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同志是5年前才开始交往的新朋友，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主要是靠文章和通信交流思想。他先后寄给我近30篇文章、43封信。有的信写得很长，长达10页；谈论的问题很广泛，从科学、民主、传统文化、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到个人经历和人生感受。我们都是在青年时提着脑袋干革命并参加共产党，1957年都被划为“极右分子”。这样的共同经历使我们在晚年成为至交，而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小我3岁，却比我先离开人世。失去了这样一位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悲怆和无尽的思念。

他今年1月2日给我的长信依然显示出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坚强意志：

“我前信曾跟你说过，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

“过去几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多少也算做了一些工作，只是自己以为远远不够。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但是我最想写，而且觉得不能不写的是《民主──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一文。

“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份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这些话真是铿锵有力，诚挚感人，可恨”老天爷”太不公道，愣不让他完成这项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在这封信中，他接着讨论民主的确切定义问题，要我“用最简单的文字(500字以内)回答”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充份条件是什么，准备把我的答案用在他的文章里。随后他又说：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1.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2.对中国能在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

信的最后又讨论了中国将来民主化是否会滑向非洲化或拉美化的问题，以及全民启蒙和公民教育问题。这封充满激情和饱含深邃理性思考的信，引起我长久的沉思。我回信告诉他，像我们目前的健康和医疗条件，继续工作10年该不算是奢望。当然还得注意保重身体，生活过得合理。因此建议他每天去龙潭公园活动、做操；早餐要注意营养。

(二)

1月23日他给我写了一封10页的长信，很使我感到意外。

“近十年来，生活没有什么波动，平常总以为可以无限期地indefinitely活下去。老妻骨折后，才悟到不变中其实一直存在着变的因素。只希望中国沉默的政治也蕴藏着什么表面看不出的推动力。”

接着他说，前两天读到王若水未完成的遗著两卷本《新发现的毛泽东》，“这又使我惭愧，优柔迁延，不肯下决心、下功夫做学问，正如我对你的研究民主问题一样。

“由此想到，我早几年就有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到21世纪中期民主框架大体完成之日)必须改写的想法，但总觉得这不是我老朽的事而寄希望于年轻人。最近忽然想，整本的专著写不出来，万言长文提出几个主要论点，或者写出一个大纲来，总还是应当而且可以的吧。现在想把最初步的意见向你请教。”

下面他用7页篇幅告诉我其主要论点。“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尖锐地指出，“所谓明清之际的‘萌芽’说（指‘资本主义萌芽’──良英注），不过是硬套五阶段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伪理论而已。”

他对16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且常有惊人之语。如说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

这封信非常有价值，可以说是他准备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的一个初步框架，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处处闪耀着他的思想的光芒。当然，也难免有考虑欠周的地方。我给他的回信，首先赞同他提出的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文化、国民性的大胆论点，这显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论断直接对立。我可以用一系列史实来支持他，尤其是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2,500年前雅典民主制最能说明问题。同时我又提醒他，政治制度的形成还是受制于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他一些明显考虑欠周的地方，我也坦诚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提到，1946年后“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伟大之外，到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对他的这两点感受，我感到意外，在回信中这样回答他：“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军事指挥上确有高招。但由于军队士气高昂，各路将领大多身经百战，才艺高强，完全能独立作战，统帅即使换上周恩来这样的人，战争照样会胜利，充其量不过时间可能拖后一年半载。把功劳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即使在1949年我也不会同意。我始终认为，革命事业只能依靠集体力量。……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心向背问题。”

(三)

春节期间，有位朋友告诉我，他去看望过慎之，得知他患病，但不想去看医生。我听了很不放心，于是写信敦促他去看医生，讲了一句很重的话：“80岁的人了，有病就得及时医，千万不可大意。你的生命和健康不是仅仅属于你个人的，同时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何况你还有许多文章要写，许多见解要发表!”以后听说他吃了中药，我们也就放心了。

3月28日他写给我一封短信，说从一个刊物上读到一篇介绍爱因斯坦自由思想的文章，“深感爱因斯坦关于自由的思想之丰富与深邃”，建议我也可以写这样的文章，“也可以为你在刊物上露面打开一条路”。他显然是希望我能够冲破14年来不让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禁锢，我回信告诉他，目前看不出有这个可能性，而且介绍爱因斯坦的自由观已有更好的渠道，这就是去年秋天我已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20万字的《爱因斯坦文录》，其中关于自由、人权的文章就有6篇。此书估计今年6-7月间可以出版。

几天后我突然获悉，李慎之老已病危，4月22日上午10:05，一个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日夜思索的大脑停止了活动，这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一个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慎之的病危和去世，使我心灵受到极大打击，一连半个多月脑海里经常浮现着他的身影。他的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绪，敏锐的洞见，犀利的笔锋和拳拳赤子之心，都让人永远无法忘怀。晚年能交上这样一位完全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心朋友，是我一生的一大幸事。失去了这样一位挚友，也象5年前失去恩师王淦昌先生一样使我难以承受。

老天爷真是太不公道，在夺去慎之生命前13天，已夺去了以仗义执言著称的剧作家吴祖光的生命。吴祖光长我3岁，1957年也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北大荒强迫劳动(我也曾有幸获此殊荣，只是我拒绝了，而选择“自谋生路”，回老家当了20年农民)，由于专业领域的不同，无缘有个人交往，但在我1989年2月发起的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上，以及1995年的宽容呼吁书上，他都欣然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向媒体发表自己签名的理由。他和慎之在13天内相继谢世，使我这个年龄居他们中间的幸存者倍感凄怆。

慎之同我最初交往是在1998年2月，他托老朋友华贻芳同志(解放前杭州高中的地下党员)带他的文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给我，徵求我意见。在这以前，他给我有两个好印象。第一个是80年代中期茅于轼告诉我，他所在的美国所的所长李慎之说，“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觉得很有见地。1989年“六四”后，听人说，李慎之愤辞社科院副院长职务，说“不愿在刺刀下当官”。以后第一次见面时我提起这两句话，他坦诚地说，这两句话都没有公开说过，而只对一二个人私下说过，而他是到1990年才不当副院长的。

1998年2月28日我仔细读了他的文章，即给他写回信，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论点，并深有同感。1985年以来，我国上下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已产生严重恶果，我写过两篇文章予以批驳。慎之的文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同我不谋而合。接着讨论了“科学”的涵义，真理是否中性，以及李约瑟的一些论点。

3月4日他给我写了回信，这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一开头就说：“我的文章属于‘冒叫一声’，实在憋得太久了，不能不一吐为快”。他对李约瑟的“极端亲华”情绪和偏见很反感。“可是这话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几乎不能说，说了就有卖国之嫌。”“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经没有多少‘老生’了。”

信最后说：“明年是‘五四’80周年了。朋友们在研究怎么‘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人们“只注意到‘五四’口号之一的‘民主’，而忽视‘五四’的另一个口号──科学”。“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于是要我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交他们拟议中的《中国启蒙文献精选》上发表。

我在回信中说，自己从1985年起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已很少关注科学问题了；而且我认为，要纪念“五四”，重点还应在民主启蒙，1989年我写过这样的文章，现在还可以写。我的回答大概使他感到意外。他回信中说，民主问题已有十来个青年人“着意研究”，而科学精神问题，一个也没有。他随信寄给我两篇文章，一篇是叙述他所以被打成右派的“‘大民主’和‘小民主’”。他在信中说，被划为右派后，头两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彻底觉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当时我还在迷信毛泽东，直至1974年才猛醒过来，比他迟了14年。不过，对他发明的并被毛泽东采纳的“大民主”、“小民主”这两个概念，我不赞同。从历史上看，民主只有有无的问题，不存在大小的问题。所谓倾听群众意见的“小民主”或“民主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

他给我第三封信中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使我开始对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随后我们讨论了他的几篇文章，主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他家学渊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令人钦佩，而我没有读过古书，从小就爱上自然科学。他批评朱高正等人反“五四”的观点，我都十分赞同，但觉得对王国维、陈寅恪的人格的评价偏高。对我这一不同意见，他没有回应。不久有人告诉我，慎之曾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自己是“半个新儒家”。我给他信中说：这表明你还有半个并不是，根据求同存异原则，我们之间还有可以合作的领域。他回信说：“我的几篇谈论天人合一的文章，其实都是对季羡林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批判。所以我们不是一半相同，一半相异，应该说是基本相同。”我认为他的“半个新儒家”是名不副实的。因为从他的信和文章来看，他的基本立场与新儒家相去甚远，甚至相反。首先是坚持“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的启蒙精神；其次是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和夜郎自大的心态。因此建议他今后不要再自称“半个新儒家”。

同时我们也讨论了他写的《哈维尔文集》序。这篇序写得有血有肉，对当前同样是极权主义的中国会产生巨大冲击，主要论点我完全赞同。但序中也有不妥之处，如说，“自从Machiavelli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事实上，权术崇拜者Machiavelli虽然对后人有不小影响(如Marx，Engels都大力吹捧他)，但没有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相反，西方主流思想是继承了Aristotle的传统，Aristotle的名言“人是政治动物”、“人是理性动物”和“人是合群的动物”始终是有识之士的共识，Locke的名著《政府论》中就把“政治社会”等同于“公民社会”。所谓“反政治的政治”，有点近于庸人自扰。

(四)

1999年8月，他从美国回来以后不久，在信中向我诉述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收获和自己难以忍受的孤独感。他说：

“在美三个月读五四之书，最后悟出中国虽无宗教，却有意识形态，其强烈不下于宗教，没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优点，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就是外儒内法。二千年来只有五四冲击了一下，但谈不上彻底，因此，又以革命名义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中国至今仍在其统治下，这就是我在介绍哈维尔的文章中说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最理想的办法是和平进化，但是可能性几乎没有。国内外现在都没有‘爱国志士’，有的只有利禄之徒。你说我关于哈维尔的文章，对‘当前的中国会产生冲击力’，但是我却看不到会有什么影响。从中国到外国，再从外国到中国感到的只是极度的孤独。”

这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为他最新的思想收获感到高兴，为他的孤独感感到伤心。但我觉得他对现实过于悲观了。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但在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断冲击下，早已在逐渐溶化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我1976年清明前每天路过天安门广场所见的感人场面和1989年4至5月间更加激动人心的所见所闻，都验证了这一真理。1987年至1988年间，人们普遍为当时大学生只关心个人利益、不关心国家命运而忧心忡忡；可是，1989年4月中旬以后，他们所表现的政治热情竟如此高涨，在北京甚至有3千人以绝食这种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抗争。经过血腥镇压和10年的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后，是不是人心都死了？普天之下竟没有一个“爱国志士”了？完全不是。相反地，倒是处处感到鲁迅所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告诉他，“你每年发表这么多文章，又有这么多人争请你写序，显然，理解你和仰慕你的人是很多的。……总之，我觉得你决不是‘孤独’的，至少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你的知音。”此言大概打动了他的心，他不再感到“极度的孤独”，而是知音遍天下，也觉得在这个鸦雀无声的年代要用更大的声音“冒叫”，把多年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吐出来。

随后我寄给他一篇我半年前写的“‘89’十年感言”，对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的1989年民主运动作了简要的回忆和反思。他回信说：“有错不敢承认是懦夫，错误已过去十年不敢改正是无能。他要自取败亡，我们也无能为力。”

一个多月后，他托人送来新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这是一篇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之作。当读到“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50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50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而我们居然生活在谎言中”，我心潮澎湃，立即给他写了回信，表明读到此文“深受感动，引起了强烈共鸣。这是一篇有巨大震撼力和冲击力的杰作，作者的胆识令人钦佩。读了这篇表达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心声的精彩杰作，我更想同你见面畅谈，交流思想。”同时我也感到有几处美中不足。其一，对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的分析评论温情乏力，没有到位。其二，Lord Acton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宜译为：“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其三，“提高人权”宜改为“尊重人权”。

这篇文章，象一颗精神原子弹，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震荡，连90岁的老将军吕正操也要登门拜见作者。当政者当然恼火，派下属找他谈话。但此人却只问文章给几个人看过？怎样上网的？而不敢涉及文章的内容是否触犯党纪国法；即使手中握有生杀之权也无可奈何。

1999年12月7日上午，我们在他家里第一次见面。他看来比我年轻得多，象60来岁，头发乌黑，脸色红润，只是中风过，走路困难。他很健谈，也很坦率。他说自己以前觉得“高人两等”，因为到过延安，又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对自己会被划为右派，开始时无法接受；1960年终于醒悟了，认为自己真是右派。80年代初得到胡乔木赏识，出任美国研究所所长，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对美国并无研究，让他做别的研究所所长也行。他只说胡乔木胆子小，没有看出其人品的卑劣。看来，胡乔木、邓小平对他都有知遇之恩，他对他们的评价都有失公正。他说，今年去美国，醒悟到中国传统就是专制，要回到“五四”的启蒙，但他考虑的主要是中小学的公民教育。他是个思想开放、知识面广、有深厚旧学根底、有才华、有文采、风趣的人。他说自己不是学者，他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缺乏严格的理论训练，治学不够严谨。在我所认识的老共产党员中，他是比较有反思精神的，思想上同我最接近，而且志向完全一致，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因此我们相互以“同志”相称，尽管我1989年以后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五)

2000年5月他托人送来一篇将近2万字的论文稿“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征询我的意见。这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也是对现实有强大冲击力的战斗檄文。主题思想就是他一年前在美国悟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现在他对这一论点进行系统的有充份说服力的论证。这可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论文。当时他给我的是一份修改稿，稿中到处有他用红笔改写的字迹，其中有不少是大段的增补。他把这样一份在修改过程的原稿寄给我，也足见他对我的信任。这篇论文定稿时改名为“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2000年10月他又托人送来给舒芜的信，要我“多提意见”。这封信主要是讨论“五四”精神以及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他不同意舒芜把“五四”精神限于“个人解放”并把鲁迅作为“五四”精神的唯一代表人物，我深有同感。但我不同意信的开头对舒芜的两点评价。其一，对舒芜1955年把胡风的信交给《人民日报》，他说，“世人或有难谅解者，我是有深切的同情”。我则认为这是置胡风于死地的告密行为，即使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人性、良知和道义的准则来衡量，是应该谴责的，至少在今天不该“有深切的同情”。其二，信中用很大的篇幅和极其夸张的语言赞扬舒芜的“论主观”，说“在我这一代人当中你是最有思想，也是最能思想的一个”，说他是“一世之雄”。我告诉慎之，此文刚发表时我也读过，觉得有唯意志论的味道，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想深度。这两点意见他是采纳了，发表时删去了这些内容。在回信中我还提出，对鲁迅的“拒绝宽容”不宜苛责，当时他的好友杨杏佛、柔石被杀，他自己的安全也受威胁，有人还从背后“放冷枪”。胡适的宽容精神确实值得称赞，但应注意到，在他一生的政治实践中，宽容往往与他的软弱和脱离现实密不可分。

2001年2月2日下午，他约我去他家第二次见面。我们先议论了当时热门的法轮功问题，转而回到在信上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他说他早已不信马克思主义，但从未公开批判过。我建议他在给舒芜的信中删去一句与主题无关而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尼采与杰弗逊，到底谁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大？”他不接受。我说，尼采是一个反理性、反民主的唯意志论者，他崇拜超人、崇拜征服者、崇拜拿破仑，同时鄙视平民和妇女、鄙视林肯这样的人，而杰弗逊则是美国民主制的主要设计者，怎么可把这样两个人相提并论？这显然有悖我们所崇扬的启蒙精神。关于邓小平的评价问题，我们又进行了争论。我觉得他对胡耀邦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主导作用以及80年代高层内部斗争的情况并不了解，于是介绍了胡耀邦留给我的印象和当时的直接见闻。整个谈话非常坦诚，中间虽有争论，但各人都把心里话说了出来。对于一向感到自己孤独的他，这样直率的交谈恐怕是不多的。

那次交谈后，我们在信中继续讨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认为，王若水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人主义”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只看到虚幻的共产主义天堂的理想，而看不到通向这个天堂的血淋淋的专政之路。

由于李慎之一直在关注所谓“李约瑟问题”，我寄给他我的老师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先生1944年的一篇重要论文，并详细介绍这位仍在带博士研究生的99岁（今年已101岁）老人的情况，而这位老先生近几年同我通信很密，对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十分赞赏。我们一连在几封信中谈论了陈立先生，他对陈立先生也非常崇敬。

2001年11月，有青年朋友送我一封从网上下载的上海朱学勤2月发表的“答元化先生书”，信中披露王元化1月间在报刊上指责慎之“拉帮结派”，我感到震惊，也为慎之不平。我原以为王元化与慎之被人称为“南王北李”，关系一定不错，想不到竟会出现如此严重分歧。我猜测，分歧可能来源于对“五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近10年来，王元化否定“五四”、宣扬杜亚泉甚至辜鸿铭，吹捧新儒家，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对慎之忌恨，不足为奇。于是我给慎之写信，问他原委。他回信说，这个问题是他最不愿意谈的，但还是把他能够想得起来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他一一详述了与王元化见过几次面，在什么场合，交谈了什么。他说：“事实上，我跟朱学勤‘拉帮结派’的可能性与同王元化‘拉帮结派’的可能性一样小，因为见面与联系的机会几乎一样小。”他分析，这件事“起因于1995年丁东吹捧我们两人为‘南王北李’一事。”“王一再在公开场合大声否认‘南王北李’之说，我其实也是否认的，不过不是大声”。随后，我们在信中讨论了王元化的所谓“新启蒙”。接着我们也讨论了当前风行的“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谬论。

2002年2月，读到他悼念王若水的文章。文章写得亲切动人，点出毛泽东“朕即国家”的思想，真是一针见血。文中他又坦诚地剖析了自己：80年代，“像我这样的人心中也不是没有倾向，不是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以后的修改稿删去了这12个字──良英注)，因此还是噤若寒蝉，只能在心底对若水的正确与勇敢叫好，赞叹与敬仰}。”美中不足的是，文中所反映的1977年到1989年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并不准确。如说：“历经30年的高压，备受荼毒的中国人当时能够想到，敢于想到的只是人道主义与人的异化的概念”；“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议题就是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于是我写信告诉他，80年代人道主义争论由于胡乔木的卑劣无耻表演而影响较大；事实上，民主与专制（80年代后期演变为“新权威主义”）、思想自由与“反自由化”以及反对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干扰等，都是思想界所关注的问题。如果80年代仅有人道主义争论，很难设想1987年胡耀邦会被迫辞职，1989年会爆发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

2002年4月，我两次读到他给朱学勤信的复印件，谈的是准备纪念顾准的问题。纪念顾准，宣传顾准，使顾准的珍贵思想尽可能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财富，完全应该，我举双手赞成。但他的信中说：“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他比所有的人都更用功、更执著地追求中国的出路，从各个角度比较中西文化，学习民主的道理。”我认为这个论断过于仓促，不符历史事实。经过反复思考并重新阅读《顾准文集》、《顾准日记》后，6月14日给他去信坦呈自己的意见：顾准的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我直到1974年才摆脱对毛泽东的迷信，而他早在50年代就已不存在这种迷信，能够独立自由地思想。但他70年代以前思考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基本思路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框框。从他的日记看来，他是1972年10从干校回京后开始阅读大量中外历史著作和几本哲学名著，可惜不久就患病，1974年12月就去世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思想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写下的。以带病之身，在短短两年内迸发出如此众多的令人眩目的思想火花，可以说是一种人间奇迹。遗憾的是，两年时间太短，他要考虑的问题和要读的书都太多，有些书不可能读得很仔细和好好消化(如Aristotle的《政治学》就如此)。因此，这两年他不可能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而只能留下一些笔记性的文字，其中有不少显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例如关于民主问题的许多论断，与我和老伴王来棣近20年来所阅读过的许多关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之观点并不一致。......他对民主概念的理解还是相当混乱的，可以说他的探索仅仅开始，还未彻底摆脱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影响。同样，他的哲学思想也很不成熟，主要来源于Marx、Engels、Lenin和Francis Bacon。......相比之下，“五四”时期几位著名思想家，在思想的深度和成熟程度以及眼界方面，显然都不是顾准所能及的。因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自由的，而顾准要挣脱几十年来束缚自己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禁锢，是极其艰难而又要冒大风险的。

这封信他没有及时收到。因为5月他去了杭州，6月1日回北京后就搬家，可能在忙乱中弄丢了。10月间他要求我把信底复印给他，并说了他所以对顾准估计很高，是因为这20多年来，“事实上顾准已经成为民主派或自由主义者的一面旗帜”。对于这个评价我也不同意。因为顾准的文集1994年才出版，在此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顾谁的思想，而中国现代的民主派和自由主义早在80年代就已形成。而且顾准文集中根本没有论述自由的文章；议论民主时，也没有涉及自由、人权。顾准没有吸收Aristotle、Locke这些杰出思想家的思想，却误把反民主、宣扬精英统治的Schumpeter(顾准译过他的书)的糟粕当作经典。他收到我这封信和6月14日信的复印件后，没直接回答我的意见，但希望我写评论顾准民主思想的文章，说“这不可能有损他的形像与影响，反而是最好的启蒙材料”。

(六)

2002年5月，他应邀去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讲学，然后又到浙江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听说这两次讲话反应非常热烈。这不禁使我想起1985年3月方励之在浙大演讲的情况。那是方励之第一次公开谈论政治问题，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读到慎之在杭州的讲稿“全球化和全球价值”，觉得内容非常好，特别着重阐明民主是全球价值，对官方意识形态有很大冲击力。不过有几处讲到历史的地方，不够准确，甚至会误导读者。

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坦率地提了几点意见。特别是对F.Bacon，显然拔得太高了(顾准也有这个问题)。他在讲稿中说：“培根以一身而开民主与科学两大价值系统，更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不祧之祖。”事实上，F.Bacon决不是民主思想的倡导者，而是专制君主制的代言人。他在宣传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方面确是有贡献的，但是对于当时科学的重大成就近于无知，对哥白尼的日心说甚至持否定态度。他在科学上毫无建树，根本谈不上什么“不祧之祖”。又如说科学是“价值系统”，也不妥当。价值(value)是指伦理道德准则，与意识形态有关，科学追求的是“真”，与伦理道德、意识形态无关。此外，说Adam Smith“开启了近二百年的市场经济”，也欠妥。因为市场经济是伴随商业活动而产生的，2,500年前的古希腊商业就已很发达。还有，说美国制定宪法时全国“半数人口是黑人奴隶”，也不符事实。

10月30日他回给我7页长信，态度非常坦率诚恳，感人至深。信中他诉述自己的思想变化历程：“不嫌狂妄地说，我的二次觉悟(一次觉悟是马列主义觉悟)大体上与顾准是同步的(我是1960年看穿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而重新确立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顾准晚了两三年)。但是我的斗争意志远远比不上顾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地步，书倒是不断地看，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几乎在‘内部’一出来，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来从年青时就没有作学问的训练，二来是根本没有觉得自己还能有著书立说的可能，当时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个明白鬼算了。到‘改正’(指1979年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良英注)以后也有好几年还是这个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体倒还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近年来才想到还有可能发挥余热，但是又觉得桑榆晚景干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写几篇文章，最长不过万字，自认为想通一个问题就写一个问题。其间还有一段时期，因为对毛泽东批儒的反感，觉得中国传统文化远没有毛的极权主义那么坏，还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学说，这就是我曾经对你自称也可以算‘半个新儒家’的原因。......我过去几年的‘工作’进度是很慢的，自己觉得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还能‘赶趟’，不过最近以来，我突然直觉地感到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然而全社会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准备。我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80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60到70的人，另一个大约50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我近来一再呼吁他们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轻的一批外，反应都很冷淡。

“我自认为我思想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但用作论据的许多事实和材料都不准确，这是因为我不但学力不足而且从头就没有决心潜心治学的缘故。”

信中还议论了新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我觉得这套书立意很好，会有助于青年学生扩大眼界，提高思想境界；但所选的文章基本上是近年国内出版的书刊上的，有些质量不高，而且缺乏真正有价值的经典性著作。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建议我把有价值的经典原文编一本《民主读本》。这是个好主意，做起来并不难，问题是是否有合适的出版社愿意出版。

从他今年1月给我的两封长信可看出，在生命结束前3个月，他的生命力竟如此旺盛，思想成果又如此丰硕，真是一个奇迹。我们正期待着他把想写的惊世宏文都写出来，他尽心呼唤的民主能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他却猝然倒下了。慎之，你安息吧！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在你已经走过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尽力为实现我们的共同理想而抗争!

（2003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