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
[ 2003年第6期 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 作者：谷 鸣 ]
抗战的1938年初，在武汉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发起了拯救难童的母亲行动。时任中共长江局委员、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多次参加有关座谈会，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中未公开身份的女共产党员安娥、陈波儿、曹孟君、沈兹九、徐镜平、杜君慧以及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四处奔走，争取支援。在多方努力下，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于1月24日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推举李德全为主任委员。当时很多人希望孙夫人宋庆龄来领导保育会，但考虑到推动国共合作和更有利于工作开展，邓颖超请刘清扬、史良和沈兹九去见宋美龄，希望她来主持保育会。宋美龄接受邀请，同时提出将保育会隶属于她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而这个组织的基础即是她先前创办的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正式宣告成立。宋美龄在会上作了题目为《谨为难童请命》的讲话，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拯救难童义不容辞的责任。会议选出了包括国共两党和无党派在内56名妇女界人士为理事。会后，宋美龄特意会见了邓颖超，表示要“真诚合作，全力抢救难童”。
3月13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昌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选出17名常务理事，5名候补常务理事。后来在9月中旬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上，宋美龄、李德全被一致推选为正、副理事长。为争取多方支持赞助，扩大影响，会议还聘请了286位名誉理事，其中包括国共双方的领导人、军政要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香港和侨界人士、国际友人和驻华使节等。
战时儿童保育会一成立，即面临两项紧迫的任务：一是募捐；二是抢救战区难童，建立保育院接收难童。由于当时国家所处形势和政府财政状况，拯救难童的经费基本上靠募捐。按每个儿童每月最低生活费5元计算，全年需60元，面对千千万万要救助的难童，所需经费可想而知。在保育会成立前后，已不断有各界团体和人士为难童踊跃捐款，上至名流，下至百姓，都表现出了炽烈的爱国之情。这期间，为募捐而多方奔走的黄琪翔将军夫人郭秀仪，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和女儿冯弗伐贡献尤为突出。从3月10日至4月12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募款总计94845.23元，其中宋美龄个人捐款英镑10镑、美元15元、现款26389.63元，数额居首位。
1938年4月底，中国军队在徐州、郑州一线奋力抗击日军，战时儿童保育会即派出两路精干人员前往战区抢救难童。一路由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带队，奔赴徐州、台儿庄地区；另一路由保育委员会副主任唐国桢和宣传委员会委员徐镜平率领，到达郑州和开封一带。她们历尽艰辛，先后抢救出400多名难童，从枪林弹雨中撤退至武汉。1938年3月，保育会在汉口原日本同仁医院建立了临时保育院，以后陆续接收了550多名难童。5月1日，临时保育院举行正式开院典礼，蒋介石、宋美龄出席了典礼。
战时儿童保育，只是宋美龄整个抗战时期工作的一部分。她以所处的显要地位和充沛的精力，在多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参与空军建设，争取国际援助，慰问伤兵，救助难民。特别是在妇女工作上，更是体现了她的领导意识。1938年5月底，宋美龄以个人名义在庐山召开了妇女座谈会，邀请40多人参加，包括中共代表邓颖超、孟庆树，国民党方面的沈慧莲、唐国桢、陈逸云，救国会代表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安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张蔼真、陈纪彝、邓裕志，妇女界知名人士李德全、吴贻芳、俞庆棠，以及各地妇女代表雷洁琼、熊芷、张素我、曾宝荪、劳君展、杨崇瑞等。会上宋美龄提出，以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全国性总机构。经各方协商，会议通过了沈兹九起草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新运总会妇指会进行了改组和扩大，下设九个组和一个联络委员会，宋美龄仍任指导长。
从1938年4月起，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各地分会和保育院陆续建立起来，接收难童。到1940年3月先后有江西、安徽、广东、四川、香港、福建、贵州、广西、成都、浙江、湖南、山西、陕西、陕甘宁等分会成立，下辖37所保育院。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也有9所保育院。另外还有接受总会领导、由基督教会创办的贵州伯特利保育院；由刘王立明为纪念为国捐躯的丈夫，个人创办的湛恩儿童教养院等。总计收养儿童15000多名。1939年10月20日，宋美龄在重庆求精中学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保育院长会议，会议交流了保育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加强保育工作管理的各项决定。宋美龄还数次亲自视察保育院。1938年12月25日，在广西桂林遭到敌机轰炸的第二天，宋美龄就在保育总会副理事长李德全和广西分会理事长郭德洁的陪同下，视察了桂林第一保育院。1939年8月28日，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孔祥熙、宋霭龄和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参观重庆歌乐山川一院。1940年2月，宋美龄赴香港短暂休养，特意视察了香港保育院。尤为难得的历史镜头是：1940年4月3日，宋氏三姊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一起来到歌乐山的川一院，与孩子们共度儿童节。
1938年5月，日军对武汉轰炸加剧，保育总会开始分批将汉口临时保育院的难童由长江转运入川。6月保育总会在宜昌设置接运站，接送入川难童，由方雪琼、徐镜平负责。她们冒着敌机轰炸，克服运输船只紧张等困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至1940年6月宜昌失守前，成功转运汉口临时保育院和其他保育院的难童，以及在沙市收容的难童和在襄樊抢救的难童总计15000多名。1939年春末，日军向鄂西北第五战区进攻，均县保育院处境危险。院长罗叔章向保育总会请示后，带领500多名难童向重庆转移。一路上得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大力援助，经宜昌转运站安排，乘民生公司轮船于30日到达重庆，正赶上敌机对重庆大轰炸，根据总会指示，马上又向江北大田坎转移，路遇宋美龄车队，宋美龄了解情况后，立即帮助拦截车辆，又让随从找食品给孩子们充饥，师生们乘车顺利到达大田坎。后来在1940年，香港保育院向贵州转移。1944年日军发动湘桂战役，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保育院纷纷转移。每次转移，保育院师生们都要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艰难跋涉。
战时收养的难童实行“保教合一”，把他们培养成为抗战建国的接班人。宋美龄指出：“现在孩子们无家庭教育，全靠保育院，我们是对他们负了相当责任的，我们应使他们自动的有能力的做一个国民，才不负社会及捐款人的希望。”保育总会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主持制定了保育院“教导实施大纲”，保育总会据此编写了教育保育生用的统一教材《抗战建国读本》。各保育院首先强调“加强儿童的民族意识，增强其国家观念。”要“培养报效国家民族的英勇坚毅、刻苦耐劳的新生一代国民。”在具体方法上，劳动教育，职业技能培训，集体生活和健康卫生习惯的培养，针对“问题儿童”的措施等，都是十分有特色的教育实践。宋美龄在保育院长会议上提出过具体意见：“一是必须注意儿童的健康和生活习惯，二是我们要培养儿童的人格和启发儿童的义务观，三是我们要使儿童们知道国家的困苦和物力的艰难，要使他们特别刻苦和节约。”从1938年3月到1945年12月，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和分会所属的各保育院共收容教育儿童29849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长为国家各个领域里的杰出代表和合格人才，以自己的勤奋工作来报答当年含辛茹苦养育他们的妈妈们。
战时儿童保育会集合了中国妇女界的精英，共赴国难，拯救难童，为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一直有不合谐之音，国民党右派的触角也伸进了保育会。在总会，据保育会总会理事、秘书处干事赵一恒回忆：“一到开会讨论经费的事，几个国民党人就拼命吵，说是不能给陕甘宁边区的保育院经费了。宋美龄不表态，我不怕鬼神，拿出记录说：‘每三个月发一次经费，凡是保育院，都享受平等待遇。’坚持要给边区保育院经费。”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各保育院一批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纷纷撤离。宋美龄在对待保育院内国共双方的矛盾时，保持了一种中立的姿态。因为她心里清楚，凡是被认为是共产党或左倾的保育院院长和老师，也都是全身心投入保育事业的人才，在她出面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事业中成绩卓著。例如宋美龄曾在第一届保育院长会议上公开表扬直一院院长罗叔章，说她带领500多名难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两千里跋涉，从湖北均县安全转移到重庆，是立了大功的。
从整个战时儿童保育事业来说，宋美龄的领导确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由曹孟君主编的1946年第1期《现代妇女》载文说：“全国保育工作，都在蒋夫人的领导之下。这是保育工作尚能有一些成果的最有关系的事情。因为有蒋夫人在上头，有些从政治上来的困难就比较好避免一点。”1988年，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邓颖超致函宋美龄，信中说：“回首当年，国难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战，促成国内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弘扬抗日民气，救助难童伤兵，厥功至伟。”如今65年过去了，当年保育总会的理事，多已作古，而理事长宋美龄已是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岁老人，被她参与救助过的众多难童，也大都年过古稀，他们衷心祝福他们的蒋妈妈健康愉快长寿。（责任编辑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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