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写春秋
[ 2003年第8期 秉笔直书写春秋 作者：南化文 ]
求实存真论古今，弘扬华夏文化魂。
言之凿凿传信史，情系拳拳爱国心。
这几句顺口溜，是笔者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纪实性综合月刊《炎黄春秋》的办刊宗旨发的一点感慨。其征订广告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求实存真，秉笔直书古今大事，爱国团结，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该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翔实记录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较好地体现了这个宗旨，在期刊丛林中独树一帜，“秉笔直书”的鲜明风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所谓“秉笔直书”，其实就是史家历来所称道的史德。写历史，要求有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誉人不溢其美，贬人不增其恶。叙事不“看风使舵”，随意编造，而是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历史。《炎黄春秋》不仅在办刊理念上大力弘扬“秉笔直书”的史德，而且身体力行，在“春秋笔”、“人物志”、“沉思录”、“求实篇”、“亲历记”等十多个栏目中一丝不苟地实践这个主张，在对重大历史人物的介绍和评价上更显示了“求实存真”的过人胆识。2002年第11期“一家言”专栏发表的《恩格斯勇于否定自我》就是一个例证。恩格斯和马克思1848年共同写作的《共产党宣言》曾提出要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经过47年工人运动的实践，恩格斯却说确立了大工业的“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95年3月6日为马克思著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恩格斯公开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就是这个所谓的“幻想”，使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走了几十年的弯路。这篇文章介绍的史实，不仅表现了革命导师实事求是、勇于否定自我的气魄和胸怀，使历史伟人的形象更加高大，也使我们从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中认识到，我们的思想永远也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一定要跟上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与时俱进，及时地勇敢地否定过去认为很正确但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过时的观念，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本质的理解。类似这样通过介绍彪炳史册的历史伟人的思想发展过程而进行深思的文章，成为《炎黄春秋》的一个亮点。品读这些文章，使人们在深受启迪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要为这本杂志坚持真理，“不为尊者讳”的勇气油然而生敬意。
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影响较大却比较复杂的人物，被治史的人称作“问题人物”。这些人虽然也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或对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后来不能顺应历史急剧变化的要求，做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而遭到批判或冷落。对这类历史人物的介绍，隐“恶”扬“善”，全面肯定固然不妥，但隐“善”扬“恶”，全面否定或一笔抹煞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炎黄春秋》在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时，注意克服过去确曾出现过的某种曲意贬损的倾向。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近年来有的报刊宣传却把这段历史弄得相当混乱。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北京一家报纸推出的记者访谈，说湖南长沙在1920年秋就建立了党组织，比毛泽东自己明确说的1921年秋提前整整一年，似乎和陈独秀没有什么瓜葛。2001年春夏之交，北京的另一家报纸每天发表一篇著名共产党人的故事，断言陈独秀在建党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上逐渐落伍”。《炎黄春秋》2003年2月号发表《写历史应去伪饰求真实》一文，列举大量确凿的史实，指出陈独秀在党的历史上虽然犯过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说他在建党后“长期居于书斋”、“思想也逐渐落伍”，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干，什么问题也没有思考云云。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建党以后，陈独秀先后主持了中共二大、三大、四大，参与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力主实行国共合作，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陈独秀还参与决策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和周恩来等一起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主持了对戴季陶主义的有力批判；此外，他还毕生守定不变地研究进化、民主、科学、爱国和社会主义五大问题，在他的晚年痛切总结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苦经验”，于1938年9月15日发表《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一文，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等，这些带有预见性的理论主张至今也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芒。通过这样的介绍分析，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上这位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而又非常复杂、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既纠正了违背历史真实的不负责任的杜撰，又普及了党史知识。陈云同志曾经说过，不能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就否定一切，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写成一贯正确。在该刊发表的《陈昌浩的功过是非》（2002年第12期）、《黄克诚面示我们历史地书写林彪》（2002年第8期）、《马寅初：决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2002年第2期）等许多文章中，都充满了这种“贬其所当贬、褒其所当褒”的辩证哲学，表现了《炎黄春秋》把秉笔直书的史德贯彻到底的取向和追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现在已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这意思是说史学研究要“古为今用”，要从历史中见到当代，见到当代社会观念、存在形态的历史渊源，认清国家、民族的过去，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建设现在，创造未来。《炎黄春秋》秉笔直书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同程度地渗透了这种“纵观历史，面向现实”的精神，无论是历代统治者在勤政、廉政、用人、治世、安民、纳谏、改革、执法等方面的成功与失败，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我党历史上的沉痛教训，留给人们的思考都极为深刻。这里既有从宏观上直接剖析重大历史事件、理论主张并从中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如《苏联巨变的再思考》（2002年第12期）、《“以俄为师”得失的探讨》、《对两类矛盾学说演变过程的考察》（2003年2月号）等等；又有从微观上为错误决策提供实证的文章，如《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2002年第11期）、《亳县农业“卫星”经验汇集官修记》（2003年1月号）等等；还有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敢于直言的高风亮节的文章，如《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粟裕对中央战略决策直陈异见》（2003年3月号）等等，读后意味无穷，深受教益，并进而去思索如何联系实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样一些严肃的话题，引导人们牢固树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自觉地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以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塑造自己，改造社会，建设国家。
《炎黄春秋》的顾问杜润生先生曾在2002年第4期撰文《把〈炎黄春秋〉办成〈资治通鉴〉现代版》，以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刊物“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功能。这个用意甚好。略嫌不足的是，作为一本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且有一定影响的大型刊物，在提建议、谈看法时，有些问题可在内部放开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但公开发表应反复斟酌。
（此文载于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报刊之友》2003年3月号，本刊转载时略有删节）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