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与曹禺的文坛恩怨
[ 2003年第7期 吴祖光与曹禺的文坛恩怨 作者：张耀杰 ]
吴祖光与曹禺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具神奇色彩的两位天才剧作家。曹禺1933年暑假完成传世巨著《雷雨》时，只有23岁。吴祖光1937年写出大红大紫的成名作《凤凰城》时，只有20岁。1942年写出代表作《风雪夜归人》时，也只有25岁，夏衍看完后觉得不像是年轻人的手笔，于是便给出了“神童”的称号。“神童”吴祖光能够以并不成熟的《凤凰城》登上文坛并一炮打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曹禺的发现和扶持。
吴祖光的《凤凰城》
据吴祖光介绍，《凤凰城》是根据抗日英雄苗可秀的真实事迹写成的。苗可秀是东北人，东三省沦陷后，他离家奔赴战场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军作战，被俘后经日寇多方劝降，宁死不屈而牺牲于凤城县。
1937年的吴祖光，是国立戏剧学校里比不少学生还要年轻的校长秘书，《凤凰城》是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写成的。完成后交给校长、同时也是吴祖光表姑父的余上沅，余上沅虽然答应帮助看剧本，一个星期过去却没有看上一眼。吴祖光只好擅自取回剧本去向曹禺求教：“我找到了同住在校园里（长沙稻谷仓王氏宅院）的教务长、编剧课专任导师曹禺老师，简单说明了情况，把稿子交给了他。……第二天一早，曹禺先生就找到了我，他十分高兴地肯定我写出了一个好戏，并且认为这正是目前抗战的形势之下最需要而还没产生的剧本。……他当时就把校友剧团的负责人、毕业生余师龙找了来，叫他和剧团的同学们赶快阅读和研究这个剧本。”
《凤凰城》于1938年5月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汪德、余师龙导演。“正好剧中人当年的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先生来到重庆，他是苗可秀的校长。另一个剧中人赵侗亦来到重庆，他是东北青年铁血军司令苗可秀死后的接班人。这两个剧中人都参加了《凤凰城》的首演式。整个演出十分轰动，并立即影响及于全国，以至港澳和东南亚。是全民抗战以来第一个以抗战为主题的多幕大戏，亦是抗战八年以来演出场次最多的戏。”
1938年6月11日，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为筹办“战时戏剧讲座”，邀请参加讲座的各讲师和工作人员举行茶会，商定开班事宜，曹禺应邀参加。7月25日，“战时戏剧讲座”在重庆小梁子青年会正式开讲，第一讲就是曹禺的《编剧术》。置身于抗战洪流之中的曹禺，一上来便抛开自己原本与“生生地把‘剧’卖给‘宣传政见’”的“宣传剧”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抗战宣传剧找足了既继承传统又迎合时代、既正统卫道又进步革命的神圣理由：“一切剧本全都可以说有着宣传性的，不单是抗战剧。……我们的古人曾经说过：‘文以载道’。简单地说，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现在整个民族为了抗战，流血牺牲，文艺作品更要有时代意义，反映时代，增加抗战的力量，在这样伟大前提之下，写戏之前，我们应决定剧本在抗战期中的意义。”
在确立“文以载道”的抗战戏剧观的曹禺眼里，吴祖光的《凤凰城》就是抗战戏剧的榜样和标本：“实在讲，伟大的戏剧，好的结尾的动人之处，固然在结构的精绝，然而更靠性格描写的深刻。例如：吴祖光先生编的《凤凰城》，结尾苗可秀死了，大愿虽然未酬，但是他的伟大的人格却更加深入观众的心里。假如依着一贯的公式，不顾真实，硬为凑成一个欢喜的结局，观众纵然一时鼓掌欢呼，但绝不及原来的结局那样深远动人，足以启发观众崇高钦敬的心情，激动强烈的抗战意识。”
关于曹禺当年大加称赞的《凤凰城》，晚年吴祖光在《“投机取巧”的〈凤凰城〉——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一文中介绍说：“就是在我20岁的1937年，非常偶然地写了这个《凤凰城》，……这个剧本写得太幼稚，今天一看会教我感到脸红耳赤。譬如剧中苗可秀别家出征总带着义仆张生，直到他殉国死难，完全是旧戏里公子随身的书僮那样的主仆关系。第一幕可秀和妻子分别，赵侗打趣，居然唱了一段京剧‘平贵别窑’。弟弟可英要随他参加战争，他劝弟弟要好好读书等……现在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这也说明，比起半个世纪以前的1937年，我到底还是进步多了。”
由这样一段话，不难发现曹禺随后写出的颇具自传性色彩的独幕剧《正在想》和四幕剧《蜕变》，与吴祖光《凤凰城》之间深层次的微妙关系。
曹禺的《正在想》与《蜕变》
1939年4 月，日本飞机多次对陪都重庆进行狂轰烂炸，国立剧校继长沙、重庆后，再一次奉命搬迁，被疏散到距重庆300里外的江安小县，设校址于城西紧靠城墙的文庙中。来到江安后，为配合自己的教学活动，曹禺把墨西哥作家约菲纳·尼格里的独幕剧《红丝绒的山羊》改编成为《正在想》，于1939年10月19日在校内首演。关于《正在想》，西德学者乌韦·克劳特在采访记《戏剧家曹禺》中写道：“一些人认为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剧作，有人甚至盛赞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笑剧’。……曹禺认为原作是个‘很富有乡土气息的作品’。他把该剧的背景搬到了北京天桥，那里是各种艺人麇集的地方。他写这幕剧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大汉奸汪精卫。‘但是，人们大多把它当成一幕滑稽喜剧，’曹禺告诉我说，‘了解它的真正目的的人很少。’”
《正在想》讲述的是一个与时俱进赶潮流却偏偏弄巧成拙直至丢掉性命的蹩脚剧作家和戏班班主的滑稽故事。剧中的老窝瓜是马家戏班的班主，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表演滑稽戏法的老行尊。眼见蹦蹦戏、说大鼓、单口相声、歌舞团之类的同行们生意兴隆，“傻好儿”老窝瓜忽然间豁然贯通，悟出了“要发财，得改行”的道理，决定以后专演最受欢迎的“话剧”。这位连中国汉字都不会写的“傻好儿”，竟然构思了一部被称为改良《平贵回窑》的文明话剧。在托门口摆测字摊的算命先生帮忙写出剧本之后，他专门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马天才”。在妻子小甜瓜面前吹嘘自己“我想的这几出戏，就够我万古扬名，以后，整千整万的钱，都归你”的“图名不图利”的“马天才”，到了群魔乱舞的观众眼里，却是一个任人取笑玩弄直至置于死地的“冬瓜甜瓜老窝瓜，一脑袋浆糊烂扒扒，加点酱油放点醋，就当作猪脑髓吃了吧！”的既可悲又可笑的“大傻瓜”。
无庸讳言，在老窝瓜“马天才”与小甜瓜身上，是影印着、存活着曹禺与妻子郑秀的几缕身影和神韵的。曹禺与郑秀当年在清华园里，就是通过戏台上的扮演情人戏开始戏台之下的情爱追逐的，而吴祖光大红大紫的《凤凰城》，正是一部“手势腔调俱脱不了旧剧的气味”的“改良《平贵回窑》”。写作《正在想》的曹禺，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写出过像样的作品，更何况郑秀一年前已经生下大女儿万黛，养家糊口的担子不可推卸地落在了不善营生的曹禺肩上。相对于后生可畏的吴祖光来说，曹禺也完全称得上是老窝瓜“马天才”那样的老前辈、老行尊。正是在妻子郑秀的催促逼迫和吴祖光后生可畏的异军突起所形成的强大压力的推动下，曹禺才颇为急功近利地接连写出了《正在想》和《蜕变》。
关于曹禺当年由《正在想》到《蜕变》的精神面貌，吴祖光1982年4月28日接受田本相采访时评论说：“家宝这个人，你同他谈话，他时常出神，心不在焉，你问他，他说他没听见，他让你再说一遍。他根本没听你讲话，他在想他自己的心事，可能正在想着戏里的情节。他有一个动作，他右耳上有一个小肉瘤，俗名子耳，他经常摸着这个肉瘤，一出神就去摸它，张瑞芳曾说，这是曹禺的‘灵感包’，一摸它，灵感就来了。他有时还把一张纸叠起来，把顶部揪掉，展开来纸上有一个洞，他便用这个小孔去套那个‘灵感包’，可笑极了。还有，他平地上走路也摔跤，是因为他的左腿绊了右腿才摔倒的，可能也是心不在焉的缘故。他看戏的时候，也许他就没看，好戏还是吸引他的。他脑子里总是想他自己的事，他总是‘心有专注’。他胆小，拘谨，怕得罪人。”（田本相《曹禺传》第265 页，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版。）
写作《雷雨》、《日出》、《原野》的曹禺，原本是“如神仙，如佛，如先知”般“升到上帝的座”的超人剧作家，到了《正在想》中，却变成一个只会写“手势腔调俱脱不了旧剧的气味”的“改良《平贵回窑》”的“傻好儿”老窝瓜。从《雷雨》到《正在想》，足以见出剧作者曹禺与时俱进赶潮流的变务虚为务实、既务虚又务实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曹禺接下来创作的《蜕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为了彻底摆脱人间地狱黑社会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而寻找到的一条不须跨越从此岸到彼岸的鸿沟天堑，就可以直达天堂净土修成正果的通天大道。
《蜕变》中寄托着曹禺全部理想的女性人物丁大夫，通过在人间地狱黑社会的此岸世界里付出既替天行道地斗争革命又忍辱负重地奉献牺牲的沉重代价，先换来手握重权的政治救星梁公仰，对于人间地狱黑社会的“伤病医院”实施蜕旧变新的行政改革；进而在蜕变后的天堂净土式的新医院里，以替天行道受招安的专家功臣的身份，凌驾于包括政治救星梁公仰在内的所有同类和同事之上，修成被一营伤兵山呼万岁的唯我独尊、超凡入圣的天堂正果。沿着丁大夫的孙悟空加梁山好汉式的先替天行道再修成正果的“图名不图利”的人生道路走下去，便有了曹禺建国后在历次政治风浪中揭发和批判同事朋友的不正当行为，文化大革命中连他自己也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之中。
政治运动中的曹禺与吴祖光
1957年夏天，戏剧界的反右运动是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的。为了罗织罪名，党内人士擅自把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大鸣大放的发言摘要，加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第14期发表。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禺立即做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
在前一篇文章中，针对着这位在国立剧校时期比邻而居的老同事，曹禺颇为形象地描述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
在第二篇文章中，曹禺一口气摆出吴祖光的三把刀子。第一把刀子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领导的思想”。第二把刀子是“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一九四三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来看，比当时还要坏！”最令曹禺恼火的，还是吴祖光牵扯和冒犯到他曹某人头上的第三把刀子：“譬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
在1957年3月召开的作家创作规划会议上，曹禺曾提到一个创作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生活里面事实是怎样，作者的感觉是怎样，和应该是怎样”三者之间的“距离问题”。吴祖光认定这不仅是曹禺的“口是心非”，而且还是曹禺“剧本写不好”的一个根源。曹禺虽然不断表白自己的作品没有写好，甚至于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中忏悔自己是“挂羊头卖狗肉”和卖“狗皮膏药”，却容不得别人评说他的作品如何不好。于是，他摆出自己的《明朗的天》来进行反驳：“我曾经写过一个歌颂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在《明朗的天》里，我没有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而在我这一生仅仅写过很少的几本戏剧创作过程中，我最恨的也就是把写作当作虚伪宣传的工具。但是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了。在那段思想改造时期，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龌龊、太无耻……”（曹禺《质问吴祖光》）
相对于这种理直气壮的揭发批判文章，更接近于曹禺本人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的，应该是他多年后说出的忏悔话语：“吴祖光，我去南京剧校不久，他就来了，一起到了四川。……对于他，我要多说几句，我是对不起他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时，我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不管这些客观原因吧，文章终究是我写的，一想起这些，我真是愧对这些朋友了。现在看，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这‘文革’中，我躺在牛棚中，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我是欠着这些朋友的。我这个人胆子很小，怕事，连我自己都不满意自己。可是我做不了一些事情，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比起曹禺本人的忏悔和反思，曹禺和吴祖光在江安国立剧校任教时的学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刘厚生，对于曹禺既呕心沥血又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生，另有更加独到的分析和总结：“解放初期，他觉得共产党什么都是对的，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誉和待遇啦，要高得多，统统都有了。在经历了一段之后，他很清楚，每次政治运动过后，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了。这点，他看到了。所以，每到关键的时刻，他就犹豫了。是说真话，还是跟着表态？这时，他就不那么率直了。”
关于自己一生中所遭受的政治磨难，晚年吴祖光的概括是这样的：“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缠夹二流堂。”随着戏剧大师曹禺与同为戏剧大师的吴祖光先后去世，他们之间的戏剧情缘和文坛恩怨，已经成为过眼烟云般的陈年旧事，这陈年旧事之中，却隐藏着太多太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去探索、去追究。
（责任编辑）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