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不悔漫漫路 ──赞李慎之先生“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精神
九死不悔漫漫路
──赞李慎之先生“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精神
──赞李慎之先生“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精神
李慎之先生不幸于2003年4月22日病逝北京。中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和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斗士，海内外有良知良识的人士无不为之痛惜哀悼。
慎之和我80年代初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工作的美国研究所和我工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同在社科院大楼的13层，两家的住处也相距不远，是以我们相识相知，往还密切，对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无所不谈。我十分钦佩他学贯中西，博通今古，知识渊博，思想敏锐，知人论世多真知灼见，远非庸常如我者所能企及。但我对慎之的思想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还是经过1999年夏的竟日畅谈之后。那年慎之应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之邀访美讲学，在他期满回国之前偕夫人张贻女士来新泽西州乡间我的寓所小住，我们得以尽情倾谈，相知益深。别后数日，他寄来一便笺：“普林斯顿两日，得倾积愫，快何如之。归途忽念1962年吴宓赴广州见陈寅恪，陈赠诗有‘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又不禁怆然，只有彼此珍重而已。”我当即回信安慰他，相勉后会有期。此后虽时通鱼雁，终因他既未再出访海外，我又长期被迫流浮万里，不能归去，以至天涯一晤，无缘再见。如今天人永隔，能不痛哉！
为自由民主而革命的“进步青年”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他从小接受儒家教育，使他后来在哲学上接受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他又在初中时就接触马列主义，及长，进而服膺马列主义。青年时期他就读于燕京大学经济系，1945年7月毕业，受过完整的西式现代化的教育，因而他也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钦佩赞赏的是马列主义，并因之成为参加学生运动、组识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继而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
30、40年代的“进步青年”，很多都是把儒家的以仁义为中心的道德伦理、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和马列倡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混合在一起，以为它们可以兼容并包，甚至可以互相融合。慎之曾经回忆说：“幼诵孔孟之言，长窥马列之书”；“我长期以来分辨得清楚孔孟与马列的社会理想，却分辨不清两者的道德理想。在我参加革命以后，在民主革命时期，我自己的道德标准还能与共产党的标准水乳交融，我对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就是这样看的。”他还回忆说：“可能是中国百年来的处境是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的思潮──共产主义的思潮在中国传播得特别迅速，特别有效”；“经过20多年的‘新启蒙’，整个中国的左翼已经完全宾服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了”。与此同时，这一代进步青年也完全相信毛泽东所要求并承诺的自由、民主、人权是与他们所宾服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融合无间的，甚至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
直到经历上、认识上都阅尽沧桑而垂垂老矣，李慎之才彻悟道：“{60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并行不悖的。”这两者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并行不悖的吗？他用中国一代进步青年都走上大折腾道路的一辈子阅历指出：非也！“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讲“大民主”，被钦定为右派
慎之参加革命工作，开头是担任重庆、上海《新华日报》的编辑 ，到延安后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的编辑。1952年到1957年他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当时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主持从国外的各种报刊中编译供领导层参阅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每天有13-14万字，他规定每天要出3本，各于早中晚几点钟必须送到中南海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当时他意气风发地称之为“一日三参”！他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效率极高，对国际动态研究得甚为深刻。
1956年因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震动而引发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专门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向当时接触这一情况最多的人徵求意见。当时了解情况最多的当推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而林克原先也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曾是王、李的部下。当时王李二人都认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王飞比较谨慎，慎之性格爽朗，直言无忌，讲话最多。慎之提出还政于民、开放新闻自由、实行“大民主”。“大民主”指人民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应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是相对于一般干部常在机关里向上级要房子、要提级的“小民主”而言的。慎之当时认为，“小民主”太多，“大民主”太少。“大民主”、“小民主”两个名词都是慎之与林克谈话时的“临时发明”。
毛泽东听了林克的汇报后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后来林克再向毛解释说，慎之不是这个意思。毛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
在毛泽东把自由民主等同于上大街的谬论下，李慎之被毛钦定为“极右”，过了22年的屈辱生活，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有朋友戏称他被划为右派是“慎之不慎”。幸而慎之生性旷达，“入另册”20余年而无碍于其敏锐的思维与深刻的洞察力。“改正”后他仍担任不少重要的工作，豪放狂狷如故。1987年我因言获罪，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时，慎之对我说：“你们现在主张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各项意见，我当时都说过。”
80年代他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期间，宣称自己有“三不主义”：一不写文章，二不作报告，三不做学问。他看不起社科院有些领导人尽力为自己争取学衔。他从来没有教授、研究员的头衔，却一直鞭辟入理地研究学问，联系实际，提出的意见切中要害。例如，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来，他一贯主张不要对国际形势作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应该从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而外交政策的重点地位也应当从单纯讲意识形态与政治转到政治与经济并重。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外交政策那一段的起草人就是李慎之。此后中共中央历次文件涉及国际问题的都没有脱出这个格局。可见慎之见解的高明。
“学术第一”的办院思想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进行批判的大形势下，李慎之担任社科院领导工作之初，即公开提倡办社科院应以“学术第一”代替“政治第一”，应以“兼容并包”代替“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专政”。他于1985年在社科院的党组会议上正式提出，社科院承“文革”10年学术凋敝之后，首先应当“培元气”、“养太和”，从而倡导“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尊严”。他说这不是门面话而确实是他内心的强烈响往，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这种观念下成长起来的，而他自己就是在“学术自由”下学到马列主义的。
他从80年代初调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时起，就在内心深处以蔡元培作为自己的楷模。他公开说过：“在我心目中，科学院的第一个原型就是蔡元培的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第一个原型就是梁启超的清华国学研究所”。他任副院长后领导“国际片”8个研究所，他一贯强调各个研究所的独立性，对其管辖下的各所明确采取不干涉主义；他确信，院只应该是一个管理单位，所才是真正的科研单位，而科学研究是不应该受行政干涉的。
他赞赏30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章程里明文规定研究人员应当不慕荣利，“专以著述为毕生目的”，因而他在参加社科院领导的第一次党组会议上明确提出范文澜的名言：“只有坐得住冷板凳，才能上吃得上冷猪肉”。他经常慨叹看不到有产生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人才的可能性而对办院的前途越来越感到艰难。这话他是经常说的，也多次同我探讨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出不了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人才，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正因为他坚持“学术第一”的办院思想并为中国出不了顶尖的学术人才而忧心忡忡，所以他特别反对社科院搞什么“创收”、“承包”、“开放型”之类的所谓“改革”。他认为，学术单位就是吃皇粮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办研究机构尽管各有不同的方法，但坐冷板凳、奋力读书、认真写文章、不参与政治，总是最基本的几条，用不着大改，大改只能改糟；所谓“创收”、“承包”之说，都是外行赶时髦。幸亏社科院刮过多次改革风而几乎没有什么大改动，倘照上述说法去“改”，只能毁了社科院。他还反对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过多过滥，他认为，如果不是一个学有根底而又有向学之忱的学者，作学术交流并不能有所收获，交流一滥反而造成想游逛多于想求知，再也坐不住冷板凳，结果只能是学风大坏。
我是很赞成他的看法的。他自己认为这种内心深处的悲观是出于忧国忧民的情怀。但是在商业大潮的“新”的冲击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旧”的坚持下，他的看法未免被讥为“保守”，至少是“迂”；而一到“运动”来临，就难免不受到“不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批判了。
“不能在剌刀下做官”
1989年的民主运动对李慎之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他认为当时学生提出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切中时弊，无可非议，因此他反对镇压，态度鲜明地支持学生的要求，希望当局纠正错误。
1989年5月1日，慎之和我都参加了“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在“民盟”总部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慎之在会上发言，赞扬学生运动，认为“民气可用”，“历来学生运动都出人才”，“政府要善于在运动中发现人才”。他还认为，中央领导同志应当亲自出来和学生对话，而不应当由袁木和何东昌出面与学生对话来搪塞了事。他对袁何二人与学生的对话评价极低，认为除了刺激学生和群众以外，别无积极意义；他特别认为，何东昌身为教委副主任却与学生作对，应当撤他的职以顺人心而息事端。他还以自己青年时代搞学生运动时国民党头子都能出来见学生作类比，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没有理由不出来。他认为，共产党是依靠群众起家的，无论如何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他要求政府不要镇压学生运动，如果动用武力，后果不堪设想，是要对历史负责的。当时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相信当时在座人士也多有同感。当然，他的言论会有人举报，成为“六四”镇压后他的罪状之一。
5月18日清晨5点钟，慎之忽然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去院部找他。我当即前往，他告诉我：17日晚他已打电话给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丁伟志，建议丁徵求院长胡绳意见，考虑由社科院的学者发一份呼吁书。因为当时我和大多数民主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慎之要我联络一下，参与签名。当丁伟志在电话中征得胡绳同意后，慎之即组织起草了“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呼吁书”。呼吁书的主要内容是：一、对学生要求民主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给以公正评价；二、党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应立即和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直接对话，认真听取意见，勇敢承担责任，进行坦诚的自我批评；三、希望政府立即采取切实措施，创造条件，促使学生停止绝食。呼吁书文稿经胡绳审定后，由胡绳领衔签名，共征集到194人签署，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之士多有参加，《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刊登了主要内容和全文，中央电视台编发了简短消息。这份呼吁书确实代表了人民的要求，影响甚大。
5月19日下午，慎之已听到可能要戒严的消息，情绪抵触；在接到参加当晚召开的宣布戒严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的通知后，他借故没有到会。戒严后，慎之义愤填膺，公开宣称：“不能在刺刀下做官”。这句话在“清查”中被揭发出来时，慎之坦然认帐，毫不辩解，充份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棱棱风骨；而斯言斯行在当时的文教学术界广为流传，于血腥恐怖的弥漫之中给人以“天地有正气”的支持和希望。这句话已成为历史性的名言，必将载入史册。
因为以上这些正义的表现，慎之在“六四”镇压以后被批判，并于1990年6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份。他也辞去社科院副院长的职务，以实践“不能在刺刀下做官”的诺言。
大彻大悟，坚持独立之思想
慎之曾说过，他在1989年“民运”时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呼天抢地也要建议党不要犯错误的心态”。“六四”镇压事件促使他大彻大悟，从此他严格解剖中共的本质，也严格解剖自己。他一变过去的“三不主义”，深刻地研究学问，研究现实社会，思如泉涌，不断创新，为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而奋笔疾书，在沉寂的90年代的中国写出大量有创见、有份量、有针对性的文章，影响深远。
慎之的文章始于研究陈寅恪和顾准，以唤回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智慧与良心。他盛赞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也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陈寅恪于50年代初期曾声明：“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慎之盛赞陈寅恪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认为陈氏正是依据此宗旨研究历史，才取得重大的成果，也才能预见到中国的学术“必将受西方沾溉，非蜕故变新不足以应无穷之世变”。他特别注意到陈氏曾提出“一个文化系统崩溃的后果必然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之论，认为此论对于今天的中国仍具有现实意义。
顾淮也正是依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研究学问，实事求是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顾准勇敢地质疑辩证法，注意到狄慈根把辩证法看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神学”。顾准还认为，对所谓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绝对肯定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并质疑所谓的“社会发展史的普遍规律”。顾准的未完成著作中充满着前人未发之论，顾氏是50年代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的第一人。他在常人所难以忍受的专制主义的迫害下，坚持研究学问，鲜明地提出：“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李慎之就是在被极权统治镇压得鸦雀无声的90年代的中国，继承并发扬陈寅恪和顾准的宗旨，公开地高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旗帜的第一人。
呼吁以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
慎之继而呼吁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他明确指出，当今中国的统治者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是启蒙；“五四”的精神就是启蒙，启蒙就是以近300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他经过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后提出独创之论：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2,200年间，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而由专制主义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
他把自由主义看作人类历史的主流正脉，在20世纪末的中国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他无意做中国当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军人，而自由主义派的学者多尊崇之如此。他根据“应以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的价值取向重新研究中国思想史，首次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提出胡适的重要历史地位。他在1999年夏曾多次对我说 “胡适高于鲁迅”。翌年他终于撰专文分析了同时期的胡适与鲁迅，并揭示胡适高于鲁迅的结论。在鲁迅被毛泽东钦封为圣人而胡适被批倒批臭的中国，李慎之从引导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高度公开撰文尊胡抑鲁，实在是中国思想界惊世骇俗的第一人。
慎之认为，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那么中共的革命就不能不“实质上”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重复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特点，那就是在革命初起时提出平等、均富等口号，但革命胜利后，农民革命领袖就要打江山者坐天下，做皇帝，实行皇权专制主义。毛泽东对农民革命几乎没有停止过提示，导之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正脉。慎之实际上是从中国革命的性质找出了中共实行专制主义的根源。
他在2000年6月10日给我的一封短信上说：“近作一文‘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我近来越来越觉得50年前实未曾有革命，而只是一个皇朝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更迭。晚年为文尚且一再申述此义。唯类似的文章越来越难发表，则以专制主义犹在统治也。”在2000年6月24日给我的信上他又说：“我们这一生中的不幸在于革了一次命，还要再革第二次命。”
慎之的觉悟是沉痛的，认识是独到的。他的最后的生命都燃烧在革第二次命即反对专制主义之中了。
剖析毛泽东和中共为何不兑现自由、民主、人权的承诺
40年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发表过许多谈话和党报的社论与评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动员人民要求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并庄严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这些言论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起了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统治和拥护共产党的作用。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取得政权的中共自己走上了一党专政的独裁老路，对人民的专制统治特别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呼声的箝制远甚于当年的国民党。当年由共产党鼓励人民要求于国民党政权的，正是今天人民群众要求于共产党政权，而被共产党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必欲控制扼杀的东西。今天的中国人民普遍地产生一个问题：中共取得政权后为什么对自己的承诺背信弃义 ，不予兑现呢？
李慎之从理论和实际出发，更从亲身经历出发，深刻地研究了这一问题，答案发人深省。他指出：30、40年代的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有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是民族主义，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更高的价值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到达共产主义。自由民主的价值是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面的，并无独立的民主价值。在当时，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压倒了民主的价值。还由于对主义的崇拜，发展到对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当然，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倾心于苏联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慎之指出，不错，毛泽东确曾发表过不少赞扬民主，要求民主的“历史的先声”，但是不论毛泽东如何赞扬民主，要求民主，他没有一次不是同时强调共产党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专政。许多难以理解的情况可以从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民主主义者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出发点，若以民主为最高价值，那么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结社（包括组党）的自由没有兑现？而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达到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至于过去所承诺的“自由”、“民主”之类，不过是为达到目的所讲究一下的策略而已，即为了照顾一下觉悟不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权利当作最低纲领招徕一下而已；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根本没有什么诺言兑现不兑现的问题。慎之认为西谚所云Ends justify means足以解释一切！面对这样的“革命”的价值取向，你还能要求兑现什么承诺？
“风雨苍黄五十年”
谈慎之的著作，不能不首推他在1999年10月所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该文从谴责靡费上千亿元金钱追求踵事增华的“五十年庆典”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歌功颂德出发，揭露并批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颂导层掩盖错误，伪造历史，50年间的民族大灾难、大耻辱通通不见了，禁止人民了解历史真相，使全民失去记忆，使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以中心如焚的忧国忧民之情历数中共3代领导人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罪过，特别指责江泽民对建国无尺寸之功却大搞新的个人崇拜。然而他还是谆谆提醒江泽民，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改善人权才是世界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他指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主动地实现有领导的民主化对中国最有利，然而政治改革却依然停滞不前。他明确提出：希望江泽民能主动领导民主化的改革，作 “圣之时者也”；然而他也同时悲叹：他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世纪末对历史的一点卑微的企求，可能最后还是会归于空幻的梦想。
此文一出，民间反应十分热烈，海内外网上传播，不胫而走；当权者却畏之如虎。社科院曾多次派人向他查问，他泰然处之，在2000年5月28日给我的信上说，他是“纵艮大化中，不忧亦不惧”。
“最后还是会归于空幻的梦想”被不幸言中。从此慎之对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领导层越来越不寄予希望，对专制制度和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批评越来越具有深度。1999年他在美和我相晤时，曾经戏说“我现在比你更激进”。1999年秋写了“风雨苍黄五十年”后，他更加“激进”了。他研究毛泽东著作，认为毛的很多文章都是为了取悦群众于一时，实属权谋，最后食言而肥。这正好与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中所阐发的“毛往往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牺牲理论的一贯性和严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并非由于他在这些理论上的失误而导致他行为上的失误，相反他的哲学观点的改变，为他的错误行为作辩护”的独创性见解相互生发，相得益彰。
这里说几句不知是应被称作题外还是题内的话：慎之对若水真是惺惺相惜！今春3月下旬慎之曾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正在仔细阅读若水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准备写一篇书评，希望4月底能把稿子写好带给我看；他称赞王若水是当代中国第一个思想家。据悉，慎之4月中旬住医院前，还手不释卷地研读若水的著作，书上折着页，做着记号，可能书评的腹稿已经有了。可惜我永远得不到这篇肯定十分精彩的文章了。慎之继若水哲人其萎，短短一年间中国思想界折损两巨擘，令人不胜悲恸，有天道宁论之叹！
宪政民主和公民教育
尽管李慎之独到的指出，中共因最高价值在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而置原先信誓旦旦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承诺于不屑一顾。但他以一生正反两面实践与认识，总结出中国还是必须走现在宪政民主之路，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慎之主张实行宪政民主，又认为实行宪政民主的先决条件必须有健全的公民意识。他说：“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中国的现在化100年来成就不大，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他曾多次跟我说，希望编一部给中学生阅读的公民课本；还说，人若有下一辈子，他希望下辈子当一辈子的公民教员。他这个愿望见诸自己的文字，也同许多朋友谈过。如今不少悼念他的文章都提及此论，还有文章说他已着手组织人编写公民课本了。足见慎之对加强中国公民教育是情深意切，大有紧迫感，已经起而行，投身实践，非徒托空言而已。后来者应该接过薪传火炬，继续努力啊！
慎之在致力于呼吁宪政民主和公民教育的同时，还从事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专制主义的研究、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研究，等等，病体衰年，孜孜不辍。他在2000年5月28日给我的信中说：“此生纵再活10年，也不过反专制、争民主六字而已}。”又在同年6月10日给我的信中说：“我则一息尚存，终当为反专制、争自由而努力耳。”真是字字掷地有金石声，令人肃然起敬。
上述的种种研究，其成果都凝聚在今年４月底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风雨仓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一书中。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李慎之先生的专著。提起这本书，我与之有一定的因缘，当中还有一些曲折。如今慎之遽归道山，不能自己露布了，我应该说一说，以存史实，也让世人知道他的艰难处境。如前所述，慎之曾给自己规定过“三不主义”，盛年不写文章。晚年著述虽丰，却又不结集成书。从他因“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蜚声海内外而其后的文章一概被极权政权封杀，不得在国内出版时起，我开始设想要把他的文章收集起来，替他在海外出版一本文集。这个打算经过一年多的邮电商量，蒙他同意，文章也慢慢收集齐全；但他一直不愿意自己署名出版，要我用笔名作为“编者”“编”一本他的文集，以免有关方面找他麻烦。他并称这是一个“野本子”，至于“正本子”留待日后由他自己来编。我们一直是按这个“方针”工作着，我也用笔名写了“编者前言”。在先后联系台港出版社的过程中，我曾几度写信向帮忙的朋友解释此事：“我与慎之谊属知己，却不得不尔，可慨也夫！”“我们两个老知识分子的区区不得已心情，请鉴察之”。一直到今年2月初订定出版合同前夕，需要慎之亲自签署一份给我的授权书时，我终于奉劝他还是自己署名出版为好，可以省却涉及出版法上的周折，也可免去许多“别扭”现象。他倒爽快地答应了。这才删去“编者”和“编者前言”，改署“李慎之着”，一路顺畅出版。读者捧读此书，当不会再有“别扭”之感了。这一曲折过程，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和心情的压抑。它只会发生在扼杀人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专制统治之下，在民主制度下成长的人们是难以理解的。然而我辈感受深切，不知这种折磨何时得以不再在中国发生。
李慎之先生的一生，走在中国现代历史最跌宕起伏，迂回曲折的道路上。他曾经说：“中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狂飙中象枯枝败叶似的翻滚飞扬，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他又说：“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而对某些人作出过承诺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这真是熔形像思维与逻辑思维于一炉的精辟之言，把他自己的一生和多少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都描述尽了。他实在是一以贯之地为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奋斗了一生的。而他正当盛年时和他的国家所一起遭受的升沉曲折，并非肇因于他的违背初衷，实乃如他曾经说过的，“是我骗人了吗？”“谁又骗了我呢？”他最终悟出：“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
所幸慎之先生在受尽晕头转向的痛苦疑惑之后，到了耄耋之年，却特别清醒地，坚毅地公开宣告：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是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还有什么比这更义无反顾了的呢？没有了！
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李慎之先生为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一生，当得起这千古名句！
2003年5月4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州
慎之和我80年代初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工作的美国研究所和我工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同在社科院大楼的13层，两家的住处也相距不远，是以我们相识相知，往还密切，对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无所不谈。我十分钦佩他学贯中西，博通今古，知识渊博，思想敏锐，知人论世多真知灼见，远非庸常如我者所能企及。但我对慎之的思想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还是经过1999年夏的竟日畅谈之后。那年慎之应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之邀访美讲学，在他期满回国之前偕夫人张贻女士来新泽西州乡间我的寓所小住，我们得以尽情倾谈，相知益深。别后数日，他寄来一便笺：“普林斯顿两日，得倾积愫，快何如之。归途忽念1962年吴宓赴广州见陈寅恪，陈赠诗有‘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又不禁怆然，只有彼此珍重而已。”我当即回信安慰他，相勉后会有期。此后虽时通鱼雁，终因他既未再出访海外，我又长期被迫流浮万里，不能归去，以至天涯一晤，无缘再见。如今天人永隔，能不痛哉！
为自由民主而革命的“进步青年”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他从小接受儒家教育，使他后来在哲学上接受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他又在初中时就接触马列主义，及长，进而服膺马列主义。青年时期他就读于燕京大学经济系，1945年7月毕业，受过完整的西式现代化的教育，因而他也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钦佩赞赏的是马列主义，并因之成为参加学生运动、组识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继而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
30、40年代的“进步青年”，很多都是把儒家的以仁义为中心的道德伦理、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和马列倡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混合在一起，以为它们可以兼容并包，甚至可以互相融合。慎之曾经回忆说：“幼诵孔孟之言，长窥马列之书”；“我长期以来分辨得清楚孔孟与马列的社会理想，却分辨不清两者的道德理想。在我参加革命以后，在民主革命时期，我自己的道德标准还能与共产党的标准水乳交融，我对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就是这样看的。”他还回忆说：“可能是中国百年来的处境是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的思潮──共产主义的思潮在中国传播得特别迅速，特别有效”；“经过20多年的‘新启蒙’，整个中国的左翼已经完全宾服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了”。与此同时，这一代进步青年也完全相信毛泽东所要求并承诺的自由、民主、人权是与他们所宾服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融合无间的，甚至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
直到经历上、认识上都阅尽沧桑而垂垂老矣，李慎之才彻悟道：“{60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并行不悖的。”这两者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并行不悖的吗？他用中国一代进步青年都走上大折腾道路的一辈子阅历指出：非也！“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讲“大民主”，被钦定为右派
慎之参加革命工作，开头是担任重庆、上海《新华日报》的编辑 ，到延安后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的编辑。1952年到1957年他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当时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主持从国外的各种报刊中编译供领导层参阅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每天有13-14万字，他规定每天要出3本，各于早中晚几点钟必须送到中南海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当时他意气风发地称之为“一日三参”！他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效率极高，对国际动态研究得甚为深刻。
1956年因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震动而引发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专门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向当时接触这一情况最多的人徵求意见。当时了解情况最多的当推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而林克原先也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曾是王、李的部下。当时王李二人都认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王飞比较谨慎，慎之性格爽朗，直言无忌，讲话最多。慎之提出还政于民、开放新闻自由、实行“大民主”。“大民主”指人民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应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是相对于一般干部常在机关里向上级要房子、要提级的“小民主”而言的。慎之当时认为，“小民主”太多，“大民主”太少。“大民主”、“小民主”两个名词都是慎之与林克谈话时的“临时发明”。
毛泽东听了林克的汇报后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后来林克再向毛解释说，慎之不是这个意思。毛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
在毛泽东把自由民主等同于上大街的谬论下，李慎之被毛钦定为“极右”，过了22年的屈辱生活，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有朋友戏称他被划为右派是“慎之不慎”。幸而慎之生性旷达，“入另册”20余年而无碍于其敏锐的思维与深刻的洞察力。“改正”后他仍担任不少重要的工作，豪放狂狷如故。1987年我因言获罪，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时，慎之对我说：“你们现在主张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各项意见，我当时都说过。”
80年代他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期间，宣称自己有“三不主义”：一不写文章，二不作报告，三不做学问。他看不起社科院有些领导人尽力为自己争取学衔。他从来没有教授、研究员的头衔，却一直鞭辟入理地研究学问，联系实际，提出的意见切中要害。例如，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来，他一贯主张不要对国际形势作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应该从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而外交政策的重点地位也应当从单纯讲意识形态与政治转到政治与经济并重。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外交政策那一段的起草人就是李慎之。此后中共中央历次文件涉及国际问题的都没有脱出这个格局。可见慎之见解的高明。
“学术第一”的办院思想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进行批判的大形势下，李慎之担任社科院领导工作之初，即公开提倡办社科院应以“学术第一”代替“政治第一”，应以“兼容并包”代替“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专政”。他于1985年在社科院的党组会议上正式提出，社科院承“文革”10年学术凋敝之后，首先应当“培元气”、“养太和”，从而倡导“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尊严”。他说这不是门面话而确实是他内心的强烈响往，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这种观念下成长起来的，而他自己就是在“学术自由”下学到马列主义的。
他从80年代初调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时起，就在内心深处以蔡元培作为自己的楷模。他公开说过：“在我心目中，科学院的第一个原型就是蔡元培的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第一个原型就是梁启超的清华国学研究所”。他任副院长后领导“国际片”8个研究所，他一贯强调各个研究所的独立性，对其管辖下的各所明确采取不干涉主义；他确信，院只应该是一个管理单位，所才是真正的科研单位，而科学研究是不应该受行政干涉的。
他赞赏30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章程里明文规定研究人员应当不慕荣利，“专以著述为毕生目的”，因而他在参加社科院领导的第一次党组会议上明确提出范文澜的名言：“只有坐得住冷板凳，才能上吃得上冷猪肉”。他经常慨叹看不到有产生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人才的可能性而对办院的前途越来越感到艰难。这话他是经常说的，也多次同我探讨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出不了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人才，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正因为他坚持“学术第一”的办院思想并为中国出不了顶尖的学术人才而忧心忡忡，所以他特别反对社科院搞什么“创收”、“承包”、“开放型”之类的所谓“改革”。他认为，学术单位就是吃皇粮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办研究机构尽管各有不同的方法，但坐冷板凳、奋力读书、认真写文章、不参与政治，总是最基本的几条，用不着大改，大改只能改糟；所谓“创收”、“承包”之说，都是外行赶时髦。幸亏社科院刮过多次改革风而几乎没有什么大改动，倘照上述说法去“改”，只能毁了社科院。他还反对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过多过滥，他认为，如果不是一个学有根底而又有向学之忱的学者，作学术交流并不能有所收获，交流一滥反而造成想游逛多于想求知，再也坐不住冷板凳，结果只能是学风大坏。
我是很赞成他的看法的。他自己认为这种内心深处的悲观是出于忧国忧民的情怀。但是在商业大潮的“新”的冲击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旧”的坚持下，他的看法未免被讥为“保守”，至少是“迂”；而一到“运动”来临，就难免不受到“不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批判了。
“不能在剌刀下做官”
1989年的民主运动对李慎之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他认为当时学生提出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切中时弊，无可非议，因此他反对镇压，态度鲜明地支持学生的要求，希望当局纠正错误。
1989年5月1日，慎之和我都参加了“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在“民盟”总部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慎之在会上发言，赞扬学生运动，认为“民气可用”，“历来学生运动都出人才”，“政府要善于在运动中发现人才”。他还认为，中央领导同志应当亲自出来和学生对话，而不应当由袁木和何东昌出面与学生对话来搪塞了事。他对袁何二人与学生的对话评价极低，认为除了刺激学生和群众以外，别无积极意义；他特别认为，何东昌身为教委副主任却与学生作对，应当撤他的职以顺人心而息事端。他还以自己青年时代搞学生运动时国民党头子都能出来见学生作类比，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没有理由不出来。他认为，共产党是依靠群众起家的，无论如何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他要求政府不要镇压学生运动，如果动用武力，后果不堪设想，是要对历史负责的。当时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相信当时在座人士也多有同感。当然，他的言论会有人举报，成为“六四”镇压后他的罪状之一。
5月18日清晨5点钟，慎之忽然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去院部找他。我当即前往，他告诉我：17日晚他已打电话给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丁伟志，建议丁徵求院长胡绳意见，考虑由社科院的学者发一份呼吁书。因为当时我和大多数民主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慎之要我联络一下，参与签名。当丁伟志在电话中征得胡绳同意后，慎之即组织起草了“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呼吁书”。呼吁书的主要内容是：一、对学生要求民主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给以公正评价；二、党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应立即和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直接对话，认真听取意见，勇敢承担责任，进行坦诚的自我批评；三、希望政府立即采取切实措施，创造条件，促使学生停止绝食。呼吁书文稿经胡绳审定后，由胡绳领衔签名，共征集到194人签署，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之士多有参加，《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刊登了主要内容和全文，中央电视台编发了简短消息。这份呼吁书确实代表了人民的要求，影响甚大。
5月19日下午，慎之已听到可能要戒严的消息，情绪抵触；在接到参加当晚召开的宣布戒严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的通知后，他借故没有到会。戒严后，慎之义愤填膺，公开宣称：“不能在刺刀下做官”。这句话在“清查”中被揭发出来时，慎之坦然认帐，毫不辩解，充份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棱棱风骨；而斯言斯行在当时的文教学术界广为流传，于血腥恐怖的弥漫之中给人以“天地有正气”的支持和希望。这句话已成为历史性的名言，必将载入史册。
因为以上这些正义的表现，慎之在“六四”镇压以后被批判，并于1990年6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份。他也辞去社科院副院长的职务，以实践“不能在刺刀下做官”的诺言。
大彻大悟，坚持独立之思想
慎之曾说过，他在1989年“民运”时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呼天抢地也要建议党不要犯错误的心态”。“六四”镇压事件促使他大彻大悟，从此他严格解剖中共的本质，也严格解剖自己。他一变过去的“三不主义”，深刻地研究学问，研究现实社会，思如泉涌，不断创新，为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而奋笔疾书，在沉寂的90年代的中国写出大量有创见、有份量、有针对性的文章，影响深远。
慎之的文章始于研究陈寅恪和顾准，以唤回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智慧与良心。他盛赞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也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陈寅恪于50年代初期曾声明：“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慎之盛赞陈寅恪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认为陈氏正是依据此宗旨研究历史，才取得重大的成果，也才能预见到中国的学术“必将受西方沾溉，非蜕故变新不足以应无穷之世变”。他特别注意到陈氏曾提出“一个文化系统崩溃的后果必然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之论，认为此论对于今天的中国仍具有现实意义。
顾淮也正是依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研究学问，实事求是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顾准勇敢地质疑辩证法，注意到狄慈根把辩证法看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神学”。顾准还认为，对所谓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绝对肯定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并质疑所谓的“社会发展史的普遍规律”。顾准的未完成著作中充满着前人未发之论，顾氏是50年代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的第一人。他在常人所难以忍受的专制主义的迫害下，坚持研究学问，鲜明地提出：“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李慎之就是在被极权统治镇压得鸦雀无声的90年代的中国，继承并发扬陈寅恪和顾准的宗旨，公开地高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旗帜的第一人。
呼吁以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
慎之继而呼吁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他明确指出，当今中国的统治者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是启蒙；“五四”的精神就是启蒙，启蒙就是以近300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他经过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后提出独创之论：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2,200年间，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而由专制主义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
他把自由主义看作人类历史的主流正脉，在20世纪末的中国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他无意做中国当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军人，而自由主义派的学者多尊崇之如此。他根据“应以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的价值取向重新研究中国思想史，首次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提出胡适的重要历史地位。他在1999年夏曾多次对我说 “胡适高于鲁迅”。翌年他终于撰专文分析了同时期的胡适与鲁迅，并揭示胡适高于鲁迅的结论。在鲁迅被毛泽东钦封为圣人而胡适被批倒批臭的中国，李慎之从引导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高度公开撰文尊胡抑鲁，实在是中国思想界惊世骇俗的第一人。
慎之认为，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那么中共的革命就不能不“实质上”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重复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特点，那就是在革命初起时提出平等、均富等口号，但革命胜利后，农民革命领袖就要打江山者坐天下，做皇帝，实行皇权专制主义。毛泽东对农民革命几乎没有停止过提示，导之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正脉。慎之实际上是从中国革命的性质找出了中共实行专制主义的根源。
他在2000年6月10日给我的一封短信上说：“近作一文‘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我近来越来越觉得50年前实未曾有革命，而只是一个皇朝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更迭。晚年为文尚且一再申述此义。唯类似的文章越来越难发表，则以专制主义犹在统治也。”在2000年6月24日给我的信上他又说：“我们这一生中的不幸在于革了一次命，还要再革第二次命。”
慎之的觉悟是沉痛的，认识是独到的。他的最后的生命都燃烧在革第二次命即反对专制主义之中了。
剖析毛泽东和中共为何不兑现自由、民主、人权的承诺
40年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发表过许多谈话和党报的社论与评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动员人民要求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并庄严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这些言论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起了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统治和拥护共产党的作用。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取得政权的中共自己走上了一党专政的独裁老路，对人民的专制统治特别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呼声的箝制远甚于当年的国民党。当年由共产党鼓励人民要求于国民党政权的，正是今天人民群众要求于共产党政权，而被共产党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必欲控制扼杀的东西。今天的中国人民普遍地产生一个问题：中共取得政权后为什么对自己的承诺背信弃义 ，不予兑现呢？
李慎之从理论和实际出发，更从亲身经历出发，深刻地研究了这一问题，答案发人深省。他指出：30、40年代的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有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是民族主义，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更高的价值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到达共产主义。自由民主的价值是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面的，并无独立的民主价值。在当时，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压倒了民主的价值。还由于对主义的崇拜，发展到对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当然，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倾心于苏联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慎之指出，不错，毛泽东确曾发表过不少赞扬民主，要求民主的“历史的先声”，但是不论毛泽东如何赞扬民主，要求民主，他没有一次不是同时强调共产党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专政。许多难以理解的情况可以从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民主主义者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出发点，若以民主为最高价值，那么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结社（包括组党）的自由没有兑现？而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达到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至于过去所承诺的“自由”、“民主”之类，不过是为达到目的所讲究一下的策略而已，即为了照顾一下觉悟不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权利当作最低纲领招徕一下而已；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根本没有什么诺言兑现不兑现的问题。慎之认为西谚所云Ends justify means足以解释一切！面对这样的“革命”的价值取向，你还能要求兑现什么承诺？
“风雨苍黄五十年”
谈慎之的著作，不能不首推他在1999年10月所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该文从谴责靡费上千亿元金钱追求踵事增华的“五十年庆典”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歌功颂德出发，揭露并批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颂导层掩盖错误，伪造历史，50年间的民族大灾难、大耻辱通通不见了，禁止人民了解历史真相，使全民失去记忆，使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以中心如焚的忧国忧民之情历数中共3代领导人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罪过，特别指责江泽民对建国无尺寸之功却大搞新的个人崇拜。然而他还是谆谆提醒江泽民，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改善人权才是世界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他指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主动地实现有领导的民主化对中国最有利，然而政治改革却依然停滞不前。他明确提出：希望江泽民能主动领导民主化的改革，作 “圣之时者也”；然而他也同时悲叹：他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世纪末对历史的一点卑微的企求，可能最后还是会归于空幻的梦想。
此文一出，民间反应十分热烈，海内外网上传播，不胫而走；当权者却畏之如虎。社科院曾多次派人向他查问，他泰然处之，在2000年5月28日给我的信上说，他是“纵艮大化中，不忧亦不惧”。
“最后还是会归于空幻的梦想”被不幸言中。从此慎之对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领导层越来越不寄予希望，对专制制度和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批评越来越具有深度。1999年他在美和我相晤时，曾经戏说“我现在比你更激进”。1999年秋写了“风雨苍黄五十年”后，他更加“激进”了。他研究毛泽东著作，认为毛的很多文章都是为了取悦群众于一时，实属权谋，最后食言而肥。这正好与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中所阐发的“毛往往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牺牲理论的一贯性和严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并非由于他在这些理论上的失误而导致他行为上的失误，相反他的哲学观点的改变，为他的错误行为作辩护”的独创性见解相互生发，相得益彰。
这里说几句不知是应被称作题外还是题内的话：慎之对若水真是惺惺相惜！今春3月下旬慎之曾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正在仔细阅读若水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准备写一篇书评，希望4月底能把稿子写好带给我看；他称赞王若水是当代中国第一个思想家。据悉，慎之4月中旬住医院前，还手不释卷地研读若水的著作，书上折着页，做着记号，可能书评的腹稿已经有了。可惜我永远得不到这篇肯定十分精彩的文章了。慎之继若水哲人其萎，短短一年间中国思想界折损两巨擘，令人不胜悲恸，有天道宁论之叹！
宪政民主和公民教育
尽管李慎之独到的指出，中共因最高价值在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而置原先信誓旦旦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承诺于不屑一顾。但他以一生正反两面实践与认识，总结出中国还是必须走现在宪政民主之路，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慎之主张实行宪政民主，又认为实行宪政民主的先决条件必须有健全的公民意识。他说：“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中国的现在化100年来成就不大，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他曾多次跟我说，希望编一部给中学生阅读的公民课本；还说，人若有下一辈子，他希望下辈子当一辈子的公民教员。他这个愿望见诸自己的文字，也同许多朋友谈过。如今不少悼念他的文章都提及此论，还有文章说他已着手组织人编写公民课本了。足见慎之对加强中国公民教育是情深意切，大有紧迫感，已经起而行，投身实践，非徒托空言而已。后来者应该接过薪传火炬，继续努力啊！
慎之在致力于呼吁宪政民主和公民教育的同时，还从事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专制主义的研究、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研究，等等，病体衰年，孜孜不辍。他在2000年5月28日给我的信中说：“此生纵再活10年，也不过反专制、争民主六字而已}。”又在同年6月10日给我的信中说：“我则一息尚存，终当为反专制、争自由而努力耳。”真是字字掷地有金石声，令人肃然起敬。
上述的种种研究，其成果都凝聚在今年４月底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风雨仓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一书中。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李慎之先生的专著。提起这本书，我与之有一定的因缘，当中还有一些曲折。如今慎之遽归道山，不能自己露布了，我应该说一说，以存史实，也让世人知道他的艰难处境。如前所述，慎之曾给自己规定过“三不主义”，盛年不写文章。晚年著述虽丰，却又不结集成书。从他因“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蜚声海内外而其后的文章一概被极权政权封杀，不得在国内出版时起，我开始设想要把他的文章收集起来，替他在海外出版一本文集。这个打算经过一年多的邮电商量，蒙他同意，文章也慢慢收集齐全；但他一直不愿意自己署名出版，要我用笔名作为“编者”“编”一本他的文集，以免有关方面找他麻烦。他并称这是一个“野本子”，至于“正本子”留待日后由他自己来编。我们一直是按这个“方针”工作着，我也用笔名写了“编者前言”。在先后联系台港出版社的过程中，我曾几度写信向帮忙的朋友解释此事：“我与慎之谊属知己，却不得不尔，可慨也夫！”“我们两个老知识分子的区区不得已心情，请鉴察之”。一直到今年2月初订定出版合同前夕，需要慎之亲自签署一份给我的授权书时，我终于奉劝他还是自己署名出版为好，可以省却涉及出版法上的周折，也可免去许多“别扭”现象。他倒爽快地答应了。这才删去“编者”和“编者前言”，改署“李慎之着”，一路顺畅出版。读者捧读此书，当不会再有“别扭”之感了。这一曲折过程，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和心情的压抑。它只会发生在扼杀人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专制统治之下，在民主制度下成长的人们是难以理解的。然而我辈感受深切，不知这种折磨何时得以不再在中国发生。
李慎之先生的一生，走在中国现代历史最跌宕起伏，迂回曲折的道路上。他曾经说：“中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狂飙中象枯枝败叶似的翻滚飞扬，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他又说：“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而对某些人作出过承诺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这真是熔形像思维与逻辑思维于一炉的精辟之言，把他自己的一生和多少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都描述尽了。他实在是一以贯之地为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奋斗了一生的。而他正当盛年时和他的国家所一起遭受的升沉曲折，并非肇因于他的违背初衷，实乃如他曾经说过的，“是我骗人了吗？”“谁又骗了我呢？”他最终悟出：“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
所幸慎之先生在受尽晕头转向的痛苦疑惑之后，到了耄耋之年，却特别清醒地，坚毅地公开宣告：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是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还有什么比这更义无反顾了的呢？没有了！
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李慎之先生为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一生，当得起这千古名句！
2003年5月4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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