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青年
[ 2003年第9期 永久的青年 作者：瞿独伊 ]
李何同志在建国初期曾任新华社驻莫斯科特派记者，后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副主任。他1918年2月出生于福建福州，自幼随父亲到广东汕头读书。1933年，他15岁中学毕业，到厦门大学念了一年进修班，接着考进厦门大学。在校内他开始接触进步同学，并秘密参加共青团组织，从事进步活动。后因身份暴露，反动派要逮捕他，即转往广州中山大学继续读书。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参加海关救亡长征团，辗转广州、香港、武汉等地作演讲宣传。1938年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从武汉长途跋涉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不久入了党，并在抗大学习了半年，当年冬天，受党的派遣到新疆工作。
抗战前，盛世才趁新疆军阀处于混乱时，用阴谋手段夺取政权，成了“新疆王”。在抗战高潮时，盛世才伪装进步，实行亲共、亲苏的六大政策，我党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其请求，派出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前去新疆，宣传马列主义，帮助建设新疆。李何同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到了新疆，被分配到《新疆日报》任国际版编辑。为了工作方便，他取原名履和的谐音改名为李何。当时，报社只有五六个党员和几位当地工作人员，熟悉业务的干部不多。李何因从小爱读书，中文程度也不错，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便担负起许多社论文章的撰写，用“小黎”的笔名，写了不少国际评论，特别是“短评”专栏，一连十几天，天天都有李何写的文章。从1942年元旦到7月7日，李何一人就发表了41篇文章。据当时报社负责人李宗林回忆，李何是最用功的，工作做得最多的同志，他几乎负责写了50%的社论和大部分国际版的稿件。他星期天从来不休息，有一次报社请一位同志赶一篇社论，那位同志想去玩不愿写，李何说：我不休息，我来写。这样又赶写了一篇社论。他常常连坐几个小时不离开桌子，一口气写完一篇稿子是常事。
李何在《新疆日报》工作期间，一直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业务。他平时不多言谈，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每天晚上都要学到深夜。李何和报社的同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关心他们，常常和一些进步青年谈心，主张多读书，多写文章。他说：“书籍宛如把我们从小溪漩涡中带向广阔生活海洋的船舶，只有博览群书，才能领略知识海洋的无限风光。”李何非常重视和少数民族交朋友，从政治上、业务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维吾尔族编辑维古尔·沙依然、黎·穆塔里甫，都得到过李何的具体帮助。他们在编辑或翻译稿件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一些人名、地点、名词术语等不明白，都乐意向李何请教。李何总是有问必答，态度耐心。
李何在新疆工作近四年，却遇到盛世才叛变。1942年9月，苏德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盛世才投向国民党，悍然把新疆150名中共党员干部及家属全部先软禁后投入监狱，也包括李何、我母亲杨之华和我在内。盛世才将我们集中到八户梁招待所大院，软禁起来，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联系，停发一切报纸杂志。我们利用这个时机，一方面向盛世才展开公开斗争，联名写信抗议盛世才对我们的无理软禁，要求恢复自由，并送我们回延安；另一方面暗中整顿组织，成立学习委员会，加强领导，开展革命气节教育，准备长期斗争。学委会的成员是陈潭秋、毛泽民、徐孟秋、潘同、刘西屏（徐、潘、刘后叛变）。9月17日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捕后，学委会成员改由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李何、谢良担任。通过学习使大家认识到今后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要作好长期坐牢的准备，但不管形势怎样恶化，斗争如何残酷，大家都要保持坚贞气节。
我和李何是在新疆认识，被捕软禁期间彼此了解更深，因而结婚的。李何知道我长期在苏联生活和学习中文水平差，所以在结婚第二天早晨就教我读范文澜写的中国历史书，帮我学习中国历史，提高中文水平。
1943年春形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在甘肃、新疆边界增兵，甚至把部队开进新疆，大批国民党特务渗入盛世才的政府、军队、学校各个部门。盛世才撕下最后一道假面具，公然下令逮捕中共在新疆全体人员。4月11日他派公安局副局长带领军警来到八户梁招待所抓人。一些女同志责问军警：你们凭什么来抓人？不少同志是应盛世才的要求来新疆工作，为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为什么要遭到你们的虐待和逮捕，是何道理？当时，我妈妈杨之华紧紧拉住李何，嘱咐他被捕后应该如何对待敌人。双方相持了一阵后，男同志被强行推上几辆卡车拉走了，不久，所有的女同志也被捕入狱。
李何被关押在一监狱，和吉合、杨南桂同在二号牢房。
1943年6月份，经过党组织的研究，决定在“七一”党的生日那一天向盛世才反动当局提出抗议，抗议信是李何起草的。据方志纯后来回忆说：“李何同志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我们当时的‘大秀才’、‘宣传部长’，我们狱中一些重要的文字工作都是他搞的。他写的抗议信简直就是一篇很好的讨盛檄文。控诉的地方义正辞严，呼吁的地方真诚恳切，抗议的地方理直气壮，提要求的地方合情合理。”当时在狱中设法弄到几份报纸，党组织便委托李何根据报上的消息写成时事报道和分析文章，并用蝇头小楷抄在纸条上或书本空隙中相互传递，帮助同志们了解当时国内外形势，讨论对敌斗争策略，鼓舞斗志。记得我们女牢也曾接到过这样的纸条。
1945年“七·一”，李何为纪念党的生日写了一首诗《母亲》，表达思念之情：
母亲啊，多么怀念你！我们的梦魂，夜夜飞度天山，回到你的身旁；你的音容，时时透过狱墙，落在我们的心坎。是你的讯息，加强我们胜利的信心，是你的乳汁，哺养我们无穷的力量。牢狱——僵死不了我们的思想，黑号——钝化不了我们的眼光，镣铐——打不烂我们的硬骨头，吆喝——压制不了我们的怒吼，饥饿——改变不了我们的心肠。母亲啊，多么怀念你！总有一天：黑暗到了尽头，屠场被踩平，囚笼被打碎；我们奋起自由的羽翼，冲向光明的天空，投到你的怀抱！
在男监，我们的同志有组织地进行过三次绝食斗争，李何于1961年写了一篇回忆在新疆监狱中第三次集体绝食的文章《一心向着党》，记述了这次斗争的情况。
我们在狱中生活了四年，终于于1946年6月获释。党中央委托张治中把这批新疆工作的同志送回延安，李何和我便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后来随部队进入北京，除了忙于业务工作外，他还兼做团的工作，并曾出席过全国第一次团代会。
1950年3月，李何和我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派到莫斯科去建立新华社记者站。我们的工作在从北京赴莫斯科的旅途中就开始了。3月12日正逢苏联举行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为了使每个选民都有投票机会，苏联在列车上也设了投票箱，我们便采访了列车上去莫斯科的旅客，请他们谈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完成了我们从国外发回的第一篇新闻。
到莫斯科后，我们按总社领导的指示，以介绍苏联人民生活、苏联经济建设的具体经验为主，同时要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翻译一些有关东方问题的权威性理论文章。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有许多困难，主要是苏联限制我们的活动范围，只能在莫斯科周围50公里以内，一切对苏联人的采访都要经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
在莫斯科工作第二大困难就是向国内发稿难。首先是发稿费用高。其次我们向国内发电讯还要经过这样的手续：先由大使馆译电员把所发消息译成电码，然后用打字机把电码打出，同时还要把电讯内容译成俄文。这样一来，一条电讯常常几个钟头都无法发出，很难保证时效。
从莫斯科给国内打长途电话，1分钟14卢布，要先立户存美元，通话内容事先用俄文写出备考，这是当时苏联新闻检查制度的规定。
莫斯科记者站编制有限，我们身兼数职，既是记者、通讯员，又是译电员、抄写员、打字员、翻译，甚至还是会计、炊事员、采购员，各种零七八碎的琐事，无不分散我们的精力。有一次，我们去拜访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刚好赶上下大雨，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还得走一大段路，到他那里后，衣服、鞋子全湿透了。谈起工作，他说你们有些事情不必亲自跑，写封信派人送到外交部收发室即可。当得知我们既没有车子又没有通讯员时，不禁哑然失笑。我们向他解释：“中国目前厉行节约，一切力量都放在建设上。”他说这些情况他也知道，只是可惜我们要白白浪费掉很多时间和精力。我们不仅在工作中注意节约，在生活上也同样要求自己简朴，在给我们定薪时，李何主动减去400卢布，我也减掉700卢布。当时，记者站用于工作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都是我们自费购置的。我生病住医院的费用要比苏联公民高三四倍，但我们都没有向公家报销。我后来离开记者站去学校学习，有几次用公家的小车接我回家，李何都一一交汽油费。在国外工作期间，李何所得的稿费绝大部分是交党费。李何在分社工作期间，还义务兼任《人民日报》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步一步开展起来。李何的俄语是在新疆监狱自学的，阅读报刊还可以，口语和听力差。但他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所以，编写稿子都是他的事。我则相反，俄语好，中文水平太差，又没有搞新闻工作经验，所以只能给李何当助手。外出采访，我给他当翻译；去列宁图书馆查资料，也是我摘下原文，回家后口译给李何，他记录下来，然后再编成稿子发回总杜。
李何写起文章来，往往是先准备好材料，经过仔细分析研究，一气呵成，连续五六个小时坐在桌旁，忘了喝水，忘了吃饭。记得有一次，我生病，发高烧到40℃，当时家里没有别人，李何给我递上暖壶，拿毛巾帮我擦擦汗，便又去赶写文章。既不留下来照顾，又忘了去叫医生。李何对自己的健康更不注意，他19岁时就得了心脏病，早在新疆工作时候，医生检查他的身体，就讲过他的健康状况不适合做新闻工作，不能太劳累。可是，他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这种要求，仍然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
1952年5月，中国农民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莫斯科进行直接采访非常困难，我们争取到陪同该团一起到苏联各地参观的机会。但代表团提出条件，要我们两人帮助他们工作，李何当秘书，我当翻译。后来经再三协商，该团同意主要由我帮助他们工作，用我一个人的劳动换取两个人随该团参观的机会。我们随团到库班、克拉斯诺达尔、阿塞拜疆等南方一带访问。代表团成员参观，我翻译，李何仔细记录。代表团休息，他写报道。当时天气很热，温度达39℃左右，列车车厢内闷热异常，李何为了赶写通讯，在车站找个地方坐在砖头上，用膝盖当桌子便写起来。有一次，在一个小站上，他因为太劳累而晕倒。代表团团长要他留在当地医院治疗，他却无论如何不肯离开工作岗位。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他以战斗的姿态，在两个多月紧张的访问中，发回了十多篇通讯。
建国初期，我们缺少俄文翻译，所以国内有代表团访苏时，常常借我去当翻译。如文化代表团、工会代表团、青年代表团、农民代表团，甚至周总理访苏、中国驻苏使馆张闻天大使举行宴会和在群众场合讲话时，也要让我给他们当翻译。这样一来，我原来的工作也要他承担，生活上我更丝毫帮不了他，搞得李何非常辛苦。有一次，他对我诉苦：“独伊，你走了，我连饭都吃不上。”我这样频繁被借出工作，李何原已沉重的工作量就更加重了，我常常感到不安。
工作虽然辛苦，但取得的成绩令我们欣慰。1950年10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盛典，为了充分反映当时苏联人民对新中国的热爱，李何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翻遍了列宁图书馆的报刊及有关资料，采访了曾到过新中国的第一个苏联代表团的成员。由于我们的辛勤工作，这一时期先后向国内发回10多篇消息和通讯，受到总社的通报表扬。后来，我们发回总社的许多特写、通讯、综合报道等，在国内被广泛采用，总社也来信称赞我们：“稿件详尽、切实、新鲜生动，说明国外分社记者在掌握语言的条件下，是可以大大发挥工作能力，很好地推进我们的宣传报道的。”
李何同志在莫斯科工作了八年，先是作为新华社的特派记者，1954年后又作为《人民日报》的驻外记者。作为《人民日报》记者时，他可以直接和《真理报》联系，因此采访就方便多了。在这期间，他几乎跑遍了苏联各地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和大的工厂、集体农庄、学校等，写出了数十篇通讯和报道，并因此得到过中宣部的通报表扬。这些通讯后来还汇编成三个集子。李何同志因为从事新闻工作的出色成就，在1956年还被选为代表，光荣地出席过党的“八大”。
1958年春，李何奉调回《人民日报》国际部担任副主任，分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报道工作，他也亲自动手写了不少宣传党的对外政策的评论文章。
李何在工作之余，空闲时间几乎都用在学习上。他喜爱的领域很广，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史，无所不好。他在新疆监狱里用原文版的“联共党史”和中文版的“联共党史”对照看，一个字一个字去抠，反复琢磨自学俄文。
同李何同志相处的同志，一致认为他身上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秀品质：无论在工作中、在监狱里、在病床上，都一贯顽强工作，刻苦学习，克己奉公，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同志热爱；他为人正派，充满革命正气，坦白直爽；对组织，不论是领导机关，还是基层组织都十分尊重；无论驻外也好，在机关也好，非常注意请示汇报，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
李何回国后，在业余时间开始写关于新疆监狱的回忆录，但没有充足的时间，常常是挤一点、凑一点的时间，生前竟写了将近10万字的草稿，尚未来得及写完，他就去世了。“文革”时，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达10年之久，这手稿和他在国外写的其他一大箱文稿手迹，全部被抢劫走了。这是他多年的心血，竟毁于一旦，多么痛心可惜！
李何年轻时患过白喉，得了后遗症心脏病，在新疆监狱的艰苦生活又使健康受到很大摧残，再加上长期工作中不顾身体辛劳过度，经常加班加点赶写文章，使他的心脏病急剧恶化，终于不治，于1962年8月5日病逝，终年44岁。他正在壮年有为的时候离开了我们，首都新闻界为李何同志举行了少有隆重的追悼会，由吴冷西同志主持，胡绩伟同志致悼词，王莫同志讲述了李何在新疆监狱的生活和斗争情况。参加追悼会的人坐满了人民日报社的大厅和大厅外屋。
李何病故的消息登在《人民日报》后，许多朋友、同事、战友来看望我，表示哀悼。当时儿子也患不治之症，他的生命也维持不久了！这一切使我悲痛欲绝。来看望我的新疆监狱战友于村对我说：“独伊，你不要太悲伤，李何同志虽然只有44岁就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一生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你应以此来安慰自己。”战友们的这些话极大地慰藉了我，帮助我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日子。战友们对他的工作的评价也鼓励了我向他学习，继承他的遗志。他工作起来的确像一团火。不怕艰苦，不知疲倦，也不顾身体，只知道满腔热情地干、干。虽然他去世已41年，但他忘我工作的形象和精神还常显现在我的眼前，也鼓舞了我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工作和生活的信心。
我想用我父亲瞿秋白在“儿时”中写的话来结束我的回忆：“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李何同志就是一个这样的永久的青年！
（责任编辑李晨）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