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有胎死腹中的“文艺复兴”
[ 2003年第9期 中国曾有胎死腹中的“文艺复兴” 作者：李一蠡 ]
欧洲文艺复兴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那么，作为中世纪生产力曾领先于世界的少数国度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启蒙运动吗？
1935年蔡元培先生应《中国新文学大系》主编赵家璧之请，为该书所写的《总序》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中国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欧洲文艺复兴历三百余年，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人所共知。蔡先生期望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新的条件下，鉴他山之石，借后发优势，在行进速度和所起作用方面，“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
这番言语中所洋溢的，是这位年高德劭的大学者、大教育家兼革命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对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个性解放在中国早日实现的热切期盼。
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待完成的文艺复兴》，接过蔡元培先生的话头，呼吁再经“奔轶绝尘的猛进”，“真正完成一场未完成的‘文艺复兴’”。
现在，距五四运动已有84年了，距蔡元培先生提出上述期待也将近70年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尽管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民主建设仍然是一个“待完成”的任务。今天，由先驱者在五四运动时提出，而责无旁贷地要由现代中国共产党人及广大革命新一代接过来的文化启蒙，恐怕就不仅仅是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以个性解放为大纛的文化启蒙，而应更进一步，掀起一场理所当然既涵盖其旧内容，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自由要求的更高境界的全新启蒙，以告慰前人，昭示后世。
当然，第一步还是先学习世界历史现成的遗产，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前进创新。这是个难度极大却不容推辞、不容绕过的伟大思想文化工程。
不能说五四运动仅仅是因当时反动政府一纸卖国条约激发起来的，它与清末民初几十年由潜流细流而成为洪流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而清末民初的启蒙，又与上溯二百余年，即明末清初的一次发起于民间知识层的启蒙运动，有很深的思想渊源关系。那是一次完全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然而，说中国在三四百年前就已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运动，这就牵涉到一直存在的争议。不同意者认为：一、明末清初的启蒙根本无法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因为缺少鲜明的以个性解放、人的权利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内涵；二、中国的启蒙未成气候就半途搁浅了，从来没有起到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历史作用。因此，不能任意比附文艺复兴。
这种指摘是言之成理的。不过，恩格斯对15世纪以后的伟大启蒙运动曾有的很多名称颇不满意。如：作为其发祥地的意大利，把它看作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称其为五百年代；德国人因这场运动有着反宗教特权的内涵，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则叫做文艺复兴，并从此渐渐成为那场启蒙的通用简称。恩格斯却认为“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马恩选集》第4卷261页）这样看来，文艺复兴也只是差强人意的简称之一。特定历史事实当然无一相同，但在相同或相似条件下却往往发生“何其相似乃尔”的历史现象。本文借用“文艺复兴”一称无非是突出所述历史现象的相似性。
明末清初发生的那次与欧洲文艺复兴时间相近而又性质相似的启蒙运动，不像后来在欧风东渐影响下，从晚清开始酝酿到五四爆发的那一次启蒙，而是在东西隔绝情况下，在中国独立发展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启蒙运动。
它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最大不同，是它竟“胎死腹中”！但它完全是中华文化孕育的一朵奇葩，因而值得我们骄傲；它在蓓蕾阶段就遭受了摧残扼杀，因而值得我们痛惜；特别是，两相比较，它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又比欧洲文艺复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值得我们问一个何以如此？进而从回味、深思那一段史实中总结经验教训，用以认识我们的特殊国情，从而有益于导引、推动今后的启蒙。
明末清初的启蒙运动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举世公认，中国在中世纪的很长时期内有过领先世界的农业文明，其中包括萌生中的、建筑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工商业文明。中国工商业文明同样源远流长，因而在中国史学界曾有过在明清之际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这场争论至今并未完结。而当时有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因素或萌芽，则是当时中国可能不可能出现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运动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门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共产党宣言》）
欧洲文艺复兴首先发源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中海工商业文明繁盛之地，新的市民阶层聚居之区，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既然中国当时生长出了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文明，那么从这样的“旧社会内部”，“形成新社会的因素”，即手工工场制为主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并且出现为这种备受压抑的“新社会的因素”争取应有的历史地位呐喊造势的思潮，应该是毫不奇怪的。相反，从一个老早就领先于世界的农业社会内部却生长不出“新社会的因素”，倒是有悖于历史规律的。
但是，还是让我们用史实来说话吧！
中国经封建社会鼎盛期的唐宋累积下来，到元明清时生产力的档次和水平，比之当时的西欧如何？这个问题近年来中外学术界议论颇热。在诸多论据中，人们常提出的两个论据，一是描述中国元朝经济发达状况的《马可波罗游记》，一是明初即15世纪初叶中国所做的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郑和七下西洋。西方不少人对马可波罗的话不大相信，甚至认为马氏根本就没到过中国。西方人总是不大肯接受中国至少在中世纪后期经济上领先于世界的说法。但距《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一百一十多年后的郑和下西洋之行，却有力地证明了《游记》所言非虚。这论据之所以有力，是因为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舰队，及其28年内七次之多的创世界纪录远航，是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以及财力物力的集中展示。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的远航早80多年，而舰队规模、舰船形制、航海技术及航行总里程则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已有论述多多，本文不赘。
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在历史已无误地证明当时中国生产力居于世界前列的条件下，中国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经济现象。
明末清初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高潮
人们知道，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必须由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已故明史专家吴晗考证认为，元明两代是中国个人手工业向集体手工业工场转变期，而且除官办以外，也出现了民办产业。家在华亭县（今属上海）的明朝大学士徐阶家里就雇佣1000多人，兼营手工纺织工场。这样的作坊——工场，在14世纪的江南普及很快，吸引了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工匠。《明宣宗实录》记载，当时城市的工匠已接近26万人。而非农人口比例扩大，无疑是社会转变的重要信号。
流民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得天下后，总结自身以及历代农民起义的经验，深感流动人口（包括商人）乃安定之大患，严禁流民便成了明朝一项重要国策。除颁布联保连坐的严法不准农民离开土地外，还实行以高税收为主的抑商方针，以及严禁沿海人民出海的海禁政策，要后代务必执行无误。尽管如此，已有数千年深厚积淀的中国农业文明仍是达到了世界领先地步。与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直接有关的是人口总量增多，从封建盛世唐朝开元年间的1699万，到明朝万历时已增加到1.5亿，清乾隆时又增至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寻找出路，天灾人祸也往往使破产的农民走出乡土。“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司马迁语），城镇工商业迅速兴起，犹如磁石般从农村吸走劳动力，而随着运输量的增加，船工和码头工也都成了热门行当，结果是流民大量增加。
明朝中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大运河两岸这个十字交叉的宽阔地带，一批工商业城镇在百年左右悄然出现。即便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扬州、苏州等古城，向工商业城市转化的速度也很快。词家姜夔描写宋末被南北战争破坏的扬州景象是“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好像一代“淮左名都”从此要沦为废址了，可是到明朝扬州又迅速恢复为百万人口以上的商城；后来，史可法据此城抗清，又使扬州遭受空前的屠城惨祸，岂料仅数十年后，到康熙时，它就又以盛妆靓貌迎接清帝多次眷顾了。苏州有2500多年建城史，但先前是作为春秋时吴国都城，隋唐开凿运河后才渐渐成了商业中心。明清时苏州已然“半城万户机声”。苏州刺绣馆中200多米的《姑苏繁华图》长卷，碑刻馆中的226块经济史碑刻，记载了苏州商业资本主义萌生的史料。枫桥胜迹馆则描绘了自枫桥到阊门“市廛鳞列、商贾云集、居货如山积、行人似水流”的市井繁华景象。
更典型的例子是苏南盛泽镇。只是由于当时商人集中在这个地处江浙之间的码头收购蚕丝，进而又逐渐兴办丝绸作坊，在明朝中叶百余年里，它由运河边上一个普通村镇，变成拥有20万人口的“绸都”。在江南，像盛泽这样快速城市化的事例很多。这种城市化的飞跃，乃是自然经济初步走向商品经济的飞跃，演绎着资本主义怎样萌芽于封建社会土壤中的伟大史剧之细节。
经济景象引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象：一是，明朝时一些或明或暗的行会行帮空前增加。它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最初是为保护各种行当从业者的经济利益，进而就由此发展成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明中叶一种名为“叫歇”（一声呼叫大家都歇）的罢市罢工出现了，抗税抗监行为与日俱增，有时甚至采取流血形式。这是新生的社会阶层有了初步阶级意识的反映，是经济要求折射为政治要求的反映，在新阶层没有达到一定数量时，是不会出现统一的有威力的“叫歇”的，因此很有时代意义。二是，抗命出海经商被视为走私，抗拒缉拿便被视为“海盗”，这些“海盗”又往往得到陆上商民的支持，发展到攻城略地。这是当时中国沿海资本主义对海禁政策的暴烈行动，成了明朝东南地区大患，与内地农民造反一起，削弱着明朝的统治。三是，由于国内的抑商政策，明清两代出现了向海外移民的高峰，这些移民不但使“海盗”孳生不绝，并使大量财富转移海外，变成他国的民营资本。西欧国家其时正鼓励向海外移民——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而中国朝廷却对出海者“剿杀无赦”，遂使勤劳勇敢的中国海外移民在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遭受两面夹击，处境极其艰险。他们非但不能为家山故土赚钱增富，而且造成了中华民族在几百年海上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否则今日中国海外胞裔何止5000万！必须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史上的斑斑血迹，比之西方同类历史的血迹多得多，而又由于这萌芽终于未能冲破头上过于厚重的土盖子，它就更其富于令人鼻酸的悲壮色彩！
病入膏肓而又很能苟延残喘的皇权统治
当初，出身甚低而智商颇高的朱元璋，接受智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劝告，从众多农民起义领袖中问鼎成功。此后他念念不忘这九个字，以致整个明朝的政策都是这九个字的延伸：禁海、修长城、不跟外国往来，是“高筑墙”的延伸；厉行以农立国而压抑商业，自矜于悠久的农业文明而蔑视、拒绝商业文明，是“广积粮”的延伸；而这一切又是为了“‘永’称王”（缓称王目的在永称王，永远保持皇权）。但是，当时地球上已现端倪的新社会形态的特点是开放、竞争、扩张，是把一切都变成商品从而使生产力高速发展，而“高筑墙”等九字诀却是封闭、保守，固守中世纪的农业国地位。为了维护皇权，明朝还废除宰相，使权力更加集中于一人，甚至设立厂、卫，用特务手段监视和惩治臣民。同时，明朝还强化封建意识形态的“德治”，规定蒙学必须以三纲五常为教育内容，科举试题必须出自朱熹所注儒家经典。这些对后来中国发展路数的影响很深，清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些遗产。历史已证明，九字诀在封建时代可能是有效的帝王术，但到了近现代却绝对是糟糕的治国经。
空前强化专制的明朝立国时，已是西方开始限制君权之后，是立民主宪法之雏形的英国大宪章运动之后153年和英建国会后103年，法建国会后66年，也是掀开欧洲文艺复兴第一页的诗人但丁逝世后57年。
强化专制并未能有效减缓来自朱氏家族以外的夺权威胁，却使家族内的争权激化。自明成祖朱棣杀侄篡权始，明朝（包括南明）皇室内部充满血腥和阴谋的争权事例，粗粗算来就不下12宗。与此相关的是，朱元璋立国时不许太监干政，但明朝太监干政祸国的事件最多，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人的丑闻遗臭至今。朱元璋曾警告其后代不要让太监读书，但从他四代孙朱瞻基起就破例在宫内设学堂训练秉笔太监，替皇帝批阅奏折和起草谕旨。何以必须如此？因为越强化专制，权力圈越小，除身边人外几无可信任之人。太监是阉奴，不可能有后，也就不大可能有篡位野心，因而可作贴心人使用。明朝太监当监军、钦差、税使、矿监，乃至掌管特务从而专擅朝政的很多，朝野恨之入骨，又巴结惟恐不及。但说到底，各为其主的太监施展手段争宠弄权的背后，折射的是皇族内、宫苑内的深层权力斗争，更折射着专制权力诞生传承规则背后的某种规律。
明末的学术文化风气和民间议政
当工商业在艰难中壮大，逐渐扩大的市民阶层为争取生存权发展权而斗争时，一场创新与保守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就势在必行了。因反对宦官刘瑾而曾被贬的王守仁（阳明），提倡“致良知”，强调发扬个性，这是对压抑个性强调循规蹈矩的理学传统的反叛。而更激烈的勇士是死于狱中的李贽。他直指僵化的庙堂文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他肯定“私欲”，认为儒者也应讲利谋利，这显然与“重义轻利”的理学和贱商政策相抵牾。他的书屡遭查禁却又屡被私印传播，出现“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现象。但是，正如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所评：李贽是“破坏性强建设性弱”的学者，因而还“不是一位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人物”。
其后，民间议政之风一发而不可止，而且变个人行为为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变私相密谈为公开的讲学演说，变一般指摘时弊为提出反传统的政纲。这风气居然在历经数千年积重难返的专制法统之下，特别是在理学的文化专制和变本加厉的皇权淫威双重高压下出现，不能不说是历史必然趋势的显示。
到万历时期，官僚上层社会已经“越来越趋于凝固”，“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流弊所及，是一片套话，一片祥和，却“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相适应”（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但这假象却使万历皇帝觉得天下大可放心，竟有25年不临朝理政。朝臣们阿谀顺从或保持缄默的保住了官职，直言敢谏的被贬谪或削籍。曾谏言减免矿税的李三才、敢与权奸们论争的顾宪成等被罢黜的官员，却大受江浙商民的拥戴。顾宪成等回无锡家乡后，在东林书院讲学，开述道明理与议论时政相结合之新学风，一时听者云集，影响越来越大。当局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在野的政治反对派，于是一场大狱兴起，多位学者死难。当朝廷派校尉到苏州缉拿东林人士时，竟引起苏州全城“叫歇”。自发起来保护东林人士的市民赶跑了校尉，并打死其中几名。这一事件说明，新兴的市民阶层已经高度关心并企图影响政治了。
东林党虽被冠以“党”（那是它的对头加于它的，因为一涉结党便是大逆不道）字，却与西欧的政党绝然不同。他们只不过是忠于臣道的“救正”者，反对的只是太监、佞臣，顶多加上昏君，而不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尽管多疑而独断专行，但确有励精图治挽救危局之心。他镇压了阉党，为东林人士平反，对天下议论国是、开启言路是一大鼓励；他一度起用东林人士钱谦益等为内阁学士，曾以对西洋文明持开放态度的徐光启为首辅，并起用耶会士，准备修改历法；或许是出于怀柔政策，他容忍了大海盗（海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东南发展势力，从而实质上弃置了禁海法。这些说明，崇祯比之明朝所有皇帝都开明一些，一时使明末风气颇有改变。就在这稍微宽松的条件下，出现了与东林党多有不同的复社。它是由当时纷纷出现的几十个文社合并而成的民间组织，文学其表而政治其里。崇祯六年，复社在苏州举行成立大会，由于官方允许商家赞助而盛况空前，到会者近3000人。于是一批更年轻的、更激进的学者脱颖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后世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明确而直接地抨击皇权制度本身。黄宗羲认为是皇帝“涂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是“天下之大害”，应该“天下为主君为客”；并指斥王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是“非法之法”，而提倡以书院、文社为公开议政之所。明亡后，他积极参加抗清，力争恢复明末宽松的政治空气。二百多年后的梁启超就说他青年时受黄宗羲的思想影响极深。顾炎武则痛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反对“天下一切之权收之在上”，断言“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应“存清议于乡里，许庶人之议”。王夫之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王者，不可擅天下之土”，并提出“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这实际已是法大于王、法大于一切的法治思想。
顺便提一下：这三大思想家在世时，欧洲的孟德斯鸠、卢梭等尚未出生。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体系中，个人自由人性解放是其重要主题之一，那么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则更偏重于批判皇权专制，而提倡庶民议政和“以法相制”。这种不同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社会的差异：西方是所谓政教合一的神权王权的共同肆虐，中国是宗法道德外衣下皇权的残暴统治。因而中西的启蒙也各有特色，异中有同，但同大于异，在现代环境下，完全可依据国情互补短长。
中国民间启蒙思潮的另一表现，是反映现实要求的文学艺术作品集中、大量地于此一时期出现。《牡丹亭》、《桃花扇》、《金瓶梅》、“三言二拍”以及稍晚问世的《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多是暴露封建社会痼疾、呼唤人性解放、赞美自由、憧憬一个良好社会的杰作，大可以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品媲美。这些作品中的很多极富个性的叛逆型人物，成为“书魂”，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喜爱，一直深远广泛地影响着社会。
“清初盛世”的残暴镇压及紧接而来的衰世
承接前代的发展势头，清朝全国的统一（这是清一大杰作）对经济的继续发展无疑起了正面作用。但是，清初野蛮的奴隶庄园式的圈地，强迫剃发留辫，关闭天下书院，禁止文人结社，连续不断的血腥文字狱，不平等的民族待遇，以及同样的抑商禁海，同样的崇儒尊孔，同样的加强皇帝专制，等等，使多数作为明遗民的士大夫看清了新朝面目而拒绝与之合作。一些思想家的作品在清代遭受冷遇，寂寂无闻。直到清末民初，他们的思想才被为民主立宪而奋斗的新一代奉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发扬。
明清两个封建政权易手之际，正是西方开始争夺海上霸权之时。欧人已经越马六甲海峡，在东亚建立贸易基地和传播宗教、文化的据点。正当康熙帝盛年，中国文祸连绵时，英国通过了人身保护法。但这时中国的商业仍在艰难生长，清朝皇帝们不像朱元璋那样干脆杀掉巨商，而是收买他们使之成为官商，实际成为官方第二财库。这种钦赐的官僚资本自身长不大，却配合官方政策压抑了民间资本。稍有成就的晋商徽商都因是封建附庸而非新式经济，而不能成大器。
明亡时复社成立仅六年，成员星散。有的分别为纷纷成立的四个南明小朝廷效力抗清，其中黄宗羲、王夫之、张苍水、陈子龙（后二人皆壮烈牺牲）等甚至搞过武装斗争；对耶稣会士所传西方科技极感兴趣的瞿式耜，当了永历政权首辅，最后随这个小朝廷崩溃而死节；颇有才气的陈名夏降清，冀图有所作为，终以“结党”罪名被杀；最可惜的是在哲学、文学和科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方以智，因一度归顺李自成农民军，构成“名节”问题，南明的几个小朝廷都不用他，最后怀才而殁；退而著书写史的如戴名世、查继佐等，则多身陷文字狱，造成著名血案。这场以青年士子为主，掀起不小风浪的短促启蒙运动，是一场勇猛的冲锋，但远不是也不可能是决定战斗的冲锋。历史只给了它有限的时空，它本身先天后天的不足则是其未能充分发育并终于“胎死腹中”的内因。
到乾隆时仍号称盛世、从统计数字上看也确是全球首富的当时中国，为什么在仅仅时隔40多年之后，就被几千英国水兵打进了衰世？为什么盛衰变化如此倏忽，对比如此强烈？原因在于，即使是繁荣富裕的封建农业国，也难于与处于兴起时刻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一论高低。明清两朝易姓而不易体制，共同维持了这块东方古陆500多年的超稳定架构，而同时的西欧各国却纷纷扰扰，内革命而外争雄，最终控制了世界。
三百多年前的历史已被尘埋，但仍可作为前鉴的东西依然大大值得挖掘。封建专制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权和意识形态）对人民强大有余，对列强却软弱过分，此其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统治集团“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人民没有被启蒙和动员，主人——人民没有利益意识和维权意识。因此，重视不重视、推动不推动民主启蒙，是对掌权者合不合乎时代标准，是民粹主义者——自命的“民之精粹”，还是民主主义者——听命的民之公仆的试金石。
有论者把明末清初看成中国的“十字街头”时刻，本来可出现多条出路，但终于选择了向宗法封建的来路回归。真是如恩格斯所说：“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因而，与其说是拖着发辫的满族骑兵以战刀斩断了三个半世纪前那场东方式“文艺复兴”，不如说仍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巨大的保守力量”窒息了它。上层建筑的阻滞作用在一定时期竟也能占居绝对压倒优势，这在我们正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此时此刻，其教训怎么评说都不为过。（责任编辑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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