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
[ 2003年第8期 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 作者：郭军宁 ]
我是《朱德与范石生》（中央统战部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一书的作者，对范石生将军是比较了解的。该书出版一年之后我得知，除了范石生的亲属外，还有一位比我更加了解熟悉范石生将军的人，他就是革命前辈侯方岳老先生。
侯老是四川省广安县人，1915年11月出生，1930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他在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工作，三任地委书记，一任成都市委书记，1941年，周恩来派他到云南省主持省工委工作，开展建党、建军和统战工作。1949年春，他代表云南省工委参加华南整军会议，同年秋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950至1955年他受到错误的处罚，被撤去省委代秘书长、省边疆工委副书记、办公厅主任等职，降为省历史研究所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工作了30年，直至离休。1996年底，当我同华文出版社签订写作《朱德与范石生》的合同时，侯老已经写完了书名为《朱德元帅的挚友范石生将军——孙中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的书稿。
去年10月16日，我到昆明医学院附一医院高干病房，拜访了这位令人尊敬的革命老人。
范石生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我是上午9点走进侯老病房的，只见侯老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当范石生的亲侄（过继范石生为子）、昆明工学院的范家参教授对他介绍了我之后，侯老马上热情地说：幸会、幸会。我认真读了你写的《朱德与范石生》，写得很好，范（又名范木兰，范石生之长女）的代前言也写得很好。请坐，请坐。
不等我说客气话，侯老就对我回忆起1949年朱德总司令对他说的一席话。
侯老说，1949年4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庆祝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及解放南京的跳舞晚会，我参加了。周恩来副主席叫我去跳舞，我说：“我是土包子，不会跳。”我与邓大姐谈云南革命战争问题。休息时朱德总司令过来，经邓大姐介绍，朱总司令得知我八年在云南省从事党政军工作，建成4个支队，发动六次武装起义的情况后，即关切地问范石生家属情况，然后说：“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多月激战，剩下的红军号称一千多人，实际只有七百多人，当时缺衣粮弹药，十分困难，幸得范石生无私援助一个团（千余人）的装备，发两个月的军饷，使情况有了根本好转。我们隐蔽于范石生部队中，照样打土豪，范石生也不加干涉。不久特务告密，范石生秘密派一个连，送来银元四挑，弹药八挑，通知我赶快率部队离开。临出发前，范部另一个营坚决要随我部离去，范也不加干涉。范即离开韶关，去广州养病。于是我们带领这支部队领导湘南十县暴动，部队发展到万余人时，我们将万余人装备良好的部队，带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朱总还说，我这一辈子遇到最慷慨无私的援助，就只有范石生这一次。否则，很难说能剩下几个人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
侯老转述的朱总司令的这一席话，我相信完全是真实的，我还亲耳听到给何长工写传记和回忆录的国防大学的康景海政委对我讲过这件事。康政委1987年时告诉我，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派何长工出山联系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并设法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结果何长工在广东省韶关以北的犁铺头镇找到了朱德。朱德很动感情地对他说：由于范石生的帮助，我们才能在此落脚。要不然人就可能打光了。何老还说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侯老说：对于范石生慷慨援助朱德部队，我一直认为此事非常重要，我们党不应该忘却。我还要强调两点。第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当时是一片白色恐怖，范石生部队中的很多官兵也认为共产党是土匪。当时范石生奉李济深转发蒋介石的命令，率部赴粤北和湘南追剿南昌起义军。但他得知朱德部队消息后，不仅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反而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救助了朱德部队。他在关键时刻做出如此义举，不是像过去某些人的文章所说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我完全赞成这一看法，我说：是啊，他援助朱德部队是有正确的思想为基础的。
侯老说：“你不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朱总司令1924年初夏在柏林同周恩来分别时曾经对周恩来讲：滇军将领中范石生、杨蓁两个最可靠，并请周派干部进入范、杨的部队中工作。这是1941年10月中旬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红岩新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亲口对我说的。”
怪不得呢。我说：我在书中写了1926年“三二○”事件后共产党人被迫退出了第一军，范石生偏偏在这时通过周恩来，接纳了十几名共产党的干部到他的部队里面，正式同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原来这件事和朱德有很大关系。
这不仅与朱德有关，侯老说：“也同范无比地忠实于孙中山政策有很大关系。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杨希闵（当时驻广州的滇军总司令）背叛了孙先生，站到唐继尧一边反对广州国民政府。而范石生却出兵广西，联合李宗仁等同唐继尧大战，粉碎了唐继尧的野心。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全面清党，范石生却说：‘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也不要了，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真是挂羊头，卖狗肉！’范根本不执行清党命令，保护了部队中的十几名共产党员。直到部队1935年被蒋介石解散之前，他一直同共产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共产党员一直在他的部队里活动。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范石生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执行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范石生援助朱德红军这件事，意义重大。侯老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朱毛会师时，朱德带去了一万多人，其中有参加过北伐的北伐军骨干，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不到两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所以，当时朱德的名字排在毛泽东之前，叫朱毛红军。朱德也说了，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后来的湘南暴动和井冈山会师。那么，没有井冈山会师，中国革命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范石生在危难时刻帮助了红军，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我说。
侯老赞同这个看法，并且说：“范石生帮助起义军的事应当得到高度评价，湘南暴动的意义也不应低估。可历史往往是成者为王，败者受诬。历史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以后才能真正写好。”
范石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将军
接下来，侯老又告诉我一件事，他说：这是你书中没有的。1926年朱德从国外回国后，曾在上海秘密约范石生见过一面，他们长谈了一次。这也是1949年4月朱德总司令对我说过的。
朱德回国后，他通过周恩来通知王德三（范石生部队中之中共负责人）转告范石生到上海同他见面。范见到朱德后，希望朱德到他的部队当军长，自己退后，朱德谦辞。范又要求朱德任其参谋长，朱德说：周恩来、胡汉民、蒋介石已商量决定，派我去四川万县杨森部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代表，去劝说杨森与吴佩孚决裂，支持国民革命北伐军进攻湘鄂，任务艰巨。你军里周恩来、王德三已派有一批人来，不管他们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青年，希善待之。朱德还说：我不在你部胜似在你部。杨森甚狡黠，争取他十分困难，但他据有川东及鄂西20余县，拥兵五、六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不可不去。
对于朱德的婉拒，范石生表示了理解，范石生对朱德说：“请玉阶兄相信，我范石生守信义，爱部属爱百姓，坚决支持孙大元帅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果蒋介石背叛革命，我也一定同你合作。如违此誓言，天人共诛我，君亦可诛我。”
难怪朱德在危难中得知范石生就在附近的消息会那么高兴呢。以后写《范石生将军传》，我一定把他们这次重要的会晤写进去。我很兴奋。
侯老说：“范石生向朱德的表示并非虚言，他说到做到。他的一生值得世人称道，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范石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将军，根本不是反动军阀。”
解放以后，我们党的舆论宣传一直很“左”，似乎只要是国民党军官就都是反动军阀。其实，早年范石生和朱德一样，他们都是立志为民主共和献身的热血青年，他们水平相当、意气相投才结为金兰之交。为了实现民主共和，他们共同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反对唐继尧的讨伐。唐继尧复辟之后，朱德出国了，加入了共产党。范石生和杨希闵等人率领部队打到广东，参加了重建与捍卫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多次战役战斗。范英勇善战，屡建功勋，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誉。孙中山表扬说：军中有一范，顽强心胆战，说他功在国家，并亲自授予他上将军衔。范将军的父亲被唐继尧害死后，孙中山在广州设灵堂公祭，并为之亲题碑文：范禹门太公之墓。
我插了一句：当时范石生是广州滇军的第二号人物，是滇军第二军军长，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杨希闵只是中将。但是孙中山在1923年底却授予范石生上将军衔。他是我所知道的得到孙中山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唯一的人。可见，孙中山对他战功的肯定和高度的信任。
侯老说：“1924年国共合作后，孙中山为了统一军政财政，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筹饷总局，任命范石生为广东政府财政委员兼筹饷总局督办，整个国民政府的薪饷都由范石生负责筹集，范石生的权力相当大。它说明，孙中山不仅对范石生高度信任，还相信范会理财、不贪污，非常地倚重他。”
范石生任职督办后，对孙中山的事业更加忠心耿耿。他不仅采取果断措施，为统一广东财政做出重大贡献，还将自己部队管辖的赌捐局、航政局和烟酒税局等筹款大户全部交给政府。孙中山去世后，杨希闵帮助唐继尧争夺大元帅位，但是范石生依然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出兵拒唐，表示出对孙中山事业的忠诚。
我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范石生总能做出正确的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
侯老说：“关于范石生的为人，你在书中写了一些，还有不少事情没有写，比如在庐山行医时，范石生治好了不少达官贵人的疑难病症，如宋子文、宋美龄乃至宋庆龄的风湿病。宋子文、宋美龄、宋庆龄多次请范去南京、上海给他们治病。宋美龄甚至要送给他一架飞机以便经常飞往宁沪。范石生以养不起飞行员而婉谢了。宋子文、宋美龄每次就诊后都赠予几十元大洋，范将军倒是收下了，用以帮助退役下来自耕而食的十几个老兵。”
我说：“这些事我在回忆文章里看到一些，但因写作视角的关系，没有写进去。”
侯老说：“范将军从少尉排长一直升到上将军长，可他并没有多少积蓄，没有在香港存款。1927年他慷慨地送给朱德万元大洋，极少的积蓄在庐山又用于建造五一新村和施药了。回到昆明后，军事参议院的薄薪只领到七成，难以维持家计，所以只有挂牌行医收取诊费。我在昆明时，还特意去蒲草田及王家桥农村看了范将军的私宅。都是些土木结构的房屋，比国民党一般团长的公馆差得多。我当时就想，周公所言不虚，范将军的生活确实很简朴。范将军行医收费低廉，基本上是按病者经济条件开处方，遇贫苦患者则免费诊治，对赤贫者还施药费。1938年夏昆明流行霍乱，急者五、六小时上吐下泻而死，慢者二、三日死，整个昆明非常恐慌。范将军显示出了高明的医术，吃他方子的病人，两、三小时就止住了吐泻，二、三日就恢复健康了。当时被称为神医。所以，范石生被刺惨死以后，到蒲草田范宅祭悼者有上万人，挽联祭幛千余幅。
说到这里，侯老拿出他抄录的宋子文（1924年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的祭文给我看。祭文文笔生动，感情真挚：
昆明蒲草田范石生家属礼鉴：
惊悉石生将军，不幸遇刺身殉，五内俱裂，落魄丧魂！特汇法币肆万，作治丧补助金。敬希节哀，保重金玉之身！附发悼词，以充祭文：
石生将军，善于用兵。逐陈讨沈，复我羊城。迎回元帅，卓著功勋。
不爱钱不怕死，既爱兵又爱民。秋毫不犯，市廛不惊。
精于岐黄，医术精深。药到病除，著手成春。起我沉疴，康我身心。
救国救民，中华精英。救死扶伤，平易亲仁。如弟如兄，薄己厚人。
无官作风，更爱人民。横遭嫉，贬官降薪。躬耕垄亩，医病救人。
闻惊天地暗，雨泣山河震。
魂游珠江波澜壮，灵绕五岭草木新。
馨香祷祝，含笑天庭。
这篇祭文深深地打动了我，不禁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1970年通海大地震，范石生出生地关圣庙夷为平地。70岁的王召德老人（范当年的勤务兵、通讯员）就在范石生出生时的大漆树下的岩石旁边盖了一个窝棚，为他守灵，直到91岁去世。
1939年范将军在昆明被害，是蒋介石的阴谋
范石生将军1939年3月17日遇刺身亡，他的被刺是一桩历史悬案。凶手杨维骞、杨维骧是范石生金兰之交杨蓁之子，作案后他们说是“子报父仇”，国民党政府也这样认可，但是范石生的亲属、好友和中国共产党却另有看法。所以我将话题引到这里，问：“侯老，您对范石生之死怎么看。”
侯老说：“范石生之死的性质，我们的云南地下党及周恩来副主席当时就有明确的看法。我可以详细地告诉你。”
范石生被刺这件事是云南地下党负责人马子卿告诉我的。那是1941年8月，当时我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学习，他到重庆向南方局卸任。马子卿明确地告诉我，范石生被冤杀是蒋介石的阴谋。范将军被刺后，他说他到现场观察，只见遍地鲜血，围观者甚众，咒骂凶手的声音不绝于耳。街谈巷议，都说范军长爱人民、爱士兵，尊老爱幼，救济贫民，万人受其惠。当时他还主持召开省工委会议，决定以“沈公维”名义向范将军送花圈，并密函告之中共南方局。
接着，侯老向我讲述了周恩来对他说的一些话。他说：“1941年10月，领导决定我到云南工作，要我和马子卿一同参加南方局讨论云南建党建军问题的会议。一周后，周公同我细谈了三天，他向我解答了一系列问题。周公说：‘范石生将军是国民党中爱人民、爱士兵，忠实执行孙中山政策最好的将军，他未清共、反共，未杀左翼青年；他曾冒巨大风险，救援三支工农起义军。’”
周公还详细地对我谈了他对范石生被刺的看法，周公说：“范将军与朱德总司令是辛亥革命故旧，他们有金兰之交。1927年南昌起义失利后，朱总司令率部转战，面临饥寒交迫弹尽粮绝的巨大危险，范将军鼎力相助，掩护和帮助了处于困难中的共产党部队。蒋介石与范石生的关系极恶，蒋知道范部长期有共产党人员潜伏，也知道范援助了朱德部队。蒋痛恨范石生曾经两次羞辱他，又恨范将军通共，但因范将军与国民党内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黄绍、李品仙、何键、朱培德、李济深、陈济棠等友善，不敢随便杀范将军。就以范剿共不力，降其军职，从上将军长降到少将师长而羞之，最后将他的部队解散。范将军脱离国民党军队，孤身回乡，给蒋介石有了下手的机会。1939年范将军在昆明被害，是蒋介石的阴谋。”
谈到这里，周公特别说：“蒋介石极狡猾，刺杀了左派邓演达、杨杏佛、史量才，杀后又命缉凶。杀其重用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又立即飞赴武汉祭之而抱永泰之子痛哭。”
周公还说：“1939年3月范石生被害，夏天我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1940年从太行回延安的朱总司令还和我谈到范石生被害一事，他心中十分难过。我把云南地下党的同志对范将军被害所报告的情况告诉了朱总。我和朱总都考虑到了照顾范将军的遗属问题。”
周公还动情地对我说：“据云南省工委的同志反映，范将军归田后，以行医为业，维持一家人生计，生活极俭朴，家住城西及郊区。你到昆明后要去看一下，或托人看望其家属，以党的经费照料其遗属的生活。”
周公又对我说：“范为何不起义呢？这不怪范公，而怪我党干部不力，未作好基层工作，如马曜（现91岁）等在范军部活动六年，而不深入团、营、连作基层和士兵工作，而蒋介石对所有非嫡系各军、各师都派有联络参谋长，监视极严。抗日战起，范将军回昆，殊不智也。龙云视范为死敌，龙云军从广西邕宁惨败溃滇，龙云差点被活捉，视为奇耻大辱，而范将军豁达大度，以为已消前仇。蒋介石故意纵其特务、青红帮散布流言蜚语，如龙云不驯，蒋将以范代龙，故意激怒云南王，寻机杀范，而范不觉。杀范将军后，仅闻宋子文等人寄丧葬费，未闻蒋介石令汇丧葬费。”
听着侯老这大段回忆，我不禁感叹侯老的记性，脱口而出：“侯老，您记性真好。”
“我的确记性好。自1930年以来，我就逐渐养成了凭脑记的习惯。今年我已87岁，仍能默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周公几次重要教诲。为此我曾多次受到周公表扬。”侯老说。
我将话题转到所谓的子报父仇。
侯老说：“杨维骞兄弟一直否认现场还有第三个凶手，以此证明自己是子报父仇。其实，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即使有第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子报父仇，为了报仇请人帮忙嘛。法庭也没有必要为此掩饰。他们如此掩盖真相，恰恰证明他们心中有鬼，是和反动政府勾结在一起的。”
我说：“从发案及结案处理的情况分析，此案是一起政治谋杀案。大量的证据都能证明这一判断。”
侯老说：“杨维骞被关了五年，国民党政府就以子报父仇为名将他特赦释放了。这说明蒋介石政府对他的袒护包庇，他们也是串通一气的。杨维骞并没有向国民政府、法庭以及报界提供范石生杀他父亲的证据。他根本拿不出真实证据。法庭轻判他的理由是‘自首’，而不是子报父仇。他到底坐过多少年牢这还待查，有人说他只坐了十个月的牢，后来就一直在家。”
我说：“杨维骞被释放后即到国民党的国防部工作，那个地方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进去的。实际上，杨维骞早就是国民党反动阵营的人，他刺杀范石生时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学生，此前他还上过国民党政治大学。由他出面杀害范石生，足以说明这起谋杀案的政治性质。”
杨蓁不是范石生主使打死的，是徐德师长带领哗变的团营长和士兵在雨中打死的
侯老接着我的话题继续说：“范石生被害案的性质决不是简单的子报父仇。中国近代史上以子报父仇为由实行谋杀的案例有好几起。大军阀孙传芳和张宗昌的被杀就是子报父仇，当时民众拍手称快。孙传芳和张宗昌不仅罪恶滔天，而且的确杀了那两个杀手的父亲。但是范石生杀害杨维骞父亲的说法却是恶意编造。杨蓁不是被范石生所杀，这样的话是朱德、周恩来、杨赛轩（滇文史馆员）、金汉鼎（国务院参事）、李文汉（省文史馆副馆长、馆员）、唐用九（文史馆长）等许多人亲口对我说的。也是徐德师长在法庭上供认的。”
1941年10月13、14、15日三天，周副主席亲口对我说：“杨蓁不是范石生主使打死的，是徐德师长带领哗变的团营长和士兵在雨中打死的。杨蓁之死的消息传到广州，特别是范将军将杨蓁之遗体灵柩运到广州时，蒋介石乃至粤籍部分将领就散布流言硬说杨蓁将军是范石生指派兵打死的，要告诉杨将军夫人教育儿子长大了要子报父仇。”
朱总司令在1949年多次对我说过杨蓁被杀一事。朱德说：“范石生与杨蓁都是我的知心朋友。杨蓁耿直而欠委婉，忠厚而不讲策略，善于攻敌而不善于团结中下级官兵，清高廉洁而不善团结同僚，疾恶如仇而不善于助人改过，操之过急，遭致惨死，太可惜了。石生热爱子弟兵兼有两面性优点，故善待官兵，屡次转败为胜化险为夷。”并说：“1939年12月在韶关，范石生和我对杨蓁之死谈过多次，谈得很详，我也调查过，确实不是范石生指使人打死的。当时他身失自由，面临全军瓦解。凶手行凶后即逃逸，无法惩办凶手。再提追查凶手，全军立即溃散，他自己也生命难保。”
朱德还说：“范石生讲义气，重友谊，决不是卖友求荣的人。如他要卖友求荣，取我之头交给蒋介石，岂不可得十万大洋赏金吗？他如执行蒋介石密令，包围歼灭我部，因轻重机枪众多，我部突围的活人也不会多。范石生如此拒不执行蒋介石密令，而且秘密通知我安全撤离。不仅《送别辞》情深意厚，而且预见人民革命的道路虽十分曲折，最后一定胜利，充满了对人民革命胜利的希望。范石生给我们工农起义军充足的衣被弹药医药，大义凛然，慷慨备至。如此隆情高谊，在国民党将军中范石生是算第一。如此高尚品德，怎么会指使官兵打死自己的亲密朋友呢？范石生不仅对我带领的部队如此宽厚，对井冈山下来被冲散了的起义军，对宜章、汝城一带的农民起义军，也未追剿，而是收容，补充弹药让其转移。这不是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起义军吗？而我们的左派幼稚病者不以将军为友，反以他们的部队为敌，遭致八月失败，这是战略性的错误。”
我说：“对于杨蓁之死，我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在书中有所记述。后来我在《李宗黄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和黄绍写的《五十回忆》三本书中看到他们回忆杨蓁之死的记述。他们不是范石生提拔的军官，对杨蓁被杀之事的回忆肯定可信。李宗黄在回忆录中对范石生的评价并不高，但他仍然比较公正地写到：‘杨蓁之子由人唆使以子报父仇为名公然枪杀，而且血案不了自了。’这句话说了三个意思，其中以子报父仇为名的话实际上也有杨蓁不是范石生杀的意思。”
侯老说：“朱老总对我讲了范石生的为人，从人品上看，范石生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他们是生死之交的金兰兄弟啊，而且同在一起参加护国战争，还共同参与了反对唐继尧的讨伐。唐继尧复辟后，杨蓁怀巨款逃往香港，他的部队就瓦解了。是范石生将杨蓁请到自己的部队让他担任师长，后又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的。杨蓁也尽职尽责出了大力。那么好的朋友，没有利害上的冲突，又没听说他们闹过矛盾，不可能自相残杀。”
顿了一下，侯老继续说：“朱老总和范石生、杨蓁都是生死兄弟，彼此了解。朱总对他们二人的评价不会错的。杨蓁性耿直，疾恶如仇，但刚愎孤行，先后与蔡锷、唐继尧、顾品珍、李烈钧、杨希闵等关系不睦。杨蓁被杀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性格过于粗暴。他虽有能力，但其部下不一定对他心悦诚服。他被唐继尧打败后，其部队就烟消云散了。范石生却不同，江那大败后，他依然能收拾残部，重振旗鼓。”
我说：“我在书中记述杨蓁被杀的原因，写得很不充分。有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没有写进去。”
侯老说：“从回忆材料看，杨蓁的确性格暴躁，苛刻寡恩，部下对他积怨甚深。江那之战前他将团长罚跪，大骂师长徐德，是被杀的直接原因。由于朱总司令要我做杨蓁亲属的工作，建国以后我又长期兼任主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与云南省文史馆长期协作，征集滇军史料商议写《滇军志》，接触滇军老人数十甚至近百人，谈及范、杨二将军事不下百次。百分之九十九的滇军老人都认为杨蓁将军之死，决非范将军指使，还有人讲其中有唐继尧的奸细在进行煽动。为了做杨家工作，在80年代末的一个寒日，我约杨维骞、杨维骏兄弟到工人新村干休所2—4号围着火盆谈话。我向他们说明以上情况，希望他们消释前嫌，不要仇视范家。我说范家不只石生将军死了，其胞弟也被冤杀了，范家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杨氏兄弟没听劝告。”
给范石生以公正评价已经水到渠成，不应再拖了
谈话至此，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将话题转移到侯老身上。我说：“侯老，听说您在土改运动时受到错误处分，官越做越小。”
侯老激动了，他说：“要不是我在土改时抵制左倾错误，云南土改中的冤假错案还要增加一倍。”停了片刻侯老才恢复了平静的语气：“当时我向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进言，说云南没有北方那样的还乡团，有血债的地主不多，对他们不应当采用一律镇压的手段，而应保护开明士绅。我还在文山州广南县壮族聚居的板茂等四个乡作了试验性的和平土改，未杀一个地主。结果被斥为右倾，一度被撤销了领导职务。幸好有周公保护，我只被降了二级。周公建议我做云南少数民族和东南亚的研究领导工作，中央给编制和经费，不受云南省预算的限制。当时由于在土改中不同意过‘左’做法，云南地下党中有一批人挨整，有的被整死，有的人连降五级。同他们相比，我算轻的。”
我说：“我们党过去总犯‘左’的错误。镇反反霸斗争虽然从总体上讲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老干部告诉我，当时纵容勇敢分子滥打滥杀的事情也出了不少。有些老干部一直心存内疚。”
侯老说：“范石生的胞弟范贻孙就是在土改中被冤杀的。他是个残疾人，行走不便，无缚鸡之力，性格又懦弱，一直靠范石生供养。土改时，范贻孙被农会以恶霸地主的罪名枪毙了。其中的原因是农会要把范石生划成恶霸，由于范石生已经遇刺身亡，就把范贻孙作了替罪羊。可惜，我从1950年开始就遭到打击，没有能力保护范石生的亲属。”
我说：“这件事范教授已经对我说过了。解放后，范石生一直背负着反动军阀的罪名，他的房产被没收，胞弟被冤杀，弟媳被关押，女儿也被隔离审查一年多，还受到其他一些不公正对待。而且，不管什么人写关于范石生的文章，杨家兄弟就跳出来大加责难，他们说了很多污蔑范石生的话。直到今天，我们党依然没有以一个正式的形式给范石生作出公正的评价，说来让人心酸。”
侯老说：“关心照顾范石生亲属以及给范石生公正评价的事，是朱德总司令和周总理的指示，也是他们的心愿。朱总司令1949年嘱咐我晚年有暇时，要写本《范石生将军传》，以慰两死者之灵。”他说：“对两将军之优点都要充分肯定，要劝说范、杨两家和好，捐弃前嫌。朱总司令的嘱托我一直铭记在心，所以退休以后，尽管我疾病缠身，又要忙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写完了这本《范石生将军传》，但是，由于经费等问题，此书未能出版。”说着，他拿出厚厚的一叠书稿给我看。
在我翻阅书稿的同时，侯老继续说：朱总司令不仅嘱咐我要写《范石生将军传》，要关照范石生亲属，还亲自做了一些事情。1950年，他曾请陈赓司令员关照范家，陈赓派人看望了范石生亲属；他给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将军写信，说范石生将军对人民、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要加以照顾。1957年，朱委员长来昆明，住震庄宾馆，他除了会见不少云南辛亥革命老人，还特意召见了范将军的亲属。会见范夫人张泽玉及其长女范木兰时，朱委员长对范石生多所赞扬，询问一家生活，还告诉他们，我已对杨家的姑娘说过，你们杀错了人，你父亲不是范杀的。
最后，侯老说：“范石生被冤杀，至今得不到公正评价，很不应该。范石生毕竟是在历史上做过重大贡献的人，而且周公、朱总司令都有话。现在我们党在政治上已经纠正了‘左’的路线和观念，给范石生以公正评价已经水到渠成，不应再拖了。”
说到这里，我向侯老表示了告辞和感谢之意。侯老将他写的关于范石生的厚厚一叠书稿和他近日赶写的一份材料送给我。并说，他还要写一些回忆材料，免得把重要的史料带到棺材里去。
2003年2月25日
（责任编辑庄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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