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敷仁与《老百姓》报
[ 2003年第6期 李敷仁与《老百姓》报 作者：傅国涌 ]
在中国报业史上，李敷仁和《老百姓》报具有独特的魅力，在面向识字不多的底层读者的通俗报纸中，迄今还鲜有一份报纸曾攀上这样的高度，今天知道的人恐怕已不是很多了。
李敷仁原名文会，字敷仁，生于陕西咸阳县北杜镇一户贫苦人家，1913年考入咸阳县立高等小学校。1922年，他考入西安第三中学，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之一，参加了省学生会的工作，领导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1928年8月，他在上海一家叫《生华》的期刊编辑部做编辑、校对，边学边干，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新闻事业，为他以后办报打下了一些基础。当年他应邀回到西安，在国民党省党部宣传科当助理干事兼《中山日报》校对，后升任宣传科长、报社总编辑，写过《地皮将透的咸阳》、《虎口余生记》、《空前的大荒旱》等文，指出“天灾的原因是人祸——人祸就是军阀！”
1931年6月，在杨虎城资助下，李敷仁东渡日本留学，1932年3月，回到陕西后，先后在省立二中、汉中五师等学校教公民课，一干就是十多年。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他写了《以鲁迅的话悼念鲁迅》一文：
他像个莽原上奔流的壮丁。他瞧见许许多多的死魂灵！在热风冷草中彷徨，瞻仰着桃色的云，南腔北调地吟风弄月，他更瞧见坏孩子盗表，青年人苦闷的象征，工人绥惠略夫。他于是以自由之笔，在夜的故乡里，朝华夕拾，作成狂人日记，尽量地呐喊，要救救孩子！……
1937年7月，他被陕西省教育厅派到国民党举办的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10月，他却在西安师范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其实他早于1932年起就被国民党列入了黑名单。
1937年11月12日，在“七七事变”以后的烽火硝烟中，李敷仁和一群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办起了《老百姓》报，创办资金仅仅是两个新生儿满月的一百多元喜酒钱。这是他一生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在第二期的刊头语中，他阐述了办报的宗旨：“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以后他在1946年写的《忆〈老百姓〉报及其与读者的结合》文中说：“报纸要交给人民，成为人民的报纸，说老百姓心中要说的话。”
《老百姓》报是周报，先是八开两版，后扩大为四开四版，内容有社评、评述、一周战事、社会情况、名人传略、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老百姓》报一共出版了113期，到1938年创办一周年时，共发行了100多万份，行销国内13个省，是全国影响较大、特点鲜明的通俗报纸，而且美、英、苏、法、加、瑞典、匈等国都有订户。
在李敷仁主持下，《老百姓》报以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辛辣、犀利的笔锋揭发贪污，痛斥奸商，宣传抗日，嬉笑怒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产生了其他报纸无法起到的作用，不仅替老百姓说了不少话，老百姓也说了不少话。《老百姓》报因此被誉为“人民喉舌”，老百姓亲热地称《老百姓》报和编辑是咱“老百姓”。李敷仁索性以“老百姓”作自己的笔名。李敷仁的文章常常切中时弊，击中要害，1938年10月24日，他在42期发表社论《反对隔桌子打人》：
而今是民国了，老乡！不要说以民作主，就是拿官来作主，试问老百姓跑光了，你能打日本、建立新国家吗？你连白蒸馍都吃不进嘴了！孔夫子说：做官人要“使民如成大祭。”孟夫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皇上不值一个“大板儿”。前次国民政府到汉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家商量好的议案，马上下令全国各省县政府，“如有违法滥权，侵害人民”，老百姓得依法上告或请愿，总要叫老百姓不吃亏才是。这是多么替老百姓操心的公事，所以我们大声喊叫，反对“非刑拷打！”“反对隔桌子打人！”
在《老百姓》报存在的不到三年中，它就经历了三次大收买、两次大分化。一次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后来是行动委员会和胡宗南的战干四团。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政治部、陕西省党部先后找李敷仁，请他干一份兼差，还继续主编《老百姓》报，他谢绝了。收买分化不成，等待着他们的就是禁止发行、检扣稿件、上黑名单、逮捕编辑（常奋、董秋儒、佟添等三位青年为此坐牢，有的被迫害致死）等等，先是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是战区政治部新闻检查所，一字一句都要经过检查，目的就是要置《老百姓》报于死地。
1940年4月6日，《老百姓》报就预感不妙，在112期刊出紧急启事，称“现一面交涉一面出刊”。4月18日，他们倒填日期“1940年4月17日”出版了113期，也就是终刊号，李敷仁流着泪连夜写出《与读者告别》文，回顾了《老百姓》报走过的曲折艰辛的历程，表示：
中宣部下令各省新闻检查所，调验报社、通讯社的登记证，《老百姓》在一九三七年冬季开刊时，只得到省政府教字一六六七一号指令‘准予发行’四个字，而登记手续，从此就屡办不成。以至于四月十八日接奉长安县转下省府令，即日停刊！
《老百姓》报的停刊对李敷仁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他对朋友说：“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1942年10月，李敷仁被派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国民党封官许愿，蒋介石亲自接见，并赠送签名照片，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动心。
1944年10月16日，他在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主办的西安《国风日报》开辟《农村周刊》，为老百姓大声疾呼。当地老百姓奔走相告，“老百姓复活了！”在11月12日发表的《勿谈国事》中，他说：
原来在前清的时候，……不管皇上多么混蛋，朝政多么黑暗，谁还敢放个屁！……后来孙总理起来革命，赶走皇帝，把专制政体改成“民主共和国”，就是说，国家大事应该叫老百姓来管，不应该叫皇上称孤道寡。……
现在世事变了，不但老百姓能够谈国家的大事，而且政府还要对这件事大加提倡；……大家越能谈国事，“国事才能变好”，大家也就能过幸福的日子了，反正国事是大家自己的事情。
好景不长，不过一个月零六天，到11月21日，《农村周刊》只出了六期就被绞杀。
1945年5月21日，陕西省教育厅所属民众教育馆创办《民众导报》，四开小报，每周一期，请李敷仁主编。《民众导报》继承了《老百姓》报的传统，语言通俗，笔锋犀利，详细报道了咸阳灾情、县长刘发珏贪污及当地人民惩办贪官污吏的要求，刘重金聘请律师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广告栏中逐条答辩。李敷仁亲自到咸阳农村深入调查，组织老百姓推出代表成立“控诉委员会”，还鼓动学生成立“咸阳旅省学生驱刘后援会”，召开“咸阳旅省同乡会”通过声援议案。这一切《民众导报》都作了报道。他以记者身份参加驱刘大会，刘终于站在了被告席上，当局也只得当场宣布将他撤职查办，退还赃款、赃粮。从此李敷仁的名字就更传遍了咸阳城乡，成为当地老百姓心中的偶像。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民众导报》出版了25期，在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下了功夫。1946年，当局开始追究《民众导报》的立场、背景及李敷仁和中共、民盟的关系。在当局的步步进逼下，李敷仁决定5月1日离开《民众导报》、离开西安。
但已经来不及了，国民党特务经过密谋策划，终于在1946年5月1日对他下了毒手。他们把李敷仁绑架到咸阳西北的苏家庄，向他开了两枪，第一枪没打准，第二枪从背部右侧射入，穿过颈项两动脉之间，重伤未死，被当地百姓所救。
李敷仁惨遭暗杀，引起各界抗议，西安各界组织了自卫委员会，教育界组成“五一”李案后援会，通电控诉当局的罪行。民盟中央向当局提出严正抗议。重庆、上海、北平等地新闻界、文化界也先后通电抗议。李敷仁随后去了延安。
1958年2月19日，李敷仁因“心力衰竭”逝世。（责任编辑刘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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