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体制原因
前中国“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体制原因
一、高等院校盲目扩张与“知识型劳动力过剩”
二、“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的再生产机制
三、教育资源的扭曲配置
【注释】
二、“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的再生产机制
三、教育资源的扭曲配置
【注释】
中国近年来“知识型劳动力过剩”和“教育过度”现象初步显露，而“人才高消费”现象则日益普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资源的配置脱离了社会经济需求，基础教育投资严重不足，而高等院校却盲目地大规模扩大招生。
一、高等院校盲目扩张与“知识型劳动力过剩”
近年来，中国的高等院校毕业生有相当一部份人找不到工作。据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01年毕业的本科生一次就业率不到80％，专科生就业率不到30％，中专毕业生一般很难找到工作；2003年毕业的本科生一次就业率只有50％，206万大学毕业生中只有103万在毕业时找到了工作。同时，就业市场上大材小用、“人才高消费”现象却日益普遍。所谓的“人才高消费”是指企业雇用教育程度或技能水平较高的人来担任本来只需较低教育程度或技能的工作。当大量知识型劳动力过剩时，高质量劳动力和低质量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迅速缩小，企业可以用低工资雇佣高素质的劳动力从事简单型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大学生转而追求更高的学历，“考研热”持续升温，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连年创新高。2003年，政府为了缓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迟延毕业生就业的时间，决定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再扩大30％。“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结果是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表面上看似乎是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只能低就低层次、低工资的职位，中专生、专科生普遍受到冷落；另一方面，尽管高等院校的学费不断大幅度上涨，许多家庭仍然节衣缩食来支持子女上大学，子女们若不能获得大学以上的学历，几乎就很难有就业机会。
产生此现象的直接原因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快。1998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数是108.4万，1999年跃增到160万人，2000年再上升到220万，而2003年的计划招生数达355万人，这样的扩张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若再加上专科院校的学生人数，高等教育的规模就更大了。衡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否过度发展，不能单纯以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判断，还必须观察高等教育的扩大是否脱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70％的人口生活在落后的农村，虽然有沿海地区若干现代化的大都市和城乡一体化区域，但就全国而言，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还是相当缓慢的，内地的许多中小城市经济凋敞，失业率非常高。全国各地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大部份都不得不到沿海地区的少数大都市去谋职，而城市里知识型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又十分有限，结果处于失业状态的大量高校毕业生只能滞留在沿海城市或回到故乡，引致“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并为企业的“人才高消费”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在中国对大学生的需求规模远远低于大学毕业生的实际数量。据测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3％，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大约增长2％，依此推算，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年增长率不宜超过6％。而过去5年来，由于城市高中毕业生就业困难，政府实行了鼓励高等院校快速扩大招生的政策，结果导致大学毕业生以每年27％的速度递增，知识型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是需求增长率的4倍多，这自然会导致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结局。而且，许多国家的大学实行“宽进严出”的制度，学生的毕业率低一些；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这一点上却正好相反，实行的是“严进宽出”的制度，结果学生的毕业率接近100％，这种制度又相对增加了知识型劳动力的供给。现在中国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人数已跃居世界前茅，但在“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下，这种“教育过度”现象恐怕不只是令人可喜的成就了，它也令人担忧，如果“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局面长期难以改变，不仅高等院校的发展将受制于此，还可能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的再生产机制
中国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不是一个暂时的短期现象。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受教育程度越高，失业的可能性越大。例如，在印度，80年代末期时，文盲的失业率为2％，而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失业率却高达9％；在孟加拉国，拥有硕士学位的人中40％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在泰国，70年代和8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20％到35％。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出现“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呢？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般被分割为正规部门（又称现代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传统部门）。所谓的正规部门是指那些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比较高、工作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在发展中国家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通常是非常有限的；非正规部门是指工作没有保障、报酬低且不稳定的一些个体小企业和临时性工作机会，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往往是农村来的迁移者），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无法计较工作报酬，往往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寻找低薪而辛苦的工作。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一般不愿意考虑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由于没有生存压力，有可能花费较长时间在正规部门里寻找就业机会。随着发展中国家教育的迅速发展，从高等院校毕业的知识型劳动力越来越多，而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也随之上升，结果必然出现“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
在发展中国家，“知识型劳力过剩”既是教育深化的结果，同时也刺激教育的过度扩张。在教育部门发展的初期，社会上的失业者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父母为了避免子女成年后面临失业的风险，往往倾向于让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一旦中等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也难以找到工作，家长就会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家长和学生的理性选择在宏观上却产生了一个非理性的结局：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越低，愿意在大学本科教育上大量投资的人反而越多，这又刺激了大学的持续膨胀，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进一步下降。这种结局一方面意味着“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会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又表明大学教育的过度扩张造成了对劳动力的“过度教育”。
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互动必然造成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当和投资效率低下。一方面，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处在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这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教育的过度发展又虚耗了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资源。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其国情相适应，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教育投资越多越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否出现“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也是检验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展程度的标志，无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什么水平，少数都市的发达程度有多高，只要存在着“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可能陷入了瓶颈。
三、教育资源的扭曲配置
自1998年开始，中国高校的招生规模持续扩张，根据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规定，到2010年全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要达到15％左右，这意味着今后高等教育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高等教育发展的加快能满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但高等教育扩张过快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对高等教育部门的投资过度，而对基础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根据世界各国初级、中等、高等教育这三级投资结构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态势，在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最初阶段，三级教育投资的分配结构应呈“金字塔”形，即初级教育的投资比例最大，其次为中等教育投资，而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最低。随着经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教育投资分配结构也逐渐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倾斜。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00到2,000美元的国家平均的教育投资配置状况是：初级教育占41％，中等教育占29％，高等教育则占18％。而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初级教育占29％，中等教育占38％，高等教育占17％。中国目前教育投资的配置状况则是：初级教育的投资比重1982年是38％，1997年却下降到31％；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投资的比重却维持在22％的水平上。 [1] 显然，中国的小学教育经费比重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而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不但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也高于发达国家。
中国这几年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大幅度增加，高等院校大规模扩张。1977年，全国只有404所高等院校，1994年扩张到2,252所，平均每年新增100多所，目前已经达到3,000多所。而在高等教育过度扩张的同时，基础教育的投资却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条件差，学校办学经费少，校舍与教室中有许多是危房，贫困地区还有一部份学龄儿童由于经济困难时时面临辍学的可能；即便是在如此差的条件下，农村学校的办学经费还是强行向农民摊派而得。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越高。但中国的教育投资配置却正好背道而驰，一方面将有限的教育资源过多地投向收效低的高等教育，其结果是令耗费大量教育资源的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形成“知识型劳力过剩”，造成教育投资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可能创造高经济收益率的基础教育却得不到应有的投资，因此农村经济的成长失去了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撑。中国是一个中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农村还有大量的文盲，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非常低，特别需要发展基础教育。对中国来说，合理的选择应当是加强基础教育投入，并适当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其次，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导致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失衡。自从政府确定了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方针后，各地都在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有些地方甚至不顾自身条件，盲目刮起一股高校“升格风”，不管其是否具备办学能力，把一大批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综合型或专科型大学，而中专则大量“升格”为大专，而且不顾师资条件，什么专业“热”就开设什么专业，由此产生了许多弊端。例如，入学率的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生源质量下降，因学生骤增而减少必要的实习与试验，加之图书仪器等教育设施相对短缺，高等院校的平均教学质量下降；学科结构不均衡，一些“热门”专业供过于求，有的“冷门”专业供不应求。
再次，教育部门的发展目标盲目追求高层次，偏离了社会需求。本科生比例过大，挤占了专科生的就业市场；而专科生所学则过于理论化，不能胜任高级技工的工作。结果，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下跌到1千元左右，接近普通的蓝领熟练工的工资；而企业急需高级技工，却用高薪也不易觅得。 [2] 一方面许多专科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就业市场上又需要大量的高级技工，这种奇特的人才供需现象让人扼腕。
【注释】
[1] 方传刚，“对中国教育投资的探析”，《高等农业教育》，2001年第6期，第26页。
[2] 据报导，杭州市曾举办数控机床操作技工招聘会10余场，企业愿提供高达6,000元的月薪，却无一人应聘；青岛市一家企业招聘高级塑料模具工，开出16万元年薪的高价还是无人应聘；据预测，广东省到2005年将缺乏高级技工130万人。
一、高等院校盲目扩张与“知识型劳动力过剩”
近年来，中国的高等院校毕业生有相当一部份人找不到工作。据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01年毕业的本科生一次就业率不到80％，专科生就业率不到30％，中专毕业生一般很难找到工作；2003年毕业的本科生一次就业率只有50％，206万大学毕业生中只有103万在毕业时找到了工作。同时，就业市场上大材小用、“人才高消费”现象却日益普遍。所谓的“人才高消费”是指企业雇用教育程度或技能水平较高的人来担任本来只需较低教育程度或技能的工作。当大量知识型劳动力过剩时，高质量劳动力和低质量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迅速缩小，企业可以用低工资雇佣高素质的劳动力从事简单型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大学生转而追求更高的学历，“考研热”持续升温，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连年创新高。2003年，政府为了缓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迟延毕业生就业的时间，决定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再扩大30％。“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结果是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表面上看似乎是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只能低就低层次、低工资的职位，中专生、专科生普遍受到冷落；另一方面，尽管高等院校的学费不断大幅度上涨，许多家庭仍然节衣缩食来支持子女上大学，子女们若不能获得大学以上的学历，几乎就很难有就业机会。
产生此现象的直接原因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快。1998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数是108.4万，1999年跃增到160万人，2000年再上升到220万，而2003年的计划招生数达355万人，这样的扩张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若再加上专科院校的学生人数，高等教育的规模就更大了。衡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否过度发展，不能单纯以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判断，还必须观察高等教育的扩大是否脱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70％的人口生活在落后的农村，虽然有沿海地区若干现代化的大都市和城乡一体化区域，但就全国而言，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还是相当缓慢的，内地的许多中小城市经济凋敞，失业率非常高。全国各地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大部份都不得不到沿海地区的少数大都市去谋职，而城市里知识型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又十分有限，结果处于失业状态的大量高校毕业生只能滞留在沿海城市或回到故乡，引致“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并为企业的“人才高消费”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在中国对大学生的需求规模远远低于大学毕业生的实际数量。据测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3％，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大约增长2％，依此推算，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年增长率不宜超过6％。而过去5年来，由于城市高中毕业生就业困难，政府实行了鼓励高等院校快速扩大招生的政策，结果导致大学毕业生以每年27％的速度递增，知识型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是需求增长率的4倍多，这自然会导致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结局。而且，许多国家的大学实行“宽进严出”的制度，学生的毕业率低一些；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这一点上却正好相反，实行的是“严进宽出”的制度，结果学生的毕业率接近100％，这种制度又相对增加了知识型劳动力的供给。现在中国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人数已跃居世界前茅，但在“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下，这种“教育过度”现象恐怕不只是令人可喜的成就了，它也令人担忧，如果“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局面长期难以改变，不仅高等院校的发展将受制于此，还可能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的再生产机制
中国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不是一个暂时的短期现象。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受教育程度越高，失业的可能性越大。例如，在印度，80年代末期时，文盲的失业率为2％，而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失业率却高达9％；在孟加拉国，拥有硕士学位的人中40％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在泰国，70年代和8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20％到35％。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出现“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呢？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般被分割为正规部门（又称现代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传统部门）。所谓的正规部门是指那些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比较高、工作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在发展中国家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通常是非常有限的；非正规部门是指工作没有保障、报酬低且不稳定的一些个体小企业和临时性工作机会，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往往是农村来的迁移者），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无法计较工作报酬，往往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寻找低薪而辛苦的工作。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一般不愿意考虑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由于没有生存压力，有可能花费较长时间在正规部门里寻找就业机会。随着发展中国家教育的迅速发展，从高等院校毕业的知识型劳动力越来越多，而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也随之上升，结果必然出现“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
在发展中国家，“知识型劳力过剩”既是教育深化的结果，同时也刺激教育的过度扩张。在教育部门发展的初期，社会上的失业者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父母为了避免子女成年后面临失业的风险，往往倾向于让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一旦中等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也难以找到工作，家长就会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家长和学生的理性选择在宏观上却产生了一个非理性的结局：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越低，愿意在大学本科教育上大量投资的人反而越多，这又刺激了大学的持续膨胀，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进一步下降。这种结局一方面意味着“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会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又表明大学教育的过度扩张造成了对劳动力的“过度教育”。
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互动必然造成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当和投资效率低下。一方面，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处在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这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教育的过度发展又虚耗了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资源。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其国情相适应，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教育投资越多越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否出现“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也是检验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展程度的标志，无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什么水平，少数都市的发达程度有多高，只要存在着“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可能陷入了瓶颈。
三、教育资源的扭曲配置
自1998年开始，中国高校的招生规模持续扩张，根据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规定，到2010年全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要达到15％左右，这意味着今后高等教育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高等教育发展的加快能满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但高等教育扩张过快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对高等教育部门的投资过度，而对基础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根据世界各国初级、中等、高等教育这三级投资结构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态势，在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最初阶段，三级教育投资的分配结构应呈“金字塔”形，即初级教育的投资比例最大，其次为中等教育投资，而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最低。随着经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教育投资分配结构也逐渐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倾斜。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00到2,000美元的国家平均的教育投资配置状况是：初级教育占41％，中等教育占29％，高等教育则占18％。而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初级教育占29％，中等教育占38％，高等教育占17％。中国目前教育投资的配置状况则是：初级教育的投资比重1982年是38％，1997年却下降到31％；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投资的比重却维持在22％的水平上。 [1] 显然，中国的小学教育经费比重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而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不但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也高于发达国家。
中国这几年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大幅度增加，高等院校大规模扩张。1977年，全国只有404所高等院校，1994年扩张到2,252所，平均每年新增100多所，目前已经达到3,000多所。而在高等教育过度扩张的同时，基础教育的投资却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条件差，学校办学经费少，校舍与教室中有许多是危房，贫困地区还有一部份学龄儿童由于经济困难时时面临辍学的可能；即便是在如此差的条件下，农村学校的办学经费还是强行向农民摊派而得。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越高。但中国的教育投资配置却正好背道而驰，一方面将有限的教育资源过多地投向收效低的高等教育，其结果是令耗费大量教育资源的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形成“知识型劳力过剩”，造成教育投资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可能创造高经济收益率的基础教育却得不到应有的投资，因此农村经济的成长失去了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撑。中国是一个中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农村还有大量的文盲，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非常低，特别需要发展基础教育。对中国来说，合理的选择应当是加强基础教育投入，并适当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其次，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导致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失衡。自从政府确定了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方针后，各地都在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有些地方甚至不顾自身条件，盲目刮起一股高校“升格风”，不管其是否具备办学能力，把一大批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综合型或专科型大学，而中专则大量“升格”为大专，而且不顾师资条件，什么专业“热”就开设什么专业，由此产生了许多弊端。例如，入学率的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生源质量下降，因学生骤增而减少必要的实习与试验，加之图书仪器等教育设施相对短缺，高等院校的平均教学质量下降；学科结构不均衡，一些“热门”专业供过于求，有的“冷门”专业供不应求。
再次，教育部门的发展目标盲目追求高层次，偏离了社会需求。本科生比例过大，挤占了专科生的就业市场；而专科生所学则过于理论化，不能胜任高级技工的工作。结果，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下跌到1千元左右，接近普通的蓝领熟练工的工资；而企业急需高级技工，却用高薪也不易觅得。 [2] 一方面许多专科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就业市场上又需要大量的高级技工，这种奇特的人才供需现象让人扼腕。
【注释】
[1] 方传刚，“对中国教育投资的探析”，《高等农业教育》，2001年第6期，第26页。
[2] 据报导，杭州市曾举办数控机床操作技工招聘会10余场，企业愿提供高达6,000元的月薪，却无一人应聘；青岛市一家企业招聘高级塑料模具工，开出16万元年薪的高价还是无人应聘；据预测，广东省到2005年将缺乏高级技工1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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