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
[ 2003年第9期 读《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 作者：盛方仁 ]
李原同志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求实存真的精神，历时7年，八易其稿，终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这本书。此书并非遵命之作，也不是有人相约或相求，而是作者靠着当年对阎红彦的深入了解，以及后来对那些充满激清和磨难岁月所作的理性思考，靠着多年的积累和提炼，而逐渐酝酿成熟的。在写作过程中，这位现已年逾80岁的老者，或浮想联翩，或长夜难眠，或感奋不已，或泪流潸潸，最终写下了这三个大字：只唯实。
阎红彦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迫害致死。中央为他平反昭雪以后，陆续出版了几本阎红彦的传记、专著、纪念文集和他的遗作。李原的《只唯实》，在广泛吸收以往有关阎红彦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一些老同志的亲身经历和文字资料、馆存文件、档案材料，进一步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我认为，这本书对阎红彦的研究取得的新成果，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我们从书中看到，阎红彦在任何情况下都力求坚持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在最严峻的考验面前，在党内高层斗争中，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对于党中央的领导人，他举报过高岗，保护过邓小平同志。
1945年，高岗成为13名政治局委员之一。这正是高岗如日中天，党内高层对他的看法相当肯定的时候。阎红彦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高岗诡计多端，伪造个人历史，夸大西北革命历史，说此人迟早要出问题，望中央注意，并且要求记录存档。阎红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但受到高岗和康生的打击，还长期被中央和一些同志误解。直到1954年高饶事件以后，中央终于充分肯定了当年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预见性的。此后，他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成为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有一次毛泽东主席把他叫到身边，当众说道：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这样，中央为阎红彦和高岗之争划上了一个公正的句号。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阎红彦保护过邓小平同志，这件事被认为是阎红彦一生中重大贡献之一。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受到严厉批判，有人诬陷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撤退”。阎红彦对这种颠倒黑白的行为十分气愤，当即站起来根据事实进行驳斥，使林彪、江青一伙阴谋未能得逞。会后，康生、江青、陈伯达一起出动，置阎红彦于死地。阎红彦把实事求是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宁死不屈，始终没有向林彪、江青一伙低头。《只唯实》一书以九章的篇幅记述了“文化大革命”、阎红彦之死及为其平反昭雪的过程，为人们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第二，《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一章，涉及的时间跨度达24年之久，问题的实质是阎红彦坚持实事求是认识西北革命历史。这一章首次公开了这部小说1962年被否定——1980年被肯定——1986年被最终否定的全过程及其真实原因，说明阎红彦对待此书的立场和态度是正确的，是同康生有本质区别的。这部小说出版后，中央有关部门、了解西北历史的读者和西北老同志一致认为，它确实存在严重错误。因此，1986年1月中央决定停止发行。这一章还首次公开了胡耀邦总书记为此事所作的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我们说过多次，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有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这个批示的精神至今仍在指导着党史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可见，《只唯实》中的这一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专门有一章记述了阎红彦“只唯实”的一个最大胆的行动，在1962年12月21日的云南省委文件中，明确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而要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实际问题，搞好生产运动，进行正面教育。迄今为止，这是在全国发现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政治运动，西南局又通知要坚决贯彻的情况下，以阎红彦和于一川为主要负责人的云南省委，敢于从云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得到邓小平总书记的同意和云南广大干部的支持以后所采取的行动。阎红彦说：云南急于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温饱和稳定。“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如果谁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这份文件发出后，立即受到西南局的严厉追查。之后，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点名批评了阎红彦，云南省委不得不做了检查。最后是中央派彭真同志到云南作了实地考察，他肯定了云南的工作，这场风波才算了结。云南的这个文件，被认为是省委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思考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云南历史上一个值得称颂的亮点。
1965年初，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错误纲领。阎红彦把“二十三条”中正确的东西加以强调，说这个运动“主要是掀起生产高潮”，“运动搞得好不好，主要是看生产上、经营管理上、领导水平上是不是有显著的变化。”对边疆地区，他明确提出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
以上情况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在那个左倾错误日趋严重的年代，阎红彦在贯彻中央批示精神的过程中，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抵制和抗争，并且取得了成就。
第四，这本书绝大部分篇幅是讲阎红彦在云南，这是因为，阎红彦“只唯实”最成功的实践，集中地表现在他主政云南七年这个时期。从书中看，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对于关系全局的原则性问题和十分敏感重要的政策性问题，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直接上书毛主席。1961年5月，他在弥渡县调查途中，就解散公共食堂等农村六个政策性问题写信提出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赞扬，从而推动了解散公共食堂、调整社队规模和所有制关系的进程。第二个层面，结合云南实际制定重大的特殊政策，阎红彦往往是请示邓小平并得到同意后才作出决策的。比如，上面讲的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运动，又如全面审查和调整以所有制为中心的边疆各项政策，等等。第三个层面，在省委的权限之内，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主持制定了许多有利于生产恢复发展、照顾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比如，粮食超产部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实行三三制；养牛养羊主要是看“出栏率”，实行“杀、卖、吃”的政策；养猪实行卖一半，自己留一半的政策；以及大力倡导开展多种经营和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政策。阎红彦坚定不移地纠正左倾错误，放宽经济政策，“百摇不动”地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群众生活而殚精竭虑，奔走呼吁。书中有些章节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比如，在剑川县金华公社调查时，路遇肿病死人惨状，阎红彦立即进行了调查。对当地有的领导干部因怕“反右倾”不敢说真话而见死不救、知情不报的作风，他十分震惊，怒不可遏。他要求全省把刹住这股风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采取了许多切实措施，有效地解决了肿病死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大声疾呼：不能一天光唱歌，而置群众死活于不顾；不刹住这股风，共产党怎能不失掉民心，我们党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脱离群众。
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大跃进”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较快地得到扭转。1962年11月，阎红彦到云南三年，便代表省委宣布，全省生产力已基本恢复，经济调整任务已大体完成，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的方针。1964年9月，除粮食和棉布以外，猪肉等几十种凭票供应的商品在全省全部取消票证、平价敞开供应。1965年，阎红彦把调查研究的重点转向边疆，提出了云南要走自己的路。把方方面面的力量扭成一股绳，来加速民族进步和开发边疆的完整思路和奋斗目标。在云南的历史上写下这样的话：“1964、1965年成为令人赞誉不绝的云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年份之一”，“云南各族人民把阎红彦主持云南省委工作的时期称作云南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应该说这是贯彻中央经济调整方针和进行政策调整取得的成果，也充分显示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威力。
第五，配合书稿的正文，收入了首次编写的《阎红彦年谱简编》，再加上两篇序言和附录的八篇文章、一组诗词，使这本书能够比较完整地系统地多角度地反映阎红彦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事迹。它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阎红彦的贡献、人品和留下的精神财富提供了丰富的客观的历史资料。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阎红彦是位值得纪念的人物；《只唯实》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它很有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值得一读。（责任编辑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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