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二元思维

2003-05-15 作者: 陆 德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3年第5期 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二元思维 作者:陆 德 ]

与父亲陆定一多年接触,对他提出“双百”方针中的一些思想,有一些理解。

父亲是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讨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长篇专题发言中提出“双百”这一思想的。在当时较“左”的大政治环境下,父亲提出,要允许学术性的、艺术性的、技术性的问题自由讨论,要与政治思想的问题分别开来,提倡它们蓬勃发展。这一主张,被毛主席在第二天的总结中肯定,其“双百”的名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由陈伯达提议的。

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正式对外宣布此为党的“双百方针”。5月26日,父亲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全国科技、文艺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专题报告,全面阐述了党的这一方针。

46年的历史风云过去了,逝者如斯夫。但重读父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依然觉得颇具新意,处处迸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父亲在建国初期,即提出这样杰出的主张,从历史、政治和思想环境的角度分析,确属不易,值得很好借鉴和研究,特别是对他提出这一主张的主导思路和理念的研究。

父亲提出“双百”,有他的多种论点和想法,多数已经在他的讲话及学者们的分析研究文章中写出。但父亲对“双百”的解释,还有一个重要的思路,这就是“二元论”的观点和对“第一性”、“第二性”及对“有为”、“无为”等观点的阐述。

回顾父亲晚年与我的多次交谈,现把他的这一观点汇总整理出来,呈献给社会,以示对父亲的怀念。

父亲讲:就像列宁在“企管二重性”中所指出,科学技术和管理都有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两重性一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同样存在着“二元论”的概念。学术性的、艺术性的、技术性的问题,在它生成、发展和消亡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

父亲讲: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故有它的“社会属性”。但是,任何科学和技术,又有它的“自然属性”——它必须要符合其客观的规律,符合自然规律性。原子弹、氢弹,只要研制它,就要符合聚变、裂变的规律,不遵照这一规律,哪怕你是社会主义,也造不出两弹来。对这些属于“自然属性”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不能拿意识形态的东西去乱套。凯恩斯的经济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泰罗的企业管理理论,梅奥、马斯洛等人的行为科学管理,摩尔根、孟德尔的遗传基因学,西方的计算机技术,医学中的西医及中医等等,这些,都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但其中有许多符合社会实践和科学进步的东西,我们是“废弃”还是“扬弃”?牛顿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唯心论者,别人问宇宙是怎么动起来的,他讲是上帝踢了一脚。是否因为他是个唯心论者,“牛顿力学三定律”我们就应废弃呢?牛顿是唯心论者,但是在“三定律”的研究上,牛顿是唯物的,因“三定律”反映了力学中自然属性的规律。我们应用它,首先是看它是否符合科学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属性”。(即使是对资产阶级,也不能说人家就不懂科学,好像一戴上“资”的帽子,就什么都“臭”了。)我们应该坚持马列“二元论”的观点,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这种“单元论”的观点,来对待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发展。凡是科学技术的东西,它的正确与否,只能从实验中、从实践中去验证,而不是其它。

之所以提倡要把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与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区别开来,就是不要把学术、技术上的不同学派和不同的意见,简单地用政治思想标准去武断、去压制。对“自然属性”的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百家争鸣,科学论证,来鉴别真伪,扣政治帽子是无用的,只能压制了科学、艺术的发展。

父亲说:在建国初期,我提出这一主张,是冒了一定风险的,但我有责任提出来。

春秋战国,虽属战乱,但却是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百家争鸣”的局面;秦王朝虽一统天下,但却是“焚书坑儒”,文化艺术出现衰退。为什么?因为,对任何学术性的观点动不动就要被扣上“扰乱朝纲”的罪名,形成了“文字狱”。16世纪,西方的布鲁诺宣扬“日心说”,被罗马教皇干预,活活将他烧死,使哥白尼的正确观点,延误了70多年才被逐渐认识。纵观历史,凡是把政治干预强加于学术研究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出现过同样问题。

解放后,我们也有类似教训,如“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凡在政治上被定为“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或“走资派”的,认为他的一切言论、观点和著作就都是反动的了,哪怕是符合科学规律、符合自然属性的观点言论,也一概反动。

所以,对学术性的、艺术性的、技术性的问题,必须要坚持用“二元论”的观点来分析、对待。要允许自由讨论,只能用科学的实践,来证明它们的真伪,而不是去扣政治帽子。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优于其它以往任何社会制度的一种社会,它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应该优于其它社会制度才对,否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尽到历史的责任。

父亲讲:我提的建议中,除了不要随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学术界内部,也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一视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讨论,在学术上不要压制、歧视对方。这是对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当然,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学者们在学术的研究过程中,会存在真科学、伪科学及唯心论、唯物论之争,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辩论、争鸣的学术环境,而不是政治斗争的环境。这两种“环境”是不同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能有几人?不能说暴露出些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论,就要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手段,特别是对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压是压不服的,“士可杀,不可辱”,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要他们服,只能用事实说话,用实践和实验去说话,这是鉴别它是否符合“自然属性”的唯一方法。所以,对待学术界的不同争论和不同观点,不能用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这是其一。其二,真伪科学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就像市场经济中的若干经济手段和若干理论,它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会被“优胜劣汰”、“自然淘汰”一样,真伪科学应当在学术研究、竞争、争论的环境中,以及在社会的实践和应用中,被优胜劣汰,被自然选择。就是说,科学和学术的生成、发展和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性。这是远比用政治干预来“揠苗助长”作用大得多,而副作用小得多的自身规律。我们应重视研究的,是这种自身规律,而不是只重视政治干预。除非它触犯法律,危害国家安全,可动用专政和法律手段。

是不是说凡对科学和艺术动用政治干预,都是不对的?不是!“社会属性”是它的两大属性之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冲击了社会,社会也必然对它有所反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个干预的“度”和标准。干预的目的,是要促进其健康和蓬勃地发展,如果是促进其衰退了,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这种干预就错了,就要反思。对科学和学术的问题,轻易动用运动和斗争的手段,是没有长期效果,也达不到目的的。

父亲解释说:在科学和学术上,为追求其自然属性而进行的争论,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同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彼消我长的斗争,显示出它的排异性。而学术观点的不同争论,都是从不同角度为探索、追求同一自然属性这一共性目标,其结果往往是“殊途同归”,不同观点最终达到统一认识,兼容并取、优势互补,或出现新的边缘科学。这种争论,促进了科技和学术的发展,显示出它的共融性。一个是排异性,一个是共融性,这两者的性质和特点是不同的,对不同的特点,就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西医可以治病,中医也可以治病,最好的处方是“综合治疗”,而不是“排斥它方”。对于科学和学术间的争论(争鸣),采用“百家争鸣”是促其发展的,而采用政治斗争的态度和手段,显然是欠妥的。

父亲讲:当时,他虽然提出了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的主张,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还理不清,有偏“左”的认识,是周总理教育了他。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把世界观作为评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双百”方针就完全解释透彻了!

父亲讲:就政治领域而言,我们尚且提倡“政治民主”,提倡“民主集中制”,不搞“家长制”,不提倡“一言堂”,何况在学术界、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就更应该提倡学术民主。没有“双百”方针怎么成?!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健全党内肌体的好方法,执政党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发现和清除自身的缺点,但是,必须要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前提,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言者无罪”,谁还敢提不同意见?庐山会议,彭老总不就成了“反党分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同于政治领域,但同样需要出一个好的政策,解决一些紧箍和阻力,去鼓励它们发展。

父亲讲: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他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科学、学术领域,能创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

父亲讲:作为一个执政党,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针,是要去创造出一个适合科学、文化艺术蓬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如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如党的“双百方针”等等,要在这些大的方面“有所作为”,而对具体的学术、技术性问题,则应提倡“无为而治”,应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个科学家、艺术家和团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有为”和“无为”,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讲,在诸生产要素中,人是最根本的要素,是活的劳动力。西方管理学中,把对人的界定,从单纯的“经济人”提升到“社会人”,直至最新的管理学,提倡在资源共享的前提下,管理模式要由官僚的“宝塔式”(层级式)向“扁平式”变革,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原则,是要给基层和底层更大的自由度和自决权。这些,都表明了“有为”和“无为”的变化趋势和辩证关系。我们是一个执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你都有为了,事事都代替了,别人就不为了,也无法为。

父亲讲:学术的、科学技术的东西,从总体上来说,说到底,是涉及到社会和生产力发展中的“方法、手段和工具”类的东西。小平同志讲,连经济体制——市场经济,都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用了它,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处。西方培养的高级经济学家,都是要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其目的是为缓解劳资矛盾,巩固资本主义体制。所以,这些“方法、手段和工具”,是人类在社会和生产实践中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是社会的财富,每个社会都要借鉴、利用的,只是用的目的和方式不同、效果不同而已。

当然,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另一种属性,即它的“社会属性”,科学和技术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没有了属于“自然属性”这第一性的科学和艺术成果,你拿什么去服务于社会?哪还有它的什么“社会属性”?早已不存在了!所以,首先是要鼓励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蓬勃发展,然后是怎样能让它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为怕几株“毒草”出现,就一概限制其发展。毒草终究会有的,但它是局部问题。冬天倒是不长毒草,但永远也迎不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有了毒草再铲除嘛!我们不是有“六项标准”(注:指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辨别鲜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吗?可以说,“六项标准”就是鉴别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社会属性”标准。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学说,不仅要重视对它二元论的研究,还要认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没有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哪会产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有的同志只讲“单元论”,有的同志把“二元论”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关系倒置,只讲转换,不讲第一性,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父亲讲:你看列宁是怎样分析泰罗制的,列宁讲:泰罗制有两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最巧妙的残酷剥削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果。这就是列宁的二元论分析方法,一是“社会属性”,说它是资产阶级剥削的一种手段;一是“自然属性”,说它是一系列的科学成就构成的管理方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东西,首先要研究它的科学性,这就要给它创造出一个可供研究和发展的良好条件和环境,让它尽量多出成果。伪科学不是科学,要揭穿它,也须通过科学论证。泰罗的企业管理方法,被无产阶级掌握,就会成为提高社会主义劳动生产效率(而不是剥削)的手段。同样一种工具或手段,被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利用,目的和效果是不同的,这就是它的“社会属性”。但是,首先要让它出成果。你拥有和掌握了这些工具和手段,才能为你服务。西方是把科技和学术成果都看作“有价”资产的,许多成果,你拿钱都不会卖给你。我们的一些同志难道就不懂“取他山之石以攻玉”的道理吗?还要去自己压制自己的发展。“双百”方针,就是为了给科学技术和学术界创造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大环境。

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说以前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个是封建主义的,那个是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承认,一切要“从零开始”,没有了基础,哪有社会主义?“一切从零开始”,对体育比赛可以,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不能说“从零开始”,而应说“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古人曰:“不积跬步,难以进千里”,就是这种道理。社会在不断进步,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科学、认识,无止境,我们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上还有很大差距,这些,都“拖”不起呀!不提倡“双百”、没有马列的“二元论”分析观点,对人类文明,就不可能有很好的继承与发展。

父亲讲:当时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涵盖了“二元论”的思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教育的根本性质,是它的“社会属性”;“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它的价值取向,除此不会有真正的知识,是它的“自然属性”。

父亲又讲:他提出允许文化艺术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提出“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提出要把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研究“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主张,是严格界定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学术、技术、艺术领域的,不要乱套。如套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等等,有些原则是不完全适用的,不能混淆。

父亲出身于知识分子,比较了解知识分子,他遵照老祖宗“二元论”的思想方法,提出的关于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百”方针,这种以“二元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分析而提出的发展方针,我以为,今后不管是在有阶级社会或无阶级社会,都是适宜的。

我还认为,毛主席所理解的“双百方针”,与陆定一所提的初衷,在认识上是有区别的。“反右”斗争中,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老人家又将学术性、技术性问题的争论,看作是阶级的争斗,回到了“单元论”。更甚者“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以政治和专政的手段来虐待文化和科学技术,致使许多专家学者被迫害、关押、蒙冤受辱,众多科学成果和文化遗产被焚烧、捣毁,贻误了两代人。孰是孰非,只有请历史和理论学家来判断评说了。

最后,我以父亲在“双百方针”发表30周年时,所写纪念文章中说的一段话,来结束此文。

陆定一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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