。当时难坏了我。回来的路上，在瑟瑟的西北寒风中，犯愁地往前走着。东单三条离富强胡同不远，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去看耀邦同志，当时我并非想向他求援，只是心里烦，想看老人家，回家去再想办法。天色渐晚，跨进了他的小院。耀邦同志招呼我，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了。我说：“有时踏实不下心来，学不下去。”耀邦同志说：“有什么事可以不踏实的呢？学习得下狠心，得抢时间。”我问候了几句，即告辞要走，耀邦同志让李昭同志招呼我吃晚饭，我推辞不吃，说家中有事。等他们听我说了三女儿急病住院，回去安排家里的两个孩子，晚上还要赶回医院去守护时，耀邦同志说：“这孩子住院，需要不少钱吧？你现在干农活没工作，哪儿来那么多钱，我们支援一下。”我道了谢，说不必了，我自己去想办法。李昭同志很快就拿出一个信封塞给我：“你拿去，我们现在也不富裕，但一定支援一下。”我还想推辞，耀邦同志说：“你赶快走，救孩子命要紧，急性肺炎有危险的。”我谢了耀邦夫妇，出来我打开信封见内装有四百元。当时的四百元可是个不小的数额，孩子几天住院的诊治费就够了。更可贵的是这份心意，这份情意。“救孩子命要紧”，这句话一直萦回在我耳旁。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我的热泪滚滚。
到了春天，我带着这孩子去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她几岁了，识多少字，拿糖果给孩子吃。我让孩子叫“爷爷”、“奶奶”，我说“这是你们帮助治好病的孩子”。耀邦同志当即打断说：“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谁有困难关心一下是应该的，不提这些。”可惜的是我当时也没个照相机将耀邦同志对孩子的抚爱拍张照片，留作永生的存念。到耀邦同志去世后，有一次春节除夕前，我带女儿去看李昭同志，让她在胡爷爷遗像前三鞠躬，和李奶奶合影照了一张，我又动情地说：“是胡爷爷、李奶奶帮助了你，不然也许你会活不到今天，你永远不能忘记胡爷爷！”李昭同志又打断我说：“不要再说这些，只要孩子长大成人，有出息上进，耀邦在天之灵也就高兴了。”这就是真情真诚无私的耀邦和李昭同志。
耀邦同志说：“为你的事，我尽力说说话。”
“文革”后期，政策越来越清楚，我的问题明显是个错案，我多次去公安局申诉，请求复查，但始终拖着，不明确答复。
有一次，我去耀邦同志家，讲了去申诉他们不理且态度冷漠，耀邦同志深表同情地说：“做组织工作对干部上访，一定要热情耐心，尽快去查给人以答复。对申诉干部，要体谅他们，给予温暖。这些好传统作风现在都弄乱了，好像态度越横越生硬越好，问题越拖着越好，这哪里是做干部工作，做组织工作，不是衙门作风又是什么！”他又对我说：可以去找管你的负责人直接谈。我说连自己常出常进几十年的公安局大门都不准进了，更别说见什么负责人了。耀邦同志动情地说：“你一个十几岁学生出来就工作，问题有什么复杂的，查一查，不是敌我问题，按干部政策解决就完了嘛！”
耀邦同志听了我的诉说后，让我写一封申诉信交给他，他说：“我现在说话也不一定有用，你交给我，我转给北京市委试一试。”过了一段时间，耀邦同志对我说：“你的信我转给北京市委吴德，请按政策解决，市委办公厅来电话告称，你的事得等着刘传新研究答复，现在刘不表态，还得等着。”他又劝慰我，现在好多人的问题不是都拖着不解决吗？比你问题大的人也不少嘛！没解决，就是拖着不办。拖就拖吧，个人着急也没有用。他还说：“我现在只是人家找来诉诉苦我听着，耐心劝劝，有的替他转转信，有的能起作用，有的不起作用，我也只能听之任之。你说话人家不听，着急也无法，无有回天之力。”他劝我这期间好好学习。在当时形势下，耀邦同志肯为我转申诉信，就是在替我讲话，我已感谢不尽了。我听从耀邦同志的劝告，也不再去求人，不频繁上访，就暂时安心做家务，读书学习。
顶住“四人帮”压力，关心众多受迫害的同志
当时，耀邦同志身居斗室，一心读书，思考问题。来访的老少同志推门就进，他都热情接待，诚恳谈心；有的老人拄着拐杖被人扶着来找他，有的年轻子女哭诉父母及家庭的遭遇，他耐心听，诚恳劝告；有的写申诉请他转送，他带着花镜认真看，及时转。在那时，他说自己没有工作是个“闲人”，可他何时闲过？就在那年月，他温暖了多少同志的心，为多少受委屈的同志办了有益的事，有谁能说得清？仅就我联系与他见面的人就有好几位。有一位舒光升同志，当时曾遭受过批判、毒打、关押，后又下放。他是一位在公安工作上做得很出色的同志，对刘传新“彻底砸烂公检法”思想感情上不通。我约他见了耀邦同志，耀邦与他热情谈心，诚恳劝这位同志要看得远些，要有信心，现在好好学习，冷静思考。这位同志深受教益，下放在一个纺织机械厂后他深入车间，做出了成绩，不久“四人帮”倒台，他重返分局，以后又到市局领导岗位。谈起往事，他深深感激耀邦同志的帮助和教诲。
由于耀邦同志对众多同志的关心，“四人帮”及其打手就放出风来，说耀邦同志家里是“黑据点”，是牛鬼蛇神聚会的“黑后台”，一时社会上沸沸扬扬，流传很广。我从老同志处听到风声，就去告诉耀邦同志，他听后一笑置之，说：“我现在无权，说话没人听，我算得上什么后台，也没资格做谁的后台。连你那不算问题的事，我转封信都解决不了，有一次我见了吴德也说过，不解决，有什么用？人家来找我反映一下情况也不允许吗？不要理社会上刮的风和怪论。”这就是耀邦同志敢说敢做的为人，自己做得正，就不怕说影子歪。他与同志谈心，都是从党的原则上启发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从不搞阴谋，不谋私利，他也就敢于顶着狂风逆流。
耀邦同志与我坐在小板凳上语重心长谈学习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形势趋于缓和。有一次我去耀邦同志家，可能对待他也宽松些了，中间院的北房已腾出，家中正忙着从后院往中院搬东西，打扫收拾北房。见搬过来很多的书，我跟着搬了一些，就与耀邦同志坐在廊檐下小板凳上休息。我说：“您的书这么多，且多是全卷的，整套的。”他说：“我的钱大部分用于买书了，没办法，看书是我一生惟一的爱好和愿望。现在闲下来，更是想抓空补补课多看看。”我问：“整卷的马列书、史记等您都看过了吗？”他说：“我过去断断续续地看过，现在有时间集中系统全面地看，再通读它一遍。你现在没有事，机会更多，就更应抓紧多看。”我说：“现在干完活儿，就记点流传的陈老总的诗词，整卷看书引不起我的兴趣，看书对我已无所谓，没有什么用了。”耀邦同志严肃地说：“为什么？怎么连对读书都无所谓了？”我解释道：“以后我的生活都不知如何过，有今天不知道明天，凑合着过，读书，不也无用吗？”耀邦同志加重口气说：“这种看法不对头啊，是近视、短见的看法。生活上越迷茫，方向、道路看不清，越要多看书，多思索。方向一时看不清，越要看书思辨，不能适得其反。方向错了，会栽大跟头。我理解你的苦恼和难处，但只能等待，只能耐心，形势也不会一成不变，永久不变，自己决不能糊涂着过，凑合着过。”我又请教他该如何学习，他再三讲“要吃透精神”，“首先要钻进去认真反复学，要学习其精神，领会其精神。还要认真思考。结合实际，结合自己实践和生活，结合发生的一切，对照理解其精神，要提出问题，要问为什么，然后得出正确的判断，辨别是与非，对与错，真理与谬误，实情与谎言。”耀邦同志还针对已发生的林彪事件，和我情绪上的悲观，讲了他对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观与事物的辩证法的认识。他又讲了革命中的困难与挫折，经过努力又可转化为胜利前进。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还有来向我诉说的同志，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和苦痛，但这点难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党的大批干部，连参加红军、走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敌人上面轰炸、不知明日死活时，都没有动摇过，没有丧失信心，眼前的苦头又算什么。”他坚定地说：“要相信党，要相信事物的转化，假的早晚会戳穿。林彪猖獗一时不可一世，不也被戳穿了吗？”耀邦动情地说：“我现在常劝找我谈心的同志，我最大的担心，深感最大的悲哀，是自己对前途和命运失去信心。像你连学习都感到无所谓了，这样的混日子是糊涂的，不清醒的，一定要尽快改。”
这近一个多小时坐在小板凳上的谈心，对于我是一次真正幸运的机会，以后再也没有这样机会了。我当时只是觉得耀邦同志讲得诚恳、深刻、透彻，促使我改变了消极混日子的情绪。直到“文革”结束后，耀邦同志出来主持党中央工作，特别是在拨乱反正艰难时刻，他以非凡的决心与勇气，果断与智谋，带头组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禁区，闯过一道道难关，这时我才深刻认识到他在小板凳上谈的那一番话，表明他早已完成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他在实践上的果断和魄力，正是源于他对真理的坚定追求和对事业的坚定信心。
平反后，送给耀邦同志一盒巧克力糖，永生难忘与耀邦共度除夕夜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这炸响的春雷，为我们这些受迫害者带来了第二次解放。不久，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原来“阶级异己分子”定性的结论不能成立，恢复党籍，恢复公职，户口从外地迁回，补发工资。我提出希望调外单位工作，得到允许。
我去公安局领了工资，当时百感交集，想起这十年种种磨难，想起了真诚帮助鼓励过我、平等对待我、告诉我要挺住坚持活下来的胡耀邦同志。我在东安市场买了一盒巧克力糖和一盒点心，骑车到富强胡同耀邦同志家中。时近中午，他已坐在外院东房要吃饭，我将一盒巧克力糖送给他。他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给我送吃的？”我说：“耀邦同志，我的事彻底解决了。您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送您一盒巧克力糖，这是我和孩子一点心意，不是给您送礼。”说完我就哭了。我哽咽着说：“您在我最困难时，感到绝望时，给我的勇气和力量，是一盒糖能报答得了的吗？”耀邦同志听后高兴地说：“啊！这是好事，你的事解决了该好好工作了，为你，为孩子们高兴，这糖我吃了。”我打开盒，他吃了一块。李昭同志进来，听了也很高兴，我再三表达我和孩子的情意，李昭同志说：“我为你全家高兴，这礼破例收下，也算是祝贺。”老两口再三让我吃饭，我说要赶回家去，收拾一下，一两天回农村迁回户口，以后再来看你们，即告辞离开。临走前，耀邦同志又嘱咐：“把家安顿好，回来好好工作，你已不再年轻了，不能再耽误了。”他还说：“对过去整过你的同志，要会理解、宽容，不要记嫌记仇，要争取一道共事，有些人也是无辜的，教训各自吸取。”我告诉耀邦同志我会这样做的。
后来，耀邦同志出山主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工作，参与中央领导工作。我工作快一年了，正赶上农历除夕，我想去看望耀邦同志。好多老同志称赞他出来大刀阔斧工作的政绩，还传闻他要到中南海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我想他进了中南海，见他就难了，想趁现在再去看看他。我买了只热烤鸭，加快骑车赶到富强胡同。当时，天色已黑，家家在忙年夜饭。我去了那里，正赶上耀邦和李昭同志在前院餐室。家人出去了。做饭的大嫂也不在，我把片好的烤鸭等现成食品放在桌上。耀邦同志就问：“为什么又带吃的？”我说：“想和您一起过个除夕夜。”耀邦同志仍不高兴地说：“过年可以，为什么还带吃的？”我说：“这不是打倒‘四人帮’后有意义的春节吗？以后想给您带，也不一定能见到您了。”我又半开玩笑地说：“我不带鸭子，带四个螃蟹来请您，您也得与我一起吃了不是吗？”耀邦同志也笑了，说：“祝贺你的平反，回北京工作，我们聚会一下。”请李昭同志拿出瓶茅台酒，愉快地说：“现在刚好没什么事，我们一起喝一杯。”我举杯祝耀邦、李昭同志春节愉快，身体健康。边喝酒，边畅叙，他不问我的具体工作，也不谈他主持的工作，只是高兴地畅论天下大事。
他说道，现在要做的事太多，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大家心情舒畅地为党工作。还劝导我不要有任何埋怨情绪，全党和个人都要总结教训，往前看，好好工作，不能再耽误时间，也耽误不起。我说您在困难时那么系统地读书，也教育我去做，现在又工作了，证明读书不是无用，您有预见和远见。他说：“那时我不管他们怎样，无论多忙我必抽空读书，把马列的书系统读了一遍，这对分析思考问题，对研究国内外大事大有益。”
他又问我去农村没有，我说办迁回手续时，回村告别了乡亲，乡亲热情欢送我。我说农村太苦了，不停地斗争，生产没人抓，自留地不许种，就靠着几只鸡下蛋换点钱做零花，何时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呢？耀邦同志为之动情，他说：“我们党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现在的建设也可能先从农村抓起，让农民摆脱困苦，先富起来，也许是又一次从农村到城市。”他还谈了农村建设和发展，说：“不要忘记农村，中国幅员广阔之处在农村，中国的大舞台在农村。中国人口那么多，城市容纳得了吗？人都挤到城市怎么成？一定要建设好农村，要建设发展乡镇、小城镇。乡镇逐渐形成规模，星罗棋布，将众多农民吸引到小城镇，以城市带动星罗棋布的乡镇，带动农村，形成网式的格局，也许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模式。但要经很长的时间，经过不断的摸索和调研论证，我只是即兴有感而言。”他还说：“好多干部，好多同志不必要光留恋城市，在农村，在城镇必是大有可为的。”我被他动情的畅叙所打动，为他描绘的农村大好发展前景所吸引。我想，他心里装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与未来，装着十亿人民，特别是众多的农民，就在他欢度除夕的时候，他心绪稍为悠闲的时刻，他心里所想，他的有感而言，又何尝离开过人民，他心里装的是曾深受苦难的人民。他，心中没有半点掺假的私心，这就是我亲身体验到的、感受到的耀邦同志身上的可贵品质！
后来话题又回到我的平反上，耀邦突然把端起的酒杯放下，面色凝重地说：“你们单位平反落实政策是快的，从全国来看，该有多少万需要平反的同志啊！可是，这其中的阻力和难处有多大，谁人知晓啊？这些仍在受苦的同志和家人，今夜的除夕，他们家能欢快起来吗？这个问题，不论难处有多大，靠党中央的支持，靠全党的努力，必须要下决心解决且必须尽快地解决，不解决，我的心也不安，酒也喝不下去啊！”
我们畅叙近两个小时，时间已经不早，我请耀邦同志休息，他说还要给几位老同志去打电话祝贺春节。我起身告辞，恋恋不舍地说：“听说您可能搬进中南海，以后要见您可就难了，机会也少了。”耀邦说：“以后也许见面少了，但不管搬到哪里，不管多忙，我还是我。如有事，可让李昭同志告诉我。”“我还是我”，这不正是耀邦同志那种平易朴实的本色吗？
中南海，与总书记匆匆晤面
约有几年时间，没有见到耀邦同志。这时他身为党的总书记，日理万机，为拨乱反正，坚持改革开放倾注了全部心血。
这期间，我曾调到煤炭部外事局从事联络接待工作。当时，第一个投资上亿元与中国合作搞山西省平朔露天煤矿开发项目的美国石油富商哈默博士，两次会见邓小平同志，我有幸参加联络接待。邓小平让我联络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与哈默博士会见。我是陪同联络接待的处长，坐在远处，见胡耀邦同志谈笑风生。会见结束，安排一起照相合影。照完相，耀邦与友人握手告别后，他老远认出了我，挥手招呼我，我赶紧上前与他紧紧握手。他的音容笑貌依然，亲切之情依然，职位那么高，还是那么没有架子，反倒是我有些紧张。我说：“好长时间见不到您，您工作很忙吧？”我告诉他我在做煤炭外事联络工作后，在忙哈默博士的接待，还应邀去了一次美国。他听后笑了笑说：“好好学习，还出国见识一下，不然什么也看不到了吧。”还问孩子们现在都好吧？我说您一定要注意身体。他说我现在睁开眼睛就是文件，就是会议，一天到晚地工作，我的责任只能如此吧！几分钟的谈话，在陪同警卫的催促下，就此热情地握手告别。
这短短的中南海晤见，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竟是与他最后的一次相见！我总期望着有再见到他的机会，万万没想到，我再见到耀邦同志竟是灵堂前的遗像，不是爽朗可亲的声音与笑容，而是灵堂前吊唁人群的失声痛哭。
从此以后，我只是在春节时去看望一下李昭同志。我每次去，她都像以前一样热情接待我，问询孩子现在如何。在客厅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仰望鲜花簇拥着的耀邦同志的遗像，觉得他仿佛也在凝视我，使我心灵震颤。他为了党，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我身受过他的恩泽，此时真是千言万语道不尽哀思。最大的慰藉在于我深信，耀邦同志是活在人民心里，直到永远。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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