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背景考
[ 2003年第9期 毛泽东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背景考 作者：黄 瑶 ]
1966年，林彪寄给毛泽东的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后，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毛泽东在信中还设想，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这样做。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一指示勾勒了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这同他1958年设想的人民公社差不多，但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这封信写给林彪？笔者认为，除了因为林彪是解放军的领导人，正在受到毛泽东的信用以外，还有历史原因。要弄清这一点，不能不提到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
在上一世纪20年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更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的影响。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上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曾经尝试着实践他的新村理想。
把新村主义最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周作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日本的新村》，他说：“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福音。”7月，他又东渡日本，访问了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随后写了《访日本新村记》，介绍了他的见闻。他的介绍在中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倾心于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恽代英等曾经受到这一学说的吸引。
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学生之工作》。他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1918年，引者注）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在这一章中，毛泽东对半农半读的新村学校做了详细的计划。他提出，这种新村性质的学校将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在新村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等。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北京。1920年4月7日，毛泽东在即将离开北京的时候，到八道湾周作人寓所访问了周作人。当时的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毛泽东此次同他谈话的内容未见记载，但显然同周作人当时正在介绍新村主义有关。周作人从日本回国后，不仅写了《访日本新村记》，而且还作过介绍新村的讲演。他同武者小路实笃经常通信，当时可以说是在中国介绍新村的权威。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5月间，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试验了一个多月，他感到“殊无把握”。
1920年7月4日，毛泽东离沪返湘，在路过武汉时，同恽代英见了面。早在毛泽东发表《学生之工作》时，恽代英就在武汉成立了具有新村性质的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他的学生林育南是这些组织的积极成员。林育南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在家乡湖北黄冈当织布工人，熟悉织布手艺。他受到林育南的影响，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一度来到武汉，参加了织布厂的工作。
毛泽东在武汉同恽代英这位志同道合者进行了长谈，听取了恽介绍兴办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回长沙后，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据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上世纪50年代回忆：
毛主席早期在长沙曾领导青年学生作过一次反军阀的运动（驱逐张敬尧运动），后率一队学生至北京。这队学生由京返长沙，路过武昌曾停留一个时期，以织袜为生，并与“利群”发生了关系。他们回长沙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组织文化书社和织布厂，并从利群织布厂调去林育英同志。育英同志就这样得亲受毛主席的教诲，而成了我党工会运动中的领导干部。利群书社与文化书社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恽代英同志于1920年夏季特有湖南之行，访问了长沙、衡阳和新城的煤矿区。
关于林育英赴长沙，还有一种说法是：1921年7月，恽代英邀集林育南、林育英、唐际盛、廖焕星、李求实等24名青年在黄冈林家大湾浚新学校开会，成立了苏俄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共存社。这24名青年中有一位叫易礼容，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同时是由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经理。毛泽东委托他到武汉学习利群毛巾厂的经验。他到武汉后，恽代英便邀请他也到黄冈来参加了会议。会后，他便邀请林育英、林乐浦和一位姓邓的工人到长沙筹办织布厂。在长沙，林育英结识了毛泽东。
以上两种说法差距不大，都是说林育英早在1920年或1921年就到了长沙。毛泽东早在1920年至1921年就同恽代英、张浩有交往。他对恽、张都很器重。
到了60年代，恽代英和张浩早已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学生和弟弟林彪还在。毛泽东所以把这封信写给林彪，不仅因为林彪是当时军队的负责人，还因为他把林彪引为同志和知己。在他的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尽管1917年互助社成立时，林彪实际上只有9岁，但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他已是互助社的成员了。毛在同斯诺谈话时就说，在他组织新民学会的同时，“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
也是在1920年，毛泽东同恽代英等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认识到新村主义是空想。新村主义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不赞成暴力革命；二是不认为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产品极大丰富这个条件即可实现新村理想。但是，过去人们往往只在第一个问题的层面上批判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即它否定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个必须具备的前提。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在另一个层面上批判新村主义，即它不注意创造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这一条件。忽视生产力发展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同样也是空想。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还认为，因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但随着革命的胜利，他的思想有了变化，认为，中国已经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实现其新村的理想了。至于生产力，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将自然而然地为它的发展开辟道路。在1958年，他就尝试过，办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但是失败了。到1962年，当人民公社受到许多人的怀疑时，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却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这更使毛泽东引林彪为知音。毛泽东在总结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时，仍然没有注意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条件，而认为关键是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因此，他在即将到来的由他亲自策划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要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条件下继续进行建设公社的实验。于是，写了这封信。
至于林彪是否也有类似的理想呢？林彪早年在不多的场合也曾谈过他的社会理想。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说过：“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1949年2月8日，他在同傅作义的谈话中曾将共产党人的理想概括为“建立革命的政府，发展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建立工厂，开发矿山，遍设铁路公路，遍设学校，使人民吃得好，穿得好，提高文化，讲究卫生，能过富裕自由的生活”。显然，这同毛泽东心目中的人民公社差距甚大。到了晚年，林彪甚至私下里把“人民公社”看成是“凭空想胡来”，但表面上还装扮成毛泽东的捍卫者。
显然，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勾勒的共产主义的蓝图是脱离中国当代的实际的。
（责任编辑刘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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