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组歌》创作始末

2003-07-15 作者: 李遇秋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3年第7期 《长征组歌》创作始末 作者:李遇秋 ]

领受任务

1965年2月,时任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歌舞团团长的晨耕同志找到我和生茂,说上级交待下来一个任务: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写的《长征组诗》谱曲。当时的情况是,这个任务同时还交给了总政歌舞团,要总政歌舞团写成专业合唱团用的大型作品,而我们则写成群众性的队列歌曲,类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分节歌,也就是一个旋律、多段歌词反复唱的那种,便于在群众中传唱。

《长征组诗》的完成稿应当是14段,但当时只有10段,后4段是写长征以后的事情,如东渡黄河等,当时还没写出来。我和生茂仔细研究了诗稿,觉得如果这10段诗词谱成一个旋律倒是简单方便,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同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者是统一内容、同一情绪、简单直接的歌词内容。这种情况,多段歌词用一个旋律是可以的,也比较贴切。而《长征组诗》在情景转换、节奏变化、感情跌宕上的幅度之大,在我们接触过的大部分作品中,还没有遇到过。所以,《长征组诗》的10段诗词,作为歌词来谱曲,是很难用单一旋律来表现的。也就是说,这10段诗词用一个旋律是“装”不进去的。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晨耕同志也同意了。

进入创作

“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这一总的创作思路和原则确定之后,《组诗》的谱曲工作便正式开始了。最初,我和生茂的分工是他谱写前6段,我从第7段开始往后写。自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回团后,领导交给我的常常是一些器乐作品、话剧配乐、舞蹈音乐和声乐伴奏等等这类“别人干不了”的工作。虽然歌曲也写过一些,但是,为《长征组诗》这样大规模的诗词谱曲还是头一次,而且作者又是萧华同志。所以,对于这次创作我是非常重视的。我参考了手头的许多资料,还特意观摩了当时正在北京演出的秦腔和眉户剧。

第7曲《到吴起镇》的旋律初稿写完以后,看来生茂不太满意。这时他已经完成了前4曲的旋律稿的起草。他和我商量:“时间太紧,写旋律我还行,编合唱我干不了,咱俩分工吧,我写旋律,你编合唱,来个流水作业,这样可以快一点。”我同意了。

后来,生茂把我起草的第7曲旋律稿做了较大的修改,只在其中保留了一些音调。8曲以后的旋律创作情况是:唐诃起草了第8曲《祝捷》,生茂、唐诃共同起草了第9曲《报喜》、又将第1曲《告别》改变速度和情绪,作为第10曲。

与此同时,我的编写多声部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着。为了更加符合内容的需要,我在对全部的原始主旋律进行处理时,尽可能地在音乐方面进行艺术加工,而不仅仅是添加一些声部。如第3曲《遵义会议放光辉》(原来叫《进遵义》)开头的女声二重唱,使用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手法,连续几个大二度的碰撞,突出了民族地区特色;第5曲《飞越大渡河》,我觉得原主旋律的紧张度还不够,欠一把火,便在前面加了一大段“划船号子”,等到歌词出现的时候,情绪已经“成熟”了,这也是我自己颇感得意的一笔。第10曲《大会师》套用第一曲的旋律,可以发挥“再现”的功能,使整个作品更加统一完整。然而它的情绪却需要做很大的调整,所以我就利用合唱,唱出雄壮高亢的“啊”声,并加以发展,把原来的压抑情绪一扫而光,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长征组歌》的声乐初稿(包括主旋律稿和部分多声部稿)终于拿出来了。

起草和讨论是交叉进行的。每起草若干曲便进行一次讨论。我和晨耕、生茂三个人(后来又加上了唐诃)对每一曲的旋律稿进行研究,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对我来说,这也是向他们学习,提高“课堂以外的实际创作能力”的绝好机会。晨耕虽然没有亲自动笔起草,而在组织工作上,创作思路上,排练演出的落实等等方面,却也出了不少好主意,作了许多工作。

最后,关于作品的命名,按照作品的规模样式的常规来说,应当叫做“大合唱”(Chorus)、“交响大合唱”或“清唱剧”(Cantata)。但是,当时我们参照并借用了萧华同志的原作《长征组诗》这个标题,改动了其中的一个字,即将“诗”改为“歌”,于是就叫做《长征组歌》,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方面来看,就这部作品自身而言,这个命名应该说是很贴切的。没想到的是,从此之后,凡是多段词曲组成的大型声乐作品,都被称作“某某组歌”(Suite)了。我在这里说明这一背景,目的也是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大家还是沿用原来习惯的、世界通用的称谓更好一些。

杭州汇报

《长征组歌》的初稿定下来以后,在1965年的4月中旬,由晨耕同志带队,在萧华同志的秘书李圭同志的安排下,我们一行四人到杭州向萧华同志汇报《长征组歌》的创作情况(当时萧华同志正在杭州养病)。汇报时,从第1曲到第10曲,我们四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在合唱的段落,我们就每人一个声部:唐诃唱女高、我唱女中、晨耕唱男高、生茂唱男低。汇报进行得不错,萧华同志很满意。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不顾病痛,安排了10天时间给我们讲解《长征组诗》,每天用一整个上午,讲解一段歌词。他逐字逐句地讲了《组诗》的创作过程、意图,以及对音乐的要求;讲了长征途中相对应的历史情况和动人故事。讲到生动时,他也手舞足蹈;讲到感动时,我们都为之潸然。这次讲解,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可以说,这次的杭州之行,我的收获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我进一步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以及后来的多次大的修改,打下了形象的、历史的、文学的基础。

后期创作

“五一”节前我们一行回到北京,之后又对《长征组歌》的声乐初稿从头到尾进行了一次研究。我们边讨论、边修改,直到拿出了较为满意的初稿作为定稿,创作的第一阶段就基本上完成了。接下来,对初稿的旋律进一步地进行润色、编写全部合唱、写好乐队部分,特别是把握好独唱、合唱、以及器乐三者之间的既要互相协调配合,又要突出各自的特点,最后写出全部总谱的艰巨任务,就完全落在我的身上了。因为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是:唐诃在这方面没有专门学习过;晨耕学习过两年,但由于他身兼总团副团长和歌舞团团长的要职,每日公务繁忙,常年脱离五线谱,也就忘得差不多了;生茂虽然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过,可是他一门心思用在“写好旋律”上,对多声部技术不感兴趣。而且在平时的创作中,旋律以外的活儿都由别人代劳,久而久之,他也就自认为“只能写旋律”了。

我的经历对我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很有帮助:我出生在冀中,经历过几次大的“反扫荡”炮火的洗礼;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华北地区的几次大的战役;1950年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经过长达6年的学习后,毕业回团做专职作曲工作。

我没有爬过夹金山,可是有在十冬腊月下着大雪,刮着“白毛风”,在大山上行军的经历;我没有走过草地,可是一连三天吃不上饭,从地上抓一把野菜充饥的日子也过过。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有生活、有素材、有技术”的优势,每三天完成一曲,10段曲子30天便完成了任务,而且基本上未作改动,全部一稿通过。

6月下旬到7月底,正是在三伏天里,那时没有空调,没有电扇,3平方米的小屋热气蒸人。我一头扎进屋子,脱了衣服,脚下踩着凉水盆,背上披着凉毛巾。胳膊上满是痱子,桌子的木沿都被汗沤糟了。就是在这样一种难以想象的、最艰苦的条件下,终于写出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音乐作品《长征组歌》。

写作总谱时遇到的各种困难问题还不限于此。我写的总谱,是要给演出队伍用的。但是当时团里的演出队伍情况,可以说是极为简陋的,按常理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大型的作品。那时战友歌舞团歌队的编制,连独唱演员算上也只有22人,而排演大合唱的常规人数应在60人以上。于是,领导上决定把歌剧团的一些演员、甚至舞蹈队的人员借来,凑了40来人。其中的一些人当时还不识谱,他们是“听”会的。在这种情况下编合唱,太简单了效果出不来,稍复杂一点儿他们又不会唱,使用“复调”手法更是没门儿——即使我们的专业合唱队员,也从未唱过复调作品。

乐队的情况就更糟糕:1964年的“乐队改革”,强制性地取消了一切西洋乐器,拉提琴的改拉二胡,吹小号的改吹唢呐,一顶“改与不改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的帽子,压得大家无法说。到排《长征组歌》时虽说恢复了管弦乐队,但也还是残缺不全。配器当中根本无法解决平衡与融合等基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来个“中西结合”,有一件算一件。以残缺不全的管弦乐队作为框架,把筝、扬琴、二胡、三弦、唢呐等等平时只是用来独奏的乐器,都填充在这个框架里,像写重奏一样,让它们各自担负起适当的声部任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效果还相当的好,许多同行还要向我讨教“中西结合”的经验,问我怎么会想到这样子使用乐队。直到现在,总谱上的有些民乐声部还是“不可替代”的,如第6曲中的三弦,琵琶;第1曲的笛子、二胡,第8曲的唢呐、三弦、琵琶等等。

当时我有一个原则和决心:不管编制多么简陋,音乐不能简陋。我用写多乐章交响乐的技巧、手法和概括力驾驭全局,用写大歌剧的精神对待每一个片段,用写电影音乐的想象力去塑造形象。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直到现在,《长征组歌》中的一些场景音乐,如第2、第5、第6、第7曲的序奏,仍然可以说是很优秀的。

正因为我用的是“写重奏的手法写合奏”的思路,来处理《长征组歌》的多声部和器乐部分,才能在1966年《长征组歌》跟随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演出时,歌队(包括独唱)和乐队都压缩到了只有18个人,仍能保持着原有的丰满的效果。指挥唐江同志回来讲,在莫斯科演出时,一位苏联指挥家到乐池察看,当他看到乐池里只有18个人时,激动地说:“你们居然能让十几个人奏出一个大管弦乐队的效果,这太不可思议了。”

几次大的修改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逢写了比较大的、分量重的音乐作品,不论成功与否,都要抽出几天时间及时作一番总结,肯定成功的经验,找出存在的不足之处,避免在以后的创作中重复失误。而对于《长征组歌》的总结,我却是用了半生的时间。每看一次演出,每看一次总谱,每提笔作一点修改,或者每经历一次记者的采访,我都要用“现在”的眼光把它重新审视一番。

自从《长征组歌》上演以后,经历过几次大的修改。第一次修改是在1975年,《长征组歌》上演十周年之际,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纪录片,同时要在北京搞一次大规模的公演。利用这次排练、演出的机会,我们研究将《长征组歌》中一些不甚满意的片段做一次加工修改,具体操作由我来执笔。这次我重点将第2曲的结尾、第5曲的结尾和第10曲的开头做了修改。这次修改时,合唱队比十年前有了较大的提高,所以我也就可以稍稍放开一点手脚,使用了十年前不敢触及的专业技术,如转调、复调等,来推动音乐的进行,提高音乐的表现力,使得形象更加准确、音乐性更强、合唱效果更完善了。

第二次大改是在1993年。当时北京军区的有关领导听了舞蹈界的意见,想把《长征组歌》改成歌舞形式,于是增加了舞蹈:一大群演员满台跑来跑去,比比划划进行图解,结果是画蛇添足,劳民伤财。这次修改也是由我执笔,忙活了大半年,总谱写了一大摞,最后不了了之。

第三次大改是在1995年,由中国合唱协会牵头搞的。在由词曲作者和组织者参加的预备会议上,大家决定还是由我来全权执笔进行修改加工。大家同意我为这次修改制定的大方向:保持原有的主要旋律和艺术风格,扩大合唱编制,丰富合唱手法,增加使用复调等专业技巧,也相应地扩大合唱部分的篇幅。乐队部分的配器也扩大了编制,基本上是需要什么就用什么,前后历时半年,总谱写了一大摞。

改完以后进行了录音,经各级领导、专家审听,一致给予好评。这次的修改和审听从上到下,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以及有关领导的重视,影响很大。参与到这次活动中的各界领导和专家有:王平、高占祥、杨伟光、莫文骅、周巍峙、吕骥、李焕之、时乐蒙等,还有词曲作者(王新兰代表萧华)和聂中明、胡德风、郭淑珍、王秉瑞等。

1995年夏,在中国音乐家协会进行了第一次审听。孙慎、冯光钰、时乐蒙、张非、王秉瑞等领导和专家出席。在会上,大家发表了十分肯定的意见。1995年10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二次审听。会议由莫文骅将军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的领导、国务院文化部的领导、音乐家协会的领导等几十个人。王平、张震、高占祥、吕骥等同志在发言中,对《长征组歌》的加工修改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张震同志说:“《长征组歌》原来就很好,现在经过你们这一加工,就更加锦上添花了。”这个谱子在成都和西安也进行了演出,反响强烈,非常成功。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饶余燕先生说:“说心里话,确确实实好多了,好的不是一点半点。”

(责任编辑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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