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尽薪传
火尽薪传
本期刊发李慎之先生的遗作“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以及慎之先生多年挚友苏绍智先生、晚年知交许良英先生撰写的两篇纪念文章。两位先生对慎之先生的描述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正好有血有肉地展示了慎之先生的风采。
慎之先生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占有一席非常独特的位置，这一独特源于他本人一生荣辱与中国革命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他青年时期即投身革命，笃信马列主义。但在革命风暴中几遭踣跌之后，他对自己奉献了毕业精力的“革命”逐渐有了深刻的反思，晚年渐至灵台澄明，终于以争民主、反专制为已任。这一思考过程他自己称之为“剔骨还父，削肉还母”。如果将这一过程放置在当代中国的大社会背景中看，就会了解有这种道德勇气的人实属凤毛麟角。首先，这种否定自己的内心痛苦有如抉心自食，有如凤凰浴火重生，非有大智慧者不能为；其次，在中国大陆今天的政治环境下，如先生这样质疑“革命”深犯时忌，非有大勇气不敢为。更何况先生面对的不仅仅只是当局施加的压力，还必须面对同为“革命者”的不理解。
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实践与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共产主义革命的胜与败。关于这场革命，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以后恐怕还要再说上万语千言。从世界范围看，波普的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批判这种革命理论的代表作，但亲身参加革命者结合自己的经历，且能超越意识形态桎梏进行批判，在中国这个有着成千上万“革命知识分子”的社会，如慎之先生类似经历者大有人在，然而晚年能如此坦然面对历史的，仅先生一人而已。
从许良英先生所述慎之先生的晚年思考中，可以看到中国思想界的独特悲剧。中国从来不乏思想者，但思想进程却往往被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强行中断。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只能在极其封闭的环境中思考，这种思考还毫无例外成为中国社会的异端，思想者往往要为自己的思想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残酷的思想专制使得几代思想者的成果无法形成代际传递，每一代人都必须站在同一起点进行思考。慎之先生思考的问题，其实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思考的大问题。文运即国运，思想界屡遭厄运，正是国运多蹇的反映。火尽薪传，对于这样一位可钦可敬的前辈学者，后辈学人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秉持学术良知，不作媚时之语，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俗世滔滔，世上尽多追名逐利之徒。学术在中国也早就堕落成了一些曲阿附世者的谋利工具，唯其如此，慎之先生的道德勇气更应该成为后代学人追慕的楷模。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问题的日益凸显，中国学人对国情的认识愈显深刻。徐友渔的文章“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文，涉及中国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解决的问题：民主政治的社会土壤。作者论述道，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都急于追赶世界潮流，但忘记了建立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是自由主义，而没有个人自由与权利，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保障等西方社会称之为“保障一切人权的基本权利”做为基础，宪政只能是无本之木。百年中国先后有过几部所谓“宪法”，却从未有过“宪政”的原因就在于此。作者从世界历史经验出发，详细阐释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之所以不能代替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因，指出目前中国如果只顾追逐时髦，在启蒙与现代化的任务还未完成的情况下，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竟相追逐“后现代”与“反现代化”思潮，这种舍本求末的理性僭妄，其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重蹈历史覆辙。
马庆钰在“全球化与对文化相对主义批评”一文中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关于文化发展与变革的论争，如中体西用说、西学中源说、东方文化说、中国立体文化说、河东河西说，实际上都暗含着文化相对主义的认识观。作者认为，在“亚文化”上各民族确实有特殊性，但在“大文化”如政治文化层面，即对民主、自由、人权等的认识，则应持普遍意义的文化尺度，如果在这个范畴内有人要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只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作者指出，在中国，直接擎着“文化相对主义旗号”的人虽然不多，但在理论和实践中，韵味相类的观点与行为选择却并不鲜见，在价值层面尤其是在政治价值层面更为明显，这已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徐、马两位先生的文章，正好与慎之先生在“革命与民主”一文中所倡导的相呼应：“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获得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要走的道路。”
萧功秦在“中国改革以来政治中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一文中，将中国改革23年来中国政治与思想界的互动关系，以及威权体制如何形成，其社会基础由什么人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梳理，有助于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这段时期中国政治的变迁。王怡在“SARS疫情凸显了中央集权制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冲突”一文中，通过份析SARS疫情处理所暴露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责任模糊带来的问题，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财政体制的变化实际上使中国进入了后中央集权时代，中央与地方事实上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在危机处理时期大大提高了危机处理的成本。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危机状态中“直接代表和维护各省平等利益的国会（全国人大）的缺席，给危机状态中的地方利益冲突打上了一个死结”，由此他希望这次危机能促使地方政府维护本地利益的合法化，为今后联邦主义的制度思路打下基础。
90年代的中国，唯一的政治亮点与“展览品”就是村民自治。沈延生“关于村民自治及村民自治研究的述评”一文，为读者勾勒了这一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的来龙去脉以及由此生发的各种研究。作者认为，在整个政治系统没有民主化的大环境中，小社区的自治机制根本影响不了大环境的不民主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侵害。如果结合中国“三农”问题日益严重这一事实来看，村民选举作为中国政府“政治秀”的作用远远大于改善农村与农民境况的作用，村民自治研究也终不免成为中国研究的理论泡沫。
萧北声“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一文，通过份析中共第一次制宪如何建立一党专治的过程，让读者可以管窥西方文化在中土淮桔成枳的命运：中国近百年来从西方学来的大部份政治理念，如宪政，民主等等，到中国落地生根之后就有其名而无其实，甚至为相反的政治目的服务。苏士红等三位作者写的“当代中国农村青年思想状况分析”一文，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图景：中国城乡结构已发生严重的断裂，庞大的农村人口被抛在现代化列车之下。中国既然号称“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一枝独秀”，何以不能使70％的农村人口稍沾其惠？
哲人虽逝，精神长存。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必然艰难曲折，学者们对民主的探讨要成为民众的常识，还需要经过慎之先生所言的“公民教育”。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哲人已归道山，其未竟之业愿后来者勉之。如是，先生可含笑于九泉矣。
慎之先生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占有一席非常独特的位置，这一独特源于他本人一生荣辱与中国革命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他青年时期即投身革命，笃信马列主义。但在革命风暴中几遭踣跌之后，他对自己奉献了毕业精力的“革命”逐渐有了深刻的反思，晚年渐至灵台澄明，终于以争民主、反专制为已任。这一思考过程他自己称之为“剔骨还父，削肉还母”。如果将这一过程放置在当代中国的大社会背景中看，就会了解有这种道德勇气的人实属凤毛麟角。首先，这种否定自己的内心痛苦有如抉心自食，有如凤凰浴火重生，非有大智慧者不能为；其次，在中国大陆今天的政治环境下，如先生这样质疑“革命”深犯时忌，非有大勇气不敢为。更何况先生面对的不仅仅只是当局施加的压力，还必须面对同为“革命者”的不理解。
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实践与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共产主义革命的胜与败。关于这场革命，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以后恐怕还要再说上万语千言。从世界范围看，波普的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批判这种革命理论的代表作，但亲身参加革命者结合自己的经历，且能超越意识形态桎梏进行批判，在中国这个有着成千上万“革命知识分子”的社会，如慎之先生类似经历者大有人在，然而晚年能如此坦然面对历史的，仅先生一人而已。
从许良英先生所述慎之先生的晚年思考中，可以看到中国思想界的独特悲剧。中国从来不乏思想者，但思想进程却往往被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强行中断。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只能在极其封闭的环境中思考，这种思考还毫无例外成为中国社会的异端，思想者往往要为自己的思想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残酷的思想专制使得几代思想者的成果无法形成代际传递，每一代人都必须站在同一起点进行思考。慎之先生思考的问题，其实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思考的大问题。文运即国运，思想界屡遭厄运，正是国运多蹇的反映。火尽薪传，对于这样一位可钦可敬的前辈学者，后辈学人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秉持学术良知，不作媚时之语，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俗世滔滔，世上尽多追名逐利之徒。学术在中国也早就堕落成了一些曲阿附世者的谋利工具，唯其如此，慎之先生的道德勇气更应该成为后代学人追慕的楷模。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问题的日益凸显，中国学人对国情的认识愈显深刻。徐友渔的文章“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文，涉及中国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解决的问题：民主政治的社会土壤。作者论述道，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都急于追赶世界潮流，但忘记了建立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是自由主义，而没有个人自由与权利，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保障等西方社会称之为“保障一切人权的基本权利”做为基础，宪政只能是无本之木。百年中国先后有过几部所谓“宪法”，却从未有过“宪政”的原因就在于此。作者从世界历史经验出发，详细阐释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之所以不能代替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因，指出目前中国如果只顾追逐时髦，在启蒙与现代化的任务还未完成的情况下，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竟相追逐“后现代”与“反现代化”思潮，这种舍本求末的理性僭妄，其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重蹈历史覆辙。
马庆钰在“全球化与对文化相对主义批评”一文中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关于文化发展与变革的论争，如中体西用说、西学中源说、东方文化说、中国立体文化说、河东河西说，实际上都暗含着文化相对主义的认识观。作者认为，在“亚文化”上各民族确实有特殊性，但在“大文化”如政治文化层面，即对民主、自由、人权等的认识，则应持普遍意义的文化尺度，如果在这个范畴内有人要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只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作者指出，在中国，直接擎着“文化相对主义旗号”的人虽然不多，但在理论和实践中，韵味相类的观点与行为选择却并不鲜见，在价值层面尤其是在政治价值层面更为明显，这已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徐、马两位先生的文章，正好与慎之先生在“革命与民主”一文中所倡导的相呼应：“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获得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要走的道路。”
萧功秦在“中国改革以来政治中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一文中，将中国改革23年来中国政治与思想界的互动关系，以及威权体制如何形成，其社会基础由什么人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梳理，有助于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这段时期中国政治的变迁。王怡在“SARS疫情凸显了中央集权制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冲突”一文中，通过份析SARS疫情处理所暴露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责任模糊带来的问题，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财政体制的变化实际上使中国进入了后中央集权时代，中央与地方事实上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在危机处理时期大大提高了危机处理的成本。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危机状态中“直接代表和维护各省平等利益的国会（全国人大）的缺席，给危机状态中的地方利益冲突打上了一个死结”，由此他希望这次危机能促使地方政府维护本地利益的合法化，为今后联邦主义的制度思路打下基础。
90年代的中国，唯一的政治亮点与“展览品”就是村民自治。沈延生“关于村民自治及村民自治研究的述评”一文，为读者勾勒了这一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的来龙去脉以及由此生发的各种研究。作者认为，在整个政治系统没有民主化的大环境中，小社区的自治机制根本影响不了大环境的不民主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侵害。如果结合中国“三农”问题日益严重这一事实来看，村民选举作为中国政府“政治秀”的作用远远大于改善农村与农民境况的作用，村民自治研究也终不免成为中国研究的理论泡沫。
萧北声“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一文，通过份析中共第一次制宪如何建立一党专治的过程，让读者可以管窥西方文化在中土淮桔成枳的命运：中国近百年来从西方学来的大部份政治理念，如宪政，民主等等，到中国落地生根之后就有其名而无其实，甚至为相反的政治目的服务。苏士红等三位作者写的“当代中国农村青年思想状况分析”一文，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图景：中国城乡结构已发生严重的断裂，庞大的农村人口被抛在现代化列车之下。中国既然号称“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一枝独秀”，何以不能使70％的农村人口稍沾其惠？
哲人虽逝，精神长存。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必然艰难曲折，学者们对民主的探讨要成为民众的常识，还需要经过慎之先生所言的“公民教育”。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哲人已归道山，其未竟之业愿后来者勉之。如是，先生可含笑于九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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