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破“天津特别组”始末
[ 2003年第7期 侦破“天津特别组”始末 作者：马俊如 童毅之 ]
李辛白（1875—1951），安徽无为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孙中山创始同盟会时的会员之一。1907年，同盟会派李辛白到上海，在同盟会上海分部负责人蔡元培支持下，创办了《白话日报》。该报一反常规，完全采用白话文，宣传反帝反封建，深受广大平民百姓欢迎。用白话文办报，这在中国报业史上尚属创举，胡适推崇李辛白是“我国白话文的开山老祖”。该报发行约两年，因触怒英帝和清朝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年）岁尾遭查封，李辛白被迫逃亡至安徽芜湖，参加地下武装反清斗争。
1912年，李辛白与于逊臣合作，创办了芜湖最早的大型报纸《共和日报》。此报采用白话文，针砭时弊，宣传新文化。半年后，因受袁世凯《报纸律》钳制，加上时局动荡、经费困难而停办。
1913年，受蔡元培邀请，李辛白至北京政府教育部任佥事，他和鲁迅的交往自此开始。
在北大出版部的日子里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聘李辛白到北大担任庶务主任。时隔一年，北大规模扩大，新设总务部和出版部，蒋梦麟任总务长、李辛白任出版部主任。
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负责书刊杂志的审定工作。当时担任出版委员会的委员有：李辛白、沈兼士、胡适、钱玄同、陶孟和、王星拱、张才椿、陈衡哲、钱稻荪、张祖训、陶履恭、肖友梅等。由沈兼士、胡适先后任委员长。李辛白在委员中排名第一，并任出版部主任，负责全校书刊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出版部除出版教材、学术著作和讲义外，还出版期刊杂志，如1917年1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创刊的《每周评论》、1919年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新潮》杂志等，这些进步杂志在“五四运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李辛白在这些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方面，总是全力以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新青年》杂志问世已历年余，新文化运动亦已发端，其锋芒所向，针对严重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旧思想、旧势力，这些观点与蔡元培的观念相吻合。因此，蔡校长把《新青年》派勇于革新的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李辛白等当作他整顿北大的有力支柱而一一延聘。从此，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进一步蓬勃向前发展。
1919年5月2日，北京大学联合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决定于5月4日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游行示威。5月4日早晨，北大八所大学公推北大负责起草宣言书。10时左右，北大学生狄福鼎返校向《新潮社》告知此事。《新潮社》推罗家伦起草《五四运动宣言》。旋即狄福鼎将“宣言”送交李辛白，请他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李辛白当即组织赶印，原定印刷5万份，由于时间紧迫，只印好2万多份，就匆匆送出散发。这是“五四”这一天唯一发出的印刷传单。
“五四运动”引发全国学潮高涨，军阀政府把这次学潮归罪于北京大学，“罪魁祸首”是蔡元培。“解散北大，撤免蔡元培校长职务”、“章、曹以三百万金收买歹徒刺杀蔡元培”、“焚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等传言一时风起。蔡元培为了保护学校，被迫声明辞职离京出走。6月5日，军阀政府批准蔡元培辞职，由胡任源署理北大校长。这项决定一出台，北大和北京各高校师生在进行“惩办国贼”斗争的同时，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胡留蔡”运动，李辛白始终积极参加。他出席了5月11日召开的北京专科以上院校联合会成立大会，参加讨论代表会拟定的《上政府书》，并在《上政府书》上签了名。6月7日，北大召开教职员紧急大会，会上李辛白坚决赞同“挽蔡拒胡”的决议。
“五四运动”使作为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负有盛名，但北大校长蔡元培却受到了反动势力的集矢攻击，视蔡为眼中钉，必须拔除而后快，因此制造种种事端，一再加逼于蔡元培校长。其后蔡曾三度辞职，一次出国考察。在蔡离职期间，由“北大评议会”领头组成“联席会议代表团”和“临时委员会”集体商讨做出决策。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现存的上述会议录中，多有李辛白的签名。他是“联席会议代表团”和“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从这些会议录中可以看到，李辛白是始终不渝地支持蔡元培和进步学生同北洋军阀作斗争，坚定地维护蔡元培所开创的北大新局面。
创办《新生活周刊》
李辛白创办的《新生活周刊》，是他在北大时期一项杰出的贡献。《新生活周刊》于1919年8月创刊，1921年8月被迫停刊，一共出了55期，是五四时期很著名的小型通俗刊物。该刊32开本，七天一期，星期天出刊，由设在北京后门内东高房17号《新生活》报社公开发行，并开办了一个“老百姓”印刷所，承担印刷及外来业务。
李辛白创办这个刊物，是想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扩大到民间去。该刊思想新颖，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富有战斗力。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都积极为该刊撰稿。李大钊署名“守常”和“孤松”，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60多篇，都是短小精悍、笔锋犀利的时评，是《新生活》最有分量的文章。
李辛白在《新生活》创刊号的启事中说：“本报的宗旨是，希望四万万同胞睡到五更半夜，摸一摸心，想一想，打算一打算，在这欧战告终、皇帝将绝种的新世界新潮流中，何以谋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国家的生活。本报内容不顾全什么门类，哪一期有什么，哪一期就登什么。总之，无益的事不记，无益的话不说。本报定价极廉，希望各省各县诸君酌量定购，分寄到内地去，送送朋友，也是一种特别的礼物，越能传到农村越好。”
《新生活》发表过大量的有关反帝爱国运动的纪实报道、评论、杂感、小说之类的文章，向人民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第一期就发表了高一涵的《青岛伤心史》（连载）。高用演义体裁详尽地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围绕青岛问题，列强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历史史实。
1919年10月10日，北京市5000名大中学生捐款买了17万只面包，在面包上印有“劳工神圣”、“推翻专制”、“打倒官僚”、“不用仇货”等血红色的字样，将全市分为27个区，每区一队学生，推两大车面包，沿途散发给穷苦人民，同时发表讲演，散发传单。李辛白就这一事件，亲自赶写了一篇题为《国庆日的北京》，刊登在《新生活》第9期，对这次活动作了生动的报道。
1919年11月21日，北京市民在天安门举行了3万人的集会，抗议日军屠杀福州人民的暴行。除了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外，还强烈要求商界抑制日货，与日经济绝交。在群众压力之下，北京市商会会长安迪生当场签字，担保北京全体商界遵照执行。李辛白在《新生活》第十七期及时以“北京国民大会”为题，详尽地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
《新生活》在反对军阀官僚，要求民主权利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李大钊在《新生活》第6期发表的《赤色青色》随感中说：“世界上的军阀怕赤（赤军的赤），中国现在的官僚政府怕青（青年的青），这都是他们眼里危险的颜色。”李辛白在第一期发表的《告自讨苦吃的青年》的随感中说：“你们说的什么仇岛（指日本）”，就是他们（指军阀）的衣食父母，所以你们爱国的行动，他们当然是认为大逆不道，是谋叛，是造反，自然要派出鱼行（指安福系）里的小伙计来找题目，告你们，捉你们。”这两篇杂感虽都很短，但揭露军阀勾结外帝、仇视青年的嘴脸，却是入木三分。
李辛白在《新生活》第17期发表的《我明白了》这篇随感中说：“八年以来所借的外债用到哪里去了？我们小百姓卖儿卖女的租税用到哪里去了？国家为什么穷到这步田地？国家为什么乱到这步田地？我近日在报上看到两条新闻，我才稍稍地明白了：
一、东方通讯社消息，曹锟、冯国璋、张勋发起组织一个强国实业公司，资本一万万元。发起人分认1000万元，现正分电各省军政长官，请其赞成……
二、徐恩元与美国资本家合组一中懋银行，资本1000万元，中美各半。张勋认50万元，冯国璋认30万元，黎元洪认20万元，段祺瑞认20万元……
李辛白在《新生活》第21期发表的《国民之耻》这篇随感中说：“现在人谈起时局来，对于议员多说‘某是张作霖的人’、‘某是张敬尧的人’、‘某是倪嗣冲的人’、‘某是李厚基的人’。对于官僚多说‘某是段的人’、‘某是冯的人’、‘某是徐的人’。这些话仿佛和‘这哈叭狗是张大哥的’、‘那鹌鹑儿是李二哥的’一样的口气。但是这些哈叭狗、鹌鹑儿的先生们，却硬要做我们小百姓的代表，硬要做我们小百姓的大公祖、老父台。”
李辛白在《新生活》第二十期《琐碎话》这一栏中发表文章说：“中国报界惯例，每逢新年第一号的报，必要刊出‘恭贺新禧’几个大字。我想中国现在的现象简直要退化到酋长时代了，试问‘新’在哪里？全国四万万人，除去大富大贵少数的军人官僚外，十个就有九个不是冻饿而死，就是被压迫蹂躏而烦闷苦痛要死了，试问‘禧’在哪里？本报新年缺礼，请阅报诸君千万原谅。”接着又说：“人到临死的时候，良心一定会复现。我想前代大总统冯国璋临死的时候，一定曾扪心自问：一、为什么头尾不过八、九年，竟发了这么大的家私？二、为什么于民国开国第七年，忽然召集一个临时参议院？”最后他说：“各省关卡，对于小百姓，就是一担米、十斤盐，都非完税不可，何以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十万斤烟土，居然无税从奉天运到湖北？”
李辛白在《新生活》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抨击时政和执掌北洋政府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骂得他们狗血喷头，大快人心。在当时杀机四伏的环境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敢说敢写，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实在堪称是正义的喉舌、勇敢的报人。
《新生活》在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知识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在连载的《谈天》中，揭露了关于鬼神、天道等等骗局。《科学常识》一栏常常登载一些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解释和物理化学的浅显原理，既丰富了读者的知识，又提高了人们对科学的兴趣。此外，《新生活》还发表了不少讨论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同等受教育和改良学校方面的文章。
《新生活》的主要对象是平民，文字通俗简短，结合实际，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多种多样的形式，编排成生动活泼的版面，售价又低，因此深受社会欢迎，发行面很广。从毛泽东当年主办的“文化书社”的材料上可以看出，《新生活》与《新青年》、《劳动者》，在湖南均是发行量最多的刊物。在其他各省以及日本、南洋等地，也拥有众多的读者，享有很好的声誉。
《每周评论》上的二首白话诗
《每周评论》是陈独秀、李大钊在出版《新青年》的同时，创办的一个革命报纸。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为声援爱国学生运动，在北京城南新世界娱乐场前，散发反政府传单《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消息传出，各界哗然，纷纷抗议。李辛白积极参与各种渠道的营救活动，曾和王抚五教授代表北大教职员工前往监狱探望和慰问，并在《每周评论》第30期上发表了《怀陈独秀》的白话诗：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这首诗，文短意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和两个阶级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诗句脍炙人口，流传全国，堪称“五四”时期最佳诗篇之一。
为了讴歌“五四”运动的伟大胜利，揭示黑暗社会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李辛白以满腔激情，写下了一首白话小诗《动》，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9期上：
天色黎明了！
树上的鸟，草间的土虫，唧呖呱啦地叫起来了！
孩子醒了！
老头儿、老婆子，一家人被孩子嚷醒；
看见曙光，把窗纸射得雪白，他们一个一个也不得不起来了。
都起来了！
天大亮了！
创办《第一小报》
1925年，李辛白在北京创办《第一小报》，曾配合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同章士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章士钊又名行严，曾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25年5月被赶下台，7月又重任教育总长。章在任期内采取了一系列倒退措施：制定《出版法》，限制出版自由；草拟整顿学风令，声言以严厉手段镇压学生运动；禁止男女同校，排斥白话文，规定初小四年级起必须读经。章并在7月份办了《甲寅》杂志，作为复古倒退，向新思想、新文化猖狂进攻的阵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立即在革命的刊物上和章士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李辛白对章士钊早期的学术思想颇为赞赏，但对章任了总长后的倒退行径深为不满，便以自己办的《第一小报》为阵地，发表抨击章士钊的文章。其中有名句为：“使名记者秋桐（章早期在日本曾以秋桐为笔名发文，力主出版自由）若在，则章士钊不敢食言矣！”吴稚晖也和李辛白站在同一战线，在《京报》发表《讣文》，文曰：“不孝友生，罪孽深重，祸延府君章行严……府君生于前甲寅，死于后甲寅。”章士钊此时除受到鲁迅等人迎头痛击外，李、吴两支笔又同时指向他，更让其狼狈不堪，一时又使得《第一小报》在文化学术界广为流传。
从北京逃亡，在南京办报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命令卫队向在执政府前请愿的学生群众开枪，当场打死47人，打伤200余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
面对迅速高涨、如火如荼的抗议活动，段执政政府竟公然下达通缉令，通缉所谓暴徒首领李大钊、徐谦等6人。3月26日，传闻段祺瑞准备颁布第二批通缉名单，其中除重申徐谦、李大钊等6人外，还有李辛白、朱家骅、蒋梦麟、马叙伦、周树人、高一涵等共49人。
李辛白得悉后，匆忙至市内北海暂避。由于风声日紧，他潜行逃亡至天津，搭乘海轮于4月初抵达上海，再乘轮至安庆，过江后回返夫人刘冰仪的故乡——贵池。
李辛白早年在家娶妻吴氏，生有一子，取名国寿。1903年左右，李辛白在南京与刘冰仪相爱结婚。刘冰仪系安徽贵池人，毕业于南京江南第一女子师范学堂。李辛白在贵池城内的儒林巷自建有二室一厅的寓所。他多年奔走于民主革命，回到风光绮丽的贵池，获得了短暂的休憩。
同年除夕前，北大好友沈尹默教授专程前来看望，并亲笔为李的寓所题写春联一副：“明媚湖山，悠闲岁月”。这一段时间里，原北大的一些南下避难的教授，大都和他保持联系。1927年初，李辛白不甘蛰居，前往南京。经陶行知介绍，先到私立安徽中学教国文。在南京立住脚后，他着手筹办《老百姓报》。经几个月的多方奔走，在辛亥革命旧友的支持下，得到西北军的经济帮助。通过当时任内政部次长张吾华的关系，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老百姓报》于1928年初，在南京创刊发行。李辛白任社长，李蕴初任主编。《老百姓报》的宗旨是：“面向平民百姓，为民喉舌”。报纸为四开四版，每三日发行一期，每期刊头都登载四个方块字，供启蒙者读认，是一种通俗报纸。李辛白经常亲自采访，曾以“素”、“老实人”、“辣”等笔名发表评论、随感及纪实文章，所撰文章针对时弊，敢说真话，短小精悍，深受读者欢迎。当时冯玉祥住南京晓庄，他十分关注该报，只要三、五天看不见，马上就要秘书查询，并和蔡元培每月分别资助200元、40元用于办报。
南京是蒋家王朝的大本营，在专制统治下，虽百事百非，也不容他人指责。《老百姓报》问世不久，因讽刺时政，立言偏激，故政治压力不时袭来，迫使多次更改版期，几度被迫停刊。报纸持续办了将近三年，最后于1930年冬报馆遭当局查封，李本人被通缉，被迫离宁逃亡。
熠熠发光的晚年
李辛白步入晚年之后，仍然壮心不已，生命不断地熠熠发光。1930年岁尾，李辛白返回无为故乡，在侍奉老母同时，与挚友王鹤天合作，在无为创办了“尚实学社”，为家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并在出生地湖陇乡下，捐资办了一所方巷小学，由夫人刘冰仪主持。1932年，李母病故后，他经安徽省教育厅长、前北大学生杨廉推荐到宣城中学主讲高中国文。他满腹经纶，教学得法，学生极为敬爱。1935年，他就任徽州中学校长，兼教国文，集中全力投入教学和学校建设，成绩卓著，备受全校师生爱戴。
“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战火迅速蔓延沪、宁。李辛白于8月临危受命，继吴天植之后，担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1938年初，日军沿江西上，开始空袭安庆。国民党省政府各厅弃下属单位于不顾，仓惶撤往皖西山区。李辛白闻讯后，立即召开全馆人员的紧急会议，讨论应变措施，动员大家共赴国难，为保护国家财产尽心尽力。当时省馆藏书近10万册，特别是1933年在寿县出土的718件春秋楚器，尤为珍贵。李辛白在会上果断决定：将出土楚器，在藏书楼后面空地掘坑深埋，并急电向中央博物院报告求援。李辛白先派馆员张志丹负责将善本图书及线装古籍3万多册运往桐城罗家岭庋藏，继派馆员赵小梅将普通图书4万多册运往六安。这些书都装入赶制的200多只大木箱内，雇用民工400多人，分两批肩抬上路，跋山涉水，历尽辛劳。中央博物院接电后，很快拨出专款，派来专人，在李辛白协助下，将楚器安全运往重庆。待省馆图书文物转移停当，安庆已成危城。李辛白才草草收拾行装，过江返回贵池家中。
1938年8月，日军侵占贵池，李辛白举家避难山村。稍事安顿，李便办起塾馆，免费为十多名村童破蒙。翌年，经好友支持，在深山建了三间茅舍开办“南庄学院”，招收失学青年，免费入院学习。避难期间，他虽经济无来源，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忧国忧时，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精神，未尝稍减。
1940年春，李辛白受聘在省立休宁女中和私立安徽中学教高中国文。1941年春，经好友敦促，李辛白出任私立建国中学校长。
1942年春，国民党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为纪念他就读上海大学时的校长于右任，在歙县创办了右任中学。黄绍耿亲自登门劝驾，李出任右任中学校长。1943年，为了潜心教学，坚决辞去了右任中学校长职务，到绩溪孔林省立高级农校教国文。1944年，安徽学院皖南分院在休宁万安镇诞生，他应聘到该校任教授。
1945年8月，李辛白突然收到了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寄来的请帖，邀他到重庆共商国是。使他激动不已，但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路途遥远，交通阻塞，无法成行，只好复函深表感谢。
1946年7月，皖南分院并入安徽芜湖学院，李辛白到该院继任教授，兼任建国中学校长。与此同时，他在贵池筹备成立了昭明国文专科学校，并招生开课。该校由许世英任董事长，陈演生兼校长，李辛白任副校长。1947年秋，李辛白辞去安院教授和建中校长职务，主持昭明校政约一年，后因校内有少数人拉帮结派，严重影响教学，作为创始人，他感到非常痛心而愤然辞职。不久，他又应聘到南京私立安徽中学教国文。1949年春，因病辞职，回到贵池家中疗养。
1949年4月21日，贵池解放之夜，他率领群众箪食壶浆，迎接大军进城。翌日，贵池召开欢迎解放军大会，李辛白代表各界人士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1951年，他病卧床榻，且日益沉重，医治无效，于7月病逝，享年77岁。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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