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为尊者讳”
[ 2003年第9期 谈谈“为尊者讳” 作者：迟泽厚 ]
为尊者讳，是困扰中国史学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所谓尊者，在旧中国主要是帝王将相（自己的长辈也算尊者，但这难以相提并论），在没有了皇帝的中国，则指那些称呼不一的位尊权重者。为尊者讳，即为了维护“尊者”的尊严，而对其行为隐恶扬善，文过饰非，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尊者讳在中国由来已久，孔夫子修订的史书《春秋》，可算是古代在这方面的集大成者，稍后于《春秋》的《公羊传》就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时光流逝几千年，而为尊者讳至今仍未绝迹。
为尊者讳二例
为尊者讳最常见的现象是对历史人物脸谱化，好者绝对地好。不妨试举现代史的几个例子：
其一，讲起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而惨死的彭德怀元帅，大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战争中，面对强敌横枪勒马的彭大将军；在朝鲜战场统兵百万打败以美国为首的16国侵朝联军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在庐山会议上置个人前程命运于不顾，“为民鼓与呼”的永不褪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年动乱结束后，大量记述或评论彭德怀的文章，正是这样写的。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彭德怀也曾有过令人扼腕叹息的重大失误。例如，1958年5至7月，在毛泽东支持下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工作中的一些不同认识和人事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批了刘伯承元帅和负责全军军事训练的萧克、李达等一批人的“教条主义”以及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粟裕大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迫使他们违心地多次检讨，尔后又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作了组织处理，并广加株连，使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重大挫折，也使不少军队高级干部心中蒙上一层阴影。此事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当然要负责任，但身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这次会议主持人的彭德怀，也难辞其咎。谁曾料想，仅仅一年之后，彭德怀本人在庐山会议上，只因为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提了一点不同意见，便被打成“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头子！受此致命打击的彭德怀，在他遭受无尽无休的审查和批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身陷囹圄之后，这位生性耿直的共和国元帅，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对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对一年前发生的失误，是会作深刻反思的。但是，令人诧异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主要根据彭德怀受审查期间所写材料，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其中多有彭德怀对各个时期是非得失的检讨，却唯独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只字未提！这究竟是彭德怀本人的疏忽，还是编者为了维护彭德怀元帅的光辉形象，像在《出版说明》中所说：“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呢？无独有偶，打倒“四人帮”后，许多官方史料在提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时，虽然都对反“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左”的做法予以批判，却都完全不提彭德怀的名字。这总不会是偶尔疏忽吧？
其二，1967年2月，在被江青一伙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中，“三老”（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江青一伙倒行逆施乱党乱军的罪行，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畏权势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但毛泽东在听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告状之后，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几位老同志给予严厉训斥。随后，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共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对几位老同志进行批判。几位老同志都违心地作了检讨。这是十年动乱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打倒“四人帮”后，有不少官方材料对几位老同志当时同江青一伙（主要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作斗争的情况，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虽然早已时过境迁，读来仍感惊心动魄。但是，对这几位老同志的批斗以及他们作检讨的情况，各材料则都讳莫如深，付之阙如。关心此事的人们，特别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几位老同志的不同处理上：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被认定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并被打成“叛徒”，实行“专政”；其余各人则都作为内部矛盾处理，有的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有的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显然是与他们在事件中的地位、作用、影响以及对“错误”的认识态度等有联系的。倘若把这方面的情况也一并作些交代，对这桩公案的记述就完整了。
为尊者讳与贬损“卑者”
既然为尊者讳，对尊者溢美，与此相对应，则必然对“卑者”贬损溢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谓“卑者”，即各种“反面人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卑者”，原来还曾是至高无上的“尊者”。在这方面，最典型者莫过于林彪。当林彪是“最亲密的战友”和“副统帅”时，把世间一切赞美之辞用在他的头上犹嫌不足。但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连揭带批，说他从根儿上就是一个坏蛋，投机革命，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好事；又没一点真本事，打仗右倾怕死，甚至他指挥的平型关战斗也遭批判，说是对抗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以后因仍须肯定平型关战斗，于是又称林彪只是“参与指挥”了这次战斗；还有林彪在东北战场提出的“六个战术原则”，也被批得体无完肤，说是右倾军事路线的产物，是打败仗的战法。但因这些原则经过实战检验不仅被东北（第四）野战军广大指战员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法，而且也受到其他战区的欢迎，争相仿效推广，想要否定已不可能，于是又改口说这些原则是东北战场广大指战员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争中的集体创造，云云。这就缺少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了。
为尊者讳无从以史为鉴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民族，从一有文字便在中央政府设置史官，以后连一些诸侯国也都纷纷设置史官，历朝历代修史不绝。修史是为了用史。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古即是历史，兴替则是是非、得失、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就可以对前人的成功经验择善而从，同时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保证国家沿着正确轨道平稳发展。对于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后者比之前者更为重要。革命导师恩格斯有一段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可见犯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对待错误。倘若态度端正积极，坏事确实可以变成好事。反之，如果领导者拒谏饰非，周围又有一帮人为尊者讳，那就势必要犯更大的错误。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原定纠“左”变为反“右”，其结果是接踵而来的饿死上千万人的三年大灾荒，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齐心协力整治为尊者讳
为什么为尊者讳会成为难除的顽症？其关键在于有的“尊者”乐此不疲。邓颖超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谈到党风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人抬轿子，是因为有人坐轿子。问题就出在有人不但爱坐轿子，而且对抬轿者给予重赏，于是这个本属“下九流”的卑微行业便有人趋之若鹜了。
这些年来，有些“尊者”在物欲得到某种满足或达到某种目标之后，又将注意力转向沽名钓誉或雇请枪手，炮制各种树碑立传之作；或篡改于己不利的历史文献，并不准知情者讲真话。这种人自以为得计，怎奈历史并不是可以随便捏的面团儿。他们忘却了一个基本常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何况还有一个爱较真儿、认死理儿的史学界！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终将揭去。
解决为尊者讳的主导方面在于“尊者”，但对矛盾的另一方面、即写作队伍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那些把作品当商品，迎合市场需求，长于猎奇“揭秘”和标新立异的杂牌队伍不去讲它，主流队伍总体情况还是好的。但也确有一部分人为求自保而唯上、唯书，谨守诸多（不只两个）“凡是”，缺少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浩然正气。其实，中国史学界是有秉笔直书的光荣传统的。且不讲古人，解放前史学家吴晗写了一本《明史》，只因其中有“红军”二字，犯了国民党的大忌，要求将“红”字改用他字方可出书，吴晗宁可书不出版，“红”字坚决不改！这种坚持真理、维护历史尊严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不断发展和民主制度的逐渐完善，随着一个宽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舆论环境的形成，为尊者讳的市场将不断缩小，最终成为过街老鼠。
（责任编辑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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