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正主义”简考
[ 2003年第9期 中国“修正主义”简考 作者：梁清强 ]
刚刚过去的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然而在此之前，世界日新月异进步的时代，中国却曾经历过长达20年的停滞。生产力长期停滞，显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因而阻碍了它的发展。长期停滞的20年，恰恰是中国大张旗鼓反对修正主义的年代。历史已经证明，那时我们所反的并非修正主义，而是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促进中国迅猛发展的指导方针，这方针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
然而这似乎并未成为全党的共识。“文革反修”论看来还很有市场，邓小平理论还或明或暗地被指斥为“修正主义”。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文革”理论所指的“修正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所攻击的对象究竟是修正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这个名词，首先是列宁提出的。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伯恩斯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列宁在此文中还说：“‘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修正主义的实质。”
毛泽东最早反对的“修正主义”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对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秘密报告”。其实这份报告不过是就事论事，论事的原则仍然是马、列的嘱咐和教导，并未作什么“修正”。马克思主义难道会赞同个人崇拜和滥杀无辜吗？当然不会。所以，以此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理由不能成立。后来“修正主义”的帽子延伸到南斯拉夫；但南斯拉夫只不过是搞了“工人委员会”等民主新形式，强调自己国家和党的独立自主，直率地批判斯大林，而并没有“修正”哪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62年秋天，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而给实事求是指出“大跃进”中一些错误的彭德怀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他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1965年1月，在党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产生分歧。后来刘少奇让步了，作了检讨，说自己对毛泽东不够尊重。然而毛泽东还是当着刘少奇的面指斥道：“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的问题。”1965年9—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0月10日在与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由此可见，这时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认定中央已形成一个与他势不两立的修正主义司令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修正主义”仍然只有赫鲁晓夫、铁托、彭德怀及刘少奇等一些被看成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修正主义”本身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述。
“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所谓的“修正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不是越来越清楚，反而越来越糊涂了。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的。”
“经验主义”一语，毛泽东在世时一直未作正规的解释。1959年8月，“反右倾”斗争开始之际，根据毛泽东指示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亲自为此书作序推荐。毛泽东说：“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然而奇怪的是，在这本书中，并无“经验主义”条目；只有西方和苏联哲学中的“经验一元论”、“经验批判主义”、“经验论”等条目。查看内容便知，这些条目与毛泽东所说的“经验主义”完全是两码事。
西方和苏联哲学中所说的“经验”都是哲学范畴的“经验”，而毛泽东所说“经验主义”中的“经验”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验丰富”的经验，准确地说，这“经验”指的是“经历”，并非哲学意义的“经验”。例如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这里所说的“经验”显然就是指个人经历，并非西方和苏联哲学中“经验”一词的概念。毛泽东所批的“经验主义”者虽然没有指名，但很明显是指一批老革命家。1973年，又再次大量重印了这本书，广泛发给党、政、军和企业人员学习批判。显然，这“经验主义”是对周恩来1959年在庐山会议前期的态度和1972年批极“左”的直接回应。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约见张春桥、王洪文时，指责外交部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谁都明白，这话是针对周恩来说的。江青所以热心批判“经验主义，”其矛头所向也是周恩来。
其实，这种“经验”并不成为“主义”，“主义”应当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中国没有这种哲学。外国哲学辞典中也没有这个条目。所以“经验主义”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说属于修正主义更是无稽之谈。而且恰恰相反，周恩来等一批老革命家的经验，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从来被视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宝贵财富。
教条主义在中国和外国历史上都曾有过。他们历来固守革命导师的著作和指示，反对任何对革命导师言论的改动。他们与修正主义是对立的，把教条主义划入修正主义显然牛头不对马嘴。
更为奇怪的是，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诞生以前就已经有“修正主义”了。1975年秋天，毛泽东发表了他评论《水浒》的谈话，其中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时还加以错误的理解，比如马、恩最重要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里面说：“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工业的工人阶级。但毛泽东却把无产阶级简单地理解为“没有财产的阶级”，他认为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存在了。例如他说：“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又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明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由此可见，他的“无产阶级”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大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主要特征是它直接构成当代先进生产力，亲身经历科学与民主，富有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而毛泽东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
与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概念的误解一样，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概念的使用也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比如“唯生产力论”这个名词就是“四人帮”杜撰的。历史唯物论认定生产力属第一性，生产关系为第二性，它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可称为唯生产力论。“文革”理论提倡的实际上是“唯生产关系论”，纯属唯心主义历史观。在这里，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很清楚吗？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民粹派无论在土地问题上（把全部土地收归地方公有的纲领）或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改’来代替他们那自成一派而与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文革”理论在许多基本观点上与俄国民粹派有共同语言。比如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幻想在农民村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中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资产阶级特别仇恨，不承认他们曾经推动历史进步而且给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迷信英雄创造历史，宣扬个人崇拜等等。正如列宁所说：“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从小生产者、小资产者的角度代表生产者的利益。”（《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74页）
终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理论家胡绳生前曾以高度原则性、责任感和极大的勇气，严肃指出建国后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民粹主义倾向。胡绳同志曾因此而受到围攻；但围攻者终究未能推翻胡绳的论断，因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十分明显，无法否认。列宁明确指出民粹派属修正主义行列。既然晚年毛泽东有严重的民粹主义倾向，那么“文革”理论与修正主义自然不会有太远的距离。
列宁早就说过，修正主义有“来自右面的”和“来自左面的”两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我们听得很多了；“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则很少听到。不过毛泽东自己也曾经把“大跃进”中的“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1959年春天，毛泽东的头脑曾一度冷静，3月5日，他批评1958年“大跃进”中：“拦路抢劫，不作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款，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当时的“共产风”尽管严重而且普遍，但在理论上还不成系统，构不成一种“主义”。然而毛泽东使用了“向‘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语倒是挺有意思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思潮就大成气候，并且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其中所谓的“修正主义”包罗更广，无法成系统，难以自圆其说，恐怕称之为“修正主义形态的极‘左’理论”才名符其实。
中国的极“左”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很明显，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不断的斗争和运动，对于“产品极大地丰富”的社会主义富裕目标不但不想去争取，而且很害怕。
“文革反修”论者拉大旗作为虎皮，吓唬人家说：“‘文革反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定论，谁也翻不了案。”然而我们查看一下当年那份公报，原文是这样写的：“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公报”中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由于当时条件尚未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仍持慎重态度，还说它是“一场大革命，”并未全盘否定。因此说“从反修防修出发”显然属于权宜之计的用语。而且这里的“出发”一词只是指毛泽东的主观意图，公报并没有从客观上肯定它起到“反修防修”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再也没有“文革”动机是“反修防修”之类的说法，而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且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很清楚，“文革反修”论绝对不是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
（责任编辑刘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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