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张曙光：今天我们请到了余世存先生来做报告，下面请余先生做报告。

余世存：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到这里来跟大家交流，很感谢茅于轼先生、张曙光先生、盛洪先生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今天讲的题目名副其实地属于班门弄斧。对文明问题，天则的盛洪先生早有过缜密的思考，记得他当年以一篇什么是文明的文章挑起了知识界广泛的讨论，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今天回过头来看，盛洪先生的文明观呼应了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他进行的是比较研究，以博弈论为切入点分析西方文明的可能道路，从而提醒中国人如何建立自信心，如何确立现代化的政治目的。我当年也很有幸参与了这一场讨论，当然是我以编辑的身份参与学习的。感谢盛洪先生，他的成果为我自己的思考奠定了一个较高的起点。我今天来天则谈文明观，实事求是地说，是向大家报告自己的思想经历，希望得到诸位的指正。

为什么要谈文明观？这个问题似乎不言而喻，似乎每个人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文明观。但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人未必有多少人说得清自己有坚实的文明观。很多人跟生活有一种紧张的关系，很多人既无条件也无意愿能力来形成自己的文明观。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必然的现象，即大部分人是生活得不自觉的。因此，谈文明观，还是要解决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盛洪先生当年的思考并没有圆满地解决，不仅知识界没有在盛洪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果，反而文明的认同问题下移到社会，在相当多的社会青年那里变得简单化了，他们低水平地重复了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狭隘民族主义。这导致了以小康来取代替换现代化话语时，无论知识界还是社会青年要么不屑一顾地嘲笑，要么失语。最好的应对，也只是有良心的专家学者要求与国际接轨，或者像民运志士一样，仍以自由民主一类的说辞激烈地批评当下的专制。因此，谈文明观，就是希望能够从文明历史的角度为当下中国正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和它的人民处于什么位置，它在文明史上的地位是什么。

实际上，我今天来谈文明观是相当惭愧的。在一个稍微健康的教育环境下，在一个较为正常的或无形中方便人的身心发育的时代，其社会成员是能够在正常的年龄段上形成自己的文明观的。现代史早期的知识分子，如胡适、梁漱溟、傅斯年、罗隆基、晏阳初等人都是在二十多岁就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看法。研究者发现，五四前后的几代人在生活方式上更坚定纯粹，他们活得更有个性。我们今天不同，我们跟这个社会一样浮躁。有人开始反省二十多年的经济建设话语的功利性危害，知识分子的生活其实也让这种功利性占了主导地位。今天人们谈论人文精神、大学人文读本、合法性、老照片、民居、江南小镇，等等，都有补课性质、摹仿性质，并没有出现一群有个性的人物，没有人格的光辉，这也说明了当代中国人没有什么文明观，没有文明观就没有多少个性，就会成为别人的跑马场。

我问过一些五六十岁的学者，他们研究了一辈子学问，自己有没有一两个概念，无论是学术概念还是关于人生的观念，有没有一两个，大部分人都犹犹豫豫，因为生活、治学的功利性，人生难得沉淀，更没有自觉，让他现成地想，是不容易想出来的。我曾经写过文章问，今天的中国人有多少人在使用十五年前的财富、知识和权利？比如今天的北大就没有了十五年前在校内以结社大字报表达自己的权利。答案是少有，这当然反映出我们民族历史的变动剧烈，但是否也说明我们浮躁得没边，我们从政策、公共产品到个人生活都过于随波逐流了呢？一个没有积累的历史将是危险的、脆弱的。没有积累，我们交流的语境就千差万别。有人从历史出发，以为这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是最好最和平的时期，但如一个人连十年前的知识权利财富都不能拥有，个体生存不是太没有保障了吗？所以我希望如有人想对官产学进言，就劝这些有知识的有权的有钱的人，不要把手里的权钱看得太重，拿出一部分来，共同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像于右任就劝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

惭愧我是近两三年才对文明有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前我自己可以算是个审慎的西化派，像代圣人立言一样，我是在代西方文明在中国立言，后来觉得这一套话语虽然理论上正确，自成体系，但不切己，不有效。就这么开始我对文明有了一点认识。

据我所知，我的同龄人中，在思想学术领域，只有任不寐先生、赵晖先生等人形成了自己的某种观念，尽管我今年才拿到任不寐先生的《灾变论》，但灾民理性的概念前两年就听说过了，赵晖先生是我的朋友，我们经常讨论一些问题，我从他那里受到不少启发，"为民族社会保存一份元气"，这句话就是赵晖先生的话，有位叫闲言的先生批评我时把这句话的发明权给我了，其实是不对的。

那么，我的文明观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我不认为文明的特性、自性大于共性，即我不承认有什么中国特色，国情，无论鲁迅说的国民劣根性，还是任不寐先生说的灾民理性，还是盛洪先生的文明比较研究，缺乏对文明的深度反思，都只是一种假说，而且是一种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假说。一种假说应该有解释力，又有改进现实的力量，比方说，近代人类较有名的假说，卢梭的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资本论都属于这种假说。

我理解的人类文明，是跟人类个体异质同构，即个体的生理心理的成长发育，适用来解释文明单位的发展。这些文明单位，家、国、天下、部落、种族、宗教、文明，其发展状态跟个体的人生状态相似。人生有蒙昧童幼时期、有少年青年时期，有成人壮年时期，有老年时期，文明的发展也会经历这种人生阶段，反过来，文明的发展状态比如孩子时期或成人时期又决定了文明个体的生存状态，既决定了个体的心智结构，又决定了个体人身权利的大小或多少。前一阶段的个体往往无能认知后一阶段的人生，所以像歌德、托马斯曼这样的人都曾经以为世界大事他都看过了，而福山也以为历史终结了，中国人更以为小康生活比自由民主生活更温暖更幸福。中国的农民会以为毛泽东进了紫禁城，生活就是天天吃芝麻烧饼；而落后民族以为现代文明就是好莱坞加可口可乐加迪斯尼。这就像孩子对成人世界物化或美化一样。比如对自由民主世界的美化理想化，既很感人，但也极容易幻灭。这都是跟对文明历史的误解有关。

因为迄今为止的文明观念，多是从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或生产力等角度出发阐释的，如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论模式，如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分类，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的分类，或者从政治形态上，如贵族政治、王权政治、极权政治、威权政治、民主政治等，而臣民社会、子民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等分类还是停留在个体的政治身份或社会地位层面，没有还原到个体的心智和权利上面来。

因为文明，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个体身上。人类文明的最小单位就是个人。文明的发展，就是文明单位和文明个体的渐趋合一。尽管文明史上，一直是部落、宗教、国家等文明单位唱主角，但文明其实一直是生命个体创建文明单位并突破文明单位回归自身的过程，这个文明创建过程是个体得以生存获得保护的过程，这个文明突破的过程是个体充分社会化的过程，这个文明回归过程是社会充分个体化的过程。在今天，这个文明突破过程在国内是充分社会化，在国外是充分世界化。我在纪念九一一两周年时说过，九一一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充分世界化的一个里程碑，即人类个体和文明单位如民族国家必须充分世界化，才能参与文明建设，才能分享到全球化的好处，才能见证或体现文明，即成为文明的人格形式，文明演进的有生力量。

但实际上，文明的突破过程相当艰难，比如今天处在类人孩阶段的地域，绝望的大陆非洲、心灵封闭的文明伊斯兰世界、四五百年来的中国，都少有文明的新生重建和创造。

这种原因是多重的，比如回应文明的挑战不得法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跟韩少功交流时，说过自己对古典文明寻求突破而出现变异的想法，韩少功很简洁地概括说，中国人在宋朝是舍人以奉国，西方人在中世纪之后是舍教以立人。我觉得韩少功的这个说法儿很好。这个文明的经验教训就是文明在寻求突破时，思想家们必须立足于生命个体。宋儒们的危机意识太重，所有不会像西方一样不断有异端出现，反而会有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为国家或儒教这种文明单位做了卫道士，他们要从思想上革命，让人不成其为人；而中世纪之后的西方尽管也四分五裂，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却有着新生感，从而为人是万物灵长唱了赞歌，为个人权利做了辩护。今天中国的不少学者也是立足于国家、历史、东方特色等角度为国家的政治形态或存在方式辩护，这其实连宋儒们都不如。因此，真正的思想革命必须是寻求心智的自由。真正的文明观念必须以个体为尺度，比如哈威尔不说自由民主一类的概念，他只是说要讲真话，活在真实中；曼德拉也很少讲大道理，他只是说生命一体，一视同仁。而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提出了自由人、人的异化观念，但他们的文明历史观念建基于阶级之上，并没有落实到个体身上，由此推波助澜，革命发生了变异。

假如我们把着眼点立足于个体，我们看文明史，就能够理解文明的人生阶段特征。

从我们今人的眼光看文明史，我们的先人似乎有某种做人的不可思议，他们比我们更单纯一些，更少老奸巨滑的机心，他们更像是自为状态的孩子，或者早熟，或者自然，或者晚熟。我们说一个人行事有古人之风，其实就是说他没有我们现代人的成人世故，没有我们这么复杂。传统文明在我们看来总像孩子上演的戏剧一样，不再是我们的生活了。这个孩子似的文明阶段有多久呢？可以说，整个一部专制文明史都可以算是这个阶段。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相当艰难的，毛泽东写诗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意思是说，人类跟猿人拱手告别，只磨了几个石头，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童年，就眨眼过去了。诗人当然说得轻巧，实际上，磨这几个石头经过了近百万年的时光。儿童时代过后，人类进入古典文明阶段，马克思所说的有阶级的历史，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统治的文明史，这其实就是人类的类人孩阶段。类人孩阶段也经过了数千年的历史。

换句话说，传统文明虽然自足，但其个体生命的属性并非如今天理解的成人一样，年龄、心智、生理、社会权利等方面并非跟现代社会的成人一致，不如说，传统文明里的个性表现更多类似孩子而非成人。传统文明里的其他文明单位如种族、国家、宗教信仰也远非万年长久，而是其兴也忽，其亡也勃，处于文明演进的类人孩阶段。

文明在类人孩阶段早期受到的各种约束是正当的，阶级史，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统治，在文明前期都有合理性，因为文明和人类个体在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活命，生存并延续，而生存环境多有约束，个体就联合起来创建了各种各样的文明单位做了文明的承载者，做了生命个体的保护者。比如，神、上帝、教会、国王、国家、政府、家庭父母、成人。这是文明的创建过程。司马迁说，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时，即惨忧穷极，人未尝不呼天呼父母。在文明史的前期，个体都是孤苦待援的孩子，人们需要英雄、君王、神灵、父母供自己参拜。这也是恩格斯说的人类的必然王国。由一群类人孩的社会个体创建的文明一旦有了成就有了力量反过来就对文明单位进行突破，向自由王国迈进。这种突破只能渐进，从部落、家族、种族、血缘、地缘突破，日益社会化，日益个体化。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充分社会化和充分个体化的进程。可以说，类人孩阶段的文明成就是了不起的。比如马克思就称赞古希腊是人类的童年，古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在美的纯粹方面是人类不可企及的典范。比如古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早熟的孩子们创造了一种一般孩子匪夷所思的伦理文化，这也很了不起。

当然，对人类文明来说，最重要的，在于面对自然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文明在个体存在之间缔结了氏族、婚姻、家庭、部落和国家形态的关系，从而个体存在在自然力的强霸和其他暴力面前就不再孤苦无依，他们有着外在的种种安慰：神灵、主人、父母、国家、社会、家庭，这些外在力量在初期是以保护他们而非管制他们的面孔出现的。按中国圣人的解释，这些关系形态是多位一体是异质同构的，家国天下，正是这种如同父母形态的关系出现了，存在才得到了实证，个体才有了安身立命的起点和归宿。在不能突破种族和地域的限制时，人类有了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各自成体系的古典文明。

为什么会有这种多元的文明？简单地说是文明的进化受到强有力的制约，身心发育受到了阻碍，从而突破很困难，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所谓的文明特性就呈现出来。人们把环境的制约当作命定的东西接受下来，开始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比如中国人以忠孝伦理自我满足，中东地区的民族以信仰为自我精神，似乎各民族确实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民族性格。

这种古典文明是一种自然自为状态。它基本上是用暴力把文明个体聚集起来，一群类人孩组成的文明单位因为合群而大。大到极致，比如因为地理的限制，在文明视野内不再有待教化或有待征服的人群，文明的进化停顿下来。当这种文明单位不再被突破时，文明开始反噬自己的孩子，开始向个人寻开心。文明在类人孩阶段的后期，就是撕去了对个体保护的温情面纱，对个体进行赤裸裸的奴役和剥夺。在这种文明时代，人们最可怜的状况是求做孩子而不得，也就是求做奴隶而不得。人们最可怜的是如丧家之犬。

因此，各个古典文明并不具备我们说的现代理性。所有的古典文明都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它们都没有长大，那些自以为长大的文明，如中国文化，只是单方面宣布自己就是天下而已，远没有穷尽天下，远没有自我意识。所以后来梁启超不得不放弃天下的概念，回头替中国总结说，中国历史应分为中原之中国，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等几个阶段。

有人以为现代西方文明是文明史上的一个特例，各个古典文明才都是普遍性的，是符合各文明单位内部的生存条件而成就的有机的文明共同体。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只要看看中国的隐士，自明清以来的猪仔、移民、偷渡客，就知道中国文明并非尽善尽美的乐土。正是在古典文明后期，社会个体以类人孩状态享受到的共同体的保护从正常变异，就像人民公社或极权统治后期，人们装孙子都装不下去了，也有点儿像孩子在青春期后期跟家庭的那种紧张对立，一方面孩子要长大正在长大，另一方面，日益显得无能的家长要权威统治，要维护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在国家政治层面，就是专制机器，心理生理上成长的个体意识到了专制机器的无能和荒诞，但专制机器利用专制力量让无数的个体做子民。

在讲文明的成人之路之前，先讲一下类人孩的特性。

其实只要看看我们自己、看看孩子就可以明白类人孩们的心智。皮亚杰，是瑞士有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他做过一个实验，把同一物体的不同侧面展示给孩子，孩子们会以为那是不同的物体。这种心智就是自我中心主义。皮亚杰有一个结论，自我中心主义会在一些人那里保持终身，不随信息的丰富而改变。皮亚杰的观察结论适用于一切蒙昧不自知的心智，这就是说，类人孩们没有自我意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往往表现在对世界的认知极为主观、想当然上。比如，原教旨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类人孩，他们熟读古兰经，熟读资本论，开口闭口除了经典外，任何新的知识、理论和信息都动摇不了他们对经典的认知，新的信息甚至在他们那里只是参与他们认知的强化。还有一种对经典不熟的类人孩，则像抓稻草一样抓对自己当下有用的信息，他们因此看不出类人孩国家跟成人国家的区别，硬说我们有腐败，你们也有腐败问题；我们有治安问题，你们也有黑社会问题。这种类人孩还自作聪明地以为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跟江朱时代、胡温时代不是一个时代，他们不无优越地以为自己跟中国的农民等弱势群体已经永远是两种人了。他们没有是非认知，中国崩溃论在他们听来是有道理的，中国繁荣论在他们看来也有道理；就像动物庄园的动物们，当拿破仑在台上演讲时他们觉得拿破仑同志讲得很好，当跟拿破仑对立的斯诺鲍上台演讲时他们又觉得斯诺鲍同志讲得很有道理。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是类人孩的最重要的心智。

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也就不是一个正常交往沟通的主体。类人孩们因此有沟通障碍，类人孩们不习惯演讲、表达，比如我就是，我们议会的人大代表也不是公共表达，他们只会照本宣科或念自己的心得学习体会。类人孩们不会集会开会，不会提问，大家聚在一起基本上是起哄、合群自大、自说自话，就像动物庄园里的群羊只会把严肃的议题戏剧化。所以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就是希望从开会入手学习做一个成人。类人孩们不愿参与公共政治，不愿参加户外活动，他们愿意献计于密室，他们愿意做鲁迅说的二丑，做奏折派。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如果把君子换做成人的话，类人孩是不合群的，他们不群而党，即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小圈子，这是他们的私人领域，他们的网络。他们合群会怎么样呢？传统文明或专制政治已经告诉我们了，他们合群而大，例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金正日的朝鲜。今天中国的类人孩不合群了，但还是有人想说拿中华民族的民气民意说事，这就更是等而下之了。类人孩的这种特征实际上是一种既不充分社会化又不充分个体化的社会现象。因此，类人孩国家内部有无数的土围子或封建王国，对外也不能正常理性地跟人打交道，像中国，长期被人视为非理性的国家、不确定的国家。

类人孩的自我中心主义还导致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有敌我分别、有阴谋理论的。成人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通过世界的边界秩序来确证，自我中心则通过敌人的存在确立，所以成人国家总是主张建立保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类人孩国家不同，要么是朋友遍天下，要么是忘我之心不死，要么是论证别人对自己如何五体投体，它对国际社会的破坏远大于参与建设，用毛泽东的话，它惯于掺砂子、挖墙角。所以对这些毫无理性责任的国家政权，成人国家无可奈何地称之为流氓国家、无赖政权。成人国家是从类人孩国家转变过来，也会带着这种流氓习性跟别人打交道，甚至会新染上成人的自私毛病，如英国号称玩均衡的高手，实际上是这些原因在作怪，但大致说来，成人国家是比较理性的，肯负责任的。类人孩的流氓习性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一个类人孩进了一个单位，他马上就明白如何对付单位的同事，用毛泽东的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类人孩是极为用心的。我不了解李希光，但看安替先生提供的材料，李希光就是类人孩中的小流氓，他不是什么精神或人格分裂，他只是一个小流氓。

类人孩的自我中心主义并不导向独立人格，他们的人格是依附性，他们的崇拜暴力、权威，这种人格依附的现象举不胜举，奴隶、奴才、子民、臣民、仆人、打工者、长工等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这种人格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可能对此都心知肚明，只举一个思想方面的例子，类人孩一直说不出自己的话，写不出自己的文章，他不是信息知识思想的发源地，他们的表达总是代人立言，代圣贤立言，代西方思想立言，言必称希腊，言必称马克思，言必称后现代，他们总是代福柯、斯特劳斯、哈贝马斯说话。

除了心智、人格方面，在人身权利方面，类人孩们的权利意识是模糊的，其权利也是无力保护的。比如北大老师在改革的名义下就无力保护自己的劳动权利。相应地，类人孩国家的要得意识也模糊，传统文明中的国家政权没有主权观念，政权可以拿国民财富为所欲为，西太后说过，量中华物力结与国欢心。今天的类人孩国家同样如此。对文化财产的保护、对海外侨胞的保护等等都是很薄弱的。

就像一个家里的孩子无权走动、交朋友、拥有财产一样，类人孩们没有走动权。在文明前期，这种走动的权利是软硬兼施下被取消的，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一种对父母之邦国的情感强制表达；从政权的角度，为了稳定、愚民，就严禁类人孩们流动，专制政权对游民进行惩罚。在文明后期，这种走动的权利在制度政策设计中被取消，比如单位制度曾导致夫妻一辈子分居，不能自由地走到一起；城市增容费、收容遣送制度等从政策的层面限制了类人孩们的走动权。政权对类人孩的这种伤害是极为恐怖的，据说收容所曾有每天每所打死一个人的记录。而逃到海外去的类人孩，如伊拉克人、朝鲜人、中国人，仍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自由地表达，不敢表达自己的权利，因为国内有亲人。用中国人的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从南宁坐车到北京，仅过路费就得交上近三千元。类人孩在自己的国土上虽不是寸步难行，也是很难走动的。

孩子的交友情况是受父母监控的，类人孩们的交友权几乎被专制政治完全剥夺，这种交友权就是前面说的合群交流，充分社会化，就是四大自由中说的集会结社组党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类人孩就永远长不大，参与不了公共政治，影响不了公共决策，永远不能了解、理解并参与文明世界的发展。这就是我多次感叹的，中国人无知于人生的灿烂。

孩子的思想信仰受父母控制。类人孩是没有思想权、信仰权的，他们也不能在公共政治领域发表意见，他们不是共同体的思想知识的发源地，他们对知识信息也没有发布权、解释权。

孩子没有财产权，他只有零用钱。类人孩的这种特征在毛泽东等极权时代最为典型。今天零用钱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小金库，但类人孩的财产随时可能被专制家长没收，比如明朝崇祯靠这个贴补家用，今天的反贪基本上也靠这个打击对手和平民愤。

没有财产权的类人孩同样没有劳动权，比如上亿的农民工、上千万的下岗工人、上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充分就业。类人孩国家政权的就业政策因此成了一种恩典，类人孩在生存上不是不劳动不得食，而是不依附不服从不得食。

总之，要分析类人孩的特点还有很多。西方人、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人在这种文明的阶段上大同小异。那种夸大了差别的文明观念，例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见识是较为肤浅的。这种夸大文明自性、国情的观念到了极致，就是一种对人性和文明的肆意践踏。今天还守着专制政治过日子的类人孩国家就是这样，它不仅给文明世界拖了后腿，而且是自身文明发展的耻辱、负担，是一种奴役剥夺人性的存在方式，是一种返祖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可以看到大量的这种返祖现象，比如从九十年代初的下海，到现在的上岸回归体制，比如网络的开放，到现在的屏蔽和地方化；比如中国生活的物化，这就是一种返祖，想保持清白的人只好做隐士，万人如海一身藏。由此导致这个社会不能充分个体化，这些民族个体成员不能充分社会化。我们今天的城市化等现代化程度不高，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化不够，个体化不够。

文明单位和个人如何从类人孩状态进入成人状态？要是换一个说法儿，就是今天人们最常问的，落后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成为发达国家？传统文明如何才能实现现代转型？因为大家经常问这个问题，所以对现代化的求解方式出现了很多种。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史，一个相当悲怆的现象是中国人赶超西方，其道路始终是在器物、制度、文化等层面上循环。五四的结论是引进德先生、赛先生。直到现在，人们都还是在寻找现代化的道路，改良、改革、革命、宪政、法治、德治等等争论不小。我们的现代化资源很大一部分都投入这些争论中去了。这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种片面的误解。简单地说，就是学者、仁人志士、改革派、革命派都把自己摘出来了，好像自己具有了现代性或真理的形式。鲁迅当年就警告左联的青年作家，不要以为自己是革命作家的一员，就跟群众有了分别，就可以安然享受群众的拥戴供奉。这种误解不单导致革命的异化，也导致任何一种现代化的道路，如宪政、法治、民主、科学的号召都在中国走形，以至于有人否定五四的民主科学太激进了，需要保守，需要传统，这种寻找现代性的方法要么是迂腐的书生，要么是别有用心的市侩。对五四，好像文学史家王富仁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五四的真精神在于个性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可惜被民主科学一类的社会性命题遮蔽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经历了这种现代化道路的变迁过程，从经济中心，到技术资本，到企业制度，到主义，到法治，每一条道路都尝试过，就是没有成功，最后，百川归海，一些人的眼光终于落实到人那里去了，但一类人引进了人力资源的说法儿，一类人引进了公民的概念，这两种说法儿都非常成问题，他们没有提升人、尊重人，他们没有宏扬五四精神，没有把现代性落到文明的最小单位，个人身上。即中国十几亿类人孩必须成人，只有成人才有公民的责任理性，才有人力资源的创造潜能。

因此，我们谈论如何现代化，如何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最关键的恐怕还是要从个体入手，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历史仍是值得借鉴的。一般人把西方文明的突变称为现代史的开端，有各种说法，比如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从专制社会进入自由民主社会，从臣民社会进入公民社会，实际上，从文明单位和文明个体的角度，他们只能是从类人孩社会进入了成人社会。人总是容易美化自己，西方人有了一点理性后，就把自己称做文明人、自由人，实际上他们只是一种成人状态。

了解西方文明的成人经历，即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发生了相当多的具有世界性的大事，这些事件都对成人起了推动作用，如文艺复兴使类人孩们有了对付当下统治者的思想资源，地理大发现使类人孩们有了走动的广阔空间，资本的萌芽使类人孩有了交朋友的条件，新教改革使孩子们有了信仰的权利，而在这一系列事件和这么多聪明绝顶的孩子们的努力中，启蒙运动的孩子们提出的契约假说、人权思想等在思想革命领域为类人孩们提供了心智的自由。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最为关键的是，是西方文明以革命的形式为自己施行了成人礼。三大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先后爆发，给西方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革命既是西方现代转型的关键，又是它的最高完成。自此以后，由一群成人组成的社会开始以西方的名义统治世界，以物质的名义求解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挑战伦理，以人类的名义征服自然，他们如此自信，以孩子的眼光看来，比如在当时的印第安人看来，他们既非生番野人，那么他们就是真正的巨人。成人之用可谓大矣。而革命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成年礼。自此以后的文明发展，不过是扩大和深化革命成果。比如妇女、儿童、黑人、有色人种等在文明的范围内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补偿和保护。因为西方革命的意义，不是改变权力的归属，不是由类人孩中的哪个阶层或集团来当权；而是改变了权力的性质，即类人孩们成人了而限制了权力，权力因为无数成人的存在被分摊被限制又被尊崇。革命作为成人礼，就是无限权力即专制政治的被抛弃，就是权力有限性的公开确证方式，就是文明个体生命权利的公共获取方式。

因此，我觉得中国的现代转型仍需要革命。目前的中国，有农民在为我们争取走动权，有工人和资本家们在为我们争取财产权，有李慎之茅于轼这样的知识分子为我们争取思想言论权，有王丹这样的民运力量在为我们争取交友权。我们因为痛恨阶级革命或对革命的暴力心有余悸，以至于在中国争取各种权利的阶层和利益集团仍互不呼应甚至相互厌恶，更不用说倡言革命，施行中国意义的成人礼。其实，中国人要成人，要获得成人的心智和成人的权利，必须有一场革命。权利是争取来的，改良改革而由上而下给予的权利也可以收回，成人权利是由革命夯实的，革命才能改变权利的性质。这种全民革命不同于阶级革命，不同于暴力革命，它是思想革命得心智的自由，社会革命得权利的平等，政治革命得人身的自由。否则，我们在目前小康话语的指导下小修小补地过日子，过成了十几亿心智扭曲的类人孩，这不是公民，不是人力资源，这是废人。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话，有些人的生命是活该沤烂的，他们要享受人生，只能等下辈子，更等而下之，不是把人当作肥料，而是当作文明的负担，当作弱智者，用王小波的话，弄出了十几亿傻子。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张曙光：刚才余世存把他所思考的东西给大家讲了，我想他讲了两个内容，一个是类人孩的概念，就是一个处于小孩时代的文明的特点。另一个方面，他分析了如何走向成人。下面， 我们请两位评议人做评议。下面请王俊秀先生做评议。

王俊秀：感谢天则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做评议。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变革的反映总是慢半拍，另一个学术界和官方有一种异质同构的现象。比如89以后，共产党提出稳定的话语以后，马上就有知识分子提出来应该告别革命；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马上就提出来中国马上要进行一场新的改革。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多，这就正像茅老师讲的中国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人们还处于一个类人孩时期。

小余的演讲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在这个时期如何建立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观。在这个时期，有人说我们应该实行完全的民族主义，也有的人说应该一体化。另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问题，现在大家有一个思路就是农民必须破产，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大家必须回到毛泽东时代。但是，正如小余所说的，在类人孩时期家长是无法看管好自己的孩子的。所以，这两种路径都是不太现实的。我认为老余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提出了类人孩的概念，类人孩的特征就是，首先人格不独立，其次缺乏跟世界相处的一种经验，第三个方面就是饥饿感，第四个特征就是缺少自己的话语。在审视我们目前的状态的时候，不能轻易地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型的文明的状态。好了，我就说到这。

黎鸣：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但是没有产生出一个学派来。这是非常可悲的，这固然是和中国的历史有关，但是这更和现代的政治体制有关，因为他不希望你发表自己的理论。但是，小余今天是在用自己的语言去阐述文明，单就这一点来说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好多人谈文明就按照马克思的五个阶段，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当然，也不能说这种讨论是错的。但是这种讨论都是对整体，而缺乏对个人的考虑。但是有个例外，黑格尔在谈论类人孩的时候就说到了"东方人是孩子"，相应的文明也就是孩子的文明。中国人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那就是皇帝。到了希腊、罗马时代，他们知道有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只有到了日尔曼，这时候才知道人人是自由的，这就涉及到了个性。

中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了两千多年都没有人质疑，这就是他刚才讲的，中国人还处于一个孩童的时期，根本就没有自我意识。有的只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和自我意识是不一样的，自我中心是只想到了自己。而自我意识就是将心比心的时候才有的。一个真正有自我意识的人应该尊重别人，因此我觉得余世存把自我中心和自我意识分开来是不错的。他的类人孩概念其实说明了文明不是个性，而是共性，人性是最重要的，人性是最重要的共性。但是在建国五十年来，阶级性高于共性，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阶级性只能是人性的一个部分。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余世存讲的对，共性高于特殊性。如果让共性去服从特殊性，这就肯定是一个不文明的社会。

盛洪：我觉得余世存今天探讨的问题和我以前发的文章所探讨的问题有点交叉，因此我很高兴。文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形容词的文明是文明的核心内容，另一个方面就是名词的文明。这两者之间其实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很多人能合作，那这就是文明的。一个文明又必然包含了一组原则，这组原则使得文明能够存在。如果这组原则都不存在的话，那么文明也就必然不存在了。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文明一旦形成了，文明体内部就不一定是按照文明的规则行使的，比如有人就喜欢打仗，他喜欢征服别人。这也是一种文明体，但是这种行使方式基本上是反文明的。从文明间来看，不同文明体之间是不同的，不同文明之间也在进行着战争，这是值得思考的。

还有一个就是对余世存讲的类人孩和成人的概念，类人孩是不懂人之间互动的均衡点是什么，但是成人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余世存把成人和君子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成人是完全懂得厉害的人，是理性的。但是成人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所以，还有另一种孩子。你刚才讲孩子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这是对的。但是你推导出孩子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就不对了，因为既然孩子没有自我意识，他又怎么可能有自我中心主义呢？但是，你讲的孩子和圣人所讲的孩子是不同的，真正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是非常高的境界，是非常中立的境界。如果你有自我意识，那么就不可能去发现整合整个文明的规则。所以圣人就恰恰是因为没有自己，他才能发现问题所在。所以，这类婴孩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有可能救社会。

张祥平：我认为有两种从孩子走向成人的道路，一个就是你所说的突破地域的界限，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突破时间的界限。突破地域界限的时候，就从海洋文明走向了大陆文明，我把它称做法制谴选社会。当我们突破时间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就走入了一种新的文明，叫大陆型的文明，或者叫做德治谴选社会。如果你只看到了一种道路，那就不对了。如果看到了两条路，那么就要看看分道扬镳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风总是从大陆吹向海洋的，因此大陆就经常面临水旱灾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克己以利子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需要像盛洪所说的那样的圣人。因此，我们一定要走向克己以利子孙的道路。

蔡德诚：我理解余世存今天的讲演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每一个个体的需求，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的发展，我觉得中心在这里。他用孩童作比，只是表述思想的一种方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所有人都是孩童。其实，孩童的本质特征是他没有理解到自己全部的权利，没有理解到自己全部人生价值。从这一点上说，我完全赞成余先生的观点。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要使每一个人明白自己的权利，使得大家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茅于轼：我特别赞成蔡德诚同志的意见，我没有完全听懂。人类文明演进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人对自我意识的觉悟。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每一个人的觉悟，而不是我的自由，或者你的自由。什么是自由主义呢？就是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反过来一想，别人也要自由。那么别人怎么得到自由呢？就是我也不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所以，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他人的自由，这个时候每个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如果有人反对自由主义，那么他肯定想来干涉你的自由。有人说中国的农民不是暴民就是顺民，我觉得不光是农民，还包括知识分子。我们对政府是什么态度呢？要么是歌德派，要么是造反派。

余世存：对于资本主义是偶然现象这一说法，我在讲的时候说了，我不认为他是偶然的。我认为各个传统之间是有共性的。最后一个就是茅先生所说的对革命的理解，我说的意思是西方文明的转化是经过了革命的，比如英国革命，法兰西革命等等。只是后来的革命，比如苏俄和中国的革命把路子走偏了，走到了政治革命，我所说的革命是公共获得的一种形式，并不是说我要杀死谁。比如财产权，并不是说争取财产权只是资本家的事情，这是大家的事情，因此，这是对文明观的一个误解。

张曙光：文明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因此很难达到一个共同的看法。但是各种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可以促进进一步地思考。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谢谢余世存，谢谢两位评议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