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识知冯雪峰
[ 2003年第6期 聂绀弩识知冯雪峰 作者：姚锡佩 ]
一
月白风清身酒店，山遥路远手仇头。
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
干校曾经天地秋，归从干校病添愁。
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
上述这首诗是聂绀弩在1986年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时写的，题为《雪峰十年祭（二首）》。 “月白风清”、“山遥路远”二词形象地写出了名如其人的雪峰严于律己、不畏艰险的高风亮节。不少人认为此诗颂扬了雪峰身在“莫谈国事”的酒店（社会）中，却一往无前地手写革命文章，不怕杀了自己的头，此即谓“手仇头”也！然而，审视全诗，我认为上述见解只是表达了绀弩“识知”雪峰“手仇头”的一个层面。令绀弩更为感叹、悲愤的手与头作对的事情，便是雪峰在革命阵营中所受的无数冤屈，为了顾全大局，写下了一些违心的文章乃至被迫检查。尽管结果他仍被无辜地开除了党籍，但他对党的忠诚丝毫不减，以莫大的勇气，决心书写一部由兴到衰的太平天国小说《小天堂》。诚如绀弩在《雪峰六十》中吟咏的：“酒边危语亦孤忠”，怎不让绀弩为这位有赤子之心的老友发愁？因为他们早已被打入另册，即使忠言，非但无人听，还言之有罪，故有“人不言愁我自愁”之叹。
第二首以“干校”喻文化大革命，雪峰深刻地感受到由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延及社会的自相残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目睹他曾为之奋斗半生的新中国竟是一片秋风肃杀的天地，怎能不忧愁？——“归从干校病添愁”，1976年1月31日他忧愤而死。虽说他死于肺癌，实为长期摧残所致。雪峰未死于敌人的枪下，却倒在各种“同志”的口诛笔伐中，怎不令人为之悲愤？又有多少像雪峰这样的“孤忠”之士，死于“自己人”的摧残？绀弩想起当年反清志士章太炎鼓励同牢邹容的诗句：“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不由问道：“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我最初读这首诗时，即为这一问语而震撼。因为它不仅肯定了雪峰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深深地引人反思：自辛亥革命以来，有多少志士仁人为了创造一个光明的中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1986年许多中国人思考的问题，而忠贞不贰的冯雪峰遭遇的悲剧性，更加深了这一思考和忧虑，正是：“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
二
文章注脚今天下，思想核心旧鲁公。
千手观音千管笔，一行和尚一行钟。
宋唐秦汉人揩眼，泰华嵩衡尔荡胸。
底事流离兼坎坷，万原上党又雪风。
这是绀弩《赠雪峰（二首）》中的一首，从诗的内容看，可能写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1967年冬绀弩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之前。因为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了阮铭、阮若英夫妇的文章《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6卷的一条注释》，完全否定了1958年对鲁迅（O.V.笔录）《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成因的注释，使30年代以来有关“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一场严重的政治问题出现在“天下”。不过，这次不是像1958年那样以一条偏向“国防文学”派的注释来批判冯雪峰（即O.V.），而是要借鲁迅这面大旗打倒原主张“国防文学”的“四条汉子”。至于1958年已被打成“右派”的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早就被戴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投入“牛棚”。绀弩的这首诗，正是对这种颠来倒去歪曲历史的愤慨，也是对历经流离坎坷的冯雪峰的信任和鼓励。他相信已看清历朝变故的雪峰，心中定能承受五岳风起云涌般的震荡，会明白这次新的灾难，乃中国大地刮起的又一次暴风雪。
对“两个口号”论争这一历史公案，绀弩自有看法。他对雪峰最初的亲身“识知”，即来自《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对他的指名批评。在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等所致的错误，那末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
这一批评无疑在绀弩的心灵激起不平常的波澜。记得1976年我第一次访问他，请教“两个口号”争论问题时，他刚从十年监禁中释放回家。这位历经批判、流放、刑狱的老人，貌已干枯，对30年代的旧账毫无兴趣，他久久不回答我的问题。但在难堪的沉默后，他竟十分认真地反问我：“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一直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可是鲁迅却批评了他。这个人名叫聂绀弩，就是我！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也就秉直相告：据新的《鲁迅全集》（征求意见本）对《答徐懋庸》一文的注释，绀弩曾作《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强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同意胡风所说的，这一口号“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这种强调，实际上和“国防文学”的提倡者和解释者一样，都犯有争“一统”的宗派主义倾向。不过，我还看不出他的文章和鲁迅的意见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他不是也跟鲁迅一样说过“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之类的话吗？我奇怪鲁迅和冯雪峰为什么独独点名批评他？于是请问他是怎样看待这一批评的?可是，他再也不开口了。
直到我成了绀弩先生的熟人后，他才跟我略说30年代那场纷争。他痛心地说：唯心主义的思想在我国文艺界有相当深的影响，因人立言，因人废言，因人而异的思想方法，往往造成文学界不必要的纠纷，也妨碍了后人对文学史上的问题作出正确的总结。当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本是冯雪峰、胡风和鲁迅一起商量形成的，但因为是由胡风首先撰文提出，就引起了提倡“国防文学”，且自居为左翼文坛领导者的大大不满，于是大开笔仗。冯雪峰为了顾全党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大局，建议并代病中的鲁迅起草了一篇正面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文章，同时纠正论争双方的偏向。点名绀弩，不仅因为他曾响应胡风的意见，还因为他与周扬、夏衍等“国防文学派”的关系也不错，不像胡风那样对立。后来我见夏衍晚年在为《聂绀弩还活着》一书所作的《代序》中说：绀弩“他很珍视友谊，他和胡风关系好，但不少文艺上的观点两人并不一致，有过争论，这无碍于他们的私人友谊。胡风被批，他不跟着反胡。在‘两个口号’的问题上，他是支持胡风的，在口头上和我争论过，这也无碍于我们的友谊。”确实，绀弩此人非争领导权之类，而且是难得的能把友谊和文艺观点、政治观点分开的人。
然而，当年绀弩看到这个批评时却很不解，本想再写文章，但胡风对他说，鲁迅和冯雪峰希望我们不要再写了。为了顾全大局，也出于对前辈的尊敬，他再也没有辩解过，也不记恨冯雪峰。这场左翼文坛内部的论争果真也在雪峰的斡旋下平静下来。不料，这一历史公案在新中国竟被反复颠倒，成了打人的靶子。正如他在诗中嘲笑的那样：“千手观音千管笔，一行和尚一行钟。” 他与我相识之初缄口不谈“两个口号”之争，即出于对这种歪风的深恶痛疾；而他后来之所以跟我讲这一段往事，也是因为出现了一位当年论争者讨伐冯雪峰的文章。尽管他和这位作者交谊不薄，但对友人鞭尸的行为极度不满。由此他更钦佩冯雪峰在周扬等被打倒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有落井下石的行为，这也是他在重病垂危之际，颤巍巍地写下绝笔《雪峰十年祭》诗二首的原因。“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表达了他对这位光明磊落、始终顾全大局的革命前辈的敬意。
三
早抛小布方巾去，时有普罗灵感来。
刚见论争通俗化，忽惊名列索维埃。
长征五岳皆平地，小饮三江一酒杯。
回想西湖湖畔社，九天阊阖一齐开。
冯雪峰60岁时，绀弩曾作《雪峰六十（四首）》，上述诗即其中的第一首。
绀弩一直尊雪峰为前辈、师友。其实，他们都是1903年同龄人，且几乎是同年以新诗走上文坛，又都早早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中，他们的性格还都以倔强、耿直著称。不过，从浙江义乌县南乡神坛村走出来的学子冯雪峰，有着浙东山民的坚硬刚直之风，而出身于湖北京山县市民家庭的聂绀弩，则有着散诞不羁之貌。
绀弩尊敬雪峰，是因为雪峰早在20年代初即与汪静之、潘谟华、应修人一起以“湖畔诗人”之名著称于文坛，而且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还因为雪峰有着坚定的信仰，在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白色恐怖中，依然以“画室”之名埋头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鲁迅所能信任的党内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1930年之所以能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党就是通过冯雪峰做鲁迅的工作，以其特有的真诚品格，化解了鲁迅与犯有“左”倾错误的“太阳社”、“创造社”的矛盾。他后来又领导文艺界展开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讨论，1933年12月他去江西中央苏区之前，是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还是仅有几个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作家，具有很高的声誉。上述七律诗即描述绀弩最初通过各种媒介所“识知”的冯雪峰。
相对来说，绀弩在政治上走的是一条曲折的路。1920年他因在报上发表新诗，得到他老师孙铁人的赏识，被召到上海学习英语，介绍其加入国民党，参加“东路讨贼军”对北洋军阀的战斗。后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不久又考取苏俄莫斯科中山大学，在那里有不少师生后来分别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要人。而他当时的思想却很混杂，早已看过《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却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面对国共两党的斗争，他竟置身事外，潜心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因博览群书，故被同学戏称为托尔斯泰。1927年回国后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等职。直到1931年“九一八”后，因写抗日文章，批评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遭监视。他逃往日本，结识大同乡胡风，由其介绍参加“左联”，共同宣传抗日，1933年又一起被日方驱逐回国。1934年他由同乡吴奚如（共产党中央特科成员，曾为周恩来秘书）等介绍入共产党，曾被派往国民党康泽处刺探情报。但他主要从事小说、杂文等创作，因编副刊《动向》而与鲁迅相熟，并与萧军、萧红夫妇结为好友。这些友人无不敬重鲁迅和冯雪峰，因此在文坛常被视为鲁迅派或雪峰派。
其实，雪峰对亲近的作家要求更严，责令胡风、绀弩等顾全大局，不再参与两个口号的论争便是一例。不过，他也很信任这些友人。1936年9月，冯雪峰首次见到绀弩，便决定委派关系广泛的绀弩护送刚从南京逃出来的丁玲去西安，以便前往延安。当绀弩完成任务回到上海的那一天，正值举行盛大的鲁迅葬礼，绀弩即参加这一项由冯雪峰积极策划的活动，将灵柩护送到万国公墓。这是他们相交相知友谊的开始。
四
小帽短衣傲一时，灵山献颂见襟期。
头颅险在上饶砍，名姓岂惟中国知。
扬州明月茅台酒，鲁迅文章画室诗。
他人有此或非乐，我老是乡将不辞。
上面这首七律是《雪峰六十》的第二首，是绀弩抒写对雪峰的进一步“认知”和崇敬。
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绀弩即参加救亡演剧一队，离开了上海。而雪峰却因为不同意博古所阐述的以改变红军、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来求取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也不同意王明他们在白区工作的方针路线，与博古发生激烈的争吵，乃至执拗地向党请了长假，回到老家创作反映红军长征的小说《卢代之死》。当1939年深秋绀弩从皖南新四军转至浙江金华，参与邵荃麟等编辑的《东南战线》、《文化战士》、《刀与笔》等刊物时，恰巧雪峰也在金华找到邵荃麟，向其倾诉了他与博古的矛盾、争执，及未按组织要求去延安的缘由；同时汇报了自己在乡下写作及帮助建立宣传抗日政工队的情况。1939年冬，恢复了组织关系的雪峰，成为新成立的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显然，当时住在荃麟家的绀弩，对雪峰这时期的工作和思想是了然于心的，对雪峰刚直不阿、坚定不移的脾性，有了贴近的了解，因此更加崇敬，但绀弩深知如此性格者，很难见容于世。在延安，在大后方，绀弩都听到过某些人对雪峰和鲁迅关系的诽语，不禁又为其添愁。
1940年春末，绀弩被邵荃麟推荐到桂林任《力报》副刊《新垦地》主编。次年1月，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雪峰未及时按邵荃麟之嘱撤至桂林，不幸被国民党逮捕，押至上饶集中营。在敌人酷刑、苦役，疾病、死亡面前，他不仅誓不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在报上发表与共产党无关系的声明，还串联难友，策划越狱；而且透过铁窗，仰望遥遥相对的雄伟挺拔的灵山，神思飞扬，奋笔创作长诗《灵山歌》，歌颂曾在那里辗转战斗的太平军和方志敏烈士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他还写下几十首短诗，结集为《真实的歌》，抒写了不为敌人脚镣手铐锁住的思想和灵魂。这些诗在两年后雪峰因病被保释出狱辗转至重庆时，陆续出版。其时，绀弩也在重庆，他读了这些正气冲天的长歌短诗，不禁针对那些无稽的诽语，表达自己由衷地推崇鲁迅文章画室诗，“他人有此或非乐，我老是乡将不辞”。
虽然抗日战争胜利后雪峰去了上海，他们间很少联系，但仍相互关心着。1946年，任中国劳动协会重庆福利社主任的绀弩妻子周颖及20余位同志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冯雪峰积极参与营救，终于获释。其后，绀弩去香港写了无数短小精悍针砭时政的杂文，雪峰则在上海创作众多隐喻人生和社会的寓言，在不同的地区和岗位上摧毁旧社会，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五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
1976年农历除夕，冯雪峰病危住院，次日走完了73年坎坷的人生路，含冤而死。而与他同岁，生于除夕的聂绀弩，却在这一年“四人帮”倒台后不久的10月，阴错阳差地以国民党战犯的身份从无期徒刑的牢狱中被特赦生回。当他得知可敬的前辈雪峰死了，悲从中来，痛惜知己：“天晴其奈君行早，人死何殊睡不醒。风雨频仍家国事，人琴一恸辈行情。枕箱关死千枝笔，忆鲁全书未著成。”痛定思痛，在这一年的12月21日手录《挽雪峰前辈四首》定稿，以志纪念。挽诗一经传出，便广为流传。本节开首所录的即其中第一首，第二联“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尤深入人心，因为他高度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痛苦遭遇和难为人知的心情，而这正是绀弩对雪峰和自己最最痛苦、忧愁的“识知”。
绀弩对雪峰最为亲近的“识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雪峰领导下较长期工作之后。1951年3月，明知京城矛盾多的雪峰，以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原则说服自己，离开上海进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任后他选的副手中就有聂绀弩。当时绀弩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欲回京与家小团聚。但在工作安排上，不是他看不得上级的官气，就是上级嫌他太自由主义。雪峰却说：“绀弩这个人桀骜不驯，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因为他知道惯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绀弩，工作效率颇高。况且绀弩写的那些名文如《韩康的药店》、《论申公豹》、《论通天教主》、《论武大郎》、《探春论》等，都显示了丰富扎实的历史、文学功力和敏锐的历史穿透力，所以雪峰毫不犹豫地委任绀弩为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二编室）主任。绀弩也没有辜负雪峰的信任。
这一年9月绀弩一上任，就接受雪峰的指示：整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雪峰强调整理遗产，就是要“给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不能随意删改古书；但可以通过注释条目再加上有分析的出版前言予以出版。这些提示对解放初期的出版工作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当时具体执行这些指示的便是绀弩。
他们商定首先整理人民性很强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绀弩积极搜罗各种繁简版本及有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考订。在雪峰的支持下，绀弩还亲自前往传说中的施耐庵故乡苏北兴化及扬州、南京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绀弩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水浒》五论，影响极大，他被全国各地邀请前去演讲达50余次。雪峰也在百忙中撰写了长文《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陆续在他主编的《文艺报》发表，起到了极好的先期宣传效果。因此当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重新校订、注释并有绀弩《前言》的七十一回《水浒传》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它视为新中国出版界的重大成就。
与此同时，雪峰和绀弩还想方设法罗致人才，研究整理《楚辞》、《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绀弩的工作方式很特别，如许多人回忆的那样：他住在出版社，习惯于晚上工作，很晚起床。常常衣冠不整就来办公室。谈工作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然不时会联想起工作上的问题，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有些工作，就这样定下来。
尽管在雪峰和绀弩的领导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出一本古典书籍，在社会上都产生很大的反响，但人事部却责难绀弩领导无方，一位新来的副社长也把“二编室”作为整顿的试点，并与雪峰闹矛盾。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借“三反”运动之机，以官僚主义之名大肆攻击雪峰。对此，不怕别人说自己什么的绀弩，一反他平时不关心政治会议的常态，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把对方夸大之词，不实之情，非善意的气度，批驳得淋漓尽致。
但更大的风暴紧接而来。批判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时绀弩突然被监禁反省，逼迫他交代和胡风的关系，以及与某些国民党员如康泽等的交往。心怀坦白的绀弩便在检查书上一开始就自我定性：“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实事求是地说明交情之深；至于和康泽等交往，则是为了给党搞情报和策反，当然也是鉴于跟他们有旧交情。如此深挖思想的交心，却依然不被信任。尽管内查外调后，打不成胡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却非要给他扣上一顶“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的帽子，开除党籍（后改为留党察看和撤职）。整个古典部也被打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小集团”。雪峰十分反感对绀弩等的打击，但他已无发言权，一股“用人不当，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炮火早已投向他，更何况其时他正在为《文艺报》写的一条按语而大受责难。
冯雪峰万万没有想到，他支持发表的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竟会因自己写的一条简单的按语，遭来《人民日报》发文质问，被批为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大批判。当他得知这是党为了进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只得按上面下达的口径写检查。即使这样，他仍被当成替罪羊，撤去《文艺报》主编职。到了1957年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时，雪峰又被点名。紧接着便是抖出1936年那篇经他笔录，鲁迅修改过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各种批判文章信口雌黄，无视原稿中鲁迅亲手批评“四条汉子”的笔迹，硬给雪峰安上“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对此，雪峰实难想通，他多次认真地深挖自己在对待周扬关系上的错误思想和做法，但都得不到谅解。他被告知：只要安上述罪名的口径写出检查，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即可保留党籍。一生视党为生命的雪峰，又一次牺牲了自我。结果，他仍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党籍。在通过开除的决议时，他竟举起了自己的手；最后又向支部书记声明：“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待回归办公室和家里时，他才独自伏案痛哭。这是何等的“锥心泣血”？又是何等的“手仇头”呵？
当早已成“右派分子”的绀弩惊闻雪峰所遭到的毁灭性打击时，他想到了殷纣王挖老臣比干之心的故事。“哀莫大于心死”，他连筒筒菜——无心菜都不敢买了，然而还得向党组织汇报思想。他只能以散诞的语言和行为表达自己的悲愤，说：“把我划为‘右派’，开始想不通，现在通了。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里，我跟他到哪里。”
可是，组织上又以照顾年老的为名，把他们留在社里。绀弩却再也不愿看已变了颜色的“故旧”的面孔，也不愿做愚弱国民的“示众”教材，毅然去了北大荒。
六
荒原霭霭雪霜中，每与人谈冯雪峰。
天下寓言能几手，酒边危语亦孤忠。
鬓临秋水千波雪，诗掷空山万壑风。
言下挺胸复昂首，自家仿佛即冯翁。
这是《雪峰六十》的第三首，表达了绀弩在困苦中仍难忘雪峰高洁的品格和文学贡献。
1961年绀弩从北大荒回京，即去看望雪峰，并赠以诗，曰：
三年劳顿各东西，都在烟云变幻中。
何物于天不刍狗，此心无地避鸡虫。
鬓临秋水千波雪，诗掷空山万壑风。
岁序循还终古事，带来春讯是初冬。
此时雪峰和绀弩都被摘了“右派”帽子，他俩都曾出现幻想，故有“带来春讯是初冬”句。但他们不改的“此心”，又怎能有地避“鸡虫”？又怎能不被“天”当刍狗？他们只不过是“脱帽”右派，依然身在另册。当雪峰被告知他不宜创作描写长征的小说《卢代之死》，他伤心欲绝，只得把这部蕴积了他20多年心血的书稿，投入炉火，转而构思写太平天国兴衰的《小天堂》。其思考即如绀弩在《雪峰南寻洪杨遗迹（四首）》中所写的：“大事何因终偾了，百年谁有一言乎”，旨在总结前人尚未说出的失败原因，以警世人。这时绀弩的幻想也打破了。他原想发表早在50年代就积累资料写成的古典文学论文，未料肯发表他论文的报刊《文学遗产》因不合潮流而停刊。他只得通过旧体诗与三五知友交流情感，雪峰便是他的知友之一。在他后来出版的《散宜生诗》中有多首赠雪峰诗，其中有一首即题为《雪峰以诗勖依韵奉答（二首）》，诗曰：
新题材更新思想，新语言兼新感情。
君每言之何切切，我能为之肯惺惺。
人逢寻壑常孤往，船到穿桥自直行。
他日吾诗光景好，雪峰高耸大河横。
丁香花下读君诗，红在篇章紫在枝。
我本黔驴无武技，君之塞马有归时。
在山凭定三分鼎，出水才看两腿泥。
最解庄生齐物论，无非物论本非齐。
从中可见他俩经常切磋诗艺，交流诗情。绀弩曾在《赠雪峰（二首）》诗之二中赞美雪峰：“君意掘泉比井深”。可惜雪峰的旧体诗不知何故仅存几首，其中有一首《塞童》：
天赐塞童千里驹，塞童驰骋乐如痴。
只因不学疏马术，立即颠身变缺肢。
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望将军旗。
男儿不得沙场死，祸福玄谈只自欺。
而上述绀弩“奉答”之二，恰恰是对《塞童》的唱和。显然绀弩并不像雪峰那样，一意从自身来找残缺的原因，倒是认定了“出水才看两腿泥”这一生活的真理，及“物论本非齐”的事实。正如他后来在《散宜生诗·自序》中说是北大荒的伐木劳动，产生了“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的体会，因此醒悟到“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之喻，隐含了“‘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的哲理。他从无期徒刑的绝境中生还后，更借用周文王九个“乱臣”中的“散宜生”之名为号，命所作的诗为《散宜生诗》，谓：“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事实岂止“而已”，这几百首“散宜生”旧体格律诗，已被公认是“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他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史诗上独一无二的”。绀弩不意自己会获得如此崇高的赞美，而这特色中不正有着雪峰对他的勉励，不正应着了绀弩的预言：“他日吾诗光景好，雪峰高耸大河横”！
综观现已收集的聂绀弩旧体诗中有关雪峰的诗，共有9组18首，在赠友人诗中无论是数量和内容上，都属最为丰富。还有一首最近才从关押他的司法机关档案中发现的无题诗，诗云：
丁玲未返雪峰穷，半壁街人亦老翁。
不穷不老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
未想这首蛰居于北京半壁街的小诗，竟成了判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证，由此可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草木皆兵矣！
读绀弩赠、挽雪峰诗，犹如进入二人相交相知40载的情谊中，不由为两人的真性情所感动，为他俩坎坷的遭遇而感慨，为他们的思索而再思。遂发为文，纪念我尊敬的两位前辈百年诞辰。
（责任编辑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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