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器

2003-09-15 作者: 陈四益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3年第9期 道与器 作者:陈四益 ]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中国的“上等人”一向重道而轻器,“下等人”则只管器而不大关心道。读书人都要去做人上人,把闻道看得无比重要,而器呢,自有人下人一代代口口相传地做去。这情形,只要看中国论道之书汗牛充栋,而论器之书寥寥可数,就可以知其大概。中国是以农立国的,但自先秦至明,研究农事的著作,可称的也只有《齐民要术》等有限的几部,不少还因不受重视而亡佚了。到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已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了。

梁启超氏说,清代的学术,其研究方法已近于“科学的”。这是不错的。其对于已往以为神圣不可动摇之经书的怀疑精神,其于疑问的细密求证功夫,巨细必究,本末兼察,事事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就不相信,有了证据还要反复查验,看它是否充足,都很接近于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可惜的是清儒的细密研究功夫,还是都花到论道上面,孜孜于经书的真伪乃至一音一义的考证,弄到最后,与器仍旧没有什么关系。

洎乎近代,因为西方的洋枪洋炮打了进来,这才觉得器不如人,但道还是我们自己的好。以中国之道,驭西洋之器械,这就是“中体西用”了。重道轻器如故,器也依然不能进步,而道的争论却是很热闹的。主义呀、思想呀、理论呀,旗号满天飘舞。谁都想当圣人,谁都要弄一套主义,但不管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鼓吹之际,天花乱坠,一到实行,仍旧停在嘴上的多而落在实处上的少,所以中国还是中国。一场辛亥革命,说是什么主义的胜利,但照鲁迅的观察,不过革去了一条辫子,若再加一句,就是换了一批主子——专制依旧,愚昧依旧,下等人的生活也依旧。

道是不妨论的。但道若有用,必要有个着落。这着落就是器。体制也罢,机构也罢,程序也罢,法律规章制度也罢,都是器。孔夫子讲:仁者“爱人”。孟夫子讲“仁政”,今人讲民主、讲法制、讲别的什么重要思想,都高妙之极。但若没有一套确能保证其施行的制度、法律、程序、监督体系,要言妙道也只是要言妙道。孔老先生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孔老先生说“我不欲仁”呢?事实上中国论孔孟之道两千多年,那美妙的“仁政”始终踪影全无。我们这个民族在论道上搞的花样、耗费的无谓精力实在已经太多,倒不如扎扎实实在器上多下点气力的好。诗曰:

要言妙道说千年,旗号新翻叹圣贤。

最是千秋仁政梦,仍然似梦又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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